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的靈魂

魂兮歸來：召喚黑人靈魂的先知杜博依斯／單德興（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1994年至1995年，我以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Harvard-Yenching Visiting Scholar）的身分負笈哈佛大學一年，研究主題為亞裔美國文學與文化（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當時美東的學風仍相當保守，即使在首屈一指的哈佛大學，有關亞美文學的課程也只有大學部的一門，而且講授該課的年輕老師婉謝我旁聽。於是我四處尋訪有興趣的課（按學生的說法就是「血拼」〔shopping〕），在旁聽的眾多課程中，上、下學期各聽了一門有關非裔美國文學與文化（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的課，分別由杜博依斯研究所（W. E. B. Du Bois Research Institute）的所長蓋慈（Henry Louis Gates, Jr.）與哲學家阿匹亞（Kwame Anthony Appiah）講授，上課地點就在暫居哈佛廣場（Harvard Square）街角、美體小鋪（The Body Shop）樓上的研究所。在蓋慈的主持下，此所當時已成為相關研究的世界首要重鎮（蓋慈至今仍為該研究所負責人），而他力邀前來的哲學家、公共知識分子韋斯特（Cornel West）更讓人對該所的未來發展充滿期待。那年我在不少公開與私下場合聽到許多人對杜博依斯（W. E. B. Du Bois, 1868-1963）的推崇與景仰，而名滿天下的哈佛大學以他的名字來命名此研究所，既是對校友的尊崇，也印證了此君在非裔美國研究中的獨特地位。
杜博依斯與哈佛大學淵源深厚。他於1868年出生在美國麻薩諸塞州，1888年註冊為哈佛大學大三學生，1890年以第三名的成績獲得學士學位（BA cum laude），次年取得歷史學碩士學位，1895年取得歷史學博士學位，成為第一位取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的非裔美國人。他的博士論文《非洲販奴至美利堅合眾國之鎮壓，1638-1870》（“The Suppression of the African Slave-Trade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638-1870”）於1896年出版，為哈佛歷史研究系列（the Harvard Historical Studies Series）開山之作。在校期間他深受歷史學家哈特（Albert Bushnell Hart）與哲學家詹姆士（William James）的影響，與兩人發展出亦師亦友的關係。
杜博依斯興趣廣泛，於文學、歷史、哲學無所不窺，在社會學領域的貢獻尤其卓著。除了身為傑出學者之外，他也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努力爭取黑人權益，為1909年成立的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簡稱NAACP）創始人之一，並自1910年起擔任該組織刊物《危機》（Crisis）雜誌主編長達二十五年。然而由於他的真知灼見與政治主張不容於當權者與主流社會，他對共產主義的友善與憧憬在冷戰的政治氛圍中更難容身，於是1961年選擇出走非洲迦納共和國（該國於1957年獨立，為非洲英屬殖民地中第一個獨立的國家），1963年成為該國公民，同年逝世，享耆壽九十五歲。迦納共和國為他舉行國葬，備極哀榮。由以上簡述可略窺他傳奇的一生，較詳細的敘述可參閱本書〈杜博依斯生平〉。
杜博依斯一生著述不輟，九十高齡時還受迦納共和國之託編撰《非洲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Africana），智力、體力、使命感與學術熱忱令人敬佩。他的著作等身，各有其脈絡與影響，其中尤以1903年、三十五歲時出版的文集《黑人的靈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流傳最廣。此書除了前言、後記共計十四章，文字生動，內容廣泛，指涉豐富，分析深入，其中若干觀念，如「雙重意識」（double consciousness）與「膚色界線」（color line），影響尤其深遠，先見之明令人歎服。然而也因此構成閱讀與翻譯的障礙，必須深切掌握作者的學思歷程與時代背景，才可能深入了解該書的大義與微言，絕非一般譯者或學者能率爾操觚。此書中譯本姍姍來遲，實為事出有因。
本書譯注者何文敬教授為美國研究科班出身，1989年獲得美國密西根大學安娜堡校區（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美國文化研究所博士學位，早年鑽研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的小說時，就注意到其中呈現的黑白種族問題。1987年的英文論文“In Search of a Female Self: Toni Morrison’s The Bluest Eye and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追求女性的自我：童妮‧墨莉生的《黑與白》和湯婷婷〔亭亭〕的《女戰士》〉），刊登於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今歐美研究所）的《美國研究》季刊（American Studies），從族裔、性別與弱勢論述的角度出發，比較、分析非裔的墨莉生（又譯摩里森）與華裔的湯亭亭的名著，為最早從事非裔與華裔文學比較研究的華人學者之一。何教授爾後多年從事非裔與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研究，曾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研究所開設「福克納專題研究」、「童妮‧摩里森專題研究」、「美國小說中的種族主義」等課程，並有多篇中英文論文於國內外期刊與論文集發表，更於2010年出版專書《我是誰？：美國小說中的文化屬性》（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為華文世界此一領域的代表性學者。
……
國科會／科技部的經典譯注計畫始於1990年代末期，筆者有幸參與計畫草創時期的擘畫，執行《格理弗遊記》（Gulliver’s Travels）的學術譯注版與普及版的計畫，並為王安琪教授的兩部英美文學譯注經典撰寫各超過一萬五千字與一萬八千字的緒論，對此系列計畫有充分的體認與深厚的感情。此譯注計畫旨在邀請學有專長的學者「並」具有翻譯經驗的譯者，選擇在其專長領域中的經典之作，迻譯為中文，並撰寫緒論（critical introduction）、添加譯注、提供原作者年表與參考文獻，以這些附文本（paratexts）協助讀者深入了解該經典的大義與微言，若有可能並與自身的社會與文化脈絡相互參照，以期達到筆者多年提倡的「雙重脈絡化」（dual contextualization）的效應。此計畫自1998年啟動以來，至今已邁入第二十個年頭，在譯者、推動者與出版者通力合作下，已經出版人文與社會科學的譯注經典近百本，允為國科會／科技部最顯著的成果之一，為華文世界厚植學術與文化資本，居功厥偉。
何教授身兼學者與譯者之長，實為翻譯杜博依斯經典之作《黑人的靈魂》的難得人選。他自2005年向國科會提出經典譯注計畫申請，採用的版本正是蓋慈與奧立佛（Terri Hume Oliver）合編、1999年諾頓公司（W. W. Norton & Company）出版的批評研究版。此書的中文譯注字斟句酌，前後耗時十餘年才完成，並依經典譯注計畫標準作業程序，由兩位審查人過目，真可謂「十年辛苦不尋常」。譯文以忠實順暢的語言再現原著，並佐以譯注提供必要的資訊（包括黑人靈歌的出處），協助讀者進一步了解文本及其脈絡。原文與譯文的章節頁碼對照表方便讀者比對杜博依斯的原作與譯作，原版封面與獻詞頁則讓讀者得以一窺原作的面貌。至於此書的內容、特色、貢獻與意義，譯注者在附文本中言之甚詳，此處不贅，僅簡述何教授所提供的附文本之作用如下。
由於杜博依斯在非裔美國傳統的地位獨特，著作眾多，相關研究汗牛充棟，然而中文世界有關他的翻譯與介紹卻極為欠缺。因此，譯注者在譯文前、後添加的諸多附文本，多少彌補了這個缺憾，藉由提供重要的背景資料與研究成果，協助讀者了解作者生平與此書出版時的世界。譯文之前的附文本〈譯注者序 傾聽杜博依斯發自靈魂深處的吶喊〉，說明此書的意義與翻譯此書的因緣；〈杜博依斯生平〉扼要展示作者傳奇的一生；〈導論 析論《黑人的靈魂》：美國內戰後之社會文化史經典〉分節呈現此書的出版背景、版本說明、重要性與意義、篇章評
析與綜合討論。譯文之後的附文本則有〈杜博依斯年表〉，以編年方式展現作者的生平大事，收一目了然之效；〈參考研究書目〉提供譯注者的研究資源，若干重要著作並有書目提要，可供有心人按圖索驥，深入研究；〈附錄一〉收錄四篇早期評論，以示此書問世時的若干反應；〈附錄二〉以中英對照的方式，呈現了此書出版五十年後，原作者杜博依斯與第二任妻子葛蘭姆（Shirley Graham）的反思與評語，使人得以一覽昔今之比與自他之論。凡此種種均可看出譯注者的用心。若杜博依斯再世，當能領會譯注者的努力與用心――或「愛意」（“love”，套用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說法）――深慶自己的著作得此知己，並在華文世界得到精采豐富的「來生」（“afterlife”，套用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對翻譯的著名譬喻）。
2017年夏天我重回哈佛大學進行研究，在哈佛合作社（Harvard COOP）購得韋斯特與布絲辰朵芙（Christa Buschendorf）的對話錄《黑色先知之火》（Black Prophetic Fire [Boston: Beacon Press, 2014]），該書分章深入討論十九、二十世紀六位高瞻遠矚的非裔美國領袖，以及他們的傳承在當代的意義，「無疑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黑人知識分子的杜博依斯」（41）為當然之選。在對話中，布絲辰朵芙提到《黑人的靈魂》結合了「科學的散文式書寫與詩式書寫」（52），書中使用的一些比喻，如「面紗」（“the Veil”）和「雙重意識」，形塑了後來的學術討論（55）。韋斯特則強調杜博依斯的人文主義，認為「他是徹底激進的民主人文主義者，乞靈於文藝復興、啟蒙時代以及維多利亞時期的批評家」（61）。而杜博依斯對資本主義與白人至上主義（white supremacy）的批判，使他成為「二十世紀人物中，與二十一世紀的我們最相關的一位，如果忽視他就會自陷險境。確實如此。就這個意義而言，我們都站在他的肩膀上」（44）。然而韋斯特也慨歎，「對身為學者、公共知識分子、行動分子的杜博依斯，我們仍未能充分體認他的寬度、範圍與深度」（42）。韋斯特引用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被暗殺前四十天於杜博依斯百歲誕辰慶祝活動中的發言，來總結兩人的對話：「杜博依斯最偉大的美德，乃是對所有被壓迫者永遠懷著人飢己飢之心，對各種不公不義打抱不平」（63）。由金恩與韋斯特這兩位不同世代的黑人領袖對這位先驅的由衷推崇，足證杜博依斯地位之崇高及意義之重大。
當今美國至上主義再起，排外氣氛日趨濃厚，對弱勢族裔益發敵視與不利，貿易保護主義之風興起，杜博依斯的論述與批判再度印證了他的真知與遠見。何教授花費十多年心血完成的這部經典譯注，讓華文世界的讀者有機會以原汁原味的方式閱讀全書，並透過他的介紹深入了解這位非裔美國公共知識分子與人權鬥士。這位先知以豐富的知識、獨特的經驗、卓越的智慧與生動的文字，所召喚的不僅是黑人的靈魂，以及美國境內弱勢族裔的靈魂，也是全球各地受到各種不公不義所壓迫的弱勢者的靈魂，希望在他的奮鬥與啟蒙下，一個更公平合理正義的世界能早日降臨。

析論《黑人的靈魂》：美國內戰後之社會文化史經典

中英文關鍵詞
杜博依斯（W. E. B. Du Bois）、《黑人的靈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雙重意識（double consciousness）、大面紗（the Veil）、以膚色分界（the color line）、布克‧華盛頓（Booker T. Washington）、塔斯奇基學院（Tuskegee Institute）、亞特蘭大妥協方案（the Atlanta Compromise）、技藝教育（industrial education）、費斯克大學（the Fisk University）、白人至上主義（white supremacism）、亞塔蘭大（Atalanta）、十分之一幹才（Talented Tenth）、黑色地帶（the Black Belt）、種族隔離車廂（the Jim Crow car）、金羊毛（the Golden Fleece）、家長制思想（paternalism）、激狂（the Frenzy）、亞歷山大‧克倫梅爾（Alexander Crummell）、黑人靈歌（Negro spirituals）
杜博依斯堪稱二十世紀重要的黑人學者、思想家兼政治積極分子，他涉獵廣博且著作等身，其思想與理念對美國與非洲黑人的影響，可謂既深且遠。金恩博士在一篇紀念文章中寫著：「杜博依斯博士最偉大的美德，乃是對所有被壓迫者永遠懷著人飢己飢之心，對各種不公不義打抱不平」（King, 28）。另－位著名黑人詹姆士則指出：「杜博依斯博士總是被推舉為偉大的黑人及偉大的黑人領袖，但我說他是二十世紀偉大的知識分子，美國知識分子，在今天和未來的歲月裡，他的著作將益發重要，而其他人的著作則日漸沒落」（James, 211）。杜博依斯的傳記作者曼寧‧麥若柏（Manning Marable）在《杜博依斯：激進的黑人民主主義者》（W. E. B. Du Bois: Black Radical Democrat）的〈序言〉中稱頌杜博依斯為「泛非洲主義之父」兼非洲獨立的重要理論家；非裔美國兩世代以來的主要社會學家、教育家、批評家兼政治新聞工作者；也是國際和平與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人物（Marable, 1986: viii）。根據麥若柏的說法，杜博依斯所留下的智慧與政治遺產，超越佛瑞德烈‧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和小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Marable, 1986: viii）。在《杜博依斯與二十一世紀的問題》一書的〈序言與謝辭〉中，瑞連‧若巴卡（Reiland Rabaka）呼應麥若柏的觀點（xii）。總之，誠如康乃爾‧魏斯特所言：「杜博依斯是二十世紀傑出的黑人學者。他的興趣範疇、洞察力深度及豐富著述的絕對權威，在在顯示橫溢的才華，現代黑人知識分子當中無人能出其右」（West, 55）。
《黑人的靈魂》於1903年問世時，杜博依斯年方三十五，然已成為著名的黑人領袖；而《黑人的靈魂》則成為其暢銷著作，再版二十多次，洵為英語世界的經典之作。

一、出版背景
1895年，杜博依斯成為美國史上第一位黑人獲頒哈佛博士學位者，翌年，隨著博士論文付梓成書，乃躍居美國最享盛名的二、三位非裔領袖之一（Aptheker 44）。從1897年起至1902年，他陸續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日晷》（The Dial）、《南方工人》（The Southern Workman）、《獨立》（The Independent） 週刊等具影響力的知名雜誌或期刊發表文章，偶爾也投稿《國家》（The Nation）、《哈潑週刊》（Harper’s Weekly）、《人間作品》（World’s Work）、《美國政治與社會學學會紀錄》、《展望》（The Outlook）、《傳教士評論》（The Missionary Review）、《布魯克林老鷹》（The Brooklyn Eagle）和《文學文摘》（The Literary Digest）等。當時，很少人像杜博依斯那樣頻繁地在這麼多種不同的雜誌或期刊上發表文章，其筆耕之勤，就算布克‧華盛頓也難望其項背。杜博依斯之所以勤於寫作，不是為了糾正十九世紀多數美國白人的種族偏見，就是為了讓黑人認識自己的處境，進而建立積極、正面的自我意識；換言之，《黑人的靈魂》的出版，與當時的種族氛圍息息相關。
值得注意的是1901年杜博依斯在《日晷》上發表了兩篇書評，一篇題為〈黑人世界之風暴〉（“The Storm and Stress in the Black World＂），評論重要出版社麥克米蘭（Macmillan）所發行的《美國黑人：過去、現在與未來展望》（The American Negro: What He Was, What He Is, and What He May Become），作者威廉‧漢尼柏‧湯瑪士（William Hannibal Thomas）是位混血黑人（父親為白人），十年前他在波士頓發布一本小冊子，對黑人同胞懷抱很高的期望，如今他態度丕變，呼應當時多數白人的偏見，認為普天之下最低賤、無望的民族，非黑人莫屬。這種立論偏頗的書何以能夠大行其道？麥克米蘭出版社著有聲譽固然不無關係，最主要的因素乃是當時的社會氛圍。事實上，根據歷史學家雷佛‧羅庚（Rayford Logan）的說法，大約1890年至1910年左右這段期間，乃是黑人「最低點的時期」（“the period of the nadir＂）。當時大企業接收南方的資源，人民黨政策遭到壓制，私刑每十年超過一千件，恐怖屠殺一再發生，歧視黑人的制度變成合法建制。為了合理化種族歧視的法律和行為，基督教牧師如查爾斯‧卡洛爾（Charles Carroll）之流，於1900年出版《謎題解開了：黑人野獸也》（The Mystery Solved: The Negro a Beast）；更有甚者，歷史學、解剖學、心理學、政治學、人類學等傑出人物紛紛主張：非裔美國人顯然永遠比不上白人和地球上其他民族（Aptheker, 45-46）。杜博依斯在書評中不僅反對湯瑪士的觀點，並呼籲美國新聞界和出版社，看在禮節的份上別再誹謗整個民族了。
另一篇書評則與《黑人的靈魂》的出版更直接相關，該書評題為〈黑人領袖之演化〉（“The Evolution of Negro Leadership＂），主要評論布克‧華盛頓的《力爭上游：自傳》（Up from Slavery: An Autobiography），布克‧華盛頓當時擔任塔斯奇基學院（Tuskegee Institute）校長已二十年之久，在美國白人慈善家和政府部門中頗富盛名，杜博依斯在書評中針對這位塔斯奇基名人首度提出重要的質疑。根據亞波契克，這篇書評的基本理念和片語詞句，再度出現於《黑人的靈魂》第三章（Aptheker 48）。
杜博依斯在《日晷》上發表的兩篇書評，基本上都是挑戰時代潮流，而《日晷》乃是麥克羅等公司（A. C. McClurg & Co.）所擁有的機關雜誌，一直想辦法提升芝加哥成為文學中心，可以媲美波士頓和紐約。麥克羅叢書的編輯布朗兄弟（W. R. Browne and Francis Fisher Browne）頗具慧眼，他們看上杜博依斯的文筆和才華，乃徵詢是否有意願將他在雜誌上發表的文章結集出版，包括《大西洋月刊》和《日晷》。杜博依斯起初之構想是根據亞特蘭大大學年度會議之理念與發現，撰寫成一本社會學論著，但麥克羅出版公司要的是比較通俗的作品。杜博依斯在《黎明前之晦暗》（Dusk of Dawn）回憶道，他有點猶豫，因為散文集「幾乎都非常乏味」，繼而寫道：

不過，我將一些即興之作結集成冊。我當時增添了一章，〈論布克‧華盛頓﹝先生﹞等人〉，文中我試著坦誠評斷布克‧華盛頓。我略過較具爭議的事：年輕黑人對塔斯奇基組織持續擴大的活動感到怒不可遏。我將想法和論點集中在華盛頓先生的一般概念。（Du Bois, 1968: 80）

其實，杜博依斯為了這本散文集的出版，下了相當大的工夫，他撰寫了〈前言〉、〈後語〉和五篇新的文章，包括第五章〈論亞塔蘭大之翼〉（“Of the Wings of Atalanta＂），第十一章〈論長子之去世〉（“Of the Passing of the First-Born＂）、第十二章〈論亞歷山大‧克倫梅爾〉（“Of Alexander Crummel＂）、第十三章〈論約翰之降臨〉（“Of the Coming of John＂）和第十四章〈悲歌〉（“The Sorrow Songs＂）。

傾聽杜博依斯發自靈魂深處的吶喊／何文敬

從事學術翻譯固然過程艱辛，卻是一件饒富意義的工作。譯者除了對翻譯的熱忱和興趣外，通常懷抱著某種使命感，期盼在原著／作者和中文讀者之間架起一座溝通或對話的橋梁。個人當初決定譯注杜博依斯（W. E. B. Du Bois）1903年的經典，也是希望扮演好中介的角色，讓這部傑作在中文世界流傳下去，進而賦予原著繼起之生命，即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謂的「來世」（Benjamin, 71）；準此，原著若名留青史，譯者亦與有榮焉。著名的葡萄牙譯者龐提雅若（Giovanni Pontiero）在論及如何挑選文學作品加以翻譯時，拈出三項優先考慮的條件：第一、該樁譯事富有挑戰；第二、原作者在其時代舉足輕重；第三、該書之題材應有若干普遍性與持久性，俾能長期吸引其他文化之讀者（Pontiero, 21）。龐提雅若所提出的三項指標，也是促使個人決定將杜博依斯的The Souls of Black Folk譯成中文的重要因素。
杜博依斯堪稱二十世紀最偉大的非裔美國思想家，幼年由母親含辛茹苦扶養長大，自年少起即好學不倦，博覽群書。二十五歲時即下定決心以提升黑人同胞的地位與福祉為終生職志，遂成為第一位取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的黑人，後來與一群志同道合者成立全國有色人種促進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簡稱NAACP），並擔任其刊物《危機》（Crisis）主編長達二十五年之久，再者，他長年任教於喬治亞大學，由於他開啟嶄新的社會學研究方法，故被譽為「現代社會學之父」。此外，他也一直關心世界上所有黑人之事務，前後在世界各大城市共舉辦了五屆泛非洲大會，因此亦被譽為「泛非洲主義之父」。
杜博依斯一生著作等身，而《黑人的靈魂》乃是他早年成名之作，也是最受批評家青睞與讚賞者。就文學層面而言，該書用字遣詞優美典雅，敘議兼具，且書中第十三章〈論約翰之降臨〉為短篇故事。準此，著名的美國文學選集，如《諾頓美國文學選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哈潑美國文學》（The Harper American Literature）、《希斯美國文學選集》（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從第一版至最新版皆一直收錄《黑人的靈魂》的部分章節，顯示它在美國文學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在思想與知識層面，杜博依斯
在書中所描繪的黑人的外在處境（前九章）與內在生活（後五章），對於了解或研究十九世紀下半葉的美國南方社會、歷史、宗教信仰與文化等面向，提供諸多寶貴的第一手資訊。該書內容涵蓋自傳、歷史、政治評論、社會學、教育學、音樂學和文學等，在美國思想史上的地位頗為重要。根據現代語言學會（MLA）的書目資料搜尋引擎，有關《黑人的靈魂》的英文學術著作和期刊論文，截至落筆前即高達一百八十六筆，其影響力之深遠可見一斑。
個人自從民國78年取得博士學位以來，不論是在臺師大英語研究所開授「美國小說中的種族主義」、「童妮‧摩里森專題」或「福克納專題」，或是在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從事福克納或非裔（甚至亞裔）美國作家研究時，經常發現有學者在論著中提到或引用杜博依斯的《黑人的靈魂》，益覺該著作對非裔美國文學與文化之重要性。此外書中有關公民權利和高等教育的理念與見解，雖然距今已逾一個世紀之久，仍有諸多可供國人借鏡之處。譬如說在民權方面，他強調「公民平等」，在這基礎上他呼籲「因材施教之青年教育」，蓋「黑男孩和白男孩一樣需要教育」（43；142）。他在第三章〈論布克‧華盛頓先生等人〉中，一再強調高等教育對提升黑人文化、改善黑白關係的重要，藉以凸顯布克‧華盛頓一味主張黑人只需接受技藝教育之偏頗。在第五章〈論亞塔蘭大之翼〉中，杜博依斯進一步提出適性教育的理念：「教導工人工作及思想家思考；使具木匠天分者成為木匠，具哲學家天分者成為哲學家」（61；172）；此外，他也指出大學教育最重要的功能在於人格的培養，而不只是「教導謀生技藝，或提供公立學校師資，或成為上流社會的中心」（60；170）。在第六章〈論黑人之訓練〉中，杜博依斯剴切指出高等教育的目標乃是文化與教養，他主張藉由大學教育培養「耐心、謙虛、禮貌和品味」等人格特質（62；171）。以上這些不正是當前諸多學者專家所重視之「軟實力」乎？
揆諸臺灣當前之高等教育，已然脫離大學訓練之崇高目標與理想，一方面技職教育一直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政府在沒有周全的規畫下，貿然廣開大學之門，學生家長輒不顧子女之性向與志趣，一味地要求（甚至強迫）子女非要念大學不可，結果比較適合接受技職教育的學生在一般大學中不是自暴自棄，就是學習動機低落，但求「混」個文憑，彷彿念大學充其量只是為了滿足父母的虛榮心罷了。事實上，廣設大學或高中，皆違反了杜博依斯所楬櫫的「適才適性發展」原則；正確的做法乃是大學教育與職業教育雙軌並重，兩者分流發展，不宜偏廢。換言之，在杜博依斯心目中，大學教育乃通才教育，而非職業教育，更非職業培訓所；蓋通才教育所強調的不只是知識的追求，更重要的是「人」的培養，即高尚品性的人格之育成、視野與胸襟之拓廣，碰到問題或困難時，能夠沉著應對，做出適妥之判斷，進而加以解決或克服。最後，如果杜博依斯提出「十分之一幹才」理念乃是為了提升黑人之素質與地位，那麼臺灣針對日益嚴重的人才外流問題，有何睿智的對策留住我們自己的「十分之一幹才」呢？此乃值得國人深思之嚴肅課題。
鑑於該曠世傑作一個多世紀以來仍無中文全譯本問世，個人乃於民國94年試譯最受矚目的第三章前面幾段，向科技部提出譯注計畫之申請。該計畫執行期間，個人由於轉至逢甲大學外文系任教，備課與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占據多數時光，加上眼睛罹患角膜潰瘍之毛病，以至未能在原訂時間內完成該計畫。
《黑人的靈魂》的原著版本眾多，當初為何要選用蓋慈和奧立佛的諾頓批評版呢？主要的考量純粹是認為該版本較具權威，且有注解。我天真地以為版權應無問題，蓋聯經出版公司過去經手諸多本經典譯注，版權交涉應無問題。等到譯完原著後，聯經編輯部的梅心怡小姐來電告知：諾頓公司以該版本為教科書為由，無法提供授權云云。此一折騰固然又花了很多時間，但由於該譯注從動筆到完稿，斷斷續續前後耗時十來年，趁著重新注釋之便，可以從頭再仔細檢視譯稿，未嘗不是好事，說不定自己的功力在十年間有所長進，如是思之，頓然釋懷矣。
在結構上，本譯注計畫成果除了科技部規定的項目外，另外收錄了有關《黑人的靈魂》的早期評論四篇中譯（附錄一），以及杜博依斯在1953年藍蒼鷺版《黑人的靈魂》所寫的〈五十年後〉（中、英文）、秀莉‧葛蘭姆（杜博依斯第二任夫人）所寫的〈評語〉、該版本之封面與內頁（附錄二）。為了方便讀者對照原文，個人亦製作了「原文章節頁碼與譯文章節頁碼對照表」（頁88）。為了加深讀者印象，除了提供杜博依斯的遺像外，亦增列二幀遺像，包括布克‧華盛頓（第三章）和亞歷山大‧克倫梅爾（第十二章）；為了讓讀者了解某些名詞的由來，在注解後面提供相關之附圖，如Carpetbagger（頁99-100，注12）、Jim Crow Car（頁159-160，注14）等。

第九章　論主僕之子孫
不同種族之間的接觸乃是年代久遠的現象，在新世紀中將會有嶄新的範例。的確，我們時代的特色乃是歐洲文明與世上未開發民族的接觸。此種接觸在過去所產生的結果，不管我們如何論斷，確實構成人類行為不堪回首的一章。戰爭、謀殺、奴隸制度、滅種與放蕩等，一直是將文明與基督福音非法帶至海島與異教徒的後果。自鳴得意地告知現代世人：強勢注定勝過弱勢、正義注定勝過邪惡，以及優勝劣敗等等均妥當無誤，並不能完全滿足其良心。人們要是能輕易相信這一切，那當然會令人欣慰；然而卻有太多醜陋的事實，無法輕易地為這一切辯解。我們覺得並曉得：在種族心理上，我們粗糙的社會計量還無法細究許多微妙的差異和無數的變化，這些差異和變化解釋了許多歷史與社會發展。同時，我們也曉得這些考量一直沒有適當解釋或辯解蠻力與狡猾勝過脆弱與無辜。
那麼，二十世紀的所有正直人士要戮力監督：在未來的種族競爭中，適者生存意味著真、善、美的勝利；我們或許能替未來的文明保存真正美好、高貴與堅強的一切，而不再繼續獎勵貪婪、傲慢與殘忍。為了實現這期望，我們每天不得不越來越留意，轉而認真研究種族接觸的現象——坦率而公平地研究，不受願望或恐懼的曲解與渲染。在南方，我們擁有良好的領域，可從事世人花得起的研究——當然啦，一般的美國科學家認為該領域多少有失其身分，而非科學家的一般人了解該領域；然而，由於上帝似乎即將用巨大的種族糾葛懲罰此國家，此一研究方式勢必越來越需要全神貫注加以檢討與思考。我們不得不問：南方真正的黑白關係是怎麼回事？我們必須透過平實、毫無掩飾的陳述而不是藉由辯護或挑剔得到解答。
在今天的文明生活中，人與人的接觸和彼此間的關係，分為數個行動與溝通的要義：首先是家與住宅緊鄰而立，居住區集結的方式，以及居住區相互毗鄰。其次且主要在我們時代則是經濟關係：個人為了謀生、為了滿足彼此需求、為了創造財富而合作的方法。第三為政治關係，在社會控制、群體治理及課稅與繳稅的負擔上合作。第四是較不具體卻事關緊要的腦力接觸與交流，透過對話與開會，以及期刊與圖書館進行理念交流；最重要的，每一社區逐漸形成那種奇特的模糊狀態，我們稱之為輿論。與此緊密相關的是日常生活、旅遊、戲院、家庭聚會與嫁娶中的各種社交接觸。最後則是不同形式的宗教事業、道德教誨與慈善嘗試。這些是生活在同一社區的人彼此交往的主要方式。因此，我目前的任務乃是從個人的觀點，指出南方的黑色人種在日常生活事務中如何與白人結識而交際應酬。
首先，關於有形的住所。在幾乎每一個南方社區，通常都可以在地圖上畫出一條有形的膚色界線，一邊住著白人，另一邊則是黑人。地理上膚色界線的蜿蜒與複雜，當然隨著不同社區而異。我熟悉某些城鎮，那裡一條直線劃穿大街中央，便將十分之九白人與十分之九黑人區隔開來。在其他城鎮，一大片黑人區環繞著較古老的白人定居地；此外，在某些城鎮，黑人之小拓居地或核心區在鄰近的白人當中冒出。在城市裡通常每條街均有其特殊膚色，偶爾，不同膚色者緊鄰而居。即便在鄉下，類似此般種族隔離，在較小的地區及較大的黑色地帶顯而易見。
凡此按膚色之隔離，大半與所有社區常見的按社會位階而自然集結不相干。雖然黑人貧民窟可能瀕臨白人住宅區而險象環生，但常見的是白人貧民窟位於體面的黑人區中心。然而，一種情況難得發生：上流白人幾乎從不與上流黑人毗鄰而居。因此，在幾乎每一南方小鎮和城市，白人和黑人常互揭瘡疤，但見對方缺點。這和過去的情況大不相同，當時在父權的大宅中，透過主人與家僕的緊密接觸，可以見到上等黑白人種保持密切聯繫、相互安慰，不過，農場工人的骯髒與無聊的一連串苦役，家人卻視而不見也聽而不聞。一個人過去從他父親的客廳看到奴隸制度，如今則在大城市的街道上看到自由，我們不難了解他為何無法理解或領會此新畫面的全貌。另一方面，大多數黑人一成不變地相信：南方白人未將黑人的最佳利益放在心上，後來，該信念在較優秀的黑人階級與最差勁的白種人代表間不斷的日常接觸下受到強化。
接著談到黑白人種的經濟關係，過去的研究、諸多討論與大量的慈善努力讓吾人熟悉該領域。儘管如此，黑人與白人在工作與財富的合作中，仍有許多要素易遭忽略或未被徹底了解。一般的美國人能輕易想到一塊肥沃土地等待開發且充斥著黑人勞工。對他而言，南方的問題只是從此材料中造就有效率的工人，提供他們所需之技術與協助投入資本。然而，問題絕非如此簡單，從下面的明顯事實可以得知：這些工人幾世紀以來一直被訓練當奴隸。因此，他們顯露出此般訓練之全部優缺點；他們心甘情願且本性善良，卻不會自力更生、未雨綢繆或小心謹慎。如今倘若南方的經濟發展要被推至剝削邊緣，這似乎很有可能，那麼，我們有一大批工人被迫跟全世界的工人殘忍地競爭，卻受到訓練的障礙，因為他們的訓練與現代自主之民主勞工訓練正好相反。黑人勞工需要仔細的個人指引、真心誠意的群體領導才能，俾訓練他們具備先見之明、細心與正直。黑人的頭腦被二百五十年孜孜不倦教導成卑躬屈膝、粗心大意與偷竊之後，這種群體訓練的必要性，毋需任何別出心裁的種族差異理論證明。解放黑奴後，某人顯然有責任領導與訓練黑人勞工群體。我不會停下來詢問是誰的責任——是白人前主人的責任？他們是靠著無薪苦役而獲利的；或是北方慈善家的責任？這場危機是由於其堅持不懈而引發的；或是國民政府的責任？政府的敕令使奴隸獲得自由。雖然我不會停下來詢問它到底是誰的責任，但是我堅持：要有人負責監督這些工人不被拋棄不管，他們既無資金、亦無土地、既無技能、亦無經濟組織，甚至連法律、次序與禮儀之赤裸裸保護皆無，他們被拋棄在一片廣闊土地上，不是定下心來進行緩慢而謹慎的內部發展，而是注定陷入幾乎立刻要與現代工人菁英從事殘忍而尖銳的競爭，在一種經濟體系下，每位參與者無不為自己而奮鬥，時常完全不顧鄰居的權益或福利。
我們絕不可或忘：繼承舊政體的今日南方經濟制度，有別於昔日工業發達的北方、英國或法國，它們有工會、約束法規、成文與不成文的商業習俗及長久的經驗。它倒是頗似十九世紀初期工廠法實施前的英國，當時英國榨取思想家的憐憫，因而激起卡萊爾的憤怒。1865年從南方紳士手中轉移出去的帝國權杖從未復返，該轉移部分透過武力，部分則出於他們自己的任性。相反的，權杖轉移至那些前來指揮新南方的工業剝削的那些人身上，包括受求財欲與求權欲所激發的窮苦白人子孫、節儉而貪婪的洋基，以及精明而肆無忌憚的猶太人。 南方勞工，包括白人和黑人，落入這些人士手中，此情此景令他們感到悲哀。這些新工業鉅子對這樣的勞工既無愛亦無恨，既無同情心亦無浪漫情；它是金錢與紅利的冷淡問題。在這樣的制度下，全體勞工勢必受苦。即使白人勞工亦不夠聰明、節約與訓練有素，無法對抗有組織資金的強力蠶食。其中的結果是超時苦役、工資低廉、童工，以及針對高利貸與欺詐缺乏保護。但是在黑人勞工之中，這一切首先由於種族偏見而惡化，種族偏見從上流白人的懷疑與不信任，到下等白人的瘋狂憎恨，不一而足；其次，如前所述，這情況由於自由黑人承接奴隸制度悲慘的經濟傳統而惡化。自由黑人在這樣的訓練下，很難學會掌握已為自己開啟的機會，而新機會通常基於偏袒而給予白人，鮮少降臨他們身上。
黑人勞工被南方上流白人棄之不顧，幾乎毫無保護與監督，在法律與習俗上成為社區中最惡劣無恥白人的受害者。收成抵押制度使得南方農田人口越來越少，該制度不僅是黑人懶散的結果，亦與抵押、扣押和行為不檢等法規的狡猾設計有關，這些法規可能是一些沒良心的白人訂定的，藉以誘捕、陷害未提防的黑人，直到不可能逃脫，繼續苦幹成為鬧劇，抗議成為罪行。在喬治亞州的黑色地帶，我見過一位無知、誠實的黑人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買一塊農田，並付了三次款，然後賣農田給他的這位有事業心的俄裔猶太人，卻罔顧法律與規矩，侵吞款項與權狀，結果黑人沒有農地所有權，在自己的土地上賣命，一天只掙三分錢。我見過一位黑人農夫欠一名白人店主債，於是那名店主去他的農莊，將能賣的物品搜括一空，包括騾子、犁、存榖、工具、家具、寢具、時鐘、鏡子等，這一切全無令狀，未經法律程序，且無警長或警官，不顧宅地豁免法，亦未向一位負責可靠者提出任何說明或清算。在任何社區裡，一群無知的辛勤勞動者由於習俗與種族歧視，淪落在同情與種族交情的範圍外，此等情事可能發生，會發生。只要社區中之中堅分子不覺得有義務保護、訓練與照顧群體中的弱勢分子，他們就讓後者被騙子和惡棍吃定了。
這種不幸的經濟情況，並非意味著南方黑人的所有進展皆受阻礙，或者沒有黑人地主與技工階級，他們儘管種種不利，仍累積財產並成為良好公民。但它確實是意味著較公平的經濟制度說不定可以輕易造就更大群的黑人地主與技工階級，亦意味著那些在競爭中倖存者遭受不利，以至於成就比其應得者少很多，特別是意味著該群有成就的人員皆任憑運氣與偶然巧合，而沒有理性挑選或合理選擇的機會。解決之道只有一種可能程序。我們必須接受南方的一些種族歧視為事實：其激烈可嘆，其結果不幸，且危及未來；然而卻是一項冷酷的事實，惟有時間能夠消除。因此，我們無法期望在這一代或數代後，大批白人會願意親密同情且自我犧牲地領導黑人，這顯然是黑人當前處境所亟需者。這樣的領導、這樣的社會教導與榜樣，必須來自黑人本身。過去有一陣子人們懷疑黑人是否能發展出此類領導人；但今日無人認真駁斥個別黑人有能力吸收現代文明的文化與常識，並多少能傳承給同胞。果真如此，那麼此乃脫離經濟處境之途徑，因此我們迫切需要訓練有素的黑人領袖，人格高尚且才智出眾：有技藝者、有見識與領導力者、受過大學教育者、黑人工業鉅子與文化傳教士；徹底理解、熟悉現代文明者，能夠藉由格言與榜樣的力量，透過深切的同情以及共同血統與理想啟發，掌控黑人社區並加以提升與訓練。不過，這些人要能取得成效，則必須擁有一些權力，必須受到這些社區最佳輿論的支持，並且能夠為其目標而動用一些武器，世間閱歷教導我們：這些武器對人類進步是不可或缺的。
其中，在現代世界中最大的武器，或許是選票的力量；這就使我接下來考量南方白人與黑人之間的第三種接觸方式——政治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