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

序
近年來我的研究主要環繞著近代中國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嚴復（1854-1921）的生平與思想。這些研究雖然多限於「一人之事」，不過更重要的關懷則是希望「知人論世」，能從個人經歷延伸，進一步地觀察清末民初之際「文化動態之整體」。1998年筆者出版的《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簡體字版，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與2008年出版的英文專書《自由的意義：嚴復與中國自由主義的起源》（The Meaning of Freedom: 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8）是有關此一主題的初步研究成果。這兩本分別訴諸中、英文讀者的專書主要探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譯介，及其在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發展上的意義。筆者認為嚴復不但是一位介紹西方現代文明的翻譯家，更是一位批判西方自由主義、建立中國自由主義體系的思想家。

在研究嚴復自由思想的過程中，我發現他一方面大量地引介西方現代學術與現代國家體制結合成的現代性方案，另一方面他的思想中自由、民主、法治、科學等「啟蒙」面向，卻很弔詭地摻雜了許多「反啟蒙」的因子。嚴復較著名的「反動」事蹟包括抽鴉片、納妾、列名「籌安會」支持袁世凱之復辟，肯定「孔教會」、「宗聖會」的尊孔讀經之舉與撰文附和「上海靈學會」的鬼神觀念與「靈魂不死」之說等。以往對於嚴復思想中「反啟蒙」的一面有兩類主要的詮釋：或是認為嚴復早年進取，晚年轉而為保守、倒退（如周振甫）；或是認為嚴復具有矛盾、衝突的「兩面人」的特徵（如史華慈）。本書將批評這兩種主流論述，而嘗試以張灝教授所提出中國近代思想、文化的轉型時代之概念為背景，提出一個新的觀點。筆者不否認嚴復思想因時代的影響有所變化；同時處於中西文化衝擊、交會時代的嚴復，在傳統與現代的雙重影響下，具有一部份矛盾、兩歧的性格，然本書的主旨在於彰顯嚴復一生思想有其連續性，而且他的現代性方案與終極關懷之間具有內在凝聚性與一致性。他的保守的一面有相當的部份是從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摩利（John Morley, 1838-1923）肯定傳統的看法，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不可知論」，與歐戰後反科學的時代氣氛而來的，並非單純的復古；而他的啟蒙面，主要不是來自「一從夫新，如西人所為」的「西化」主張，而是源於「會通中西」的文化理想。對他而言，五四時期的學生運動、反傳統思想、反宗教迷信的主張，與白話文運動等可謂是一場「舉國趨之，如飲狂泉」的災難。1919年嚴復的四子嚴璿去唐山工業學校讀書，這時五四運動正在北京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嚴璿「捐錢五元…並結團抵制日貨」嚴復對此「深為不悅」，他勸四子應專心課業，不要過問政治，「如此等事斷斷非十五六歲學生如吾兒所當問也」。他寫了一首詩來勸戒他，也將此詩送給忘年好友熊育鍚（純如，1868-1942）：

<b>舉國方飲狂，昌披等桀紂。慎勿三年學，歸來便名母。內政與外交，主者所宿留。就言匹夫責，事豈關童幼。……不勝舐犢情，為兒進苦口。</b>

如上所述，嚴復的看法也和第一大戰後因科學發展所帶來的生靈塗炭的悲慘經驗有關。他在同一首詩中表示：「何期科學精，轉把斯民蹂。君看四年戰，茲事那可又」。簡單地說，他和1920年代以後中國思想界的一些學者如梁啟超、梁漱溟等人類似，一方面看到西方物質文明的過度發展，導致毀滅性的戰爭，另一方面則引起對自身文化的信心，希望在東方的精神文明之中尋找出路。他批判西方科學畸形發展、愛國主義與種族之爭所導致的殘酷戰爭，企望回歸中國傳統，因而形成了一個與五四反傳統運動截然不同的思路。

由此可見，嚴復的思想與五四運動所揭櫫的理想格格不入。如果把五四當作唯一的「啟蒙」，那麼嚴復自然就成為「反啟蒙」了。不過如果我們接受高力克、許紀霖等人在研究杜亞泉（1873-1933）思想所提出的觀點，認為五四時代除了有胡適、陳獨秀所提出的徹底改變的轉化型的啟蒙思想之外，還有一種以嚴復、梁啟超、杜亞泉、章士釗、蔡元培等人所代表的溫和漸進的調適型啟蒙傳統。這正是許紀霖在反省五四啟蒙運動時所提出的「另一種啟蒙，一種溫和的、中庸的啟蒙」。從此角度觀察，嚴復的思想可謂五四時期調適型啟蒙的重要源頭，值得我們詳加分疏。換言之，嚴復與五四思想家之差異不是「傳統」與「現代」的不同，而是中國現代性內部自由與保守之爭、反傳統與肯定傳統之辨，而其源頭之一是五四思想家的民主觀主要源於西方的盧騷主義（Rousseauism），嚴復思想則源於彌爾主義（Millsianism）和柏克式的保守主義；五四思想家的科學觀具有科學主義、反宗教玄學之傾向，嚴復則從「不可知論」出發，認為所謂的「科學」有其限度，而宗教有其價值。

這一本書的主標題「惟適之安」是採自嚴復自題的墓前銘刻，或許可以視為是嚴復對自己一生的總結，也代表他對後代子孫的箴箴告誡。本書主體部份計有四章，分別按照時代先後，從四個側面切入，來討論嚴復生活與思想之中所映照出中國近代文化轉型的曲折歷程。首先是「異性情緣」，描寫嚴復家庭生活、情感世界與公私領域之間的相互影響。其次是「北洋當差」，敘述嚴復從英國返國之後在李鴻章所主導的「淮系集團」內的仕途發展；同時討論他從以建設海軍、為國「立功」的發展方向，轉移到以翻譯來「立言」的重要人生轉折。再其次是「新語戰爭」，本章將焦點放在嚴復翻譯工作對中國近代新語彙、新思想的影響，以及其間他如何以一己之力對抗「東學」與「東語」的傳播。最後一章則討論「靈學濟世」，本章剖析嚴復科學思想的底醞以及他為何支持被五四新知識分子視為是封建、迷信的上海靈學會。

本書的第二章曾發表於筆者所主編的《第三屆漢學會議論文集：思想、政權與社會力量》（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第三、四、五章則分別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9（2005）、55（2007）、62（2008）等期之上，各文在發表之前都曾在近史所的學術研討會之中報告，又承蒙匿名審查人的仔細校閱，得以匡正缺失，謹致謝忱。不過這些文章發表之時均為單篇論文的形式，此次將各文統整成專書的過程之中，我作了比較大幅度的改寫。一部份是增補了一些新的史料，使我們對嚴復生平與思想有更精確的認識。特別重要的是我徵引了許多《瘉壄堂詩集》的詩作、2003年孫應祥、皮後鋒所編輯出版的《嚴復年譜》與《嚴復集補編》、2005-2006嚴孝潛、嚴名等嚴家後人在天津《今晚報》所發表的二十餘篇嚴復未刊書信，以及2008年所出版的《李鴻章全集》等。第二個部份則是修改各章的前言、小結，再加寫了自序、第一章導論與第六章結論，使全書的理路更為順暢，論旨亦更為清晰。結論部分的主要觀點是我參加本所2007年6月「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學術研討會，擔任「都市菁英的宗教生活」分組評論人的發言內容，又在2007年9月在上海華東師大以「現代性與終極追尋：精英分子與民初上海的宗教」為題發表的演講內容擴充而來。

這一本書的完成首先我要感謝中央研究院所提供卓越的研究環境，讓我可以無憂無慮地在斗室之中盡情發揮。再者，從1997年我在好友張力兄的引介之下，首度參加了福建省嚴復學術研究會所主辦的「嚴復與中國近代化」學術研討會，此後的十餘年間，我多次造訪福州，參加福建省嚴復學術研究會與福建師範大學所主辦的學術會議，與福州學界結下不解之緣。在這些會議中我不但得以和世界各地嚴復研究的專家切蹉問學，同時也因此而得到許多嚴復研究的重要資訊，這些史料奠定了本書的基礎。其中特別要感謝的人包括嚴復學術研究會鄭重老會長、已故福建師大嚴復研究所的林慶元教授，還有福州的林平漢、楊泗德、陳端坤、翁訓彩、王民、盧美松、嚴以振；廈門的羅耀九；南京的孫應祥、俞政、皮後鋒；北京的劉桂生、蔡樂蘇、王憲明、戚學民、馬勇；天津的嚴孝潛；武漢的蘇中立；香港的林啟彥、李金強等位先生。這幾位先生對嚴復研究的推廣付出很感人的心力。在福州時，我幾乎踏遍了所有嚴復曾駐足之地，包括他的出生地蒼霞洲、陽崎祖宅、馬尾船政學堂、郎官巷故居、避暑聖地鼓山、尚書祖廟、鰲頭山麓的墓園等。親歷其地讓我對嚴復與他所處的環境產生了一份更深的歷史感，也讓我想起嚴復的一段話：「有出格見地，方有千品格，有千品格，方有超方學問，有超方學問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後得其真」。多次的福州之行使我逐漸地撥開雲霧，走進嚴復生命之底層。

最後，我要感謝兩位書稿的匿名審查人，以及我的老師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教授。墨子刻教授帶我走進學術研究的大門，他的專著《擺脫困境》（Escape from Predicament）、《太平洋風雲》（A Cloud Across the Pacific）等書不但深入中國文化傳統的內在肌理、彰顯思想連續性，也開啟了一個結合哲學與思想史的跨文化比較研究的視野，對我的學術生涯有無窮的啟發。謹以此書獻給墨子刻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