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豐裕時代：起源、崛起與餘波

前言

 

作為一個有幸生活在這個時代，並親眼見證中國歷史性變革的人，有個想法時時縈繞在我腦，那便是撰寫一本書，將這段非凡的人類歷史篇章記錄下來。而讓這項願望化為現實的契機，則是兩個啟發與一個歷史性的時刻。

 

第一個啟發，得自於羅伯特．詹姆斯．戈登（Robert J. Gordon）的經濟史著作，閱讀這本關於美國經濟成長興衰的經典之作時，我靈機一動，想到可以用消費數據來記錄經濟變化。二十年前，我為了寫一本關於中國城市收入不平等情況加劇的書而進行研究時，主要的資料來源就是家庭收入與支出的調查資料。因此，我對消費數據的利用可謂相當嫻熟。

 

第二個啟發，則是來自造訪義大利時。我在2017年前往帕多瓦大學，2019年則拜訪了佛羅倫斯大學，這兩次學術訪問將我帶回了歷史脈絡之中，而不再僅聚焦於美國與中國這兩個當代經濟巨頭。義大利不僅雄霸羅馬帝國中心地位超過一千年，同時也是自十四世紀起，兩百年間文藝復興運動的發源地。那段人文復興時代的所留下的美麗，至今仍歷歷在目。義大利曾經的輝煌讓我意識到，中國當前的物質繁榮，或許不過是人類史上稍縱即逝的剎那，但就算如此，這也是一個在世紀之交改變了極大多數人類生活的非凡瞬間。我在此衷心感謝馬西莫．利維．巴奇（Massimo Livi Bacci）、墨莉（M. Giovanna Merli）、喬凡尼．扎納爾達（Giovanni Zanalda）、瑪麗亞．蕾蒂齊亞．坦圖里（Maria Letizia Tanturri）和古斯塔沃．德．桑提斯（Gustavo De Santis），他們不僅促成了這兩次參訪，更讓過程充滿樂趣。

 

2019年12月，我從佛羅倫斯返回加州，僅僅一個月後，新冠疫情爆發，並很快席捲全世界，當時沒人能料想到，這將會是一場影響長達三年之久的全球大流行。旅遊的中斷和居家隔離，讓不安與不確定的氛圍持續籠罩，不過，這樣的情況也帶來難得的機緣，使我得以靜心埋首於研究與寫作，享受不被打擾的專注時光。被迫與太平洋彼岸的親人相隔兩地，更進一步加深了我的寫作欲望，聊以排憂解悶。

 

本書的致謝名單既長且深入，按時序而言，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在密西根大學攻讀研究所的時期。我的第一位學術導師雷偉力（Bill Lavely）以嚴謹的學術態度、優雅的風範和慷慨的精神成為我的楷模，而我在他的引介之下，結識了李中清教授。作為同事、益友與良師，李教授領我入門，接觸經濟史和其他相關領域，我與他的學術合作成果豐碩，彼此之間深層的知識對話也從未間斷。攻讀研究所期間，我閱讀了懷默霆（Marty K. Whyte）的著作，並以此為契機，展開對中國的研究。數十年來，懷默霆先生作為一代學者的典範，一直都是最能給予我支持的導師，我不僅參考他的學術研究成果，也親身參與他的研究項目。1987年至88年間，我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進行了為期一年的博士後研究，這段改變人生的經歷，為我開啟了人口與經濟史研究的大門。我雖已選擇在密西根大學攻讀研究所，卻仍得以在柏克萊度過寶貴的一年，皆有賴吉恩．哈默爾（Gene Hammel）的慷慨安排。羅恩．李（Ron Lee）當時正在柏克萊任教，其後他與人合作，共同創立了一個全球研究聯盟（國民轉移帳戶計畫，National Transfer Accounts），而我在數十年後，也成為了其中的一員，這不得不說是因緣際會。此外，我也很榮幸能在夏威夷檀香山的東西方中心工作期間，結識該聯盟的另一位創辦人安迪．梅森（Andy Mason），並與其共事。數十年來，安迪無論在學術還是個人方面，都給了我相當深遠的啟發，他的影響在本書的諸多部分均有所體現。

 

十五年來，我亦有幸與中國的學術機構建立聯繫，特別是北京清華大學和上海復旦大學。與這些機構合作，讓我得以近距離觀察快速變遷的中國社會，在和當地同事和學生的交流中，我也受益匪淺。2010年至13年間，我曾擔任北京布魯金斯—清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Brookings-Tsinghua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主任，在此感謝我所隸屬的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特別批准我留職停薪三年，使我得以把握這難得的機會。當時，是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John Thornton China Center）主任李侃如（Ken Lieberthal）邀請我擔任該職務，他以開放的胸懷，全力支持我進入這個與學術界截然不同的世界。他深厚的中國知識底蘊和無可比擬的全球視野對我影響至深，能與他共事，是我莫大的榮幸。此外，與上海復旦大學長達十多年的合作，也讓我得以完成對中國人口變遷的研究，協助終結一胎化政策，進而推動我轉向跨世代經濟領域的研究。我在此感謝復旦的一眾同事，尤其是彭希哲、程遠、梁鴻和劉欣幾位教授。在復旦期間，我與沈可教授就諸多議題展開學術合作，特別是在人口老齡化的經濟與社會影響方面。本書第六章的核心內容，正是沈教授所領導的合作研究，作為該章的共同作者，她實至名歸。不只如此，沈可教授更細心閱讀了整部書稿並提出寶貴建議，協助使內容更趨完善。復旦大學的幾位研究生，尤其是徐婉婷和張聞雷，在數據整理方面提供了關鍵的協助，我對此深表感激。

 

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以及過去二十年來，蔡泳教授一直是我重要的學術啟發者與合作夥伴。他才華橫溢，擁有廣博的知識與精湛的研究技能，我與他曾多次合作。與沈可一樣，他理應位列本書第六章的另一位合著者。然而，他的貢獻遠不止於該章節。在我剛開始撰寫本書時，他便閱讀草稿，提供關鍵見解，並作出重要修正。此外，他多次提供寶貴的資料，並製作了許多出色的圖表，為本書的編撰帶來即時支持。我何其有幸，能擁有這樣一位摯友與學術夥伴。

 

還有兩位朋友值得在此特別致謝。為了打破自囚般的居家隔離狀態，蘇陽與馬俊陵安排了每週六早晨的健行活動，這項習慣持續了一年半之久。根據我的記錄，從2020年5月到2022年1月，我們一行人的晨間健行次數超過五十次，足跡遍及加州橙郡與洛杉磯郡的步道，累積總行程達三百三十餘英里。若不是因為新冠疫情，以及俊陵與蘇陽的邀約，我或許永遠不會發現這些美麗的步道。健行活動不僅讓我每週得以短暫從居家隔離的枯燥生活中解放，對我而言，更是寶貴的思想交流機會，使我能夠進一步完善本書的構思。蘇陽與俊陵鼓勵我跳脫單純的歷史記錄以及中國本位的狹窄視野，而俊陵更細讀了整本書稿，並提供了詳盡的建議。

 

特此感謝本書的編輯克勞蒂雅．尚博（Claudia Shambaugh），整部書稿經她精心閱讀編修，文辭更加流暢、精準且易讀。克勞蒂雅不僅針對可能引發混淆的論點或重複之處提出疑問，更為本書的架構與寫作方式提供了許多寶貴建議。疫情期間，我們每週相約在她家，一邊品茶吃水果，一邊討論書稿。與她的交流不僅讓本書的學術論述更為嚴謹，也在那段艱困的時期帶來了精神上的鼓舞。

 

我也要感謝劍橋大學出版社的資深組稿編輯露西．瑞墨（Lucy Rhymer）及其同事。她懷抱遠見與信心，接下了這本書的出版專案，並以極高的專業素養與耐心指導我完成審稿過程。此外，兩位匿名審稿人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與建議，不僅突顯了本書的獨特貢獻，也拓展了其比較視野。對於他們的善意與幫助，我深懷感激。特別是其中一位審稿人，除了提出實質性的建議外，還逐段詳讀，提供了極為詳盡的編輯意見，回顧我的學術生涯，從未遇過如此專業且慷慨地支持作者的審稿人。

 

除了上述幾位，還有許多人的研究促成了這本書的誕生，並使其內容更加豐富。我將對他們的感謝收錄於本書末尾的參考文獻中。

 

作為一本記錄中國大陸過去數十年翻天覆地變遷的著作，作者最大的心願之一，莫過於那些親身經歷並參與這段歷史的人，以及他們的子孫後代，能夠以自己的母語閱讀這本書。歷史既屬於研究與書寫，也屬於記憶與傳承。若能以母語講述這段共同經歷的時代故事，對作者而言，別具意義。

 

2024年初夏的一個晚上，我在加州爾灣家中與久仰的熊秉真、蒲慕州夫婦相聚。席間談及此書時，慕州先生主動提起，可以與他十分欣賞的聯經出版聯繫，探討出版中文版的可能。不久之後，聯經出版的沙淑芬女士即來信回覆，在請示涂總編輯後，隨即著手安排本書的翻譯與出版事宜。此後近兩年的時間裡，沙女士始終為本書中文版的翻譯與出版多方奔走、細心協調，使原本只是一時談及的想法，逐漸成為現實。

 

翻譯既是嚴謹的學術工作，也是一門需要細緻體會與文字功力的藝術。雖未曾謀面，但本書譯者郭乙萱女士的譯筆，使我深深感受到一位優秀譯者的重要。郭女士對歷史與經濟學相關領域的熟稔理解，以及她洗練而優美的文字表達，都令我由衷敬佩。身為母語為中文的作者，我甚至不免感嘆，自己恐怕難以用中文寫出這樣一本書。

 

在此謹向郭乙萱女士，以及所有為促成本書中文版問世而付出心力的朋友與同事，致以誠摯的感謝。

 

在撰寫此書乃至整個學術生涯中，我最幸運的，莫過於擁有妻子海鷗與兒子麥克斯的愛與支持。疫情讓我們空前深刻地體會到家庭的可貴，全球封城之際，家始終對我敞開大門，溫暖而堅定地守護著我。

 

謹將本書獻給兩位麥克斯：麥克斯．盧米斯（Max Lummis）與麥克斯威爾．王（Maxwell Wang）。1983年初抵密西根州安娜堡時，麥克斯．盧米斯很快便與我結下深厚情誼，此後，我們一同在學術與人生的道路上並肩而行，而中國也正於同一時期邁向前所未有的物質繁榮。至於麥克斯．王，也就是我的兒子，他曾於1990與2000年代潮濕炎熱的夏日，多次伴我前往中國進行田野調查。無論當時他是否有所意識，他都親眼見證了中國社會翻天地覆的改變。這本書，既獻給他的世代，也獻給未來的世代，願他們能理解並珍視這段人類歷史中非凡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