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破局與困局（思想40）

致讀者

這是一個驚惶失措的世界。新冠病毒在幾個月內橫掃全球，數百萬人罹病，幾十萬人死亡。疫情期間幾大洲的封城鎖國，嚴重擾亂了數十億人生活的各個方面，經濟上的停滯損失更難估計。防疫抗疫也在各國內部強化了政府的管制權力，在國際之間升高了緊張衝突，日後世界秩序的重整會是什麼面貌，能夠樂觀的理由不多。
由於疫情來得突然，本期《思想》未能及時組織文章，探討這場浩劫的方方面面。幸而吳玉山教授原先已經應邀撰文，根據中華民國的憲政歷史，檢討兩岸之間的國家安全危機對憲政主義的挑戰。有見於各國政府為了抗疫，往往必須逾越常態的憲政權限，他的專文也延長視野，討論到了疫情在「安全」與「自由」之間所製造的緊張。他在本期的大作，值得讀者重視。
劉紹華教授長期研究中國大陸的公共衛生以及傳染病管控，著作在專業領域與廣大讀者間素負盛名。這次新冠肺炎首先在武漢爆發，中共政府面對前所未見的病毒快速傳染，從開始時的遲鈍、隱瞞，到後來以雷霆手段和舉國體制迅速控制住了疫情，其間的是非功過令各方爭議不休。本期發表曾金燕博士與劉紹華的對談，對於相關問題有深入的討論。紹華論及防疫所涉及的汙名與倫理問題，格外令人儆醒。
去年下半年，為了「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香港捲入持續超過半年的抗爭，其激烈程度引起全球的矚目。本刊一向關注香港問題，曾先後在19期與26期兩度推出過香港專輯，因此針對去年的情勢，也約請嶺南大學葉蔭聰教授幫我們規劃專輯。過年以來由於新冠疫情全球蔓延，香港的局面稍告沉寂，但近日中國人大通過香港地區國家安全法，爭議又告爆發。此時本刊第三度推出香港專輯，希望有助於各方反思香港抗爭的路線與倫理。
在台灣，「中華民國」四個字所代表的歷史、體制、價值，以及情緒均非常真實卻又曖昧模糊。從總統、政府到主要政黨，都是在中華民國招牌之下存身與運作，但他們處處避諱這個尷尬的國名。中華民國在當下代表著什麼，在過去成就過什麼，在未來又能發揮什麼作用，也很少進入學界以及社會的公共討論。由於統、獨加上中共的三方夾殺，「中華民國失語症」堪稱是中華民國治下台灣的集體心理狀態。
從楊儒賓教授的《1949禮讚》出版之來，謫放於烏有之境多年的「中華文化」再度取得了台灣的合法身分，本刊曾在25期以「在台灣談中華文化」為題，在30期針對楊儒賓的「民國南渡」說，先後推出過兩次專輯。但在台灣談中華文化，豈能迴避「中華民國」？可是要面對中華民國，在論述時固然捉襟見肘，在政治上也如接過燙手的山芋。結果，來自德國、生根中華民國的何乏筆教授，由於少了包袱，反而可以率直地探討中華民國的理念，尋找其潛在的能量。本刊樂於開拓有關中華民國的反思與論述，特別是「中華民國」今後在海峽兩岸的意義。歡迎各地朋友貢獻己見。
最後，值此疫病未息的時刻，謹祝本刊的讀者、作者，以及工作同仁們康健、平安。

社會運動不能轉化，其實是一個問題（呂大樂）
「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後稱「反修例運動」）一發不可收拾，從2019年年中爆發以來，到了現在下筆的2020年初，基本上沒有任何跡象會停頓下來，更遑論甚麼一個終局。觀乎目前香港的社會政治形勢，抗爭、衝突將會持續發展下去，而且還會繼續一段頗長的時間。我相信，對大部份香港人來說，這是始料所不及的。
社會運動與社會衝突的持續發展，一方面可從群眾動員的角度來研究和分析，由民眾的怨憤到集體行動的組織，瞭解民間抗爭何以如此頑強。若作一個粗略的分類，這是以社會為中心的角度，焦點在於民眾的不滿和他們所採取的行動。另一方面，則從完全不一樣的角度出發，分析為何這個社會運動持續至今，除了來自社會的力量支持著此起彼落的集體行動之外，我們也需要理解為何矛盾與衝突並未有在制度的框架之內發生與進行，而是訴之於公開的社會政治抗爭。這也就是說，社會運動與社會衝突的發生及其表現形式，並非由社會上所存在的矛盾來決定，至少同樣重要的是政治制度的失效。這是以政治制度（或說是國家機器）為中心的看法，社會運動長期在街頭進行抗爭，並不完全是社會政治動員能量的表現，而是政治制度的不同方面未能為衝突提供其他出路。
本文嘗試從後者──政治制度的缺失與失效──這個角度來討論目前「反修例運動」的發展狀況。而現時這個抗爭持續，看不見一個（無論是從建制或者抗爭者的角度考慮）就算只是暫時性的新的政治平衡局面，令衝突可以有所轉化，這本身反映出一些香港政治發展的基本問題。而這些問題似乎也不會短期內出現變化，這反過來會限制社會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對民主政治的長遠發展或者會有負面的影響。

一國兩制的內在張力
一國兩制可以視為一個「歷史妥協」的結果，於1980年代在中英兩國，香港社會內部不同社會階級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以維持現狀為主題，解決了當時香港政治未來的不確定性的問題。現在事過境遷，很多人已忘記了香港前途談判過程中所遇過的挑戰（例如外交談判出現嚴重分歧，中英雙方可能各走各路，以至信心崩潰），未必可以理解為何當時各方可以接受一個並不能完全滿足他們期望的方案。但這就是「歷史妥協」的現實，對當中對任何一方而言，方案都存在這方面或那一方面的欠缺。從正面的角度考慮，這不是一個「贏家通吃」的遊戲，每一方都有得亦有失。可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則當時的所謂妥協、共識，會隨著環境發生轉變，昔日構思的假設起了變化之後，令早已潛伏的張力再次表面化，產生一種不穩定性。而由於長期忽視這些張力的存在，又沒有想過需要在新的環境裡回應新的訴求，於是矛盾重新結集，裂縫再次呈現出來，不穩定的元素又再活躍起來。
具體地表現在香港社會的環境，當初一國兩制的方案回應香港人對社會主義的恐懼，重點是放在兩個不同的經濟制度的共存，給私人財產提供保障。與此同時，要維持現有生活方式不變（也就是說，在沒有正面挑戰內地的威權政治的情況下，避免國家及政黨支配生活的方方面面），自由便被視為九七後的社會制度支柱。而微妙的地方正在於將來如何保證它得到妥當保護，有賴其他社會制度的配合。對於這個問題，現在很多人的答案是民主化，部份人甚至覺得需要脫離中國，可是在1980年代，香港的主流意見卻並非傾向於政治改革和權力的重組。工商界既無意逆北京的意思，同時亦擔心選舉政治會助長「免費午餐」（即大派社會福利），改變香港的自由放任、低稅率的經濟管理傳統；中產階級也不完全信任民主政治，他們的主流回應策略是通過申請移民而取得「政治保險」，為自己留有後路；至於其他市民，他們各有想法，不過選擇不多，當然不排除對民主化抱有期望和要求的，然而那始終不是主流論述。事實上在整個政治過渡期裡，主流的想法是通過法治來保障自由（包括個人層面的自由，和制度上保障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公民社會的構成、新聞媒介繼續發揮監督的功能等），它們兩者聯合起來，保護香港人可以維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不變。
在一段很長的時間裡，法治作為政治的替代品，以為只要有效維持法治制度，有限度的民主化亦可接受。政治矛盾以及民主化步伐成為香港政治的主軸，很大程度上是九七回歸之後的事情。這不是說回歸前沒有相關的爭議，但當時仍未發展為可以在社會上引起廣泛迴響的議題。可以這樣說，2003年「七一大遊行」改變了整個社會政治環境。若拿當年的情景跟晚近五年的狀況比較，前者當然沒有現時所見的社會抗爭般激烈、持久。可是，當時所謂「五十萬人上街」抗議，是對特區政府管治失效的控訴，對其認受性、權威、公信力造成嚴重衝擊。從此，特區政府需要面對一個很不一樣的政治環境。而由於特區政府的認受性薄弱，施政往往因此而受到挑戰，成為眾矢之的，並無法說服市民它擁有政治授權來領導社會政治發展。進一步民主化作為政治制度建設的重要一環，逐漸變為公眾議論的一個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題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