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一百週年 (思想37)

致讀者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本期《思想》發表余英時先生的專文與唐小兵先生對余先生的訪談，縱論五四運動在思想上的複雜結構與歷史上的持續作用。這兩篇文字的意義主要不在於紀念百年前的一場學生運動，而在於闡釋、發揮這場新文化運動在百年中國歷史中所積累的一筆精神遺產。
如余先生所再三強調的，「五四」精神在近代中國是「一股實實在在的歷史潛力」。他指出，這個精神用胡適先生的話說，即是一種「評判的態度」或者批判的精神。五四的傳統一路發揮這種批判精神，在中國大陸鼓舞了歷次的民主思潮，在台灣則經由《自由中國》在思想上啟發了日後的民主運動。在海峽兩岸，它都確實是「真實的歷史動力」。
但是從1980年代末期開始，由於本土的民主化取得了一定成果，加上後現代與去中國化的潮流沖刷，五四在台灣似乎失去了立足之地。在今天的中國大陸，官方固然對五四的批判精神多所壓抑，即使在知識界，自由派批評五四的激進主義，保守派不滿五四的反傳統，「中國道路」論則否定五四的普遍主義，五四與這個時代彷彿失去了有機的聯繫。余先生的分析與論證兼顧政治與思想，旨在展現廣義五四運動的豐富內容，值得我們參考、反思。
本期的另一個主題是翻譯。在中文世界的文化積累中，來自翻譯的比重堪稱驚人，構成了我們文化資源的主要部分。不過兩岸皆然，都不視翻譯為「正業」，無論物質的酬報還是專業地位的認可都遠遠不足。但即使如此，仍有不少人投身翻譯，藉著引進另一個語種的文化精華為中文讀者開拓視野，自己也在嘔心瀝血的翻譯過程中發揮才情、文采、知識的儲備，尤其是跨文化的文化涵養，獲得了成就感。
在台灣，彭淮棟先生正是一位以翻譯為志業的有心人。他的譯筆精湛高雅，除了忠實轉達原文，往往還能引讀者含咏玩味，一些經典譯著在海峽兩岸乃至於華人世界擁有無數讀者。淮棟兄在去年去世，在本期，我們邀請到他的摯友彭錦堂、魏淑珠記述他的為人與譯筆，聊表紀念之意。我們也獲得李奭學、賴慈芸兩位分別撰文，探討翻譯史上的兩段故事。譯書人的遭遇極為多樣，本刊36期發表訓練先生的〈清河翻譯組蠡測〉，讀來令人感慨萬千，或可與本期的文章對觀。
內藤湖南的史學著作非常知名，在中國史的領域中有著可觀的影響。他也是明治、大正年間的中國問題專家，多次以記者身份或者受命於日本政府到中國調查，與中國政界的來往也稱頻繁。他所著《支那論》對於中國的國情與走向提出許多觀察與建議，即使在一百年之後，其獨特處依然值得參考。戴燕教授正在從事此書的中譯，先將所撰的譯本導讀交給本刊發表，對於內藤湖南的經歷、《支那論》的內容，以及生前身後幾代學者的回應與評論，做了細緻的梳理介紹，相信會引起讀者們的興趣。

試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作用（余英時）
根據我所了解的情況，目前大陸上很多人，包括新左派、新儒家，甚至自由主義者，都對「五四」採取了批評甚至否定的態度，這確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我在海外也讀過一些介紹大陸思想動向的文字。如我的朋友葛兆光在《思想》上發表的有關「天下想像」和新儒家「政治訴求」的文章，以及最近梁治平先生評介各種「天下」論述的長文。（《思想》第36號，2018年12月）我所得到的印象完全可以印證一些大陸來訪者述及的親身觀察。其中新左派和新儒家對「五四」的指控說來說去無非是：民主、科學之類的價值來自西方，不但不合乎中國的需要，而且還破壞了中國的本土文化。這是一百年來反「五四」者的老生常談，毫無新意。但是我進一步檢查了他們所提出的各種不同的取代「五四」的方案，發現其中有一個共同傾向，即強調中國自遠古以來便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天下」型文明；這個文明雖一度為西方的侵略而受到嚴重毀壞，但在中國「崛起」的今天，必將以全新的方式重建起來。這一傾向使我深信：這些「天下」方案，雖然彼此之間存在著某些分歧，都是在為中共尋找一個新的意識形態，以說明其政權的「合法性」（legitimacy）。
毛澤東死後，文化大革命告終，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事實上已完全破產。在鄧小平主持的「改革開放」時代，黨內黨外許多人都有回到「五四」民主路向的期待。1978年北京「民主牆」的出現便充分折射出當時一般人民的思想趨向。「民主牆」的作者主要是體制外的知識青年，他們在大字報中批判一黨專政並強烈要求民主，都是緊接著大批文革受害者的冤情陳訴而提出的，可見他們是「為民請命」，而不僅僅是表達了個人的政治思想。「民主牆」的衝擊力在當時是巨大的，引起各國記者的注視和報導，甚至鄧小平在未奪回領導權之前，也對日本、美國、法國的訪問團公開表示：人民用大字報表達不滿的權利是應當尊重的。（按：鄧取得領導權是在1978年12月底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定案的。）所以「民主牆」通過對毛時代意識形態的否定，而動搖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為了挽救這一危機，1979年一月到三月，中共在北京召開了一個「理論工作務虛會」，由即將任總書記的胡耀邦主持，其目的便在重建一套意識形態，為鄧小平改革路線提供正當性。會議的最後成果是確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意識形態的新正統；一望可知，這正是鄧小平「白貓黑貓論」的理論化妝。這個新意識形態在「務虛會」之後雖受到廣泛的傳播，但黨內黨外的批評也層出不窮，更由於它過於抽象，完全未能展現黨的最新動向，最後只有不了了之。從1979到1989的十年之間，不斷有人向黨提出新的建議，其中最著名的是借自美國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新權威主義」（new authoritarianism）。這裡有一個不但有趣而且反映當時政治形勢的故事：1989年初，天安門民主運動即將爆發的瞬間，趙紫陽在和鄧小平的一次對話中，提到正在流行中的「新權威主義」。趙告訴鄧，中國的「新權威主義」認為，「為了推動改革開放，必須掃除障礙，保持穩定，必要時不惜採取鐵腕手段……」話猶未畢，鄧便迫不及待地說：「我就是這個主張！」（見吳稼祥《頭對著牆——大國的民主化》，台北，聯經，2000，我在此書〈序〉中特別討論了這一對話。）「新權威主義」一度成為聚談最盛的論題，正是因為它差一點便成為新的意識形態。但當時多數知識人，特別是北京大學的師生們，正在發起「五四」七十週年紀念大會，以展開民主運動。「新權威主義」在這樣的思想氛圍中所得到的，是抨擊遠多於認同，否定遠多於肯定。所以在「六四」屠殺之後，鄧小平在萬般無奈之中，只能提出「不問姓『社』姓『資』的要求」，用避而不談的方式暫時和緩一下意識形態的危機。
上面關於鄧小平時代意識形態的回溯和前述「天下」方案的興起密相關聯。我們首先必須理解二者之間的關聯，然後才能進一步認識「五四」新文化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處境。概括地說，鄧小平在復出奪權和掌權的過程中（大致是從1977到1989），一直想重建一套新意識形態以發揮雙重作用：第一、取代華國鋒所繼承的毛澤東路線，這是奪權的先決條件；第二、為他的「改革開放」的新路線提供理論根據，這是強化掌權的精神力量。上面已經指出，1979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便是這樣確立的。但是這一「實踐」主義雖然有效地摧毀了華的「凡是」主義（即「凡是毛主席贊成的我們都贊成；凡是毛主席反對的我們都反對。」），卻不足以支持越來越複雜的「改革開放」路線。後來新權威主義也曾得到鄧的擊節稱賞，然而官方始終沒有正式出面宣導過它，其地位還遠在「實踐」主義之下。可見1989年以前鄧在尋求新意識形態這件大事上沒有取得成功。而且我們更看到，1989年以後，他竟坦然採取了避而不談的消極態度。為什麼在改革開放時期，意識形態的重建問題竟如此困難？讓我從歷史角度稍作推測。
首先我要指出：這十幾年中，「改革開放」的政治要求為「五四」精神的回歸開闢了道路，「五四」時代所強調的普世價值，特別是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觀念，頓時大行其道。1978年10月我訪問大陸，正值「思想解放」運動全面展開。當時一個最響亮的口號是「讀書無禁區」。這就表示，大批的知識人，無論在體制之內或之外，都要求在知識、思想、言論各方面取得自由和開放。我在北京和各地所接觸到的黨內人士往往將「思想解放」和五十年代中期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相提並論；並且很有信心地說，這次的「放」決不會落到「陽謀」的下場。我在11月回到美國之後，很快便有「民主牆」的崛起，遠遠超出「思想解放」的範疇了。「五四」精神在為下一段時期演出了一次波瀾壯闊的歷史悲劇，其事人所共知，不待贅說。
這裡我要特別指出的是：「五四」精神在現代中國是一股實實在在的歷史潛力。只要政治壓力稍鬆動，便會捲土重來。我們應該記得，1957年那個短暫的所謂「百家爭鳴」，便是由北京大學學生在5月4日發動起來的。這一天八千個學生開「五四」運動紀念會，十九個學生領袖發表激烈的演說，公開攻擊中共政權對民主自由的迫害。他們還編印了一個名之為《民眾接力棒》的期刊，寄給全國各級學校，呼籲全體學生為民主、自由、人權而奮鬥。（關於這一事件，參看胡適1957年9月26日在聯合國的講詞“Anti-communist Revolts in Chinese Mainland”，收在周質平主編，《胡適英文文存》，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5，第三冊，頁 1490-1491）當時「黨天下」統治中國已八年之久，「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和「胡適批判」之類的運動也已在全國範圍內深入而持續地進行了多年。我相信毛澤東不顧黨內反對，一心一意要搞「鳴放」，是他深信知識人基本上已被征服，不致導向亂局。（按：毛在2月27日很有信心地說：「匈牙利事件發生以後，在我國一部分知識分子有些動盪，但是沒有引起什麼風浪。這是什麼原因呢？必須說：原因之一就是我們相當徹底肅清了反革命。」見胡適上引文，頁1495）但他絕對沒有料到，「鳴放」的風聲剛剛傳出，「五四」精神便復活了。「陽謀」之說其實不過是事後造出的一片遮羞布而已。五四精神是客觀存在的歷史潛力，在此獲得清楚的印證。至於改革開放時期的民主運動，從「思想解放」、「民主牆」到天安門結局，都一直在「五四」精神的籠罩之下，更是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這裡唯一應該特別強調的一點是：當時知識人致力於「五四」精神的復活完全是自覺的，所以他們公開喊出了「回歸五四」或「重新啟蒙」的明確口號。（參看陳樂民（1930-2008）在《啟蒙劄記》中追憶李慎之的文章，《萬象》，2008年第6期。）
分析至此，我們才能進一步說明，為什麼改革開放時期不能發展出一個為「黨」所認同的意識形態。這是因為「五四」作為一個巨大的歷史動力，在共產黨內部造成了分裂。文革結束時，國民經濟已瀕臨崩潰邊緣，所以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最初僅限於經濟領域。但在改革過程中，主持人（如胡耀邦和趙紫陽）都發現：經濟體制的改革無可避免地牽涉到政治體制；後者不改，前者便改不下去了。最後雖在黨內保守派強烈反對之下，鄧小平終於接受了改革政治體制的原則，並在1986年指定趙紫陽主持其事。第二年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接受了趙的報告，政治改革才正式提上了議事日程。但內部的分歧也立即開始了。簡單地說，以胡、趙為首的改革派，由於其中往往有人和體制外的知識人互通聲息，傾向於參照西方體制以擴大改革的尺度，因而不免削弱了一黨專政的權力。另一方面，鄧小平雖號稱「改革總設計師」，但是他整體構想是通過經濟改革以強化「一黨專政」。自始至終他決無一絲一毫開放政權的意思。1986年12月30日，他在家中會見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人，討論學潮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同時也為「政治改革」定下了基調。例如他說：「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又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發展，不能搬用西方的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亂不可。」這兩段話清楚地反映出，改革派受到當時「五四」精神的影響，正在把政治改革推向民主和法治的途徑。所以鄧才有此針鋒相對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