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火樓台（新校版）（上）

引語

前記同光年間有「財神」之號的胡光墉，與王有齡、左宗棠遇合之奇，為拙作《胡雪巖》、《紅頂商人》的主要題材。《燈火樓台》接續《紅頂商人》，寫胡雪巖的結局。
胡雪巖事業的顛峰，亦正是左宗棠「西征」收功，新疆底定，晉封二等侯，一生勛業的顛峰，時在光緒四年春天。
飲水思源，沒有胡雪巖籌餉及後勤支援之功，左宗棠的「西征」不可能獲致輝煌的成就。因此，這年四月十四日，左宗棠會陝西巡撫譚鍾麟，聯銜出奏，請「破格獎敘道員胡光墉」，歷舉他的功勞，計九款之多。前面五款是歷年各省水陸災荒，胡雪巖奉母命捐銀賑濟的實績，因而為胡老太太博得一個正一品的封典；使得胡雪巖在杭州城內元寶街的住宅，得以大起門樓；浙江巡撫到胡家，亦須在大門外下轎，因為巡撫的品秩只是正二品。
後四款是胡雪巖真正的功績。一是胡雪巖在杭州設了一座字號「胡慶餘堂」，規模宏大，聲名媲美北京同仁堂的藥店，歷年西征將士日常所需的「諸葛行軍散」、「辟瘟丹」、「神麯」、「六神丸」之類的成藥；治跌打損傷的膏藥、金創藥，以及軍中所用藥材，都由胡雪巖捐解。
其次是奉左宗棠之命，在上海設立採運局，轉運輸將毫無延誤。再次是經手購買外洋火器，物美價廉。泰西各國出有新式武器，隨時採購，運至軍前；左宗棠認為「新疆速定，雖已兵精，亦由器利」。
最後一項最重要，即是為左宗棠籌餉，除了借洋債及商債，前後合計在一千六百萬兩以上之外，各省的「協餉」，亦由胡雪巖一手經理。協餉未到，而前線不能不關餉時，多由胡雪巖代墊。湘軍、淮軍多曾出現過索餉譁變事件，只有西征將士從不「鬧餉」。
這份能維持西征士氣的功勞，左宗棠認為「實與前敵將領無殊」；事先曾問過胡雪巖，打算得個甚麼獎勵？回答是「想弄件黃馬褂穿」，所以奏摺中請予「破格優獎，賞穿黃馬褂」，奉旨准如所請。胡雪巖是捐班的道員，以軍功賞加布政使銜，從二品文官頂戴用珊瑚。乾隆年間的鹽商，有戴紅頂子的；戴紅頂而又穿黃馬褂，只有一個胡雪巖。
光緒六年十一月，左宗棠奉旨入覲，「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及陝甘總督的差缺，分別由他麾下大將劉錦棠及楊昌濬接替。左宗棠於下年正月底到京，奉旨以東閣大學士管理兵部，派為軍機大臣，並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當他從甘肅啟程時，曾專函胡雪巖，約他燈節後在北京相晤，可是——。

第一章　出將入相
出將入相光緒七年三月初七，胡雪巖終於踐約抵達北京。同行的有兩個洋人，一個是在華經商多年，泰來洋行的經理，德國人福克；一個是英商匯豐銀行的代表凱密倫。
由於這年天氣格外冷，天津海口尚未解凍，所以胡雪巖是從陸路來的，浩浩蕩蕩十幾輛車，一進右安門，直投前門外草廠十條胡同阜康錢莊。為了接待東家，「大夥」汪惟賢十天以前就預備好了；車隊一到，胡雪巖與他的客人，還有古應春與辦筆墨的楊師爺，被接入客廳，特為挑出來的四名餞俐的學徒，倒臉水倒茶，忙個不停。胡雪巖是汪惟賢親自照料，一面伺候，一面問訊旅況。
亂過一陣，坐定下來；胡雪巖貼身小廝之一的保福，捧著金水煙袋來為胡雪巖裝煙；同時悄聲說道：「張姨太已經打發丫頭來催請了。」
「現在那裡有工夫？」話中似嫌張姨娘不懂事。
保福不作聲；只望著屏風後面一個十六、七歲的丫頭搖一搖手，表示胡雪巖還不能進去——由南到北，通都大邑中，有阜康錢莊，就有胡雪巖的一處「行館」；大多有女主人，住在阜康後進的張姨娘，不甚得寵，所以胡雪巖有這種語氣。
「大先生」，汪惟賢來請示：「是用中菜，還是大菜。」緊接著又表功：「恐怕兩位外國客人吃不來中菜，特為跟文大人借了個做大菜的廚子，都預備好了。」
所謂「文大人」指的是刑部尚書文煜，他是正藍旗的滿州人，同治七年出任福州將軍。清兵入關，在衝要之地設有駐防的將軍坐鎮，其中福州將軍因為兼管閩海關之故，是有名的肥缺；文煜一幹十年，宦囊極豐，有上百萬的款子，存在阜康。汪惟賢知道胡雪巖跟他是在福州的舊識，交情甚厚，所以不嫌冒昧，借了他從福州帶來的，會做大菜——西餐的廚子，來接待福克與凱密倫。
既然預備好了，自然是吃大菜。胡雪巖本有些話要問汪惟賢，但因他也是主人的身分，按西洋規矩，與汪惟賢分坐長餐桌的兩端，不便交談。直到飯罷，兩洋客由阜康中會說英語的夥計陪著去觀光大柵欄以後，胡雪巖才能跟汪惟賢談正事。
正事中最要緊的一件，便是他此行的任務，跟左宗棠談一筆三、四百萬兩銀子的借款。胡雪巖急於想知道的是，左宗棠入朝以後的境遇，「簾眷」是否仍如以前之隆；與兩王——掌樞的恭親王及光緒皇帝的生父醇親王的關係；以及在軍機中的地位等等，必須了解得清清楚楚，他才能決定那些話可以說；那些事不必談。
「我看左大人在京裡頓不長的。」汪惟賢也是杭州人，跟東家打鄉談，「待不長」稱之為「頓不長」；使得胡雪巖大吃一驚。
「為啥頓不長？」
「還不是他的『沃不爛、煮不熟』的老脾氣又發作了。」
「沃不爛、煮不熟」也是杭州的俚語，有剛愎自用之意。接著，汪惟賢舉左宗棠在軍機處議俄約及「海防」一事，來支持他的看法。
原來新疆回亂一起，俄國以保僑為名，出兵占領了伊犁，揚言暫時接管，回亂一平，即當交還中國，及至左宗棠西征，先後克復烏魯木齊、吐魯番等重鎮，天山南北路次第平靖，開始議及歸復伊犁、要求俄國實踐諾言，而俄國推三阻四，久假不歸的本意，逐漸暴露。於是左宗棠挾兵力以爭，相持不下；這樣到了光緒四年秋天，朝議決定循正式外交途徑以求了結，特派左都御史崇厚為出使俄國欽差大臣，又賞內大臣銜，為與俄議約的全權大臣，許他便宜行事。
這年臘月，崇厚取道法德兩國，抵達俄京聖彼得堡，立即與俄國外務部尚書格爾思展開談判。談了半年才定議，而且崇厚以「便宜行事」的「全權大臣」資格，在黑海附近的賴伐第亞，簽訂了「中俄返還伊犁條約」，內容是割伊犁以西以南之地與俄；增開通商口岸多處；許俄人通商西安、漢中、漢口，以及松花江至伯都訥貿易自由。
消息傳回國內，輿論大譁，痛責崇厚喪權辱國。而崇厚敢於訂此條約，是因為背後有兩個強有力的人在支持，一個是軍機大臣沈桂芬，他是朝中足以與「北派」領袖李鴻藻抗衡的「南派」領袖，深得兩宮太后的信任。一個是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以繼承曾國藩的衣鉢標榜，在軍務與洋務兩方面的勢力，已根深柢固，難以搖撼。在議約的半年中，崇厚隨時函商，獲得沈、李二人的同意，才敢放心簽約；而且未經請旨，即啟程回國，留參贊邵友濂署理出使大臣。
沈桂芬、李鴻章雖都贊成伊犁條約而動機不同。沈桂芬是因為僵持的局面持續，朝廷即不能不派重兵防守，左宗棠的洋債就不能不借，長此以往，浩繁的軍費會搞得民窮財盡；用心可說是委屈求全。
李鴻章就不同了，多少是有私心的，第一、如果中俄交惡而至於決裂，一旦開戰，俄國出動海軍，必攻天津，身為北洋大臣的李鴻章，就不知道拿甚麼抵擋了；其次，左宗棠不斷借洋債擴充勢力，自非李鴻章所樂見，伊犁事件一結束，左宗棠班師還朝，那就無異解甲歸田了。
無奈崇厚的交涉辦得實在不高明，兩宮震怒，士林痛詆，連恭王與沈桂芬主持的總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的諸大臣，亦覺得過於委屈，有改議的必要。
於是朝命以出使俄國大臣崇厚不候諭旨，擅自啟程回國的罪名，開缺交部嚴加議處。所議的俄約，交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議具奏。這就是明朝的所謂「廷議」。
廷議的結果，崇厚所簽的條約，無一可許，兩宮因而召開「御前會議」，慈禧太后原想嚴辦崇厚，加以「翰林四諫」中的寶連與黃體芳，上奏力攻崇厚，而且語中侵及李鴻章與恭王；這一來，崇厚便免不了革職拿問，交刑部議罪，雖非鋃鐺入獄，而軟禁在刑部提牢司的「火房」中，這度日如年的況味，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