無垠之海：全球海洋人文史（上）（下）

人類與世界三大洋的互動史

陳國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海洋的影響有多大？墨西哥灣流在綿延數千里之後還影響到英倫三島，使它相對溫暖；發起於菲律賓的黑潮，也讓篤姬故鄉所在地的日本鹿兒島南端擁有讓紅樹林成長的環境。環境規範了人類的生活，而海洋賦予環境高度限定的條件。海洋與人類的生息緊密相關，但要放到心裡才能深刻體會。

海洋，特別是三大洋，是廣大的海域，比陸地總面積還大很多，因此海洋產生阻隔，但是海洋也可以創造聯繫──植物經過漂流，由甲地到乙地的傳播就是其中一例；對歷史影響更大的則是人類使用筏具與船舶，起初從海邊漁撈開始，漸漸向大海的遠處去航行，將海洋邊緣上的不同港口交織呈現，創造出海洋世界的網絡。隨著歷史腳步朝向未來的單向移動，人類對大洋的認識與利用能力也跟著逐步增長。

然而人類和海洋的互相衝擊不會只有這些，實際上包含著千絲萬縷。透過專家的著作，人人都有機會深入了解。《無垠之海》這本書講述世界三大洋的歷史──人類與它們交互作用的歷史。在長時間的進程中，生活於陸地上的人類一步步地摸索海洋、挑戰海洋，越來越能利用海洋，越來越了解海洋，而海洋與人生的牽連也越來越密切。人類的故事不但在陸地上演出，也以海洋作為宏偉的舞臺。

這本厚書分成五大部詳細敘述、詳細討論三大洋的歷史。前三部個別含括的時間長短不一，但都止於一五○○年。有關太平洋周邊的史事，往上追溯得最久，久到十七、八萬年前。其次是印度洋，再來則是「年輕的」大西洋。至於以一五○○年左右作為一個下限的原因，大概是這樣的：十五世紀末以前，人類早已透過海洋相互接觸，只是當時的活動若不是係屬偶發性質，就是出於意外，因此其規模與頻率都還都有限。可是一四九二年哥倫布去到了美洲加勒比海、一四九八年達伽馬自西歐繞過南非好望角到達印度……，這以後人類跨越海洋的遭遇與互動也就越來越頻繁，規模也日益擴大。

隨之而來，人類越來越能掌握利用海洋的知識與技巧，順利航海的本事越來越強，於是本書的第四部就是〈對話中的大洋，一四九二－一九○○〉。這四百來年的時間，西方人往亞洲、非洲與美洲擴張，慢慢也將手掌伸進太平洋的一座座島嶼，這個階段正是「全球化」由緩步前進走到加速進行的過渡階段。到了二十世紀尾聲，「全球化」可謂完成。

本書的第五部，也就是最後一部，標示出「人類主宰下的大洋」，時間則稍稍回推到一八五○年。在一八五○年左近，世界發生了很多事，當中一件就是英國人攻擊中國的「鴉片戰爭」（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二年）；另一件是日本阻擋不了的美國軍艦進入浦賀港的「黑船事件」（一八五三年）。當然，還有許多其他的歷史大事。重點是從這個當兒開始，先是西方人的「船堅炮利」一一打開他國的門戶，強迫通商或者從事殖民事業。百年之後，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之後，殖民地獨立成為風潮、經濟發展成為時尚。新經濟體如臺灣、南韓、香港、新加坡、泰國等等陸續耀眼地登上舞臺，經濟生產的目標並不鎖死在內需，而都放眼到全世界，全球分工於焉發展成形。一八五○年左右也正是輪船開始加速取代帆船的時代，而一九五○年以後日益發達的貨櫃（集裝箱）運輸則將地球不同角落的產品，以快速、低運費的方式送往消費者的手上。船舶強化了人類使用海洋的能力，船舶連結了地球上的不同端點。回頭瞻望逝去的幾千年或者幾萬年，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其實和人類的長期發展歷程息息相關。

要把三大海洋數萬年的歷史在一本書裡面講清楚，並非易事，阿布拉菲雅教授辦到了。阿布拉菲雅教授出身英國劍橋大學岡維爾凱斯學院。這家學院就像是劍橋、牛津的每一座學院一樣，全都名人輩出。待過該學院的校友有十二名獲得諾貝爾獎，其中有三位是經濟學家，以研究中國科技史聞名、著作等身的李約瑟（Joseph Needham，一九○○－一九九五）則是該學院的畢業生、院士與院長。阿布拉菲雅教授在岡維爾凱斯學院裡的研究、教學專業是中世紀地中海的人文歷史。歷史學雖然沒有諾貝爾獎，但阿布拉菲雅教授還是因為他的成就廣受肯定，獲得不少重要的人文、歷史獎項。

他的舊作之一《偉大的海：地中海世界人文史》，已經將他的心得與巧思發揮得淋漓盡致。但是他深刻了解：地中海畢竟是一座相當封閉的海，他想走入大洋去探索更宏觀、更多面向的人類歷史。阿布拉菲雅教授能動手去這樣做，一方面是他本人已經有相當足夠的通識基礎；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擁有廣泛接觸其他領域的魄力。再者，西方的學術傳統與社會制度也為他鋪下該有的基礎。因為社會有足夠的學識累積，所以當一個歷史學家打算提升層次，去處理更大、更廣闊的課題時，他找得到其他領域的優秀作品來參考，從而建立的基本認識也就大體可取，只是以這樣（雖然已經很厚，可是還是有限）的篇幅寫千年萬年歷史的變遷，當然要在大處著眼，不可能鉅細靡遺、面面俱到。細節難免有時見仁見智，也可能稍有出入。不過讀者要留心的是更高層次的論述，千萬不要太介意於小地方或許有並不影響整體觀點的錯誤。

作者膽敢寫這樣的一本書，固然是作者本人已經具有學養、雄心與壯志，他也找得到一流的作品來參考；另外一方面更是因為英語世界的讀者眾多，更懂得享受閱讀這一類的作品。有受眾、有市場，這樣的書才能有效地流通。就臺灣的情況而言，大家還須努力。例如，學術界該如何給予跨出個人專業的有意義開創性發展合理的評價，讓他們可以放手做這樣的嘗試……之類。但就眼前而言，讀者卻因為有了這類國外作家鉅著的譯本，擺脫語文的拘限，立即享受閱讀，即時擴大見聞。

如同作者在〈前言〉中指出的，作者透過本書英文版副標題堅持：本書是一部「人類史」，而不是一部「自然史」，強調的是人類與大洋之間的互動、衝突與和諧。講的種種故事都環繞著大洋，主角卻是你和我──在地球上代代生息的人類同胞。本書的焦點也在那裡。海洋的隔絕與聯繫在歷史長河中的起落自始至終都是作者用心著力的重點。

涉及三大洋，帶進種種的民族。跨越幾十萬年、幾萬年，運用文字來鋪陳幾乎含括整個地球的長久歷史，完全沒法避免遭遇到層出不窮的人名、地名，以及林林總總的專有名詞。眼前的中譯本貼心地做出近六十頁的「譯名對照表」，讓來歷清楚、譯名統一，方便讀者隨時回查，免得一時想不起來前段閱讀的記憶。此外，譯者也做了很好的譯注，使得閱讀的障礙大幅度降低。

這是一本大書，內容極其豐富，應該向讀者推薦。不過，書既然很厚，推薦的文字就不必長篇累牘。願大家好整以暇，放鬆心情，細加體會。

從海洋史、海洋看歷史，到世界大洋史

鄭維中（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一九七○年代起，當二戰後成長的歷史學者逐漸獲得學界教職，他們也面對著重述國家歷史的時代任務。一方面，世界各地風起雲湧的殖民地獨立運動浪潮，要求引進反殖民的歷史觀點；另一方面，西歐各國內部興起的人權思潮，也敦促著歷史研究必須納入更寬廣的人類生活面向。這些新時代的挑戰，在在衝擊著由蘭克（Leopard von Ranke，一七九五－一八八六）以降推行的十九世紀歷史學國族史敘事傳統。由於國族史的敘事方式，存在著將民族國家領土範圍內的「民族性（血統、語言）」永恆化、至上化的傾向，因此引發其容易導向極端種族主義的疑慮。

然而，即使歷史敘述不再以「國族」為敘事單位，改以人類「文明發展史」的角度來陳述全人類的過去，也不免因其採取素樸的單線進步觀點、夾帶白人優越論的內涵，被認為隱含著對過去歐洲人殖民掠奪經歷的合理化而受到批評，同樣地，也必須被更新。以此，各種挑戰傳統國族史、文明史的新歷史典範紛紛出現。而海洋史與其他新興的歷史敘事方式（如婦女史、科學史、社會史、勞動史、環境史等）一起，形成當代歷史學界新的敘事地景，成功地重新詮釋人類的過去。

澳洲海洋史學者布魯茲（Frank Broeze，一九四五－二○○一）對於組織國際海洋史的平臺與促進海洋史領域學科化特別有貢獻。他在一九九五年所編著的 Maritime History at the Crossroads: A Critical Review of Recent Historiography（十字路口上的海洋史：對近來歷史書寫的批判性檢視）一書中，邀集了澳洲、加拿大、丹麥、德國、希臘、土耳其、西班牙、荷蘭、美國等各國學者，綜合、歸納當時在這些國家內，早已被歷史學家納入海洋史的主題，例如海軍史、船運史、港口史與海上貿易史等（或可稱為「海事史」），並指出跨越國界的劃分，去重述並系統化這些主題的必要性。因此我們可以說，大約在此時，具有「學術性」的海洋史主題、範圍、材料等元素，已充分地進入了歷史學者的視野。

在上述書中，布魯茲指出：「〔海洋史〕過於重要而不能任其於孤立中凋萎」，因為「此時此刻許多人的注意力，正因為強大的社會驅動力而朝向海上。」當然，儘管從布魯茲當時的視角來看，一部「以全人類為範疇的海洋史」，是一個已能預見的可行目標，但觀察當時的「海洋史」研究，多半仍受限在各國國別史的框架內。尤有甚者，在某些地方，人們更傾向於利用「國別海洋史」的建立，來達成復興其民族文化的目標。

最早讓海洋史學者突破國別史框架的敘事範例，其實並不來自於海洋史學者，而是「法國年鑑學派」的史學大家布羅岱爾（Fernand Braudel，一九○二－一九八五）。在一九八○年代，他的名著《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已經廣泛地受到歐洲史學界的肯定，成為一種新型態的敘事典範。在此書中，布羅岱爾直接將「地中海」此一地理空間本身，當成史學論述的單位。「將環境、經濟、社會、政治與文化事件之間複雜的互動連結到對長時期的研究」，從而指出「由於氣候、豐富的葡萄酒和橄欖、以及海洋自身，使得整個地中海地區仍是一個統一體，比起歐洲更像一個統一體。」在這個研究典範的啟發之下，隨即有不少歷史學者跟進，舉其犖犖大者，諸如 K. N. Chaudhuri, 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1985)、Neal Ascherson, Black Sea (1995)、Kirby and Hinkkanen, The Baltic and North Seas (2000)、Walter A. McDougall, Let the Sea Make a Noise…(1993)等，都在此之列。

一九九六年，日本國際文化中心學者千田稔推動〈東アジア地中海世界における文化圈の形成過程〉研究，多少也與「地中海」研究典範的推進有關。另一方面，日本歷史學者家島彥一亦力推「印度洋海域世界」的概念，而長期鑽研東亞史的學者濱下武志，則提出從東亞海域重新評價中國朝貢體系主張。島彥一與濱下武志兩人在二○○○年前後，合編了一套《海のアジア》叢書，提倡跳脫陸地中心論觀點，從海域的角度重新審視更大區域範圍的歷史發展結構與動力。是以，雖然日本的學界所推動的「海域」研究典範，與布羅岱爾所推動的「地中海史」典範，並沒有直接的學派傳承關係，但其核心內涵都是「從海洋看歷史」。

前述「海洋史」和「從海洋看歷史」兩種作法，出發點相異，其內涵自然有微妙的不同。例如，近海漁業這樣的漁業史研究，向來屬於傳統國別海洋史的研究範圍，但比較少成為「從海洋看歷史」取徑的研究重點；相反地，有關少數離散人群（diaspora）所經營的長程貿易網絡議題，因為引發了大範圍區域間的物質與理念交換，經常是「從海洋看歷史」研究取徑的焦點，卻難以引發傳統國別海洋史研究者的興趣。

前述布魯茲所高舉的「寫一部關於全人類的海洋史」的理念，近年來也有不少進展。二○一二年，海洋史家潘恩（Lincoln Paine）出版了《海洋與文明》一書，潘恩簡述自己寫作這部書的原因在於：「事實上，我們生活在一個深受航海事業影響的時代，但是我們對其重要性的認識，在兩三代人的時間裡，就出現了差不多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今天，我們在先輩們認為十分危險的地方領略風景。我們能夠品嚐海上貿易所帶來的水果，卻一點也意識不到它的存在……」潘恩認為，無論動機為何，「人類在技術和社會層面上對水上生活的不斷適應，一直是人類發展的一種動力。」他用這句話，將海上事業的發展與人類文明的發展串接起來。

本書作者阿布拉菲雅在其引介的延伸閱讀書單裡，也提及《海洋與文明》這本著作，並讚賞潘恩對航海技術發展的描述適當，顯見阿布拉菲雅亦同意「全球海洋融為一體」是人類歷史上長期被低估的重大事件。阿布拉菲雅所欲敘述的「無垠之海」，便是這樣一個將全球融為一體的海洋。但或許是因為《無垠之海》一書乃是其《偉大的海》之續作，於此，他並未再特別交代全書所欲表達的理念核心，亦未再概述其寫作要旨。職是之故，這裡要為讀者補充的，是作者於前書《偉大的海》導論裡所提出的史學主張：

布羅岱爾的切入點是以這樣的假設為核心的：「變化一概走得很慢」，「人類受困於命運的牢籠，自身根本無能為力」但我在這一本書卻要就這兩點提出相反的看法。布羅岱爾提出來的，或可以叫做地中海的「水平式歷史」，目的在檢視特定的時代，循此找出地中海歷史的特點。我這一本書卻是要寫地中海的「垂直式歷史」，強調時移勢轉的變化。

作者在 Mediterranean History as Global History（作為全球史的地中海史）一文中，將此一主張表述得更為清楚：

與一致性相比，我們更應重視多元性。跨越海洋的種種外在影響力，一直作用在人類種族、語言、宗教和政治的多元性上，造成一種不斷浮動的狀態。與此同時，種種由內陸向海洋的移動（例如「野蠻人入侵」之類）將距此或近或遠的各區域的種種文化、語言、政治傳統，引入歐洲、西亞地區、北非的內陸。從第一批於舊石器時代立足於西西里島的墾殖者，到沿著西班牙海岸帶林立的現代街屋發展顯示，地中海的各處沿岸與島嶼，提供了這樣的交會點（meeting point），使背景最為多樣的人群，得以運用其資源，並且，讓某些人，習得藉助搬有運無的技能來謀生。

他指出，因為交會點的存在所造成的連結（links），或者總稱為「連結性」（connectivities），不但會將商品、個人、理念，從某岸移向某岸，有時還會混合產生新的創造物。在這個過程中，又同時轉化其本身，這所有一切，又一同不斷改變著地中海整體。作者這樣描述他眼中的地中海整體：

地中海史的一致性，因此，相當自我矛盾地有賴於其不斷變化的易變性（changeability）。此特性展現於流散社群的商人與流放者，那些急於跨越水面的人。他們不願滯留海上，特別是入冬後的旅程將更趨危險。海的彼岸，既足夠近而易於接觸，又足夠遠而讓各個社會在其內陸及周邊的影響下，分頭發展。那些選擇跨越海域的人，遠非他們母岸社會中的典型（無論「典型」做何解）成員。他們就算出發時不是（或可稱為非核心的）局外人，在跨海另一岸的社會中，大概也會變成局外人。無論他們是交易者、奴隸還是朝聖者，只要他們在場，就可能造成這些異社會的變動，將這一片大陸文化裡的某樣東西，引至另一片大陸，至少是帶到其邊緣的地帶。

因此，在交會點間不斷移動並保持整體「連結性」的人及其活動，成為本書作者阿布拉菲雅描述地中海歷史的「整體性」所在。從此一思維延伸，本書所描述地球表面大洋歷史的「整體性」，當然也著眼於這樣的「連結性」。是以，本書與潘恩的《海洋與文明》所表述的內涵相同，都不再局限於從某個海域出發，反思陸地某民族或國家歷史之遞嬗。這兩本書均直接點出，全人類當前最重要的事務，皆仰賴人類在海上的種種作為。由此觀之，他們的敘事主軸，已不再是「從海洋看歷史」，而是「作為人類史的海洋史」了。

在這樣宏大的歷史敘事架構下，臺灣的故事自不可能占有太多的篇幅。但在人類史的關懷角度下，讀者當然還是能從本書獲得一些重要的啟發。由於作者對於海上「交會點」議題的重視，他特別考察了「人類於無人島嶼定居」的過程。他將這個過程分成南島語族在太平洋諸島所經歷，幾乎長達三千年的緩慢擴散，以及十五世紀後由於歐洲人航海擴張所引致的，墾殖特定島嶼的迅猛發展。臺灣作為一個太平洋島嶼，正好參與了這兩個過程。

在這個全球聯繫的大敘事架構下的太平洋諸島裡，南島語族的原住民可說是「先發但遲至」。相較於此，大西洋的歐洲人與印度洋的亞洲人，則是「後發卻速至」。從本書的內容看來，臺灣的歷史發展樣態，大概會介於日本、夏威夷與菲律賓之間。前者於一八五八年與美國簽訂通商條約，後兩者則在一八九八年一同落入美國手中，此三者均為太平洋內重要的貿易節點。

一八四八年，當美國由墨西哥手中取得加州後，作為一個在大西洋、太平洋兩岸發展的國家，美國人越來越意識到連通兩洋的必要。一九○二年起，美國政府開始挹注資金於開鑿巴拿馬運河，而在一九一四年巴拿馬運河開通之後，首先通過的船隻，即是載運夏威夷鳳梨罐頭的貨運船。本書作者阿布拉菲雅認定，巴拿馬運河之開鑿，是將世界三大洋聯繫為一體的標誌性事件。若讀者回溯當代臺灣鳳梨罐頭產業的身世，將發現其緣起，亦與當時在夏威夷墾殖的日裔美籍農民有關。可以想見，當代臺灣產業發展的脈絡，是如何依託於全球大洋網絡的擴張。

本書亦提到，二十世紀中葉，所謂標準化貨櫃（TEU）的發展，與美國參與越戰，推動後勤補給作業密切相關。而香港、韓國、日本及臺灣，正是因為此一契機，被納入美國所主導的物流體系，參與了「零售革命」（The Retail Revolution）這樣的物流與商品規格標準化運動。這樣的發展，最終讓臺灣嵌入了當代至關重要的電子產品供應鏈當中。由此可知，這些落在本書作者核心關懷之外，僅點到為止論及的發展，正好都是造成臺灣地位在人類史中逐步加重的關鍵性事件。讀者掌握本書要旨後，必能體會在當今「人類大洋史」論述中臺灣的地位，與大陸史、帝國史眼中所見的臺灣，會有什麼樣異同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