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韓國人：從稻田躍進矽谷的現代奇蹟創造者

新舊之間：韓國人的新樣貌與舊情懷／何撒娜（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如果想很快用一本書來了解韓國的方方面面、過去與未來，而且還希望知道許多實例而非理論上的調書袋，麥可‧布林這本《新韓國人》會是本很好的入門書。
布林是個很會說故事的人，他在《新韓國人》這本書裡講的是韓國人如何在現代坎坷曲折的歷史中創造「奇蹟」的故事。作者從一九八○年代起就在韓國擔任外國媒體記者，長期觀察南北韓的情勢與社會發展，後來更在韓國長期定居，成為韓國現代「奇蹟」的見證者。
歷經韓戰與南北分裂，一九八○年代是韓國政治、經濟發展轉變的關鍵時期：號稱「漢江奇蹟」的快速經濟發展，讓韓國逐步邁入發達國家行列；全國各地持續接力進行的民主化運動，讓韓國慢慢轉型成為民主國家；二○○○年之後，韓國更是憑藉著流行文化的「軟實力」，從過去無人聞問的東亞小國，華麗轉身成為世人所熟知的流行文化大國，在不同層面引領時尚潮流。作者把政治、經濟、以及文化上巨大的發展與轉變稱為現代韓國「奇蹟」，而這三大奇蹟成就在短短的四十年間。
我們想知道，到底韓國是如何做到這看起來閃閃發亮的一切成就，我們更想進一步了解，韓國成功的例子是否能成為其他待發展國家的示範。畢竟這個閃閃發亮的國家，幾十年前仍處在貧窮、匱乏、以及極度缺乏自信的落後灰暗狀態。如果韓國能在兩個世代內澈底改變，那麼任何國家都應該有辦法在相對不長的時間內，提升人民的生活水準、實行民主、並與世界先進國家齊頭並進。

不服氣與「恨」（han）
作者認為驅策韓國現代化發展、促成韓國奇蹟的主要力量來源，是一股「不服氣」的精神。這股不服氣的精神與態度，是針對整個導致今天破碎局面的歷史。有二個概念與這不服氣態度有關，就是「恨」（han）的情緒與得到肯定的渴望。所謂的「恨」，指的是一種源自於過去集體挫敗經驗的心理狀態，是一種經過昇華、卻又徘徊不去的憤怒與無助，積壓在個體或群體的內心深處。有許多學者認為，韓國過去長期被壓抑、被侵略而導致的「恨」與集體創傷，是促成韓國政治轉型與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因為這種深層的「恨」，使韓國人表現出不服輸的精神，為的是想被世界所肯定。
南北韓分裂、以及更早之前所受到的壓抑、無奈、與集體創傷，成為韓國人拚命向前衝、向世界證明自己的一股動力。我自己在韓國時也曾感受過很多次這樣的論述與情感。記得有次參觀新萬金海堤工程，同行的韓國老師親哥哥就是其中的一位工程師。我還深深記得他帶領我們參觀並介紹整個工程時，臉上發著光，用著一種驕傲的語氣，告訴我們整個工程全都由韓國人自己進行，克服了許多技術上的困難。咬緊牙進行到底、告訴自己我們可以的精神與態度很常見，所以我們不難見到韓國人在各領域中都力求表現，甚至有時用力過頭造成一些爭議。

匱乏與受害者的政治
這種不服輸的精神，與韓國國內所建構出來的「匱乏」與「受害者」政治論述有關。韓國人常說，因為韓國是個資源不足的國家，所以只能加倍一起努力。每當聽到這種話，我常覺得不解或不以為然。南韓國土面積將近台灣二‧七五倍，人口超過台灣二倍，怎麼看資源都比島國台灣來的多。韓國國內有煤礦、石墨、鎢礦，甚至還有發展核工業的鈾礦。但韓國國內的主流論述，往往強調自己是個沒有資源的國家，人民也如此深信。
造成這種「匱乏」政治論述的原因有兩個，首先是南北分斷造成的相對匱乏感。韓國礦藏大多分佈在北韓境內，在南北韓分斷前，北韓以重工業、南韓則以農業為主。南北韓分裂當時，北韓的經濟實力與工業規模遠超越南韓，造成南韓深深的相對不足感。韓國人習慣與其他大國相比，如此一來，「資源匱乏」的陰影始終籠罩在韓國人心上。
另一個更長遠的重要原因，是朝鮮王朝長久以來以陸地為主的治理與思維方式。早期新羅王朝以南部的慶州為都，更親近海洋文化，文化風格也比較活潑開放。朝鮮王朝改都在現今首爾，獨尊儒術，治理模式以陸地為主、自我隔絕於海洋。也因此，即使朝鮮半島三面環海，海洋資源卻常被排除在主流論述之外。
除此之外，韓國的主流論述也常強調自己的受害者角色。我常聽到韓國朋友們談到韓國過去的悲慘歷史，例如每隔數十年就被外國入侵。這種被害者式的政治論述，也促成了前述的「恨」與不服輸精神。

隱藏的結構
除了這些公開可見可聞的論述之外，要了解韓國，我們還必須理解一些隱藏性的結構。作者在書中曾提到雙龍汽車破產而失業的工人示威。當時他無法理解這些失業工人為何日復一日示威要求復職，而不是努力去找尋其他工作。後來才有韓國人告訴他，這些工人永遠找不到工作了。大企業不喜歡找這些有工作經驗、又有一定年紀的員工，更何況這些是曾經對抗過公司的人。
本書開頭第一篇談到世越號沉船事件。這件發生在二○一四年的慘案，是韓國社會近年來最重大的集體創傷，當時住在韓國的我，也同時參與了這個集體受創的過程，至今仍未完全平復。事件發生後，大家最想知道的是為什麼當初會延遲救援，導致許多無辜的生命葬身海底。其中一個重要的隱藏性結構原因，作者與我都同意的是，因為階序文化的關係，在災難發生當下，有權力做決定的人裡沒有人願意掌控大局擔負責任。船長與船員們往上層連絡了海警與船主，海警們可能也等著更上層的指揮，就在這樣的等待中，錯失了黃金救援時刻。如果層層上追權力的結構，到最後就會追到當時的總統朴槿惠，朴槿惠後來也因為這個原因加上別的事件而下台。
其他還有許多的社會現象與例子，就像作者所說的，除了表面原因之外，還有更為深層的結構。只是這樣的結構，通常都是隱藏未明說。

對「新」韓國人的善意告白／陳慶德（《再寫韓國》旅韓作家）、弘光科技大學文創系講師

一、選
近年來聯經出版公司挑選韓國相關議題的譯書，一直有口皆碑，諸如二○一三年引入丹尼爾‧圖德（Daniel Tudor）的《韓國：撼動世界的嗆泡菜》、二○一四年小倉紀藏《用心了解韓國：通往韓式心靈的十二個關鍵字》，都是讓我這一位韓國文化研究者愛不釋手、常擺在床案的書。而今日出版麥可‧布林（Michael亞
Breen）所撰《新韓國人：現代奇蹟的創造者》（以下簡稱《新韓國人》），除了同樣維持高水準的選書標準，甚至為了回應國內旅韓、知韓人士漸多趨勢下，所選的這本書內容更加多元豐富，足以滿足現今想要進一步認識韓國的讀者們。

二、體
綜觀本書內容與目標，從目次即可看到布林的寫作企圖心，他以一種幾近「全面性」的寫作方式，來「重估」韓國—細言之：「樣貌」（第一章到第八章）描繪二十一世紀韓國當代社會圖像、「根」（第十章到第十三章）言及過往朝鮮半島的歷史王朝發展階段、「財富」（第十四章到第十八章）論及韓國經濟發展路程、「權力」（第十九章到二十三章）提及近代韓國民主化之過程，以及最後「接下來」（第二十四章到二十八章）預測未來韓流、南北韓統一、韓國國內之未來，結構與內容極為完整、清晰。
除此之外，若從布林於書內所處理的「議題」角度來看，不管是議題的質與量，都讓人嘆為觀止。舉書內讓我有感的議題為例，有第六章探討的韓國眾多宗教「們」、第八章的韓國「面子」文化、第九章的韓國當地收養、炙熱補習風教育問題、到第十二章探討近代韓國國家發展史、當年被日本殖民的傷痛，以及亞洲最為敏感的慰安婦問題，至第十五、十六章，討論南韓在一九五○年代起「漢江奇蹟」經濟發展時期，抑或民主化過程所遇到的困境等，讀起來津津有味，讓人意猶未盡，且這些議題的探討深度，著實突破過往引入到台灣國內，多是簡單地告知讀者易懂，抑或表面的韓國文化歷史等議題書，開展出許多深入韓國這個國家的深層論述，這也是一種「與時並進」的寫作，當然，也得感謝聯經出版公司精準地選書，引入此書能夠回應國內想更進一步「知」韓人士之需求。這樣的扎實內容，也讓作為一位韓國文化研究者的我，閱讀完後有了許多發想，看似小議題，若是深入鑽研，其實都可以成為一門文化學科內容呢。
內容大方向的規畫、重大議題的安排，以及此書儘管著重介紹一九四五年後南北韓的「轉變」外，布林在本書也不忘「照顧」剛對韓國產生興趣的入門讀者，在書內花了相當篇幅介紹朝鮮半島的建國神話、朝代歷史發展與國民起源，如第十三章內，從檀君建國神話說起，分述韓國五千年歷史王朝的演變等，又如同第四章內介紹韓國Korea國名的起源，言及：「『Korea』是對外名稱（exonym），僅供外國人使用。據說這個字是從『Cauli』演變而來，因為義大利探險家馬可‧波羅（Marco Polo）聽到其他外國人如此稱呼西元九三五年至一三九二年統治這座半島的高麗王朝（Goryeo Dynasty），後來變成『Corea』，然後是『Korea』。」這些篇章的補入，目的就是讓未具備太多韓國歷史或社會文化背景的讀者，也能輕易地入門。

三、他
上述言及這些內容，出自一位長年生活於韓國當地的國外記者布林筆下，其風格甚至觀察角度，大異於韓國當地研究者，因為布林本身乃作為「他者」，先不論他觀看角度出發點，最顯著的一點，即他所引用的資料，更具宏觀，導入了更多國外如何看待韓國的視線，諸如提到李明博執政時期，主持諷刺播客（podcast）《我是小人》（I’m a Petty-minded Creep）的鄭鳳柱，由於大肆批評、諷刺李明博，於二○一一年以「散播不實謠言」遭判一年徒刑事件，布林除了引用韓國當地媒體報導之外，也參考諸如《紐約時報》〈諷刺領導人的談話節目讓年輕人發洩怨氣〉、《華爾街日報》〈播客主鄭鳳柱入獄服刑〉等許多外電報導寫作而成，使此事件更具客觀；抑或論述李明博上任後，許多舉動干涉到南韓言論自由界線，二○一一年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把南韓評級從「自由」降為「部分自由」外，聯合國報告也指出李明博領導下的南韓言論自由，有持續惡化之況，並且舉出他上任初期，強制鎮壓由一部電視紀錄片所引發的大規模民眾上街，抗議李明博總統解除五年前狂牛症爆發後對進口美國牛肉之禁令，最終電視紀錄片的編劇和四名製片遭到逮捕的事件等，布林同樣採用了外國報導素材，如聯合國言論自由特別報告員法蘭克‧拉魯（Frank La Rue）撰寫的《促進與保護所有人權、公民、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利，包括發展的權利》等書，試圖使發生在韓國社會內重大事件，呈現出更多樣化的觀看角度，而這樣同時具有解讀韓國媒體與外電能力的寫作者，的確不多。

四、文
但看到這邊，讀者也別誤認為這是一本硬邦邦的韓國社會、文化抑或是歷史導論，因為我們言及布林作為「他者」，同樣發揮了一些異於韓國人的幽默感且訴諸於筆端，諸如他在品嘗韓國料理，吃到海參時，開玩笑說道，儘管海參英文名字聽起來沒什麼殺傷力，但實際上卻是動物，且他上維基百科查了一下，發現牠們長長、黏滑的身體包含「單一、枝狀的生殖腺」，看起來像章魚陰莖，然而吃起來卻是像「鹽漬過」的惠靈頓靴子（Wellington boots），這種用知名品牌靴子來形容韓國料理的口味，是我第一次看到，引人莞爾一笑更具一絕，也因此種外國人幽默感，讓這本書文字口吻更具特色；當然，在討論一些重大議題上，如大家所熟知的韓國集體主義，布林也指出「這種團體導向是西方人覺得韓國是異國的起點，在我看來，也是他們不快樂牢籠的鑰匙。團體的問題是導致人們過分在乎別人的想法，至少在韓國是如此」。抑或評價南韓軍隊內管理風格時談到：「南韓的管理風格非常正式，但是不一定稱職，似乎與美國人正好相反」。凡此，「他者」的角度隨時可見，甚至形成我在後文即將會提到的此書最大特色—「善意告白」；除此之外，布林在處理如此眾多議題時，所採用行文方式，是以一種親近讀者的方式入手，即幾乎在每個篇章開頭時，都引用一則歷史事件、個人體驗或訪談等寫作「技巧」，吸引讀者閱讀—例如只要翻開此書首章，輕而易舉地發現到吸引他人目光的「沉沒的船」標題，講述了發生在二○一四年春天，驚動韓國社會的世越號沉船事件；又如同第三章「桀驁不馴的土地」，就以他觀察到的朝鮮半島夜景作為議題切入點，來探討韓國傳統建築的崩壞，以及當地建築風格；又如同第二十二章「異議分子執政」，就從他與金大中的電話訪談寫起，談論金大中的成長、選舉史，以及後續的南韓總統選舉社會氛圍等—我們不得不說，布林考慮到讀者，試圖在書內成為一位「導覽者」，帶領讀者跟著他，觀看這個處於轉變中，且跟過往大家印象大不相同的「新」韓國。

五、善

然而，《新韓國人》最令我感到驚豔，同時也是我認為寫作最重要的一點是「立」這個層次。其實書面坊間談論韓國的書籍不少，但是否著書者心中有種價值，甚至是對於他所書寫的國家有建設性的建議，非僅僅流於一種盲目的喜愛，抑或無情的批判流水帳，而後者更是許多寫作韓國相關議題時須特別注意的。

布林在此書中大膽且中立地對著「新」韓國人有破有立有建議，提出了一種「善意告白」，這從他在一九八○年代即為美國《華盛頓郵報》的駐首爾記者，多年來對於韓國一路上的發展、轉變有著第一線的現場報導外，甚至他也娶了一位韓國女子為妻，從某個角度而言，也算是半個韓國人了。因此，在我看來此書除了有著上述豐富的內容與議題討論，更具成就的是，他對韓國所做的「善意告白」。

如前述提到的世越號事件，布林對此就精準地評論：「在他們心目中，這起悲劇象徵著韓國人在整個歷史上，都忽視圍繞半島的海洋，選擇蹲踞在山谷裡，遠離世界。後來南韓人挑戰歷史，航向大海，從事貿易，汲汲營營於賺錢、偷工減料、把其他人踩在腳下，傾斜的船就如同貪婪的國家，無辜的人因此失去性命」；在談到韓國面子文化時，布林言及：「我也在這種『面子文化』裡發現道德敗壞的傾向。向來把他人看法奉為圭臬的人，發現自己獨自一人的時候，他的道德指南針有可能關掉，同樣的，如果發現大家都在做壞事，他也不會認為自己參一腳有什麼問題」；評價曾創造「漢江奇蹟」的朴正熙執政時統治南韓的手段時，布林還用了一個大膽的比喻，即「換句話說，（朴正熙）就是『主體思想』，只不過採用比金日成更微妙的路線」。而我們都知道「主體思想」這一概念，在過往論述南北韓關係史時，是一種緊緊貼在北朝鮮共和國的標籤，而布林透過細微的觀察，善意地提醒二十一世紀的「新」韓國人們，其實在上個世代過往國家發展路途上，「主體思想」也曾以一種更為精巧、精密的方式誕生在南韓國內；而提到南韓最著名的「財團」問題時，他也語重心長地講出：「由於三星是到目前為止最大的財閥，這樣的例子讓我們不禁要問，在南韓，你要如何達到頂峰並維持領先的地位？我認為三星能夠保持在頂端，是因為他們堅持什麼都要是最好，如果做不到，他們就撤出，就像零售業和汽車業，以及在二○一五年賣掉國防事業。如果想在南韓的商場上拔得頭籌，你就必須張牙舞爪、猖狂凶惡，那是殘酷的世界，若想得勝，就必須比別人狠毒」，可說是一語道破三星之所以成功的「真面目」與南韓商場的「黑暗面」；社會議題也是這般，如同現今仍是蔓延在韓國職場上的約聘員工、無法享受健全的職場保障的「一回用勞工」困境，他提到：「南韓的人口為五千一百萬人，其中大約三千七百萬人（七三％）為工作年齡人口。在這些人當中，有六百萬人是約聘人員，他們和全職員工做相同的工作，但是比較容易解雇，薪水也比較低。大約六％從事農業，將近一七％是製造業，剩下七七％統稱為『服務業』。嚴格的勞動法規對於減輕工作壓力沒有太大幫助。根據我的觀察，這是許多問題匯集的結果，其中之一是南韓的資本主義側重於生產者」等；抑或提醒韓國當局「從一九六三年，六三％的韓國人靠著務農或捕魚維生，他們當年的勞動成果占整體經濟的四三‧都
四％；四十年後，這個領域的勞動力下降到八‧八％，僅占整體經濟的三‧七％…但是二○○三年之後，不尋常的事發生了。製造業再次擴張，在二○一○年占總體經濟的三三％，從那時起一直保持相同的水平，南韓人變得更會製造東西」，須注意到未來國家經濟發展路線，應避免過度依賴競爭對手可複製的領域，因為南韓比起其他已開發國家，更加仰賴製造等等。上述我所列舉布林的「善意告白」例子，恐怕僅是書內十分之一都不到的數量，就我看來，布林式的「善意告白」，幾乎存在於每個篇章內，分別針對不同的主題出現近三、四次之多，這還有待讀者親自翻閱此書細心品味；而這種善意告白，無非就是想讓「新」韓國人重省過往，進而思索自己未來國家的出路，在其中我們也看到布林對於韓國的愛。

繁體中文版序

兩百年來，現代民主與市場經濟突然興起，一般人的平均壽命、生活品質和教育水準也隨之大幅提升，到了某個時刻，「進步」彷彿猶豫了一下，問道：「我還能走更遠嗎？」
很多人認為發展是西方的專利，也許大多數記得自己從前怎麼想的人都抱持這種觀念，更糟的是，有些人不僅相信東方和南方沒有條件變得富裕或自由，甚至認為西方國家的茁壯，或多或少是仰賴微妙的帝國主義形式，靠著征服其他地區而成。（日本的崛起並未動搖此一信念，因為他們認為日本是採用改良過的帝國主義，在亞洲算是特例；新加坡和香港則是太小，無法作為明確證據）。
然而，隨著時間過去，從南韓和台灣的驚人轉變中，「進步」得到答案。有史以來，唯有這兩個經濟體在五十年內，每年成長五％。其中更為深刻的涵意是，透過它們的榜樣，證明政治和經濟發展是普世價值，如果南韓和台灣能做到，就再也沒有任何藉口。
這本書是關於南韓人的成就，描述他們的過去以及他們今天的模樣，在這個故事裡，台灣讀者會發現熟悉的參考點，例如與共產主義另一半劍拔弩張的關係、致力追求成長的獨裁領導人、老一輩的辛勤工作，以及民主轉型。
我在首爾住了三十五年，有一件小事一直令我覺得有趣，那就是外來的遊客往往比定居此地的人更看得到進展，例如一九八○年代，我們大多數都嘲諷政府計畫、批判財閥；一直到一九五○至一九五三年期間參與韓戰的退伍軍人重返此地後，才提醒我們，讓我們看到這個國家變化得有多快速、多包容。
這本書也提到韓國人現在面對我們所謂的後工業社會問題，其中之一就是不快樂。今天的韓國人不像三十年前那麼快樂，其中有力的指標便是他們的出生率在全球敬陪末座、自殺率則是名列前茅，如此嚴峻的現實似乎與一般人的想法相牴觸，我們會以為，富裕自由國家的人民，必然比貧窮、較不自由的人民快樂？顯然並非如此。
看來，進步仍有未竟之業。

前言

我原本只是打算更新之前出版的《韓國人》一書，不過修改幅度實在太大，已經成了一本新書。
我在一九九○年代後期寫的第一本書當中，提到許多人用來描述南韓經濟迅速發展的「漢江奇蹟」，促成第二個奇蹟：民主發展，接著會帶來第三個奇蹟：與北韓統一，而且是按照南韓的條件。我認為，這個一度落後、遭逢日本殖民與外國勢力強行分裂，導致人民士氣消沉的國家，將因為這三個非凡卓越、出乎意料的變化脫胎換骨，並獲得療癒。我當時預測到了此時，第一本書的續集會是《統一的韓國人》（The Unified Koreans）。
除了時間點預測錯誤，我也要稍微修改我對韓國崛起的看法以及其代表的意義。首先，儘管二次世界大戰後，外國勢力占領與國家分裂，的確破壞北韓和南韓人的身分認同，但是我當時沒有發現一件現在看來顯而易見的事，也就是驅策南韓現代化發展的力量來源，是「不服氣」（defiance），不是針對殖民他們的日本人，而是對於整個導致今天破碎局面的歷史。他們拒絕接受世人認為他們應該站的位置。北方同胞引發他們的怒火，點燃這種不服氣的心態，鞭策他們找出正確的競爭方式。
這樣的態度現在看來似乎沒什麼大不了，不過北韓一開始無論在經濟、士氣或信心方面都比南韓強大，現在卻成了孤立悲傷的國家，領導人遭到世人嘲笑。
諷刺的是，現在大家覺得不服氣的是北韓，他們四處揮舞核子武器、頌揚自己的種族有多純淨、不受外國勢力影響，並蔑視國際規則與外交禮儀，同時又不停要求敵人接濟。
但是北韓人只是自吹自擂，他們的不服氣沒有把他們帶到任何地方，他們只是裝模作樣，一手揮舞旗幟，另一手拿著碗乞討。能夠好好駕馭這種不服氣的念頭，並從中受益的是南韓人，他們現在已經養成習慣，能夠把這種心態轉化為力量，引領他們前進，也許不是達成所有目標，但是至少已經遠遠超過我這種外人所能想像。
內戰的恐怖，以及發現自己和北韓人同樣殘酷的可怕，還有憤恨當時入侵的北韓人，以及他們至今依然展現的蠻橫態度，都讓這股力量越來越強大。
第一任總統李承晚感受到這種不服氣的氣氛，將之轉換為空虛的「北進」威脅，惹得扶植他的美國人很不高興，甚至考慮撤換他。不過真正馴服這種不服氣的是一九六一年發動政變的朴正熙，他替它戴上工作帽，要它努力建設出永遠不再遭到破壞的國家。
我對南韓發展第二個改變想法的地方，在於南韓對世界的重要。我現在發現，南韓故事真正的意義是它證明了，如果世界上最貧窮、發展最落後的國家能夠在兩個世代內澈底改變，那麼任何一個國家都應該有辦法在相對來說不長的時間內，提升人民的生活水準、實行民主，並與世界先進國家齊頭並進。也許有種種可能造成阻礙的因素，但是現在已經不能拿來當作藉口。
南韓人讓我們相信終有一天，所有國家都能達到相同的目標。雖然我認為等到時機成熟時，民族國家的概念盡好該盡的職責之後，很可能功成身退，不過那是另一個主題。
我仍然使用一般人熟悉的「奇蹟」來強調他們的每一步都是那麼出人意料。在前一本書中，我提出與北韓統一會是第三個奇蹟，不過我也許過度受到住在南韓的人對北韓不感興趣所影響，現在已經不認為南北韓統一對於他們的國際地位會造成太大差異。南韓已經是先進國家，有一定的國際地位，北韓也許有一天會融入他們的成就，時間點和影響程度也許因此不同，不過都應該交由南韓人自己決定。
我現在會說，完成韓國崛起故事的第三項奇蹟是比較模糊的文化勢力。世人對於韓國文化的認識和接受度，已經到了熟悉的地步，也就是接受他們的文化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雖然許多國家有全球知名的小說家、運動員或政治家，但是那些人物往往是例外，真正先進的國家，例如法國、澳洲，當然還有美國，文化本身就為人熟知。全世界以這種方式了解韓國文化是從二十一世紀初期開始，這樣的發展出乎所有人、尤其是南韓人的意料，所以這正是奇蹟。

第二十四章　獲得肯定的奇蹟
「他們的電影讓你想打電話給爸媽，並讓你離開電影院的時候，希望自己成為更好的人。」
如果現在去問南韓中學女生長大想做什麼，或是希望嫁給什麼樣的人，答案很可能是她們想當明星，然後和主廚結婚。父母很難接受這樣的答案，他們還是覺得女演員私下兼差，當有錢人的「私人伴遊」；至於廚師？似乎不過幾星期前，廚師才開始裝腔作勢。律師、醫生或牙醫不是比較好？
表演者和藝術家聲望提高也許是最近才出現的潮流，不過也是可以預期的（雖然我不知道有誰這樣預期），有了財富和自由，藝術家開始受到矚目，即使許多人還是窮困潦倒、受到壓抑。在穩定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政治家、教授和牧師往後排移動，吟遊歌手和音樂家走到前排，受眾人喜愛，附庸風雅的專業人士和高階管理人員也與他們往來。也許這樣的趨勢會越來越明顯，今天的南韓人已經不再擔心害怕或是受到驅趕，也有更多空閒時間，美麗和創意點亮幽暗的小巷。政客還是會出名，但是漸漸為人淡忘，其中很少人受青睞，除非有人成功完成統一大業。在說故事的人和提供夢想的人旁邊，政府官員頓時黯然失色。
今天的南韓人把很多心力放在俊男美女和社會名流之上，以至於認為自己有權利挖掘那些人的私生活。女演員黃秀貞在電視歷史劇〈醫道〉裡飾演端莊賢良的女主角，深受觀眾喜愛，將她視為理想的韓國女性，後來得知她與已婚同居人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又憤怒地將她除名，她出獄後沉潛五年才悄悄復出。歌手白智榮與經紀人的性愛光碟曝光後，演藝工作也停滯大約五年。被粉絲圍剿最慘烈的例子是韓裔美國人朴載範，他因為想家，私下和朋友在五年前的對話被網民挖出，後來不得不退出男團2PM，有人甚至發起請願活動，要他以死謝罪。他只不過說：「韓國好甲（gay）……我討厭韓國人。」他後來單飛復出，同時擔任製作人。
贊助藝術的資金越來越多，到處都是藝廊（這裡有一個小祕訣，如果你想開咖啡店，只要說那是藝廊，就有資格領取當地政府補助）。南韓藝術家在國際間產生影響力，例如軍政府獨裁時期出現的抗議藝術，叫做單色畫（Dansaekhwa），一般人也許比較陌生，但是藝術界許多人士認為那是二十世紀末最重要的藝術運動。城市建築的大廳或是前方都有雕塑（法律規定超過一定高度的建築必需擺放雕塑），其他形式的藝術也越來越受歡迎，才藝比賽的參賽者繞著街頭排兩圈。這樣的發展是越來越多人從事文化活動的必然結果。
但是也是在文化的領域，發生始料未及的事。正如我先前提過，南韓的崛起是奇蹟，因為實在很不容易，也因為他們隨時都可能偏離航道。假使工業是第一步、民主是第二步，那麼韓國的故事是透過文化完成，此處是指最廣義的文化，從文化的表現形式傳到海外，到世人對韓國人感到熟悉，就像對澳洲人和法國人一樣，南韓的特色受到尊重和歡迎。
相較於外界以奇蹟形容的經濟成長和民主發展，文化受到世人關注和接受，在韓國人眼中更是奇蹟，他們自己都無法置信，更不用說解釋。但是事實確實如此，這令他們驚奇不已，代表他們的獨特有其長處，也合乎時宜，韓國人向來告訴自己他們獨一無二，卻不知道除了獨特語言的表象之外還有些什麼。他們習慣把自己形容為井底之蛙，與眾不同、孤孤單單，不確定外面的世界長什麼樣。他們心想，也許獨特不是好事，尤其是世人只認識李承晚、朴正熙、金日成、文鮮明、金正日這些惡名昭彰韓國人的時候。他們始終不懂自己身上有什麼讓世人喜歡並欣賞的特質，現在外人靠在井邊，幫助青蛙爬出，只是青蛙不知道為什麼。但是他們會學習，這將是對他們的肯定。
當然，就像其他社會一樣，韓國人早就喜歡並欣賞自己的藝術、音樂、文學、電影和電視，並且正如我們預期的，在近代受到海外文化影響，尤其是美國文化影響的時候，他們努力保留自己的傳統文化。其中的故事十分有趣，但是我們這裡的主題不是韓國人如何詮釋生活或從事什麼娛樂活動，而是探討韓國藝術如何、為何、何時啟航，並在國外的港口受到歡迎。
裡頭包含三個層面，第一個是文化的商機，我們可以看到在海外最具影響力的藝術形式，至少就現階段而言，都是由大企業把持；再來是政府也提倡所謂的「軟實力」，不過主要是為了經濟而推動文化出口的風潮；最後當然是深具才華的藝術家，他們不但在自己的領域發光發亮，也有力地反駁對本土教育制度壓抑創意的指控。
其中蘊含的是集體的驅策力量，推動南韓人向外發展。
以音樂為例，自從一九九二年，二十歲的徐太志混合饒舌、搖滾樂和傳統音樂，為南韓樂壇注入新風格開始，娛樂圈就一直大聲問，南韓的歌手什麼時候會在美國走紅，「英國人入侵了，什麼時候換成我們？」從這個問題可以看到成功的渴望，就像其他領域的藝術一樣。每年諾貝爾委員會宣布文學獎得主，記者都在詩人高銀住所外待命，立博曾經在二○一五年開出二十比一的賭盤，結果宣布的得獎者是他們從來沒聽過的外國人，他們心想：「還有沒有其他人可以推出去？」
這個問題透露出國族主義的不安全感，與一般的職業抱負無關，也並非出自藝術家本人的渴望。
「成為世界知名作家的重要特質，是擁有一種特殊的自信，也是強烈的信念，相信自己寫的東西有價值。」高銀的英文譯者安東尼修士如此表示。
高銀到國外與其他非常知名的作家見面，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那類的作家，他們馬上認出他是「和我們同類的人」，即使語言不通。他就是有那種國際知名作家的氣勢。韓國人完全無法理解這點，一般韓國人會意識到外國人和他們不一樣，馬上就感到無所適從，甚至覺得自己不如人，乾脆放棄溝通。高銀獨來獨往，就像所有偉大的作家那樣。在韓國的社會，拒絕按照社會慣例做事的人會被排除在外，他的朋友很少，幾乎沒有朋友。
尋求認可是集體的渴望，似乎鑲嵌在他們的靈魂裡，雖然沒那麼詩意的解釋也許比較容易理解。如果從上幼稚園開始，學校就教導我們，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國家，優秀的人才要出國比賽、為國爭光。小金洙帶著銲接工具、小真鎬穿著芭蕾舞鞋，他們不只是媽媽的小孩，還是韓國隊成員，老師會幫助他們得獎（這兩個人真的做到了，二○一三年，南金洙（音譯）在萊比錫舉辦的國際技能競賽得到銲接金牌；二○一二年，元真鎬（音譯）在開普敦國際芭蕾大賽獲得冠軍）。
當然，除了成功的渴望，運氣和其他魔法也有幫助，伯尼･趙在二○○九年年初取得蘋果iTunes韓國歌曲的國際經銷權之後發現這件事。南韓的流行樂在亞洲越來越受歡迎，二○○六年，寶兒成為首位登上日本流行音樂排行榜的韓國歌手；隔年，Rain是第一個在日本最大的東京巨蛋舉辦個人演唱會的韓國歌手。像往常一樣，他們以為最好就是這樣了，但是接下來發生意想不到的事：
當時在南韓，下載和串流是分開銷售，下載一首歌大約是六十美分。但是二○○八年夏末，南韓的音樂入口網站聯手決定把下載和串流音樂綁在一起，全世界沒有其他地方這樣做過，甚至到現在都沒有。基本上，這代表你只要每個月付幾美金訂閱串流音樂，就可以下載，使得下載每首歌的價錢降到大約六美分。南韓的數位音樂有九二％轉移到這種下載加串流的市場。
這個決定似乎強化無法靠音樂謀生的觀點。幾世紀以來的外國訪客發現韓國人熱愛音樂和歌唱，但是那是社會低層從事的工作，像是妓生或是四處遊蕩的吟遊詩人。其中歷史悠久的表演形式稱為板索里（Pansori），歌手巡迴各地，在戶外演唱民謠，一次可能長達數小時。板索里歌手以唱、喊、說（可以想像為饒舌）的方式描述故事，這麼做一部分是為了談論上層階級，並且用只有下層階級才能完全理解的方式抒發情緒。一九九三年，導演林權澤拍攝的電影《西便制》把這種傳統曲藝形式引介給下一代，電影裡的板索里歌手把女兒弄瞎，好讓她留在身邊，發掘她的藝術靈魂。
到了現代，西方音樂改變大眾流行品味，許多南韓藝人最早是在美國軍事基地表演。一九七○年代，領導經濟革命的純粹主義者認為搖滾樂會敗壞年輕人的道德，這也是搖滾樂史時常出現的主題，因此著手審查（為了保險起見，他們也禁止男性蓄長髮，並規定女性不得穿著長度短於膝蓋二十公分以上的迷你裙）。搖滾樂大師申重鉉因為不願配合寫讚頌朴正熙的歌曲，遭到騷擾，後來他們以吸食大麻的罪名將他逮捕、虐待並監禁，他的歌被列為禁歌。除了他之外，還有其他歌手的事業遭到摧毀。一九八○年代，即使出現在電視螢光幕，表演舞臺有豪華背景和乾冰的歌手也只能勉強維持生計。一九八七年的一個晚上，我和同事跟隨知名歌手仁順伊的表演行程，她先在漢城市區兩個不同的場地演出，然後到一小時車程外的仁川，接著再回到漢城的另一頭。大約凌晨一點，我們在從仁川返回漢城的高速公路上跟丟。她當時已經相當出名，還需要這樣奔波表演，讓我們覺得很驚訝。顯然這個行業的錢無論到了哪裡，沒有太多是進入藝人的口袋。
一九九○年代網路興起，CD市場崩解，製作公司開始把重心放在數位音樂銷售、現場表演和海外市場上。幾齣電視劇大受歡迎，配樂因此出口到亞洲，甚至更遠的地方。
但是，隨著二○○八年下載音樂的價格下跌，越來越多歌手轉向海外市場，例如在iTunes下載，每首歌是九十九美分。正好這個時候，網路替他們開闢一條新路，歌手可以用臉書、推特和YouTube宣傳，國外粉絲和部落客也能形成社群網絡。
二○○九年的一個星期天早上，在南韓為西方音樂刊物撰寫文章十多年的記者馬克･羅素（Mark Russell）坐在巴塞隆納昏暗的咖啡館裡，聽到熟悉的音樂。他寫道：「曲調輕快明亮，與一般西班牙流行樂使用的和弦不太一樣，接著我聽到韓語歌詞。我問來自加泰羅尼亞的中年調酒師為什麼播放韓國流行樂（K-POP），他聳了聳肩，說因為他喜歡，沒什麼大不了。」
韓國流行音樂越來越受歡迎，大型娛樂公司持續發掘並培訓年輕藝人，訓練內容包含安排一些人到首爾的國際學校念書，以確保他們能夠唱出沒有腔調的英文。音樂出口總值從二○○九年的三千一百萬美元，到接下來五年內，每年都成長將近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