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選注

2018年新版後記

要給近三十年前的這部舊著寫《新版後記》，不免也有一些感慨。
大概是1990年吧，我四十歲出頭，在編輯、教書和研究之餘暇，很花了一點兒力氣，遍翻《全唐詩》、各種唐詩選本，以及各種唐詩評論資料，分門別類地記了好些筆記本，然後弄出這部唐詩的選注本。最初書名不是《唐詩選注》，因為只是一套古詩詞選本之一，所以叫《唐詩卷》。1991年全書編完，由於各種原因，到1994年才在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據說出版之後還頗受歡迎，於是，出版社把它單獨挑出來出版，改了名兒叫《唐詩選注》。此後的四分之一個世紀裡，這部書曾先後被當作高中學生課外閱讀的參考書和大學自主招生時寫論文的指定讀物，其實，能多讓高中和大學的年輕人讀，這倒符合當初我編選注釋這部唐詩選本的初衷。
一般說來，選注古典詩歌，不外乎是選詩、寫傳和注釋這三件事情。選詩是一個「再經典化」的過程，選什麼不選什麼，不僅體現選者的眼光，也塑造讀者的趣味；小傳不止是介紹作者，實際上還給讀者提供歷史背景和詩史脈絡，讓讀者盡可能回到那個時代體會古典；注釋則在疏通文意和解釋典故之外，也在暗示或引導讀者的聯想和感受。這部《唐詩選注》之所以還算受歡迎，也許就是因為對唐詩的篩選、給詩人作的小傳和對詩歌作的注釋，大概還過得去。但歸根結底，我心裡明白，更主要還是沾了唐詩的光，畢竟無論什麼時代，人們都願讀唐詩。所以，這部書初版後的若干年中，先後在浙江文藝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多次重印。
去年，中華書局的徐俊先生表示願意再版這部舊書，我當然非常高興。因為瑣事繁雜和精力不濟，沒有作任何修改，只是在這裡補寫了這篇說明性的《後記》，還請讀者諒解。

2008年版序

一
重新翻看和修改當年作的這本《唐詩選注》，不由得回想起十六年前在北京城西一個九平米的小房間裡，攤開滿床書冊揀選唐詩、查閱各種資料給唐詩作注的情形。
那時候還算年輕，有精力也有體力，無論做什麼都有一點兒和自己也和別人「較勁兒」的意思。錢鍾書先生的《宋詩選注》很風行，比起那些照本宣科、四平八穩、平庸有餘而個性全無的注本來，錢注宋詩實在有味道。錢先生對宋詩的深刻洞察和細心體驗，寫在前言、小傳和注釋中，那裡面的敏銳、風趣和淵博，讓我這樣的後輩很佩服。「崔顥題詩在上頭」，心知宋詩不能再花樣翻新，便打算在唐詩上也這樣照貓畫虎地做一本。於是，借了給出版社做唐詩選注本的機會，不僅把《全唐詩》淘了一過，而且把手邊可以找到的有關的詩話筆記小說以及其他朝代的詩歌也統統翻了個遍。
至今我手頭還保存著那時看書留下的兩個筆記本，上面整整齊齊地抄滿了各種各樣可以用來互相比照的詩句和評論，例如，在注釋杜甫的「獨樹花發自分明」這一句時，為了說明詩人何以要用「明」來寫花的豔麗和燦爛，當時就收集了李嶠的「岸花明水樹」、錢起的「高花映竹明」、朱慶餘的「孤花晚更明」、蘇舜欽的「時有幽花一樹明」、鄭獬的「五月榴花照眼明」、陳後山的「水淨偏明眼」、陸遊的「頻報園花照眼明」、朱熹的「五月榴花照眼明」等等，打算對詩歌裡面用「明」字來形容「花」之燦爛的各種方式作一個注解和分疏，只是因為這一首杜詩後來並沒有選入，這些材料也就被放棄了。這大概就是當年做注釋的基礎。經歷過這樣的選和注，漸漸地也就明白了前輩的廣征博引，既非「炫博」，也不關「記性」，其實，那都是苦苦翻書得來的。後來，讀到影印出來的錢鍾書先生《宋詩紀事》的批校和讀書手稿，也果然印證了我的這一體會。
我那時對古典中國詩歌的語言形式很有興趣。過去，很多文學研究者對於古詩的解讀，常常是用印象和感悟的方式，配上一些充滿象徵性的比喻來傳達自己的體會，這種方法就好像「嚼飯與人」，使讀者不是在讀詩的本身，而似乎是在讀那些讀詩者的聯想或感悟，不免就被「隔」在了詩歌之外。那個時候，一方面西方「新批評」之類的文學理論很誘人，啟發我們在閱讀詩歌的時候，多多考慮語言學的進路，另一方面漢語詩歌創作和評論的特殊性，又讓我們很想在洋理論之外，自己找一個中國詩歌批評的新路數，所以，我那時不僅寫了一篇對梅祖麟和高友工那本被譯作《唐詩的魅力》的書的評論，而且還花了不少心思，同時寫了一本至今自以為還不錯的《漢字的魔方》。這些關注語言和形式的想法，當然也融入到這本《唐詩選注》裡面，於是就有了這種方式的注釋和解說。關於這一點，只要看看我給李白、杜甫、岑參、韓愈、白居易、李賀以及李商隱等人寫的小傳，看看我給王灣《次北固山下作》中的「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杜甫《白帝城最高樓》中的「杖藜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以及錢起《裴迪南門秋夜對月》中的「影閉重門靜，寒生獨樹秋」等詩句做的注釋，大概就可以明白。

二
現在回想起來，如果要說與唐詩的緣分，恐怕還得追溯到更早一點。
我是在一九五○年代至六○年代之間讀的小學，那時的小學課本好像還不錯，裡面選有一些唐詩，像「日照香爐生紫煙」、「兩個黃鸝鳴翠柳」、「床前明月光」什麼的，都並沒因為沾上階級性、人民性一類的問題而被棄之敝篋，所以我那時讀過，也背過，只不過就像陶淵明說的「不求甚解」，有點兒「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似的，沒有特別的感受和心得。也許讀古典詩歌，也需要生活經驗和社會感受打底罷，經過兩年淒風苦雨的「文革」，便仿佛親身經曆了歷史，對「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白居易）的世事動盪，就多了一分感受，而經歷著三年一千天的插隊，對「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杜甫）這樣的心情，也添了幾許體察，等到年歲漸大，讀到像「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悲」（劉希夷）、「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杜甫）這樣的詩句，居然就有了一些蕭瑟的心情。在鄉下插隊時，請人做過一隻碩大的樟木箱，那裡面曾經放了一本《唐詩三百首》，書也被翻得卷了邊兒。然而看歸看，那畢竟不是真的與唐詩結緣，只好似無家可歸、四處漫游時與唐詩的偶然邂逅，不過是和唐詩打了個照面而已。
大概是一九七二年罷，那時我剛剛從苗寨白臘回到縣城凱裡，說是回城，其實還是在離縣城二十裡左右一個叫開懷的地方，在磚瓦廠上班。還是年輕，在整天打磚做瓦賣苦力的間隙，仍然生出一些耗不掉的精力來，百無聊賴之際，除去玩兒了命的打球下棋，大球加小球、象棋加圍棋，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盡才算完之外，就是看書，什麼書都看，只要能找到的，哪怕是講「板塊漂移」和「紅移現象」的《自然辯證法》雜誌，也照樣上天下地、津津有味地從頭翻到尾，又從尾看回頭。有一次周日進城，偶然轉到老街上那個已經被抄得破敗不堪的縣文化館樓下，漫無目標地踏著滿地廢紙，隨腳一踢，居然踢到下面有書，大喜過望，急急拂去上面的灰塵，於是看到半部世界書局的《宋元學案》，還有一本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中冊。揣回去慢慢地看，看之不足，找了一個筆記本，就仿照文學史的模樣，自說自話地重新寫起唐代詩史來。寫之不足，還帶批判，批之不足，又加評點，卻多是「缺乏人民性的無病呻吟」、「封建階級的自我描寫」、「法家要求法後王思想的表現」一類的話頭。就這樣，居然寫了整整一筆記本，大約有十來萬字罷，幾乎是把唐代詩歌史重新複寫了一遍。很多年後，在整理物品時，我還看到過這個紅色塑料封皮已經有點發粘的本子，看著它，有很多感慨。這也許就是我真正用心琢磨唐詩的開始，可是，這開始居然開始得如此幼稚和荒謬。時代扭曲，看什麼都會扭曲；時代荒謬，想什麼也不免荒謬。

三
覺得自己應當做一本認真的唐詩選注，這想法是在讀研究生期間萌生的。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四年間，我和研究生導師金開誠先生合作編寫《古代詩文要籍詳解》（2006年中華書局重版時，改名為《古詩文要籍敘錄》）。在那兩年裡，我穿梭似的往返於北京的各個圖書館，查閱各種集子，鈔了好多好多有關注釋和版本的資料，也記下了很多疑問和問題。那裡面就有不少是關於唐詩的，比如現存《唐人選唐詩》裡的《河岳英靈集》，與《文苑英華》《唐詩紀事》裡引用的《河岳英靈集》為什麼有所不同？為什麼殷璠的兩次選和評都不一樣？比如杜甫的《石壕吏》，在王嗣奭那麼好的一個杜詩注本《杜臆》裡，為什麼會被注釋得穿鑿附會？陳本禮的《協律鉤玄》在解釋李賀《北中寒》的時候，說他是在搞政治諷刺，講「（唐）肅宗昵張良娣，任李輔國，殺太子，遷上皇」，真的是這樣嗎？「清明時節雨紛紛」那首詩，究竟是不是杜牧寫的，它是不是因為宋代人刻了《樊川續別集》而進入杜牧詩集的？
這些話題，後來都寫入了《古詩文要籍敘錄》裡面，因為這本來就是些文獻學領域的事兒。不過，雖然學科自有畛域，思緒卻從來沒有畫地為牢，很快我就把對這些問題的考證，延伸到了對唐詩的解讀。那時候的人都有「文學夢」，正像前面所說，我那時也對唐詩的語言和藝術的分析著迷。也許是受到剛剛傳進來的英美「新批評」的影響，在看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梅祖麟和高友工《唐詩的魅力》一書對於唐詩語言的分析後，我在《讀書》雜誌上寫了一篇題為《語言學批評的前景與困境》的評論。也正好在這個時候，復旦大學的章培恒教授組織重寫《中國文學史》，由我來承擔從中唐一直到宋代那麼長的一段文學史的寫作，這件事，讓我真正地下了決心要去選注一本唐詩。
詩選其實常常是把詩歌「再經典化」的過程，現在人知道的唐詩，大多反復總是那幾百首，這就是千年來不斷有選家「披沙揀金」的結果。開始有些不服氣，自己覺得總可以另闢蹊徑，找到一些不曾入選的作品來表彰，可在寫唐宋文學史和選注唐詩的過程裡，當我真的把《全唐詩》裡的詩人一個個看過來之後，儘管心存一個有意立異的念頭，卻沒有多少真正的新發現。比如崔顥，我曾經在筆記本裡面記下了《古遊俠呈軍中諸將》（有王維《觀獵》之風）、《長安道》（寫世態炎涼和人生變化）、《江畔老人愁》（寫歷史滄桑，末句是「感君相問為君說，說罷不覺令人悲」）、《邯鄲宮人愁》（記入宮女子的感慨，有「憶昨尚如春日花，悲今已作秋時草」）等等，而從不入或極少入詩歌選本的丘為、張抃和崔曙，我原來頗想打破常規，選丘為的一首《題農父廬舍》、張抃的一首《題衡陽泗州寺》、崔曙的一首《潁陽東溪懷古》，但是，終於還是遵循歷來選家的通常評價，崔顥還是只選了很多選本都有的《長幹行》《古意》《黃鶴樓》，丘為、張抃和崔曙仍然名落孫山。於是，這下終於明白你還真得佩服古今選家的目光如炬，所以我在《前言》裡面承認，「就算你再細心篩選，也只是在他人掘過的番薯地裡揀漏，揀到了剩番薯個頭也不大」。
因此，更多的精力就放在了小傳的撰寫和注釋的引證上，至今我還覺得，這兩部分算是做得不錯的。

四
時間已經過去十多年。
有人說，年輕時總是幻想與文學結伴，年長則常會不自覺親近歷史，說得也對。當出版社決定要重新再版這部《唐詩選注》的時候，編輯讓我再回頭去看看它，問我還有什麼新的想法和感受。新的想法和感受？說實在話，現在回頭看這部書，就好像倒拿望遠鏡回看身後，似乎有些遙遠，有些陌生，由此我才意識到自己已經變化了的年齡和心境。不妨看此後我撰寫的《中國思想史》中的一段話罷，這一段曾經很讓一些熱愛盛唐氣象的人不高興，這一段的題目叫做《盛世的平庸》，講的是詩歌最輝煌的盛唐，其實恰是思想最平庸的時代。在那裡我說：後代人總是說「盛唐氣象」如何如何，其實，從生活的富庶程度上來說是不錯的，從詩賦的精彩意義上來說也是不錯的，從人們接受各種文明的豁達心態上來說也是不錯的，但是，從思想的深刻方面來說卻恰恰相反。因為在思想的平庸時代，不一定出現不了文學的繁榮景象，也許恰恰相反，可能這也是一種有趣的「補償」。特別是，一旦那種沉潛入微的思緒，已經不能對知識、思想與信仰有所匡補和批評的時候，就紛紛奪門而出，表現在「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文學上，這個時候，思發為文，智轉入詩，而思想卻在權力的制約下，逐漸走向平庸，智力也正是在這種一無所用的趨向中，逐漸轉向了詩賦的琢磨和沉思。
也許，這是我對那個至今讓人懷念不已的時代的重新思考。顯然，這種思考立場和評價尺度是來自思想史的，換成文學史，也許我還會重新檢討和衡量。我想，我絕不會否認那個詩歌時代人們的激情、天真和理想，這種催生了詩歌的激情、天真和理想的時代，也許恰是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幸福。我常常會反問自己，為什麼人們非要追索思想的深沉？難道思想的深沉不是以社會的危機為代價的麼？有時候，比起出產深刻、睿智和焦慮的時代來，那個生活都單純、心情很滿足、世界平靜得讓人不用思想的時代，更會讓人覺得依戀。回想歷史，在中國那麼長的幾千年裡面，連環劫般的朝代變更、走馬燈式的戰爭烽火、政治舞臺上下的縱橫捭闔、連續不斷的旱澇饑荒、顛簸流離的生活和不知未來的焦慮讓人戰戰兢兢戒懼警惕，難得有「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這樣的富裕，難得有「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這樣的自由，難得有這樣純真、樸素和快活的心情，這樣的時代，在文學史和思想史上不也很值得特別寫上一寫麼？
儘管現在的我傾向思想史的研究，但是詩歌裡也是能夠看到思想史的，事實上，當那「八個醉的和一個醒的」詩人隨著繁榮時代的結束走進了歷史，當月宮碎影中的「霓裳羽衣曲」被漁陽鼙鼓和胡兒喧嘩驚破，唐詩也漸漸變得沉思和深刻。心中有戒懼和緊張，眼中有混亂和危機，滿天下家事國事的無奈和焦灼，便讓中晚唐甚至五代宋朝的詩人越來越多了些思想反省和知識沉澱，也許，這才使得詩詞輪替，催生了後來把浮名換了低斟淺唱的宋詞。文學有時候也是時代的象徵，昭示著社會史的起伏，也呈現著思想史的興衰。當唐詩過後是宋詞，當宋詞唱罷換元曲，當小說既不再是群治的利器，詩歌又已經淪落到只有少數人自產自銷，只能孤芳自賞的時候，我們會猛然發覺，這個社會已經太冷峻、功利和深刻了。
幸好，唐代是一個詩歌世界，憑這一點，就讓我們對那段曆史生出了無限懷想，也就憑這一點，我應當選注這部唐詩選集。這次，要重新再版《唐詩選注》，我想了又想，仍然沒有作什麼改動，不僅因為太忙，而且因為我覺得這樣可以讓它在介紹唐詩魅力的同時，也留作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學術見證。

1994年版序

選注完畢，照例要寫「前言」。通常「前言」應當交代唐代詩歌的概況及詩人小傳的撰寫方式、選詩的原則、注釋的體例，但篇幅的緣故使我不能在這裡作關於唐詩的長篇大論，而蜻蜓點水似的泛泛而論也只是隔靴搔癢，弄不好反而會使讀者如墜霧中隔岸看花，看得一頭霧水仍不得要領。所以我在這裡乾脆不談唐詩，好在有關唐代詩歌的歷史與特徵已經在各個詩人傳論中寫了不少，這裡只說各個詩人小傳的撰寫方式、選詩的原則和注釋的體例。
詩人小傳依照慣例我介紹了詩人生平與他的詩風。前者比較容易，多少年來學者們對唐代詩人生平事蹟的考證給我提供了方便，特別是一九八七年以後陸續出版的四冊《唐才子傳校箋》（傅璿琮主編，中華書局出版）彙集了古今研究的成果，這部由二十位專家共同撰寫的著作對近四百個重要的唐代詩人的生平進行了精審的考證，這使我可以省卻不少心力、減少若干錯誤，所以這本書裡的詩人小傳生平部分大都依據此書，詩人排列先後次序也按照此書考訂的生年為准，當然還有一些無從考證生年的詩人則參考他的中進士年代或卒年等因素插入其中；後者比較困難，唐代詩人歷來是被評頭品足的對象，各種詩選也對他們多有評介，可是過去的評介總會犯兩種毛病，一是評介差不多成了「光榮榜」上的模範事蹟，泛而又泛的簡評堆砌了一些虛文客套，即使談及其缺陷也常常使用一個「當然了……」夾在中間作轉折，既缺乏詩史意識卻又博得了「公正」與「辨證」的外貌；二是在談及詩歌藝術特徵時總是愛翻來覆去地用那幾個印象式的象徵主義詞眼，這些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詞儘管「放之四海皆准」，卻常常弄得人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因為它們似是而非的語義可以稱得上「千轉百變」，隨人怎麼理解它都能對此點頭微笑。如果選注者要偷懶取巧，那盡可以大抄特抄並把「天下文章一大抄」那句老話借來自我安慰自我解嘲，可是選注者若想認真，就不免多費周折甚至自找麻煩。我不是一個勇於找麻煩的人，有時不免人云亦云，但有時也想談談唐代詩史變化及詩人在詩史進程中的位置，於是就不能不另找評價原則並根據原則有所褒貶，而一個詩人的詩風及其在詩史上的意義又絕非「好」、「壞」二字可以一刀切開的，常常好處即壞處，缺點即優點，因而又不能挪借「當然了……」作轉折的簡便方式，只好采用比較繁瑣的敘述與評論手段；有時在評論詩人詩風時想說說至關重要的詩歌語言形式，於是那些方便省力的象徵主義詞眼就不能勝任這種敘述要求，因而只好撇開人們已經熟悉了的「雄渾」、「豪邁」、「含蓄」、「柔弱」以及「情景交融」等語詞而採用一些人們較生疏的語言批評術語。此外，小傳並不一定按詩人等級的高下來分配字數，而是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不一定面面俱到，而是各有側重。這樣一來，詩人小傳就不免長長短短，與通常寫法不大相同了。
選詩是一樁吃力的工作。所謂「吃力」是因為此前唐詩已經被選了不知多少次，從唐代人自己就開始披沙揀金，至今還留下了十種「唐人選唐詩」，自從《全唐詩》編定以後，選家都能很方便地從四萬八千九百來首唐詩中一一翻過，即使加上今人編輯的《全唐詩外編》，翻個一兩遍也並非難事，大抵選詩的人都不是瞎子，鑒定水平與眼力縱然有高下也相去不遠，即使偶爾打盹漏掉幾首，其他選家也會補選進來，所以在這麼多唐詩選本之後再來選唐詩很難花樣翻新，就算你再細心篩選，也只是在他人掘過的番薯地裡揀漏，揀到了剩番薯個頭也不大。不過，過去選唐詩的標準是「好」，挑「好」的並不是毛病，可這種選法仿佛選「勞模」，勞動模範雖好但他不一定是「代表」，於是還有一種選「代表」的方法，即按照詩史的軌跡與詩人的特色挑選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本卷選的《至分水戍》（駱賓王）、《深灣夜宿》（王勃）、《古興》（常建）、《苔蘚山歌》（顧況）、《秋懷》（孟郊）、《神弦曲》（李賀）、《重過聖女祠》（李商隱）等多少都有些這種意思，而杜甫多選律詩、李賀多選七言歌行、李商隱多選七言律詩等也多少有些這種意思。但是，我也很害怕犯清人黃子雲《野鴻詩的》裡批評的那種毛病：「好異者欲自別手眼，胸中先立間架，合者存，不合者去」，為了我的偏執意見而影響了讀者要讀好詩的希望，所以只好兼采「勞模」和「代表」的雙重標準，盡可能多選「好詩」與「名篇」。當然就像清代薛雪《一瓢詩話》說的，「一則眼力不齊，嗜好各別，一則阿私所好，愛而忘醜」，我在選詩時也免不了個人的偏好，有時會刪掉一些人人都選的作品卻收錄了一些少經人選的詩篇，也免不了有看走眼的毛病，有時會讓一些該選的好詩從眼皮下滑走而讓一些不該選的劣詩溜了進來。
最後再說注釋的體例。按照清人張謙宜《齋詩談》卷三裡一種別致的說法，注釋好比「注水」，「如球入穴中，灌水浮出」，這意思就是說注釋的作用就是疏通字義詞意讓讀者把詩讀懂。可是，這樣的注釋總會給人重複的感覺，仿佛千家注釋都是一張面孔。這是沒辦法的，比如說前人已經說了一加一等於二、太陽就是日頭，你也只能說等於二，是日頭，要是硬說一加一等於三、太陽是月亮，無異於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少不得被人譏笑，在相同的詩裡作相同的注難免大同小異。其實為了核實注釋是否無誤，我翻閱過不少資料，可這種工作大半只是給別人的注釋當了一次證人，證明他沒犯錯誤而已，因為別人也不是不學無術，即使別人一時疏忽被我查出了少許錯訛，我也只能悄悄改正，不可能叫別人對簿公堂或張榜公佈，於是，注釋好像難免雷同。好在接受選注任務時商定過一條原則，即要在注釋中加入一些幫助讀者理解與欣賞的文字，所以我在有的注釋裡對詩歌語言作了比較詳細的說明，引征了一些資料指出它們的沿襲、影響及語義演化；有的注釋裡對詩歌意境作了比較繁瑣的分析，引征了一些詩句進行對比，指出詩意與語言的發展；有的注釋裡對詩歌句法作了一些語言學評介，並指出詩歌語言與日常語言的差異；有的注釋裡引述了一些古代人的分析與評論，希望能幫助讀者加深對詩意與技巧的理解與感受；當然在有的注釋裡我還加上了我的解說與分析，這樣的注釋不免使一些注文變得比較長，但我想，這樣注來也許能對讀者有一些裨益，而不至於讓讀者感到過分的不快。
本卷收唐詩二百八十二首，凡七十八家。

李白（701-762），字太白，先祖據說是隴西成紀（今甘肅天水）人，但很早遷徙到西域，李白就出生在中亞碎葉（今哈薩克斯坦托克馬克，一說在新疆庫爾勒和焉耆附近）。他五歲時隨父遷回綿州彰明（今四川江油），二十五歲時「仗劍去國，辭親遠遊」（《上安州裴長史書》），離開蜀中，到處漫遊。據說十年間他仗劍任俠，學仙訪道、飲酒賦詩，結交文友，闖出了不小的名聲，以至於比他年長了四十多歲的老詩人賀知章都對他驚佩不已，稱他為「謫仙人」，稱他的詩「可以泣鬼神」（參見孟棨《本事詩·高逸》及王定保《唐摭言》卷七），於是他的狂放性格和天賦詩才都一下子聞名遐邇。靠著這種名氣和一些手眼通天的道教徒的推薦，天寶元年（742）他第二次入京時當上了供奉翰林並受到唐玄宗特殊禮遇，據說玄宗不僅親自迎接，以七寶床賜食，還親手為他調羹（參見李陽冰《草堂集序》、範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但唐玄宗並沒有把他當成輔弼之才委以重任，而只不過把他視為「敏捷」詩人來養一個清客，李白也並不是胸懷韜略能匡時經國的政治家而只是一個天真狂放的詩人在做入世之夢。所以不過兩年，這個皇帝和文人的「蜜月」就在重重猜忌、挑撥、讒毀下結束了，唐玄宗仍當他的天子，李白仍四處漫遊作他的詩，直到安史之亂爆發，玄宗退位，李白也又一次結束了他浪漫的詩人生活，入了永王李璘的幕府去討伐叛亂。可是至德二年（757），李璘由於受朝廷猜忌被擊敗，李白又被牽連，受到流放夜郎（今貴州桐梓）的處分，幸而中途遇赦才得返回。上元二年（761）六十一歲的李白從金陵出發，到臨淮（今安徽泗縣）參加太尉李光弼的軍隊去討伐叛亂，不料中途生病只能返回，第二年就病逝於當塗縣令李陽冰處。
李白是盛唐最有天賦的詩人，「豪放」、「飄逸」是古人談論李白詩時最常用的詞眼，它們和今人最愛用的「浪漫主義」、「富於想象」等文學批評術語一樣，用在李白詩的評論上有足夠的依據和充分的概括力，但在這裡我們想揀出另外一個詞來形容李白的詩，這就是宋代王安石首先使用過的那個「快」字（《冷齋夜話》與《捫虱新話》均引王安石語說李白「詞語迅快」）。「快」在中國最古老最權威的字典《說文解字》裡是「喜也」，但人們常用於詩評的卻是它的引申義「疾速」（《說文解字注》），以及再引申義「爽快」、「痛快」、「暢快」，王安石所謂的「快」似乎沒有兼容這許多意思在內，但後來《韻語陽秋》卷一所謂「思疾而語豪」的「疾」、《四溟詩話》卷二引孔文穀所謂的「然卻太快」的「快」，《小澥草堂雜論詩》所謂的「只是一爽字」的「爽」，大約都涵蓋了爽快、痛快、暢快之意，這使李白的詩得了這樣一個形象卻不怎麼雅致的比喻：「饑鷹下掠。」
不過，我們這裡說李白詩「快」更側重於指他詩思與詩語之間的疾速。李白身上濃重的詩人氣質和豪爽的天真性情使他不願意像其他詩人那樣斟字酌句，涵詠體味，把心頭的意思掖掖藏藏，也不願意被詩律聲病捆手綁腳，弄得磕磕絆絆，他的心思和他的話語之間彷彿沒有閘門，心頭的衝動總是那麼急不可耐、爭先恐後地從喉嚨裡奔跑出來，於是，他的詩一方面由於「迅快」而自然流暢、氣脈貫通，所謂「語多卒然而成者」（《滄浪詩話》），即明江盈科《雪濤詩評》說的「青蓮是快活人，當其得意，鬥酒百篇」，往往寫來就彷彿「小孩兒家口沒遮攔」似的心直口快地表現著他的情感和性格，所謂「他人作詩用筆想，太白但用胸口一噴即是」，就是說他完全是以「我」為主，隨情緒變化來安排詩歌氣脈的曲折，而絕不像杜甫一流以學力與技巧取勝的詩人那樣含蓄曲折，靠語言詞句上費心安排，因而後人就把他評別人詩的兩句話「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轉用在他自己身上；一方面由於「迅快」而顯出了豪爽瀟灑，所謂「思疾而語豪」，就是說他「興酣落筆而不自覺，然逸氣橫生」（《劍溪說詩又編》），他是一個極端自信自大的文人，他自認為是「巢由以來，一人而已」的天才（《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是「謫仙人」（《答湖州迦葉司馬》），所以說話從不扭扭捏捏躲躲閃閃，而是嗓門大，喉嚨粗，「跌宕自喜，不閑整栗」（《詩辯坻》卷三），再加上他把從道教那裡學來的五花八門的神話仙話鬼話一古腦寫在詩裡，把自己幻想到的種種奇幻譎詭的幻象、自己膨脹得無邊無際的自信和古往今來各種句法語詞統統捏在一塊，於是使眼花繚亂的讀者不得不被他的想像所震懾，才氣小的後人不得不被他的氣勢壓倒，只好驚歎他「言在口頭，想出天外」（《詩概》）、「仙人無蹤跡可躡」（《峴傭說詩》），所以後來的不少詩論家只好挪借杜甫寫李白其人的一句詩「飛揚跋扈為誰雄」（《贈李白》）來評李白的詩（《詩筏》及《載酒園詩話又編》）。
當然，說李白詩「快」不是說他寫詩只憑天賦可以衝口而出，後來不少人學李白而「畫虎不成反類犬」變成了粗率俗滑，證明李白並非沒有本錢的買空賣空，相反他「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上安州裴長史書》），肚子裡積攢了雄厚的詩家資本，所以他可以從上自《詩經》《楚辭》下至齊梁詩人那裡挪借來無數詩材。在盛唐詩人中他是學古最多的一個，杜甫用陰鏗、鮑照、庾信來比擬他的詩，也許只是朋友間互相讚美的例行用語，但李白自己反復吟詠阮籍、謝朓等人，無疑是亮出了自家的底牌，清人《劍溪說詩》卷上就曾說到「太白詩有似《國風》《小雅》者，有似《楚辭》者，似漢魏樂府及古歌謠雜曲者，有似曹子建、阮嗣宗者，有似鮑明遠者，似謝玄暉者，又有似陰鏗、庾信者，獨無一篇似陶」。這裡前面一段說得有理，卻忘了李白模擬對象中還有左思、謝靈運，他的《古風》中一些詩意直接來自左思《詠史》，而「襟前林壑斂暝色，袖上煙霞收夕霏」則只是給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作》兩句名句加了帽子；後面一句則結論下得太幹脆，其實李白《月下獨酌》四首、《春日獨酌》二首，《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全是擬陶，其中「孤雲還空山，眾鳥各已歸。彼物皆有托，吾生獨無依」簡直就是從陶淵明《詠貧士》中抄出來的。
可是由於他的詩來得太「快」，使他自己的詩思來不及細細琢磨，自己的詩語來不及修飾，而古人的詩材、意境、語言也常常消化得不夠細緻，於是就像清人毛先舒《詩辯坻》卷三所說「飄逸而失之輕率」，便使他的詩時有粗糙、時有淺近，有時自己的意思「開門見山」就說得乾乾淨淨（《滄浪詩話》），以至於後面敷衍成篇，有時古人的詩材疙疙瘩瘩囫圇亙在詩中以至於全篇不諧。有時候他的橫溢天才使他的獨創個性凸現得淋漓盡致，使人們不得不佩服他「奇之又奇，自騷人以還，鮮有此體調」（《河岳英靈集》卷上），有時候卻不免讓人總是看出他的模擬底色，像《蔡百衲詩評》所說的「時作齊梁人體段」（《竹莊詩話》卷一引），《藝苑卮言》所說的「樂府……尚沿六朝舊習」、《峴傭說詩》所說的「五言古猶是魏晉舊制」。於是有人甚至把杜甫《春日憶李白》中「重與細論文」的「細」字看成了「譏其太俊快」或「譏其欠縝密」的文學批評（《韻語陽秋》卷一、《鶴林玉露》卷六），就像清人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所說的「粗而不精，枝而不理」。這種說法雖然有些老吏斷獄的苛刻，卻也有老吏斷獄的明細，在這一點上應當承認，李白儘管囊括了古代詩歌傳統卻沒有把它消化吸收為自己的東西，他的天才足以讓他左右採擷隨心所欲，但他的「迅快」並不足以讓他重建一套新的詩歌語言，所以《竹莊詩話》卷五說他「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在這個意義上他只是一個總結前代的詩人而不是開創後代的詩人，不像杜甫那樣善於把詩史傳統的終點和未來詩史的起點連接在自己手中，將傳統詩歌的語言技巧更新變異開創出新的詩歌天地。

將進酒（1）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2）。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3）。
岑夫子，丹邱生（4），將進酒，君莫停。
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側耳聽：
鐘鼎玉帛豈足貴（5），但願長醉不願醒。
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
陳王昔時宴平樂，鬥酒十千恣歡謔（6）。
主人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
五花馬，千金裘（7），
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共銷萬古愁（8）。

注
（1） 將進酒：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十六說是「鼓吹曲·漢鐃歌」舊題，古詞有「將進酒，乘大白」，大體上都是寫飲酒放歌的。
（2） 黃河水東去不回，人生易老難再少，以流水喻人生衰老的迅速。
（3） 會須：應當。
（4） 岑夫子：即岑勳，南陽人；丹邱生：即元丹邱。李白有一首《酬岑勳見尋就元丹邱對酒相待以詩見招》，詩中也說到「開顏酌美酒，樂極忽成醉。我情既不淺，君意方亦深。相知兩相得，一顧輕千金」，似乎與《將進酒》同時寫成。
（5） 一作「鐘鼓饌玉不足貴」。鐘鼎：古代貴族進食要鳴奏鐘磬之樂，用鼎盛食物，這裡泛指功名；玉帛：美玉與絲綢，這裡泛指財富。
（6） 陳王：曹植曾封為陳王；平樂：觀名，曹植《名都篇》有「歸來宴平樂，美酒鬥十千」的句子；十千：一鬥酒值十千錢，這是誇張的說法，形容酒好而貴。
（7） 唐開元、天寶之際，凡名貴的馬都將鬃毛剪成花瓣形，三瓣稱三花，五瓣
稱五花。五花馬、千金裘就是說名貴的馬和皮衣。
（8） 萬古愁：即前面所說「朝如青絲暮如雪」的生命憂患，也就是他在《擬古》詩中一再寫到的「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和「長繩難系日，自古共悲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