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解讀日本歷史

前言之一

我在短期大學任教已經接近十年了，這期間經常碰到令我感到十分驚訝的事。雖然我也知道學生和我大約有四十歲的年齡差異，不過還是不時會感受到他們的基本生活型態和我完全不同。例如這兩、三年來，我使用宮本常一所著的《被遺忘的日本人》（『忘れられた日本人』，岩波文庫叢書）一書作為討論課的課堂教材，在課堂上和學生一起讀這本書時，常常會感到我這個世代和二十歲左右學生的差異──差異的產生與其說是知識上的歧異，不如說是我們兩者的生活本身迥異，因此很多對事物的基本看法都不相同。

如果要用具體的事例來說明，譬如書中提到「苗床」（培育植物秧苗的小塊土地，待秧苗成長後再移植於大田）這個詞。我以為「苗床」當然是大家所熟知的概念，但竟然沒有一個學生知道。

另外書中還出現「五德」（指五行的屬性，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一詞，也沒有任何學生知道。他們也沒有看過牛或馬在工作的姿態。牛可能頂多只看過擠牛奶的乳牛、荷蘭乳牛等，馬則只有看過賽馬等供人騎乘的馬。

宮本書中也提到了「麻瘋病」或「麻風病」這幾個詞。甚至直接使用「韓森氏病」一詞，但學生們對這個病也毫無概念。即使換成「癩病」，他們也不知道是怎樣的疾病。如果說到愛滋病，當然大家都很瞭解，但是癩病這個詞就鮮少人知，也不知道它是一種什麼病。現在的學生不知道在世界上，甚至就在日本，還有人正深受這種疾病所苦，或因得這種病伴隨而來的歧視所苦。因為常碰到這樣的情況，我才被迫瞭解到：日本社會和自然之間的關係在很多方面都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

一般來說，現代人的技術較諸以往已發生相當大的質變。人類由大自然中開發出足以毁滅人類自己的力量，這件事至關重大，而且毫無疑問是人類史的問題，但是還不僅如此而已。特別是如果從日本社會的角度來看，有一些概念從江戶時代開始，到明治、大正、甚至是我們這輩還年輕的戰後時期，都被認為是普通的常識，但現在卻幾乎變得完全不適用，這些現在正在發生的變化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我們也可以用廁所為例，現在的年輕一輩大概已經很難想像廁所的惡臭，但我們人小時候應該都有「覺得去廁所很恐怖」的經驗，現在一般家中幾乎沒有陰暗的角落，因此年輕世代沒有體驗過我們對黑暗的恐懼。現今這個時代反而會對其他形式的東西──例如剛才舉的愛滋病的例子──感到強烈的恐懼。我認為我們有必要更深入思考這種變化的意義。

我們習慣將過去的日本歷史依時代區分為原始、古代、中世、近世與近代，從中掌握時代的變化，這是基本的架構，但就像剛才提到的，如果考量到人類和自然的關連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再沿襲以往對歷史的時代區分方法，很可能會碰到一些無法說明的變化，如果忽略這點，我們將很難真正掌握歷史。

在理解日本社會的歷史時，我們也必須想想是否有別於用原始、古代、中世等時代區分的方式，在目前為止都是用社會構成史的觀點加以區分，但相對於此，也有被稱為是民族史或文明史等視角的區分方式，姑且不論這是否為好的表現方式，但是如同前文所說，既然人類社會和自然之間的關聯已發生重大轉變，對日本社會的歷史加以區分也絕對有其必要。

那麼，因為現在的轉變期而逐漸被遺忘的社會──也就是那個和漸漸變得過時或消失的我們幼時經驗相連在一起的社會，究竟可以往回追溯到那一個時代呢？至今為止的研究常識都認為可以追溯到室町時代左右。換句話說，大約在十四世紀時發生了南北朝（日本的南北朝時代，發生於一三三六－一三九二年，當時日本同時出現南、北兩個天皇，之前為鎌倉時代，之後為室町時代）動亂，歷經此次大變動之後的時代和十三世紀之前的局勢有非常大的不同。我們這個世代的常識大致可以理解十五世紀之後的社會狀態，但是我們的常識卻好像無論如何也無法理解十三世紀之前的問題，那對我們來說幾乎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也就是說，和現在的變化同等重要的轉變發生在十四世紀的南北朝動亂時期，如果把該次轉換時期的意義和現在新的轉換時期相比擬，重新思考它的意義，應該會對從今往後人類應該選擇的道路、日本的文化或社會問題都有新的啟發。因此，本書想要討論這個十四世紀的變動時期，具體而言究竟是用怎樣的形式展現出來的？

前言之二

最近，關於「日本人是什麼」這個問題，不論在日本國內外都引起了廣泛討論。例如，一九九三年九月在澳洲的坎培拉召開了由澳洲國立大學主辦的「鐙‧帆‧鋤」國際研討會。除了澳洲學者之外，還有相當多來自加拿大、英國、印尼、韓國、美國以及日本的學者參加，來自各種不同領域的出席者大約有四十人，包括馬克思主義者、左翼學者、「日文研」這個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大家各自針對日本人的認同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我不太會聽或說英文，所以是用日文報告，最後大家討論了些什麼，我也不太了解，不過從人類學和考古學的報告開始，最後一直到日本軍隊中的慰安婦問題為止，有各種各類的問題都被提出來討論。特別是好像針對日本軍人的強暴問題，引發了很激烈的辯論。

其實，如果從分配給我的題目是「天皇‧米‧百姓」這件事來看，大概可以知道對於歐美人來說，他們所關心的是和自己很不一樣的日本人的特質究竟是什麼，但如果是印尼人或韓國人，就可以深切感覺到他們對於日本人不好的一面，以及因為這種不好的一面而造成的日本軍隊的殘暴行為（例如從軍慰安婦、強暴問題等），想要嚴厲追究。所以，其實這個研討會也讓我在不知不覺中得到了很多刺激。

《年鑑（Annales）》這本著名的法國歷史雜誌也在一九九五年首次刊登了日本特集，總之可以知道，外國人其實對日本有很高的興趣。這也代表在這個時代，我們自己對於日本人究竟是什麼，也需要認真考慮一下，我們之前可能都不需要面對的敏感問題，之後也一定會不斷地朝我們迎面而來。不過就算不是這樣，我在這時候也深深感覺到，日本人對於自己的歷史和社會，其實都沒有辦法正確地掌握。

當然，其實對於自己的社會和歷史，日本人的觀點也多少發生了變化，像在前文所提到的澳洲研討會中，從彼此的討論中也可以感覺到這種變化。只不過，一般來說，日本是島國，被周圍孤立起來，是一個封閉性的社會，單從這一點來看，就可以知道它不太容易受到其他文化的影響，因此足以蘊育出自己獨特的文化。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說，也因為這樣，所以日本的文化對於外國人來說十分難以理解，從這個觀點來看，就會覺得日本的社會十分特殊，這種觀點一直到現在都還是日本人之間的主流想法。

而這種文化的支持力量就是以水田為中心的農業，從彌生文化進入日本列島之後，一直到江戶時代為止，日本的社會基本上都是農業社會，到明治之後才轉型為工業社會，甚至是在高度成長期（指日本的經濟規模大幅度成長的時期，對於日本高度成長時期有幾個不同的說法，不過大致是指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三年之間）之後，才進一步進入真的工業社會。

一般的日本人都認為：因為日本人是在這樣的島國生活，所以才擁有均質、齊一的語言和文化，日本的社會也是以農業為基礎，而農業則是以水田為中心，並且以米為主食；用這種脈絡養成的日本人在日本列島中慢慢發展出自己獨特的文化；即使是明治之後一直到現在的政治體系，也都是用這樣的想法在掌握日本社會，經濟政策也是這樣。而像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這些處理人類問題的學問，大概也都沒有逸脫這個常識的大框架。

但是，這種對於日本社會的理解，真的是正確的嗎？關於這點，我從以前就一直感到疑問，而且也用各種形式的發言提出疑問，下文想要集中在幾個問題點上，對日本的社會重新加以思考。
那麼，第一個問題就從「日本社會真的是農業社會嗎？」開始討論。

後記

之一
從很久以前開始，就有許多人對我說，應該把自己的想法直接對年輕一輩說明，而早在三年多之前，「ちくまプリマーブックス」（筑摩書房精選叢書）就已經開始跟我邀稿。

不過，我現在在短期大學教授一般教育（相對於「專門教育」而言，約相當於通識課程），平常上課也都是以年輕人為對象，但是好像很少真正成功地感到學生們專心在聽我講課。只是在短大的課程結束之後，偶爾還是會有學生跟我說：他們聽到了和在高中學到的不同歷史，所以感到很有趣，就是因為這樣，我才敢寫出這本書，向年輕一輩說說我的想法。

如果有人讀了這本書，因此對歷史稍感興趣，或是多多少少感到歷史和現在的生活息息相關，即使我的書只增加了一小部分這種人，我還是會感到莫大的幸福。也請大家對我不吝賜教。正是因為有這些批評和感想，讓我一步步地更加努力，才能寫出更淺顯易懂、立場更堅強的著述。
這本書讓我有五次機會可以和筑摩書房的員工對談，而有了大幅度的修正。除此之外，本書的編輯、插圖等也承蒙筑摩書房的各位鼎力相助，在此深表謝忱。

之二
我在今年三月辭去了任教十五年的神奈川大學短期大學部，轉任該大學的特任教授，而用這種「退隱」的身分出現，倏忽間已經接近一年了。

辭去短大教職的時候，和《重讀日本歷史》出版的時候比起來，我已經或多或少比較習慣和年輕人交談了，但是從反面來說，也常常感到學生們和我這個老人的基本生活體驗之間，存在著非常大的差異。例如學生們完全不瞭解木炭的相關知識，也不知道「石」是什麼單位。反過來說，我對於電腦也完全沒概念。

因為這充分展現出現在的社會轉變是多麼劇烈，所以在授課結束時，其實我對於自己講授的內容到底被學生吸收了多少，常常感到很沒有把握。不過，由測驗的結果可以知道，學生對於其中幾個主題的確有某程度的反應。

本書也是立於這些細微的經驗之上，與前一本書相同，承蒙筑摩書房的各位職員們聚集在一起，於一九九三年十月到九四年的五月之間舉辦了四次座談，將這些內容經過整理再匯整出書。
不過在完成之後，我又覺得在不同地方所寫的、所說的好像有許多重複。對於這點，我打從心裡感到十分慚愧，可是這本書的用意是要針對至今為止都被認為是「常識」的觀念，也就是廣泛被承認的日本史圖像、對日本社會的印象，指出其中根深蒂固的重大偏差或明顯的誤解，並加以矯正，讓我們對現代的社會不至於再有誤解，為解此當務之急，雖然我知道一定會有人批評本書的內容過多重複，但我仍在有此覺悟的前提之下，決心出版此書。

如果有人在讀完本書之後，願意抛棄大家都熟知的「常識」，用自己的想法，重新思考日本社會的實際狀態，只要有一位年輕人願意這麼做的話，那就是我莫大的榮幸了。

與前書相同，本書可以出版，也是承蒙編輯部的土器屋泰子小姐的辛勤工作，土器屋小姐一直鼓勵我出版這本書，而且在編輯方面也給予我許多幫助，在此深表謝忱，而對於其他在上班時間仍然撥冗與我座談、給予激勵的筑摩書房的其他員工，在此也一併致上最深的謝意。

物品何以成為商品
不過雖說如此，但是關於錢還是有許多問題，也還有許多讓人無法明瞭之處，最大的問題之一是上述的流通錢幣基本上都是中國大陸的錢幣──宋錢、元錢、明錢。在當時的日本社會中，銅的生產活動其實十分活躍，有大量的挖掘、生產，銅在出口品中也占前幾名的位置。在鑄造技術方面，日本自古就有鑄物師，亦即日本社會應該具有鑄造錢幣的能力。

但即使是如此，平安後期之後的統治者卻都沒有想要鑄造錢幣的想法。除了像後醍醐天皇這樣特例的天皇最後以失敗告終之外，其他──不論是王朝或幕府──都沒有想要鑄造錢幣、印製紙幣的構想。這究竟是為什麼呢？如果考慮到中國和日本的社會，這應該是一個大問題，在日本曾經出現過社會尚不成熟，但仍然勉強發行貨幣（錢）的國家，原因大概跟這件有關吧，不過這仍然是尚未獲得解答的問題。

松延認為十四世紀的社會是「過早被貨幣化的社會」，應該也與這個現象有關。這件事暫且不論，如果錢像這樣真正成為貨幣，並且開始在社會中流通，這應該也會使得其之前的交易和金融的意義，還有參與交易和金融活動者的社會地位，都發生極大的決定性變化。

關於商業和交易的行為，最近有從各個不同角度進行的討論，不過將物品視為商品，並且在物品和物品之間進行交換，其實在某個時期之前的社會是在普通狀態下不可能實現的事情。物與物的交換、在人與人之間交換東西，其實是所謂的贈與互酬的關係。贈送東西給對方，再從對方那兒接受回禮，這種行為會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更緊密的結合。這並不是商品的交換。那麼，怎樣才算是把物品視為商品而互相交換呢？

對於這個問題，勝俣鎮夫提出了很有趣的見解。物品可以互相交換，必須存在某個具備特定條件的場域，這個場域就是市場。在市場中，物品和物品之間才可以脫離贈與互酬的關係，成為交易的物件。勝俣認為市場的意義便是與日常世界中的關係切割，依勝俣的說法便是「沒有關係存在」的場域，這是自古以來確立下來的。

例如自古以來流傳下來的習慣認為彩虹出現的地方，那個地方一定會開市。平安時代貴族的紀錄中就已經出現這件事，室町時代時也殘留有這個習慣的痕跡。例如藤原道長的宅邸便因為出現彩虹，因此在該地開市、展開交易。雖然應該無法掌握彩虹會出現的地方，不過總之必須如此行事。

勝俣指出：不是只有日本才認為出現彩虹的地方必須開市，其他民族也有這個習慣，這是因為彩虹是此世和彼世、神的世界和俗世之間的橋樑，因此必須在該地開啟交易，以討神明歡心。由此也可以看出：市場被認為是神的世界和人類的世界、神聖的世界和俗世之間的分界點。

我也認同這個看法，實際上也會發現日本社會常在河灘地、河中的沙洲、或海陸的交界處（海邊）、山與平地的分界（山坡）等地開市。如上所述，選擇開市的地方通常是具有特殊意義的場所，新建的市場也和一般日常的世界有別，是可以和神聖的世界、神的世界相聯結的場域。
進入此地之後，物品和人都會切斷了與世俗的關係。也就是成為「沒有關係」的狀態，唯有在這種時刻，物品和物品才能夠真正當作該物品本身，進行交換。換句話說，在市場這個地方，不論是物品或人都只是神的世界裡的東西。再換成別的說法，也就是變成不屬於任何人的東西。在這個基礎之上，才會發生物與物的交換。

不論是那裡的社會，市場最初的原理應該都是相同的。因此，在市場中，俗界中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會被切斷，使得市場成為「歌垣」的場域。妻子或丈夫都會切斷與俗界的關係，只是單純作為女人或男人而可以自由社交，這種場域大家已經知道的有像神的祭典等場合，不過市場也是類似的場所。物品、人也從日常的世界、俗界所延伸的關係中被切斷，如此商品才可以進行交換。

如上所述，出現在市場和交易中的是一切世俗關係被切斷的狀態，這可以說是近代的商品交換、市場原理的原點，因此會再衍伸出相當重要的問題，不過到中世的某個時期為止，交易就是用這種形式在進行。

……那麼，為什麼日本人這麼多年來都堅信這種錯誤的想法呢，這就是問題所在了。稍微想一下應該就可以知道，「百姓」這個詞彙只是指有各種姓氏的一般人民，並沒有其他的意思，所以這個詞彙本身完全沒有農民的意思。即使用古代的和訓（把漢字用日本原有的語言來讀）來讀，也沒有包含農民的意思在內。

現在的中國和韓國是依照字面的意思使用「百姓」這個詞彙。就像我曾經問過中國的留學生：「你們國家所使用的『百姓』這個詞要怎麼翻譯成日文？」，對方考慮了一會兒之後，回答：「一般人」。

應該就是這個意思。一般的用法就是把非士大夫（也就是不當官）的一般平民稱為百姓，現在也還是延續這種用法。那位留學生來到日本之後，發現大家提到「百姓」時都是在指農民，剛開始時感到很突兀，不過這也是當然的，因為百姓本來就完全沒有包含農民的意思。

村也是一樣，村這個字的語源是群，所以本來並沒有農村的意思。歷史學家應該要經過嚴謹的實證，並強調科學的歷史，但是歷史學家竟然忘記實證主義的原則，對於史料中出現的詞彙，不用當時的意義加以解釋，也忘記科學的歷史學應該遵守的鐵律，反而犯了非常初級的錯誤，在一開始就帶著百姓等同於農民的誤解，開始研讀史料。我也犯了同樣的錯，所以並不是高姿態的指責別人，但這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很難輕易找出解答。不過還是可以舉出幾個可能的原因。

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應該是日本列島上首次出現一個真正的國家（以「日本」作為國號），也就是這個通常被稱作「律令國家」的古代國家，是以水田作為國家制度的基礎（除了北海道、沖繩、東北北部之外），也就是說，它在制度上是用對土地的課稅支撐國家。

這個國家會將可以支配的人民登載在戶籍上，將六歲以上的男女全部依男女、良賤加以區分，讓他們擁有一定面積的水田，用水田作為課稅的基礎，制定賦課的制度，徵收租、庸、調和其他租稅。這個國家是很認真的要貫徹這個制度，所以即使像志摩國（現在三重縣東部的志摩半島）的百姓幾乎全部是海民，但是這些人還是都被給予土地。當然因為志摩國沒有水田，所以是把土地給予尾張國（現在愛知縣的西部），實際上志摩的人應該不可能永續耕作。不過由這件事就可以看出這個國家很殷切地想把所有百姓都歸為農民、耕作者。

再舉一個例子，八世紀前半有一個叫作「長屋王」的政府首班（政界巨擘），計畫要開墾一百萬町步的田地。如果仔細一想，就會覺得一百萬町步這個數字實在十分驚人，即使在中世，全國的水田加起來可能也不過就是這個面積，但是政府至少有一年的時間，十分認真的要執行這個計畫。結果，當然很快就發現這是一個不可能達成的計畫，於是軌道修正回「三世一身法」（於西元七二三年頒布的鼓勵開墾荒地的法案，此法規定：凡是新掘溝渠所開墾的田地可以准許三代佔有，而利用舊溝渠開墾的田地准許終身佔有，於是貴族、寺社和農民都積極從事開墾，使得耕地面積迅速增加），不過這個看來異想天開的開墾竟然真的制定成計畫，這件事實說明了這個國家對於水田有很強烈的執著。

第一個正式國家就制定了這樣的制度，對於後世當然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當然，在這個時期的日本列島社會中，已經有相當大比例的海民和山民，也有從事貿易和手工業的人在活動，應該說已經不存在自給自足的聚落了。

不過，為什麼這個國家的制度要用水田作為租稅的基礎，並且這麼認真而強力地執行呢？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在這件事背後的是：從這個國家的主要根據地──畿內──開始，一直到北九州等位於列島西部的社會，都是用水田和米來支持神的祭典。而且，不論這個國家的租稅制度再怎麼變化，都還是承繼中世國家的土地制度、莊園公領制。

莊園公領制在十三世紀前半確立，不過這個制度基本上還是以水田作為賦課單位，徵收年貢、公事等租稅。年貢不是只有米，也有許多非水田的產物，例如絹、布或鐵、鹽等，但是規定的方法是例如水田一町繳絹兩匹、田地一反徵五兩的鐵，都是像這樣用水田當作課稅的基準，對各種不同的產物徵收年貢、租稅（詳如後述）。

因此，這個制度雖然一開始就是用米和絹、鐵等的貿易作為前提，但是租稅制度的原則還是用水田作為基礎。而在十六世紀到十七世紀，近世的國家又形成所謂「幕藩體制」的國家。這個國家會把農田、房宅，有時候還會把山和海、鹽田等的收入，甚至商業的利潤等全部換算成米，以決定年貢的賦課基準──石高，再乘以被稱作「免」的稅率，這樣便可以決定要徵收的年貢。免五份也就是稅率五成的意思。

這種石高制將農田、房宅、山和海、鹽田等全部視為水田，用米當作價值尺度來表示領主的收益，並決定課稅的基礎，所以近世的國家租稅制度基本上也是一種對土地（水田）課徵稅金的制度。

因此，從律令國家之後一直到中世、近世的國家，統治者一貫採取「農業為國家之本」、「農業為天下之本」的態度，強烈要求百姓成為健全的農民。

從日本國成立之後，至今為止一共有大約一千三百年的歷史，除了十四世紀到十六世紀之外，在其他所有期間，國家確實都很積極地把這種農本主義灌輸給人民。因為要對土地課稅，所以國家當然強烈希望百姓都是農民，我們必須注意到，這是以國家的立場來說最希望的事情。

因此，制度上的用語都是以農業為中心，例如前文所舉的百姓圓次郎的例子，在江戶時代，即使有人只擁有極少量的石高，一年當中幾乎都在進行廻船貿易（也就是海上的生意），只有偶爾回家鄉時才會經營農業，但是這種人真正主要從事的廻船生意還是只被表現成「農間稼」、「作間稼」（在農閒期間所從事的其他手工業或買賣），也就是「副業」。

「船間稼」（在沒有跑船的期間所從事的副業）雖然指農業，但其實原本並沒有這個詞。現在也還是有一些上班族擁有非常小塊的農地，會在工作之餘去種田，這被稱為「第二種兼業農家」，這個用語應該是承襲江戶時代的「農間稼」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