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會如何可能？（思想11）

致讀者

從一些跡象來看，我們終於進入了一個反思與檢討的時期。
過去近三十年，世界史與在地歷史都充斥著童騃的樂觀：關於所追求的是甚麼、憑甚麼以為鴻鵠將至、而隱藏的問題與陷阱又何在，都少見反省。「歷史終結」豈不意味著天下太平，思考乃是多餘？於是，華爾街的資本主義是無需檢討的，中國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是無需反思的，兩岸關係的既有格局天經地義，而台灣的民主化則被推許為傲世的成就。
事實當然不會那麼簡單。晚近陸續爆發的眾多議題，在在逼迫我們要再思考、再反省。《思想》這份刊物，也要為各方的反省提供認真、開放的論壇。感謝我們的作者，這個論壇正在逐漸成形。
從金融大海嘯橫掃全球，到台灣二十年的民主發展陷入僵局，到紅衫軍與野草莓對藍綠毫無是非局面的不耐，種種變局都亟待理解，藉以修正人們原先的簡單假定。於是本期的文章逐一追問：資本主義能躲開愈來愈大的泡沫及其逬裂嗎？選舉與政黨輪替便構成了民主的全部內容嗎？紅衫軍的意義只在於反貪腐嗎？野草莓真是一次有進步自覺的政治教育與社運實習嗎？作者們的論述與結論不僅多樣，甚至相互齟齬抵觸。不過，會提出這些問題，已經充分顯示，大家都意識到既有觀點失之於淺窄而以偏蓋全。認真的思想者當然知道，許多新經驗需要咀嚼整理，新的形勢正在浮現，深一層的價值意識有待醞釀，還有此前疏忽了的一些視角值得正視。沒有人敢自詡「重估一切」，不過，很多成見、偏見、以及習見的世界觀，確實得調整、移動、拋棄、或者重新肯定。
在台灣的脈絡裡，「民主」正是這樣一個一度引領風騷的理念兼潮流，卻因既定成見的層層綁架、以致於生機幾近窒息。本期專輯的七位作者志在打開民主的僵局：他們在意的並不是這個或者那個政黨的得失，而是社會成員能不能藉著民主化，發展公民的能力、維護公民的權利、進而落實所有人──我妳、異己者、大陸人、外籍人──平等關懷、尊重、共存的基本做人道理（這一觀念也正好是趙剛從對立的視角重建紅衫軍「精神」時重用的關鍵價值）。這時候，民主的含意不再僅是一張選票，而是整個社會生活的重建。
在這個問題意識下，本專輯所照顧到的面向當然還有不足：在這個社會裡、以及在這個社會的邊緣與之外，還有許多人，因為他們所遭受的剝奪壓迫更形徹底而殘酷，以致於根本沒有機會蒙受民主化的恩賜：文盲、邊緣人、赤貧者、遊民、外籍勞工幫傭等等無法進入公民社會、無力參與「審議」、因而只能被打入「次等人」(subalterns)範疇的眾多生靈，要如何成為妳我的「伙伴」，讓「伙伴民主」具實質意義？這個問題，有待讀者的補充。
本期「民主社會如何可能」的專輯，得力於台灣社會學會的幫助與配合，在此敬致謝意；本期「政治與道德」的專題，得力於台灣哲學學會與本刊的聯合徵文，也要誠摯感謝。此外，前期《思想》藉張君勱學會之助推出「社會主義的想像」專輯時，由於編者的輕忽，不僅妄言中國民主社會黨業已解散，也誤解了張君勱學會的獨立地位。本期謹發表民社黨的來函聲明，請讀者明察。本刊編者必須為了失察，向民社黨以及張君勱學會敬致歉意，也祝福民社黨在寬諒之餘，有所振作。

民主社會如何可能？解嚴二十年台灣經驗的反省
李丁讚

1987年台灣解嚴，威權體制瓦解，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國家機器施加在人民身上的各種壓迫一一解除，這是自由化的年代。1992年年底，增額立委選舉，在野黨取得超過三分之一的席次，權力制衡體制逐漸形成。民主也開始制度化。1996年總統直選，主權在民的理想確立。2000年民進黨執政，兩黨政治正式奠立。這時，西方民主體制中的重要制度，如主權在民、兩黨政治、選舉制度、多數決、三權分立（司法可能不能算）等，都逐漸確立。從自由化到民主化的路徑與框架，台灣與先進國家並無太大不同。

但是，在與西方類似的民主政治體制與民主進程中，台灣卻有一個與西方很不一樣的社會基底。我們的問題是：從這個不一樣的社會基底下所構築起來的民主制度，到底會與西方的民主制度有什麼不同的發展樣貌呢？在台灣的土壤孕育中，西方的民主制度會有怎樣的變形呢？從最基本的定義來說，民主的運作，必然要面對人民、土地、歷史。不謙虛地面對土地的民主，必然有很多霸氣與暴力，與民主的精神其實是相違背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每個民主儘管框架大同小異，但因為孕育的土壤不同，也就一定會長出不一樣的形貌。也就是說，每個民主都有其文化與社會的特殊性，我們要探討一個社會的民主實踐，或分析其民主困境，就必須回到該社會的歷史和社會關係中，才能對這個社會的民主特性有所掌握。因此，今天我們要探討台灣的民主經驗，也就必須回到台灣社會的脈絡之中，仔細來審視西方民主制度與台灣社會相互碰撞的細節與過程。我們要問「民主社會如何可能」，其實就是在問，民主制度與社會脈絡如何接榫、磨合，進而有機地連結起來的過程。因此，底下我將先把民主制度在台灣社會的實踐過程做簡單分析，藉此指出台灣民主的困境與契機。

首先，台灣的民主進程與國族建構同時並進，相互定義。90年代初，有制衡意涵的國會正式出現，這是台灣民主制度的啟動。而也大約在這個時間，「新國家」論述開始出現，建國的工程正式啟動。這兩個同時發生卻相互交纏的過程，深刻地影響著台灣民主的進程與開展。在某個意義上，台灣的民主是由建國的熱情所推動的。但這種熱情也也某種形式妨礙著台灣的民主。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1996年總統直選，兩千年的政黨輪替，都是民主的重大成就，但也是族群問題和統獨問題白熱化的關鍵時刻。西方先進國家在民主開展之前，都先有國族國家（nation-state）為基礎，在國族共同體的基礎上推進民主。但在台灣，民主與建國同時並進，甚至可以說，民主就是建國，建國就是民主。台灣的民主是在意識型態與國族認同的分裂與對立中開展的。

第二，在認同的分裂與對立中，「中國」因素的加入，使得情況更加複雜。在建國的努力中，中國當然是最大的障礙。再加上中國飛彈對台，限縮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變成建國運動的敵人。而且，在藍綠對抗中，藍營又被認為是「中國」的代理人，本來只是政權的競爭，卻被擴大成統獨的競爭、以及建國的關鍵。這時，競爭者也因此變成了敵人。輸掉了政權，建國必然無望，台灣也會被中國統一。這時，就沒有民主了。因此，政權的競爭，是一種「戰爭」，是輸贏的問題，是敵我的問題。台灣的民主不是競爭，而是戰爭。而且，在全球化之後，兩岸的關係除了原有的政治關係之外，又加進了經濟關係。一方面，台灣與中國是政治上的分裂或對立，但在另一方面，台灣與中國卻在國際經濟體系中逐漸揪合在一起。藍營主張與中國合作/合一，才是台灣的生存之道。在這個意義上，統獨的問題變成是生存與死活的問題。民主的競爭，又加上了戰爭的內涵與味道。認同的分裂更加對立。

第三、在認同對立中，民間社會也逐漸分裂，而有所謂「兩個民間社會」的說法。兩個民間社會分別閱讀不同的報紙、看不同的電視頻道，聽不同的廣播，建立不同的人際網絡。也就是說，兩個民間社會分別屬於兩個不同的生活世界，也建立不同的公共領域。在這種情形下，公共領域的發言，是表演給自己人看的，而不是要講給外人聽。所要表現的是忠誠，是兄弟之誼，而不是理性論述。多表演，而少論述，是台灣民主的特徵。這種情形，綠營比藍營嚴重。因為綠營人多勢眾，獨立又比統一更有道理，因此，理直氣更壯。社會的分立，「我群」的誕生，以及因此而產生的公共領域的情緒化與表演化，個體容易被政治化，主體也逐漸消逝。這是台灣民主所站立的社會基礎。

第四、但是，藍營在私領域的表演卻比綠營嚴重。侍從主義一直是國民黨穩固政權的重要方法與機制。透過這個機制的運作，國民黨的力量滲透進台灣社會的基層，把台灣人的私領域政治化。近年來，一種新的侍從主義更從這個舊的基底上逐漸興起。除了原來的地方派系之外，新侍從主義更走出固有的派系範圍，而向所有選民進攻。除了傳統的紅帖、白帖之外，很多政治人物把公家的資源、時間幾乎都用在個人性的服務上面，以「利益」引誘個人，進而建立個人網絡，大大地超出原來的派系範圍。利益極小化的結果，公共資源私有化，公共政策邊緣化。這是一種私政治的表演。也在這個表演過程中，民間社會的私領域被政治徹底滲透。

從以上對台灣民主進程的剖析，可以看出台灣的民主進程是鑲崁在統獨分立的意識型態之中。而這種政治上意識型態的分裂與對立，一方面往內發展，又鑲崁在本省/外省的族群政治之中，進而鑲崁在藍綠的社會關係之中，甚至演變成兩個民間社會的分立。這兩個民間社會的內部又有兩種不同的表演邏輯，分別滲透進入個人私密的生活領域之中，也分別以不同的方式把個人的私密生活政治化。另一方面，統獨意識型態的分立，往外則鑲崁到中國/台灣的分立格局之中，也進一步鑲崁到經濟生活的脈絡之中。兩個民間社會甚至逐漸與兩種經濟想像、兩種中國想像相磨合。這種從意識型態、政治、社會、經濟、到私生活的層層鑲崁、多重鑲崁，讓台灣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都糾結在政治的對立與想像之中，從經濟、社會、文化到生活的各個不同面向，都逐漸被化約到政治/意識型態的單一範疇之中，而這正是台灣民主所面對的社會基礎。

如果說，民主的運作必需認真面對這個制度上的土地、人民與社會，才能孕育出真正的民主。那麼，在台灣目前這個社會基礎上，我們的民主發展會有什麼樣的特殊樣貌呢？我們該怎樣來看待我們的困境？如何尋找實踐的契機？在我們的社會生活被政治層層鑲崁的情境中，民主社會如何可能？這是我們今天座談的基礎。但在各位進入討論之前，我想先簡單交代西方民主政治所由產生的社會脈絡，或許可以提供我們對話或發想之參考。

約略地說，西方社會在十八世紀之前，是自由化的時代，到了十九世紀才進入民主化時代。在十八世紀時，現代國家誕生，透過公民權的賦予，人民有了言論、結社等自由，個人意識逐漸形成。另一方面，自由市場也逐漸形成，私人領域逐漸獨立於國家領域之外，個人越來越像是理性的行動者，主體意識更加清晰。這時，核心家庭也逐漸發達，家庭內部的親子關係、夫妻關係開始親密化，個人不但可以以主體的形式出現，也慢慢可以把自己的太太、小孩都當成主體來相互對待。這些在現代國家的脈絡下所逐漸形成的自由市場與核心家庭、也就是哈貝瑪斯所謂的私人領域與親密領域，或簡稱「私密領域」。對哈貝瑪斯來說，公共領域之所以誕生，正是私人領域與親密領域的擴充與完成。沒有私密領域的發展，個人主體無法誕生，人與人之間相互的溝通與對話，更難進展。公共領域也就無法浮現。因此，西方十九世紀民主政治的出現，是建立在十八世紀民主社會的基礎上來開展的。

台灣在1980年代後期才開始自由化，核心家庭和市場理性也都約略在這段期間才開始發達。但是1990年代開始，台灣就進入民主化的階段。自由化的洗禮其實很短，民主社會的基礎仍非常薄弱。在這個基礎上，台灣的民主政治會有怎樣的發展呢？在哪個意義上，我們困境會變成我們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