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書完整翻譯、不刪不剪
集合美國十幾位重要知名漢學家
為一般普通大眾讀者
共同撰寫新角度、新觀點、整體連貫、可通讀
1375年之前至當代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文／華語語系文學
由美國耶魯大學孫康宜教授、哈佛大學宇文所安教授主編，田曉菲、伊維德、艾朗諾、王德威、奚密、賀麥曉、石靜遠等知名英美漢學家執筆撰寫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以1375年為界分為上、下兩卷，以斷代而非文體的結構方式，介紹從殷商晚期的甲骨文、青銅器銘文，到當代的中國文學這三千多年的發展歷程，和中國文化中關於寫作的故事。上下各卷各章因作者各異其趣的學術與表達風格，呈現不同的敘述面貌。
一部新的文學史，是一次重新檢視各種範疇的機會，既包括那些前現代中國的範疇，也包括1920年代出現的新文學史所引入的範疇。重新檢視並不意味著全盤拒斥，只意味著要用證據來檢驗各種舊範疇。
──宇文所安
我們希望讀者能夠從頭到尾地閱讀《劍橋中國文學史》，就像讀一本小說一樣。我們的目的是閱讀，而非提供參考。我們的目標不是寫一本傳統的文學史，而是寫成一本文學文化史，想把它做得有趣一點。
──孫康宜
‧劍橋大學出版社的系列國別文學史之一，該系列由著名學者主編，因定位的讀者目標為一般大眾，故力求以敘事的方式寫成一部整體連貫、可通讀的文學史，而非僅供專家參考的研究性論著；同時又能把相關領域最前沿的觀點和學術成果呈現出來。
‧《劍橋中國文學史》以1375年為界分為上、下兩卷，分別由知名學者宇文所安、孫康宜主編，作者涵括十幾位美國漢學界的重要學者。全書以斷代而非文體的結構方式介紹了從殷商晚期的甲骨文、青銅器銘文，到當代中國文學三千多年的發展歷程，和中國文化中關於寫作的故事。
‧《劍橋中國文學史》力圖實踐一種新的文學史觀，即文學文化史：相對於傳統的文學社會學分析，更重視物質文化發展──如手抄本文化、印刷文化、雜誌與報紙副刊等──對文學的影響；相對於對作家個體的強烈關注，更注重文學史的有機整體性，及對一些傾向和潮流的梳理；相對於以朝代斷代、將文學史與政治史重合，則更強調文學、文化的歷史自主性；相對於傳統文學史致力於將作者和作品定型和定性，則更注重文本的不確定性……因而作者問題，文學的接受史，印刷文化，選集的編纂，文本的製作、流傳與改寫等等，在本書中獲得更多關注。
‧《劍橋中國文學史（卷上）：1375年之前》，從上古時期漢語書寫肇始及早期銘文等問題入手，追溯了這一世界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文學傳統的起源。到了本卷結束的十四世紀下葉，商業印刷文化已高度發展，在文言文寫作之外，新興的城市白話寫作已逐漸蔚為大觀。
‧《劍橋中國文學史（卷上）：1375年之前》各章描述一些重要王朝的興衰起滅、宮廷在文學生產中扮演的角色、孕育著名大作家的社會及物質語境、亞洲其他各國的文化影響，包括佛教的輸入等等。而在這一長時段中，寫作以及對寫作的闡釋，已從附著於宮廷貴族的文士們的特殊技能，轉變為一個大帝國菁英階層的根本身分象徵。
‧《劍橋中國文學史（卷下）：1375年之後》，以1400年前後形成的明代文化開篇，貫穿滿族治下的清代，直至當代中國文學，以迄華語語系發展近況。這一時期多樣的文學形式和風格顛覆了傳統的文學範疇，因而本卷文學史的寫作也相應包括多樣主題，如政治審查對文學的影響、印刷文化的變遷、朝代更疊與文學發展、青樓文化、女性作家等等。除了詩詞、小說、戲曲、說唱文學等傳統意義上的文學作品外，還深入探討西方文學的漢譯，現代「新小說」的興起等等。
主編：宇文所安
美國哈佛大學James Bryant Conant特級講座教授，任教於比較文學系和東亞語言文明系。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古典文學、抒情詩和比較詩學。研究以中國中古時代（200-1200）的文學為主，目前正在從事杜甫全集的翻譯。主要著作包括《晚唐》（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2006）、《中國早期古典詩歌的生成》（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2006）、《諾頓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選》（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 1996）、《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論集》（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1996）、《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1992）、《迷樓》（Mi-lou: Poetry and the Labyrinth of Desire, 1989）、《追憶》（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1986）、《中國傳統詩歌與詩學》（Omen of the World: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1985）、《盛唐詩》（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1980），《初唐詩》（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1977）等等。
主編：孫康宜
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館長、耶魯大學首任Malcolm G. Chace’56 東亞語言文學講座教授。
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古典文學、抒情詩、性別研究以及文化理論和美學。主要英文著作包括《詞與文類研究》（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z’u Poetry, 1980），《抒情與描寫：六朝詩歌概論》（Six Dynasties Poetry, 1986），《情與忠：陳子龍、柳如是詩詞因緣》（The Late Ming Poet Ch’en Tzu-lung: Crises of Love and Loyalism, 1991）。除了與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合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2010）以外，還與魏愛蓮（Ellen Widmer）合作主編《明清女作家》（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97），與蘇源熙（Haun Saussy）合作主編《歷代女作家選集：詩歌與評論》（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 1999）。此外，還用中文出版了多部關於美國文化、女性主義、文學及電影的著作。
作者：艾朗諾
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中國文學教授。著有《歐陽修文學作品》（The Literary Works of Ou-yang Hsiu 1007-72, 1984）、《蘇軾之辭、象、事》（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 1994）、錢鍾書作品選譯本《管錐編：錢鍾書論文學與思想》（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1998）、《美的問題：北宋的美學思想與趣味》（The Problem of Beauty: 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 2006）。
作者：奚如谷
1972年獲得美國密西根大學博士學位，同年執教於亞利桑那大學，1986至2004年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任Louis Agassiz中國文學講座教授。目前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擔任亞洲研究中心主任，並且是該校全球研究學院語言和文學系（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etters and Cultures）講座教授（Foundation Professor）。研究集中於中國早期劇場以及晚期的城市文化和文化史；教授的課程涵蓋宋元時期的詩文，12、3世紀的城市文學以及早期戲劇。
作者：林順夫
1972年獲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1973年9月起執教於美國密西根大學亞洲語言與文化學系。美國密西根大學亞洲語言文化學系中國文學榮譽教授。主要著作包括《中國詩歌傳統的轉變：姜夔與南宋詞》（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 Chiang K’uei and Southern Sung Tz’u Poetry, 1978）、中文演講集《理想國的追尋》（2003）和學術論文集《透過夢之視窗：中國古典文學與文藝理論論叢》（2009）。與宇文所安合作主編《漢末至唐代的詩歌》（The Vitality of the Lyric Voice: Shih Poetry from the Late Han to the T’ang, 1986），並與舒來瑞博士（Larry J. Schulz）合作翻譯董說的《西遊補》（The Tower of Myriad Mirrors: A Supplement to Journey to the West, 1978; 2000）。
⬛ 作者：傅君勱
⬛ 作者：伊維德
⬛ 作者：田曉菲
⬛ 作者：康達維
⬛ 作者：柯馬丁
⬛ 作者：宇文所安
⬛ 作者：孫康宜
⬛ 譯者：王國軍
⬛ 譯者：劉倩
⬛ 譯者：唐巧美
⬛ 譯者：趙穎之
⬛ 譯者：李芳
⬛ 譯者：彭淮棟
⬛ 編者：宇文所安
聯經中文版序 孫康宜
英文版序 孫康宜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致謝 宇文所安
卷上導言 宇文所安
第一章 早期中國文學──開端至西漢 柯馬丁（Martin Kern）
一 漢語及其書寫系統
二 甲骨文與青銅器銘文
三 《詩經》
四 〈國風〉與早期闡釋傳統
五 《尚書》中的王室詔令
六 戰國時期的敘事文學與修辭
七 讀寫能力的問題
八 戰國文本譜系的漢代建構
九 戰國哲學、政治話語文本
十 《楚辭》
十一 早期帝國的詩歌
十二 西漢的歷史敘事與雜史敘事
十三 秦與西漢的政治、哲學論著
十四 經典的地位
第二章 東漢至西晉（二五─三一七） 康達維（David R. Knechtges）
一 東漢文學
（一）概述
（二）班氏家族及其同時代人
（三）崔氏家族
（四）杜篤與馮衍
（五）桓譚與王充
（六）兩種新興的散文文體：銘、箴
（七）東漢中期
（八）張衡
（九）馬融與崔瑗
（十）兩位南方人：王逸與王延壽
（十一）東漢末年
（十二）東漢末年的「論」
（十三）趙壹
（十四）蔡邕
（十五）東漢詩歌
二 建安時期
（一）概述
（二）鄴城文學「沙龍」
（三）曹植與曹丕
三 正始時期
（一）概述
（二）竹林七賢
（三）阮籍
（四）嵇康
四 西晉文學
（一）概述
（二）潘岳
（三）陸機與陸雲
（四）張協、左思、左棻
（五）西晉賦
（六）劉琨、盧諶，向東晉過渡
第三章 從東晉到初唐（三一七─六四九） 田曉菲
一 四世紀的文學
（一）東晉（三一七─四二○）：概述
（二）文學的社會用途
（三）記敘
（四）內省的山水：詩與文
（五）其他的詩歌題材和賦
（六）樂府
（七）文學批評
（八）陶淵明
（九）十六國文學
二 五世紀的南方文學
（一）概述
（二）寫作與社會生活
（三）謝靈運
（四）顏延之
（五）鮑照和江淹
（六）劉義慶及其文學集團
（七）絕句的興起
（八）永明一代
三 六世紀的南方文學
（一）梁武帝的統治和文化菁英的崛起
（二）文學生產：目錄、類書、選集
（三）文學批評
（四）宮體詩
（五）其他文學形式
（六）「北方」和「南方」的文化建構
（七）創傷和離散：書寫江南的沒落
（八）餘燼
四 五世紀初至七世紀初的北方宮廷
（一）概述
（二）五、六世紀的北方文學
（三）從隋煬帝到唐太宗
第四章 文化唐朝（六五○─一○二○） 宇文所安
一 概述
二 武后時期（六五○─七一二）
三 玄宗時期：「盛唐」（七一二─七五五）
四 佛教寫作
五 安史之亂後（七五六─七九一）
六 中唐一代（七九二─八二○）
七 最後的繁榮（八二一─八六○）
八 唐朝的沒落和地方政權時期（八六一─九六○）
九 新朝（九六○─一○二○）
十 敦煌敘事文學伊維德（Wilt L. Idema）
第五章 北宋（一○二○─一一二六） 艾朗諾（Ronald Egan）
一 概述
二 梅堯臣、歐陽修與新詩風的出現
三 歐陽修與文藝散文
四 王安石：作為詩人的政治改革家
五 蘇軾
六 黃庭堅和江西詩派
七 佛教與詩歌
八 題畫詩
九 宋詞
（一）張先、晏殊
（二）柳永：有爭議的綜合
（三）歐陽修
（四）蘇軾與遠離女性化
（五）詞論的肇始
（六）周邦彥
十 「非文藝」散文
（一）筆記與小說
（二）詩話
（三）鑑賞文學
（四）非正式書信
第六章 北與南：十二與十三世紀 傅君勱（Michael Fuller）、林順夫
一 「中國轉向內在」時代的文學林順夫
（一）北宋亡於女真
（二）中國轉向內在
（三）北宋覆亡對學術與文學的衝擊
二 文與道：道學的衝擊傅君勱
（一）道學對緣飾語言的批判
（二）內在性的文學與轉向外在的反向運動
（三）初期：美學與哲學議題在楊萬里和陸游身上會合
（四）初期：朱熹與文本的透明性
（五）十三世紀初葉：「理」的各種立場
（六）南宋後期：道德自我的詩學
三 文學的社會世界：團體與結社，以及印刷術的影響傅君勱
（一）印刷與考試文化
（二）南宋的官刻與私刻
（三）詩歌風格與文學菁英
（四）詩人團體：風格的社會組織
四 截止到一二一四年的金朝菁英文學傅君勱
（一）金朝初葉：「借才異代」
（二）中期：世宗與章宗朝，歷史與文化語境
（三）世宗與章宗朝的文學
五 專業性與藝術手法林順夫
（一）古典詩歌
（二）詞
（二）散文
六 城市生活之樂林順夫
（一）南宋的都市發展
（二）文學中的都市生活刻畫
（三）宋朝都市裡的娛樂
七 南宋覆亡林順夫
（一）蒙古征服南宋
（二）文人轉為戰士
（三）宋朝遺民作家風格多樣
（四）對南宋文化的懷念與批評
第七章 金末至明初文學（約一二三○─約一三七五） 奚如谷（Stephen West）
一 概述
二 一三○○年之前的北方創作
三 一三○○年之前的南方創作
四 元詩四大家
五 外族作家
六 一三七五年之前的詩歌
七 辭賦
八 元代白話文學
九 散曲：詩歌混合的新形式
十 尾聲
參考書目
本卷作者簡介（依本卷目次排序）
索引
卷上導言（節錄）／宇文所安
漢語與梵語、希伯來語共同享有一份殊榮，它們都擁有持續不斷時間最長的文學傳統之一。這幾大傳統的遠古時代晦暗不明，其源頭在某種程度上都受到了後世建構、附增、編訂等活動的塑造。不過，每一種文化都從未忽略忘記其早期文本，這些文本是這些傳統數千年來滄桑變化的參照點。特別是漢語和梵文，在數千年間，覆蓋了廣闊的地理區域，積累了數量龐大的文學文本，它們至今仍被人研究、閱讀。
姑且不論各種銘文──由於介質經久，這些銘文得以留存至今──中國文學傳統的傳世文本始於西元前一千年左右，此後作品數量穩步增長。全中國各地的小學生至今還在閱讀那些選自上古、中古時期的文本，儘管離不開詳盡繁複的注解。紙張──書面文字最成功的媒介，約在西元一、二世紀逐漸得到廣泛應用。紙張的耐久性不及牛羊皮紙，但製作一部書籍亦無須整群牛羊；像同樣廉價的紙莎草、棕櫚葉一樣，紙張能夠保證各種程度上的流通，文學文本不再是難以企及的寶藏。而且，到了十世紀，中國就已有了政府贊助主管的印刷；到了十一世紀末期，商業印刷業已經相當發達。正如歐洲人日後認識到的那樣，就知識傳播而言，紙張與印刷術的攜手聯合是無往不利的。
書籍、作品問世之後，就要面臨收集、保存、散失等問題；作品一旦散失，又只能得到部分恢復。文本在被某種形式的文化權威──無論是宗教的、政治的還是學術的──固定之前，它們往往或增或減，通常會有所改變。讀者常常在文學史中尋找由一系列特殊時刻組成的譜系，這些特殊時刻體現為那些可以繫於往昔某一特定時刻的文本。但更多時候，尤其是印刷時代之前，我們看到的是文本變化的沉澱物，後人借助這些沉澱物，通過重新抄寫、編輯、修訂等方式，按照他們自己的趣味和利益塑造文本遺產。
中國有一個致力於重估、保存文本遺產的悠久學術傳統。現存最早的皇家圖書館目錄出現在西元前一世紀末。自此之後，目錄學傳統一直連綿不斷，十二世紀之前多為政府主導，其後則是私人目錄學家居功至偉。對於保存文本遺產，帝王們感到一種特殊的責任；他們頒布詔令，搜求珍稀書籍，然後對之進行抄寫、傳布；皇家圖書館若是毀於祝融，新的詔令便又再次頒發。書籍的損失時有發生，謝天謝地有很多書籍佚失了；但是，也有很多書籍為一個重視書本的文化保存下來並珍重收藏。比起其他文化，我們對前印刷時代中國文本遺產的變更知之甚多，正是因為我們對這份遺產本身知之甚多。一個文本文化的歷史不是單憑那個文化的偉大就能賦予的；它是動機與材料的歷史，為了某種當下的需要而不斷再造出文化的往昔。
一部「中國文學史」可以意味著好幾種不同的東西。它可以包括所有用漢語寫作的文學，古代漢語也曾作為朝鮮、越南、日本文學的書寫媒介。一部「中國文學史」也可以包括現代中國政治邊界內的所有文學，這一邊界內有多種語言，還有一些完全獨立於漢文學之外的古老博大的文學傳統。在本書中，我們的研究領域採用的是一個較為有限的定義：即在漢族社群中生產、流通的文學，既包括現代中國邊界之內的漢族社群，也包括那些華人離散社群。儘管本書所論的作者不全是漢人，卻都參與了漢文化。
這一表面上顯得很簡單的定義引發很多問題。這一定義只能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一是多個社群的種族自我認同，而這些社群有數千年的發展變化歷史；二是多種語言之間具有共通身分的假定，而這些語言在語言學家們看來是不同而又密切相關的。如同所有這類「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其本質上都與某一政體密不可分，這一政體在今天就是「民族國家」（nation state）。中國政體與外在於該政體的華人社群的關係，還有這些社群自己與該政體的關係，依然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
無論我們如何試圖給文學史劃出範圍，比起這一學術體裁在十九世紀初首度成熟的時候，這項工作已經變得遠遠更為複雜。兩個世紀前，對文學史家而言，無論是作為一種歷史事實還是作為一種理想，語言、種族、民族國家，這三者之間的同一性都是不證自明的。即便在當時，一個民族國家內部，往往也有使用其他語言言說──而且常常也使用其他語言書寫──的社群。現在，我們意識到問題要複雜得多。過去有一些古典語言──有時與口語截然不同──構成了文學生產的主體，卻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各個「國家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s）的歷史之外。從過去到現在，都存在混合式的語言（macaronic languages），因翻譯的壓力而發生變化的語言，在殖民地與前殖民地、在離散人群與多種族移民中傳播、變異的國家語言。
所有這些現象都為文學史帶來了難題；這些現象清楚表明，作為一項現代工程的文學史，在何種程度上與民族國家及其利益綁縛在一起，為民族國家提供一部連綿不斷的文化史。如果沒有民族國家的形成，某一特定族群的文學史往往就變成了對一個「人民」的文化史的確認，和一種特定的語言聯繫在一起，而這種語言為這一情況的可能性提供了根據。
儘管早在現代時期之前，中國文學就已服務於為一個社會階級建構一個共同的文化身分這一目標，中國文學史的現代書寫，從一九二○年代首次全面成熟之後，卻一直持守著十九世紀對語言、種族、政體的同一性的信念。從二十世紀初到現在，將近一個世紀以來，它不斷重述一個漢民族的史詩，重述從遠古到現代、散布於極其廣闊的地域的中國文學文化的歷史與連續性。
這把我們帶到漢語語言的問題，思考二十世紀的「語言政治」（language politics）所發生的變化如何產生了這兩卷本的《劍橋漢語文學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而不是一卷稱為《劍橋古代漢語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一卷稱為《劍橋白話漢語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Vernacular Chinese Literature）。在西歐，這樣的兩卷書不會只用同一個字：卷上會用「拉丁語」，卷下則會使用歐洲「地方語言」（vernacular）中的一種──這裡且以「義大利語」為例，直到很晚，義大利語都還不是一種民族國家語言，而是「地方語」，「volgare」。在中國，兩卷可用同一個字；在歐洲，兩卷須用不同的兩個字。這一事實是「政治性的」──既在通常的意義上，也在文化的意義上。
眾所周知，漢語是一種以字元為基礎的語言。這一事實帶來的種種後果尚未得到充分理解。同一個字的讀音，在語言史上，包括了各種既相互區別又相互關聯的語言和方言的大語言區域內，都變化很大。此外，漢語只有上古語言形態變化（morphology）遺留下來的辨認不出的痕跡，它的單詞似乎沒有屈折變形（uninflected）。如果說書面語語法的最初功能是為了控制語言的區域差異和歷史變化，那麼，漢語並不需要書面語語法，因為漢字發音有各種變化，而且從表面看來明顯缺乏形態學。如同所有語言一樣，字詞和句式因時因地發生變化，但讀音的變化，使得以上古語言為基礎的一種簡單的「文言」看上去不過是口語的正式的書面形式。在一九二○年代的語言改革之前，中國的狀況近似於教師指導學生進行的美式英語寫作練習：gotta（代表口語），got to（轉化為書面語的口語），have to（非正式用語，但在某些場合的書面語中可以接受），must（正式用語，「正確得當的」書面用法）。的確，就承認各種差異不過是語言修辭層次（register）的問題而言，漢語與英語極其相似，它們皆承認所有這些變化都屬於同一種語言（「漢語」或者「英語」）。
第一章 早期中國文學：開端至西漢
一 漢語及其書寫系統
／柯馬丁（Martin Kern）
漢語──以及作為一種書寫系統的漢字──的最早證據是在今日安陽附近的殷商末代（約前一二五○ ─前一○四六）都城發現的甲骨文與青銅器銘文，安陽位於今天河南省的最北端。從那時起至今，中國文學表達的語言和文字，在過去三千多年間，可以勾勒出一個連綿不斷的發展脈絡。在人類歷史上，漢字是少數幾種獨立創造的文字之一，也是迄今為止最初的書寫系統仍在被繼續使用的唯一一例。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僅中國人用漢字書寫，其他東亞、東南亞國家如朝鮮、日本、越南等也使用漢字，中國文學傳統的影響遠遠跨越了口頭語言的疆界。
刻在牛胛骨和龜甲上的商末甲骨文，是與王室祖先神靈交流的記錄。從首次發現甲骨文的一八九九年以來，至今已發現了十五萬多片刻字甲骨。甲骨文的長度，從幾個字到幾十個字不等，保存了王室對各種大大小小問題的占卜記錄，如君王的健康、軍事勝利、祭祀時機、天氣情況等等，關乎君王本人及王朝的繁榮昌盛。刻在龜甲、牛骨上用於占卜的這些文字，記錄了君王與其祖先的成功交流，因而具有宗教、政治的雙重意義。此外，另一類商末文獻數量較少，是澆鑄在用於祖先祭祀的精美青銅容器（多為食器、酒器）上的銘文。至少在西元前十五世紀，商王朝就已開始鑄造青銅禮器，但直至西元前一二五○年左右才出現青銅器銘文。這些最早的青銅器銘文（又稱「金文」）絕大多數只有一至五個字，表明該青銅容器的器主身分與祭祀目的。不過，這些西元前二千年晚期以來的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說明中國的書寫系統已經相當精密發達，其起源、發展可以追溯至更早的年代。而且，儘管這些文字不純粹是為了歸檔備案或記錄歷史而創造出來的，但卻似乎基於那些最初寫在竹、木等易於朽壞的材質之上的文本。沒有什麼證據可以表明商都發現的文字僅限於甲骨文或青銅器銘文；那些寫在不那麼經久耐用的材質上的文字，不過是消失不見了而已。
但有一點事實並非出於流傳史的偶然，即早期中國人只把他們最貴重的材質用於與占卜、祖先崇拜等宗教實踐密切相關的書寫。西周時期（約前一○四六─前七七一）同樣也是如此。在新王朝治下，甲骨文迅速消失不見，青銅禮器的製作──無論是刻有銘文還是未刻銘文，卻開始大幅度激增。青銅容器、鐘、禮儀兵器等等，即便不是數以十萬計，至少也是數以萬計。而且，西周青銅器銘文有時還多達數百字，無論就其外觀，還是就其節奏、韻律與象聲詞的運用而言，都更有規律可循。與此同時，這些美學手段也見於那些流傳下來的最早的中國文學文本：《尚書》（《書經》）、《詩經》、《易經》的核心部分，很有可能成於西元前九至前八世紀。不同於青銅器銘文，這些文本均以規範化的書寫形式保存下來，所有早期傳世文本也都是以這種書寫形式流傳到我們手裡。
漢字字形最早的標準化運動，可以追溯至秦（前二二一─前二○七），這也是新的帝國統治所制定的整個行政管理規範化的組成部分。在隨後的四百年間──包括西漢（前二○六─九）、東漢（二五─二二○）以及兩漢之間王莽的短命新朝（九─二三）──古代文本被抄錄為當時的標準字體。六朝時期（二二○─五八九），這種標準字體進一步完善。在這一發展過程中，由於系統應用語義分類──以形符表示不同的意義範疇──從形狀上區別了同音異義字，使文字數量大幅度激增；最後，文字的音、義、形，配合得比過去更為精確。以音韻為序編排的字典《切韻》，便是這一學術努力的最高成就，由陸法言（生卒不詳，五八一─六○一年在世）及其合作者於六○一年編訂完成。
今天，漢字──不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創造的簡化字──總共約八萬個；具體數字取決於如何計算各種異體字。相對而言，商代甲骨文文字較少，約有五千個；儒家經典「十三經」包含了從西周至漢的歷時性文本層面，共有六千五百四十四個不同的文字；《倉頡篇》，據說乃秦丞相李斯（卒於前二○八年）所作，後又經過揚雄（前五三─一八）的補充完善，共收字五千三百四十個；許慎（約五八─約一四七）《說文解字》，最初由九千三百五十三個字組成，另有一千一百六十三個異體字（今本共一萬零七百個字）。這些統計數字表明了書寫系統的漸進發展。書寫系統發展的第一個高峰，大約出現在《說文解字》問世之際的西元一二○年左右，當時的東漢學者試圖製作一份標準化的文字清單，以確保經典文本的閱讀規範化。不過，書面語言字庫的成倍增長，主要還是系統化地增加義旁以來文字分化的結果。
有一定數量的漢字明顯源於象形文字。這一事實造成了人們對漢字的一種誤解，以為漢字總體上是象形文字（事物的形象）或表意文字（觀念的形象）。應該說，漢字是一種記號（logographs），將漢語語言書寫為文字。漢字主要代表的不是觀念，而是聲音；總的說來，漢字的功能，與其他書寫系統的字母或字符相同，雖然更加繁瑣一些。不過，漢字所具有的某些特點，不僅影響了漢語寫作、文學的發展，甚至還影響了整個文化的發展。由於其文字表示音節，也由於絕大多數的早期漢字多為單音節字，古典文獻裡的單個漢字書寫的就是單個詞語。與此同時，單種漢語方言裡的音節僅有數百；哪怕有音調的區分，這一極其有限的語音庫依然產生了大量相同的音節，從而導致同音字。在漢代以後大規模的文字分化與標準化之前，無處不在的同音字與有限的字庫相結合，結果便造成了「假借字」的濫觴；也就是說，一個字被「借用」來書寫一連串的同音詞。廣泛存在的以語音方式運用書寫系統的現象，使得除了刻板沉悶的行政文書之外的所有文本，都存在相當程度的歧義性；這同時也表明，寫作──尤其是上古文本的寫作──只能在闡釋、評論、抄寫與師徒授受的框架內運作。我們所能見到的古典時期以來的所有中國文本，都經過了這類試圖保證文本連續性的闡釋活動的過濾。至少直至六朝晚期，書寫系統都不能收納文本傳統；為了保持其連貫性，傳統（及其書寫系統）必須在動態中演化發展。
漢字的第二個特點，與漢語的孤立性尤為吻合，便是其形式上的不變性。古文寫作通常避免過多使用助詞（虛詞，也稱為「功能詞」），這種書面語言，在時態、數詞、性別、語法關係上，既非常經濟，又極不確定。同時，漢語口語應用的地域十分遼闊，各種方言數量繁多；但由於漢字的穩定性，這些方言的歷時性變化，既從文字上體現不出來，也無從討論。但或許更重要的是，文字的穩定性，製造了一種語言、文化穩定性的幻象，這本身就產生了一種令人望之生畏的現實，即一個歷經三千年而連綿不斷的文學傳統；其中，任何新的書面文本都能從各種更早的書面文本的表達中豐富自己，既不需要披上復古的外衣，也不存在語音不相容的問題。自前帝國時期以來，這一現象已經產生了一種永恆的文學共同語（koine），它隨著時間而漸變，卻始終堅守其基本的同一性與連續性，囊括了不斷擴大的文本世界。
漢字利於保持書面傳統的權威性與連續性的第三個特點，是它可以用來書寫外國文字，或音譯，或意譯（真正化為漢語）。六朝時期，佛教強勢進入中國文化，數以千計的新術語、新名詞，以各種方式滲透到漢語之中。這些進入漢語字典的外來詞彙是用既有的漢字書寫的，而後者同時又保持了其書寫本土詞彙的通常用法，這利於對外來詞的同化吸收，使之成為中國思想傳統、文學傳統的一部分。
最後，大多數漢字基本的單音節構造（表現為單個、不變的字元）為詩歌、散文寫作提供了韻律。古代漢語似乎自然而然就具備了簡單的節律，後者本身又是詞語：如《詩經》的××／××結構，五言古詩的××／×××結構，駢文的四六句交替模式，諺語、口號的四言結構，以及其他使得古代漢語極具節奏感的詩韻形式。詩歌韻律的這些規律性，也自然而然形成了講究尾韻、對仗的美學特徵。尾韻與對仗，中國文學這兩大定義性的形式特徵，貫穿了整個傳統。
古典書面語言的上述這些特徵，極大地促進了中國文學傳統的形成。如今，這個傳統已邁入了它的第四個千年。書寫系統的吸引力與文化力量，部分基於其早期的神話傳說。這些神話認為漢字系統不是人為設計的結果，而是從自然現象中發現的，書寫是宇宙自然秩序的一個元素。既然沒有一個造物主，書寫的秩序，便被視為起源於自然現象，是自然界對上古聖賢的啟示。許慎〈說文解字序〉對這一書寫的神話、同時也是整個文明的神話，有過成熟的論述：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
在這裡，中國文字的發明既是古代聖賢的文化功績，又是在自然界中「發現」書寫的一種行為。它將書寫的源頭追溯到歷史與宇宙自然，將文字想像成包羅、理解歷史與宇宙秩序的再現。中國文字起源的這一觀點，影響了其後若干世紀裡文學、書法、繪畫的宇宙論。文學即自然秩序的觀念，居於文學理論的核心，見諸陸機（二六一─三○三）的〈文賦〉、劉勰（約四六五─約五二二）的《文心雕龍》，甚至還包括唐宋的「古文」觀。
許慎的描述，不僅根植於古代神話，也扎根於作為早期中國哲學核心文本之一的《繫辭》（或曰《繫辭傳》）。《繫辭》又名《大傳》，大約成於西元前三世紀。這篇宇宙論是對《易經》進行哲學論述的所謂「十翼」之一。到了漢代，「十翼」被認為是孔子（前五五一─前四七九？）所作。然而在《繫辭》中，「結繩」、「書契」這些書寫的最初階段，不過是農業、交通、商業等諸多文明成就之一，並未與上古時代的文化英雄聯繫在一起，也未與八卦宇宙論聯繫在一起。前期與後期的這兩種不同描述，表明了中華帝國最初幾百年間文本文化的發展變化，其間，書寫與文學逐漸被確立為文化最高級的表達。「文」在早期中國意為「作為文化的書寫」，最初指自然界、人類活動各種形式的「紋」。帝國時期之前，「文」不僅用來指「文章」，還廣泛用於指稱「文化成就」，特別是用來指禮儀舉止、儀式表演，包括音樂與物質裝飾中的「紋」。只是到了西漢後期，即西元前一世紀中期左右，「文」才主要用來指稱「書寫」。這種轉變不僅在於詞義的變化：它象徵了文化核心從儀式性向文本性表達的整體遷移。它導致了書面文本的文化史的產生，並同時伴隨著維繫這種書面文本的機構，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帝國的官僚體制與文官考試制度；帝國王朝不斷興衰更迭，卻無損這些機構的始終在場。在這種連續性中，書寫傳統構建了自己的王國，不僅與現實的帝國統治並行發展，甚至還略勝一籌；書寫顯然被賦予了一種能力，不僅能夠表達人類的思想情感，而且能反思社會秩序、宇宙秩序的性質及狀況。儘管後來的傳統對「文」的起源做了強有力的闡釋，但我們絕不能把後世對「文」的理解投射到西漢後期文化轉型之前一千兩百多年來的書寫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