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完整的黃仁宇,最經典的史學系列】
——借人看時代,透事見制度——
從赫遜河畔回望中國歷史
串聯關鍵人物與時代變局
以大歷史視角揭示五千年文明深層脈絡
本書收錄黃仁宇於 1987 至 1989 年間發表的三十三篇歷史論述,內容涵蓋自先秦至元末的歷史關鍵時刻與重要人物。作者以「大歷史觀」為視角,用歸納法將史料高度壓縮,透過分析歷史人物在關鍵時刻的決策,勾勒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探討政治、經濟與社會變遷如何塑造中國的歷史命運。
與傳統的歷史研究不同,本書擺脫了繁瑣考證,以生動流暢的敘述方式,娓娓道來那些看似偶然卻深具影響的歷史瞬間。貫穿全書的,是黃仁宇所倡導的「大歷史觀」——以「長時間、遠距離、寬視野」的方式審視歷史,不拘泥於片段的人物成敗,而是試圖勾勒出歷史發展的整體輪廓,使歷史不僅是過去的故事,更能與當下產生對話。這種史觀,來自他對中國歷史長期的觀察與反思,也承載著他對歷史研究方法的探索與實踐。
作為《中國大歷史》的延伸與補充,本書提供了一種不同於學術論文的敘事方式,適合對中國歷史感興趣的讀者,以及希望從更廣闊視角理解歷史發展的研究者。無論是尋找歷史線索,還是思考中國未來,這部作品都將帶來發人深省的啟發。
▍【聯經出版.黃仁宇文集】出版計畫
集結黃仁宇思想全貌,重現大歷史視野
黃仁宇(1918–2000)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華人歷史學家之一。他以「大歷史觀」著稱,擅長從宏觀視野審視中國與世界的歷史結構,並以嚴謹的學術研究、深刻的文化觀察和動人的文學筆法,為世人留下豐厚的思想遺產
聯經出版特別規劃完整的【黃仁宇文集】,將其分散於各出版社的著作重新彙整,陸續改版推出,分為五大系列:
l 大歷史觀與歷史方法論:重新定義歷史格局與中國定位。
l 明代研究專著:嚴謹考證,深掘制度與社會運作。
l 歷史類散文:知性與感性的交織,展現文化洞察。
l 戰爭與近現代中國:親歷時代動盪,書寫生命史詩。
l 小說與文學創作:以文學筆法重現歷史氛圍與情感。
這是一部完整的思想工程,引領讀者全面認識黃仁宇的思想脈絡,也讓經典再度回到當代視野,持續發揮影響力。透過【黃仁宇文集】,我們將再次看見——歷史不是片段,而是千萬重的關聯。
▍【聯經出版.黃仁宇文集】
《萬曆十五年:一個無關緊要的年分》
《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
《明代的漕運,1368-1644》
《中國大歷史》
《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
《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
《放寬歷史的視界》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地北天南敘古今》
《關係千萬重》
《大歷史不會萎縮》
《黃仁宇的大歷史觀》
《緬北之戰》
《長沙白茉莉》
《汴京殘夢》
《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
作者:黃仁宇
1918年出生於湖南長沙,2000年1月8日逝世於美國紐約。天津南開大學肄業,成都中央陸軍官校畢業,美國陸軍參謀大學畢業,美國密西根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陸軍少尉排長、中尉參謀、駐印新一軍司令部上尉參謀、少校參謀、駐日代表團少校團員,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New Paltz)分校教授。
黃仁宇主要研究領域為明史,並提倡「大歷史觀」而為人所知。「大歷史觀」不對單一歷史人物或事件作評價,而是透過分析當時代政治、社會整體面貌,進而掌握歷史的特點。主要著作有《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等。
開場白
我住在紐普茲(New Paltz)的一個村莊裡。這地方靠赫遜河(Hudson River)西岸不遠,是紐約市及紐約州州會奧本尼(Albany)公路上的中心點。這村莊在一座小山之上,四境土地呈波狀起伏。地質的主要構成因素是頁岩。頁岩也稱泥板岩,原來是由泥土經過高度壓力而成,狀似灰黑色石塊,只是質地脆弱,一碰就碎。它特別惱人的地方是到處都有,即使是挖一個陰溝,或是整理一處地基,也都會碰到它。一九七三年中東戰事爆發,原油價格陡漲。美國又在前一年將小麥及玉蜀黍大量廉價賣給蘇聯,所以這時候自己供應不及,物價直線上升,甚至影響到麵包、肉類、蔬菜的價格。我們靠薪水收入的家庭無一不受其苦,於是很多主婦都自行種菜。一時間每個家庭後面原先用來栽花種草的空地,都成了菜圃。我們家也跟著照辦。一年之內,我們吃了不少自己種的小白菜、絲瓜和西紅柿。可是開掘泥土,要彎身用手挑,我和我太太的皮膚都被這頁岩割破,連種菜用的小刀、鐵鏟,也折損過半,花費時間不說,加上噴水除莠,及支付水費,還有種子、肥料、防蟲劑的本錢,則所省也無幾了。所以一到第二年市場供應情形好轉,我們這自動下放做農民的興致又直線下降,過了不久,村裡人人掘土家家種菜的風氣也稍歇,一方面顯示了一般美國人趨向時尚,見異思遷的習慣;另方面也確是經濟力量的驅使。合於利則行,不合於利則止,無從勉強。
但是紐普茲雖不是種蔬菜的地方,卻是種蘋果的好地方。可能因為此地的陽光水分溫度,都和蘋果相宜吧!而蘋果樹根也有能力透過頁岩層吸收地下的水分及滋養。所以這村莊十哩內外到處都是蘋果樹,成為本地最重要的資源。蘋果樹不能持久,幾年之後,就得砍去,另種新苗,不管是砍伐樹幹或是噴射防蟲劑,都是打電話找專人來解決。所以種植蘋果雖屬農業,卻無異於商業經營。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到收穫季節,即有承包商以巴士將摘蘋果的勞工大批載來,男女老少都有,他們都是中南美洲人,操西班牙語,也只有工頭才能帶領他們。食宿問題都自行解決,不驚動本地居民,並且來時即工作,蘋果摘完裝箱後,全部員工即時離境,爽快利落。紐約的蘋果行銷各州,也等於加州的橘柑、佛州的橙柚一樣。因為交通便利,各超級市場又大批整買,統一傾銷,所以各處價錢相差無幾,我們就算近水樓台,也不一定能夠廉買。
一個敏感的讀者看到這裡,就知道以上所說不僅是紐普茲和蘋果樹的情節,而是勾畫著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樣態和做事的程序。
我在這村莊內外散步的時候常常想起,要是在中國南方,紐普茲的土地必定也要大部開拓為水田。一方面要堵截山上的水源,一方面要汲引山谷下的水來灌溉低窪地帶的田地。這頁岩也只好一塊一片的用手清除。這樣,人民的生活怎能不艱難?用我們自己種菜的經驗,也可以想像到中國農村經濟情形的一般了。那麼中國為什麼不及早實行資本主義?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要用很多層次,才能解釋得明白。
第一點,一個國家的歷史,與它天候地理有很密切的關係,加上很多事情時間上的會合(timing),中國因為天候地理的需要,初期統一,實行中央集權,政府扶植無數小自耕農作為當兵納稅的基礎,所以人口密度大,農業的特徵是高度的精密耕作,主張各地自給自足,視糧食生產為主業,其他都為末業。從戰國到漢初,這些條件還可以當作一時之策,但是經過兩千年接續不斷的維持,上述諸條件,都已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不僅法律和家族制度支持這些經濟條件,就連科舉制度和社會習尚也都支持它。即使在明末清初,可能在中國發現一處像紐普茲的土地,也不一定能讓它十哩內外一體植蘋果。即使種了也無人整批購買,無法集體採摘推銷。我們還從各地方志上發現歷史上有些「好官」,看到民間種植栗子、菸葉、棉花等商品農作物,竟命令立時拔去,改種稻粟,可見得這種歷史上的大問題,牽涉到技術及思想者各居其半。這裡面有很多根深柢固的因素。
美國開國之前,為英國的殖民地,紐約州在英國勢力尚未鞏固之前,尤其赫遜河畔一帶,尚是荷蘭人開拓的地方。這地方地廣人稀,它的歷史有兩個特點值得注意:一、是土地所有權集中,後來經過無數分割買賣,才有今日的形勢,但是農場和園圃,仍是以兩三百英畝為單位,不像中國一畝兩畝支離破碎(中國一畝約等於六分之一英畝)。二、紐約及新澤西州有些地方是清教徒移植之地。紐普茲村莊則是十七世紀法國新教徒「休京拉」派(huguentos)所草創,在政治經濟的意義上講,當日新教徒即已象徵著一種反抗中央集權的趨向和運動,「休京拉」派尤其盡瘁於各種新興企業。所以這些立場,都和中國傳統相反。美國大規模的內部改進(internal improvements)即是聯邦以公款修築公路發展交通通信事業,尚在十九世紀初期,和現代科學技術的展開並行,紐普茲的果園也在這時候創設,所以能利用這優勢的環境。
但是以上是一個特殊例子。要整個檢討資本主義何以未能實行於中國,我們還要從這些背景因素之外,看清資本主義本身的特質。
嚴格言之,「資本主義」(capitalism)這一名詞,至今沒有公認的定義。亞當.斯密僅僅提出在增進人民的財富時,「商業的系統」優勝於農業的系統。馬克思雖在著書時稱「資本家」及「資本家時代」,也沒有引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詞。我倒覺得英國歷史家克拉克(Sir George N. Clark)所說,最近性理。他說:「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詞,去概括現代經濟制度,是十九世紀中葉社會主義者所創行的辦法。其所解說的一種社會型態,內中最有權威的乃是擁有資本的人。」
什麼是現代經濟制度?以紐普茲的情形為例,我們也可以看出其中有三個基本條件:一是資金廣泛的活用,如果我們彼此有剩餘資金,必存集於銀行。銀行即將之挪借投資,此來彼往,資金永無休歇之日,有時出進之間,尚產生虛數,形成信用膨脹。二是產業所有人雇用經理,他營業的範圍,超過本人及其家屬足以監視的程度。三是屬於服務性質的事業,有如交通、通信、保險等共通使用,用之商業活動之所及,又超過各企業自辦自用的限度。這三個條件之所以能充分發揮,乃是商業信用(trust)業經展開。而信用則必須有法律在後面支持。倘不如此,誰敢把成千成萬箱的蘋果,憑一個電話的指示,運給幾百哩外的收貨人?又有誰敢開銀行,將存戶的款項貸與果場主人,讓他去安心經營,等他收穫之後才算帳還債,況且這果場主人的地產有一半還典押在債權人身上?
因為這現代資本主義制度是由以上三個條件所造成,它必然成為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西歐資本主義推行的時候,就需要由國家以商業性的法律,逐漸推行到全民。不僅遺產法、破產法需要符合商業社會習慣,甚且對監守自盜者的處置,虛枉欺騙者的懲罰,與強迫履行合同,都要能切實做到。因為這些法律同時也施行於商人集團之外,所以農業組織也要向商業作風看齊,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即在西歐,因為這一套新制度與中世紀宗教思想和社會習慣大相逕庭,所以也曾發生過無數的衝突。我們也可以說,很多趨向現代化的戰爭和革命,都與此問題有關。如果我們不用意識型態的字眼,單從技術角度檢討這段歷史,也就可以說資本主義如能推行,社會裡的各種經濟因素(包括動產、不動產、勞力和服務)都要能彼此互相交換,私人財產也要有絕對的保障,然後這社會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再簡潔言之,即全民生活都聽金錢制裁。國家訂立財政稅收金融政策,即已包括道德觀念和社會習慣在內,在執行時,除非立法錯誤,不能臨時在半途又撞出一個道德問題。這樣才能符合韋伯(Max Weber)所說:「現代合理化的資本主義,不僅要有技術上生產的能力,還要有能讓人預為籌算的法制,以及經理上正式的規則。」
西歐資本主義的最先進是威尼斯。因為它是一個自由城市,處於一個海沼(lagoon)之中,受大陸的影響輕微,中世紀後,當地貴族都變成了重要紳商,或者受政府津貼。全民十萬口左右,壯齡男子都有服海軍兵役的義務,陸軍倒以雇傭兵(condottieri)為之。重要商業又係國營,城中鹹水又不便製造,於是盡力經商。雖匠役寡婦,也可以將蓄積加入股份(colleganza),水手也能帶貨。這樣一來,一個國家就是一座城市,這一座城市又等於一個大公司。民法與商法,也區別至微。《莎氏樂府》裡面的〈威尼斯商人〉稱兩造合同預訂借債不還則割肉一磅做抵償,到時法庭就準備照約施行,雖說是誇大譏諷,暗中卻已表示威城以商業性的法律做主宰,信用必須竭力保障的背景,這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真髓。
何以改革者又是書獃子
王莽何以會失敗,曾引起中外學者的爭論。五十年前,還有人張揚他為「初期社會主義者」。其實這個比擬不合實際,而且王莽的敗亡,有他親身實歷的前後史蹟足以解釋,用不著我們提供沒有發生的情事做假說。
王莽新政涉及雖多,其要點不難縷列。其一是稱天下之田為王田,亦即土地國有,各家室占領的面積及使用奴隸人數都有限制,也不得自行買賣。其二則為作「五均」、「六筦」,也就是政府經商,也用金銀、布匹、大錢、五銖錢下至龜貝造成一個彼此能互相更換的貨幣制度。一為農業政策,一為商業政策,也符合傳統所謂「食貨」的範疇。其理想則是農民都有田種,貨物既流通,價格也公平,高利貸則絕跡。
這種理想,牽涉國家社會的根本,目標遠大。可是根據這改革者自己所發詔書的揭示,漢初以來假設全民平等的賦稅制度,因為「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已經名不副實。新莽由於財政困難,公卿以下月祿才得帛一匹,「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這時候還以為所要的改革可以一紙文書頒布,則天下恪然景從,也未免太樂觀了。
西漢與東漢之交,兩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政府管制力量降低,民間士族大姓興起。二是官僚機構膨脹,據估計中央地方官吏逾十三萬人。光武帝劉秀崛起於民間,他利用前者的力量,而不為後者所羈絆;王莽則反是。他不能與巨家大姓抗衡,偏要下詔書和他們作對。他雖改稱長安為新安,仍是與積習難返的官僚機構結不解緣。均田則應在農村著手,政府經商也要組織普通商人做第二線及第三線的支持。他對這些事全未著意。
今日我們讀《漢書》裡面的〈王莽傳〉,不能忽視此人書獃子的「氣派」。比如他用「五威將」巡行各處,乘「乾文車」駕「坤六馬」,各人「背負鶯鳥之毛」。他又分大郡為五,郡縣以亭為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匈奴單于則被他改為「降伏單于」,所轄國土人民也被分為十五部。高句驪則降為「下句驪」。
王莽可能精神失常,他做皇帝時總是接受外間至大的壓力,也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然則,他也有很多我們在今日視作離奇的辦法,例如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數學公式都須用在真人實事上,以一種象徵性的指示當作實際的設施,注重視覺聽覺上的對稱均衡,不注重組織的具體聯繫,這些都與傳統中國思想史有關。這也是初期政治早熟技術供應不及時的產物。因為統治這龐大帝國,包羅萬象,即使博士顧問,也必須保證對萬緒千頭的事物,都有知能上的掌握,才能表彰皇權之萬能。於是只有將原始片面的見解牽扯著、籠罩著,去推演出來一個內中凡事都能互相關聯而有規律性的宇宙。
在漢朝提倡「天人合一」的著名人物,首推董仲舒。他對武帝策問時就已提出「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的解說。他的《春秋繁露》,更是陰陽五行的淵藪。凡是春夏秋冬、東西南北中也都與木火土金水有關,也與五官五味天地父子「各如其序」。董仲舒自己言災異,幾乎闖下大禍,幸經武帝赦免。可是陰陽五行的假科學(pseudo-science)經此一代大儒的提倡,成為眾所周知的真理。因為「火居南方而主夏氣」,又與軍事相配,所以《漢書.五行志》指出,漢武帝幾次伐匈奴都在春夏之間有大旱之年施行,只是書裡沒有講明究係因天旱而動干戈,或是因為起兵戎而有旱災,或者兩者都因「夏氣」旺盛之故。同書〈天文志〉也指明「經常星宿」(常見的星和星的集團)「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從西漢到東漢,這種信仰只有變本加厲。《後漢書》的〈儀禮志〉更記載冬至日來臨之前夜,京城百官都於夜漏未盡五刻時(約等於現在晨六時)穿黑衣服,迎氣於「黑郊」,行禮畢,改穿紅色袍服。乃是因為冬至那天晝最短、夜最長,以後白晝漸長,黑夜趨短,也就是陰去陽來,朝廷也要集體的相時而動,才能「承天理物」。也還要在那一天權量水之輕重,確定晷影之長短,並且調整樂器。這也就是乘著「節氣」之氣,對凡與數目字有關的工具給予一番飭備。
凡是一種動作,都有陰陽的關係在內,凡是數種事物,既有自然賦予的一定序列,則可以用數目字解釋,並不與現代科學衝突。就是擁護王莽的劉歆,解釋下雨為陰氣不能上達,陽氣又無可下透,也可以說是用一種美感的方式(aesthetically)闡述一種物理現象。所以李約瑟(Joseph Needham)說中國哲學家猜測自然的奧妙與希臘古代思想家不相上下。我們則覺得希臘思想家還只認為自然法規(natural law)須待不斷的發現,才能不斷的展開。漢代思想家如董仲舒等則以為人類應有的知識都已在掌握中,並且自然的現象,正常與非正常,都與人事有關,凡人一眼即可看穿。這當中已有一段很大的區別。而中國思想家最大的負擔,則是他們所揭櫫的知識很難與朝廷分離。
光武帝劉秀也重圖讖。他和鄭興討論郊祀,有下面這段記載:
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
這也證明專制君主需要一種意識型態做他行動的張本,臣下很難抗拒,因為不支持它,就是反對他。鄭興只好服輸,自己承認學術淺陋,不如聖見高明,才得脫身。
在同樣的情形下,我們也可猜想以當日文字傳遞的艱難(紙張僅於公元一○五年前後出現),加以政府收攬讀書人之廣泛,凡與當局意識型態格不相與的知識就很難普及。東漢之張衡做渾天儀,又於公元一三二年做地動儀,能不待各處報告,預知何方地震。他的渾天說,稱天如雞卵,地如卵黃,日行一度,共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他又算出圓徑之π為三.一六二二。可是他為宦官所讒,自己也不如意,還不敢向皇帝直說,「及後之著作,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這和董仲舒所著「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有霄壤之別。比張衡還要早約五十年的王充,對當日迷信做有系統的批判,所著《論衡》二十餘萬言,但是他人為「異人」,書為「異書」。《後漢書》裡寫他的傳記,只寥寥數十行,除了說他所著書,「始若詭異,終有實理」之外,無一字一句之抄錄。可見得以知識本身為目的的知識,總有與時尚不合的趨勢。
從這些觀點出發,我們回頭看王莽:《隋書.經籍志》說:「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從此也看出新莽與光武帝劉秀同以原始型的信仰帶有神祕性的色彩,去支持他們的帝業,並無基本上的差別。可是除此之外,劉秀注重實際的組織,有步驟的達到他的目的。王莽則眼高手低,只能宣揚天下大局應當如是,做事經常文不對題,可能被他自己的宣傳所蒙蔽。作他的傳記者只要把他的詔書前後摘錄,也可以給人看出這位改革專家實際上仍是個大書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