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三角國軍血淚史：1950-1981

李拂一先生序
我國對日抗戰八年，犧牲軍民三千多萬，財產損失不計其數，終於贏得勝利，擠身五強之列。不幸遭受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之忌，於民國三十四年二月被美英蘇三國，在雅爾達會議中秘密出賣，導致整個大陸赤化，淪於蘇聯第三國際一手孕育出來的中國共產黨，國府被迫，退處台灣。
李彌將軍，壯志凌雲，志切復國，乃隻身偷渡出國，潛往滇緬未定界邊區，應用其個人私蓄，收編在國內和共黨作殊死戰鬥，退居緬邊之殘餘國軍，並聯合不滿共黨，由滇境退入緬境之少數民兵三數千人，加以組訓，準備與擁兵百萬之共軍，一較長短。依將軍戰畧，部隊分南北兩梯隊，向大陸反攻。北梯隊為反攻主力，由李國輝師長率領，至猛研後，繼續北上，李彌將軍躬親指揮；南梯隊是佯攻，至猛研後，轉兵東向，由九三師師長彭程率領，副總指揮呂國銓指揮。
民國四十年元月，李彌部隊先由「雲南省綏靖公署」改組為「雲南省游擊軍總指揮部」，次月再改組為「雲南省反共救國軍總指揮部」，上級皆派令李彌將軍為總指揮。是(元)月，共軍攻克漢城，聯合國部隊被迫撤出南韓首都，中共並且拒絕聯合國韓戰八項停戰建議，及政委會五項停戰建議，美國歐斯金將軍乃派一美國人攜函來晤李彌將軍，希望了解部隊的實際情況。三月間，美國上校喬斯特及情報員伯特，至曼谷與李將軍舉行了一次會議。其後，即有一民航空運隊飛機，由沖繩島運達清邁武器一批，由泰國警察總監乃炮將軍派人點收，用牛車裝載，嚴密覆蓋，充作商貨，並即由乃炮將軍及兩位美國軍官，一為情報官司徒上尉，一為通信員麥克中尉，親為監督押運至泰緬交界處，交我方游擊隊接收。李將軍收到這批武器並裝備部隊後，即發出向雲南反攻的命令。
四月十六日，北梯隊的先遣隊出發，總部及李國輝將軍於十七日出發，至猛研後，繼續北上，目標原訂為滇西的耿馬，後來行軍到邊境時，改為滄源。而南梯隊則先於四月十四日出發，至猛研後，轉兵東向，目的地是滇南的車里、佛海、南嶠等縣。總部參謀長錢伯英，因其所下達的行軍作戰命令，係根據八個多月前的敵情所擬辦，照當前的敵情，有陷北梯隊於被包圍、被殲滅的危境，同時所配屬的左右兩翼部隊，一為第二縱隊，徒手百餘人，非屬正規軍，不能作戰；一為第九縱隊，僅有一縱隊司令而無部屬，被李國輝將軍當面指謫為不合實際，等於兒戯，不予接受。錢參謀長於部隊出發後，無顏再留在游擊基地，即由馬守一司令護送回曼谷，未與部隊同行止。
五月十日，總部暨北梯隊進至猛茅(新地方)，緬北各反共部隊，亦先後齊集該地待命，總部一一下達人事命令，分別調派部署妥當。五月二十一日，李彌將軍正式下達作戰命令，由李國輝將軍統率部隊，擎著青天白日國旗，由猛茅向雲南出發、浩浩蕩蕩向大陸進軍。自大陸淪陷後，此為國府第一次對大陸反攻的壯舉。五月二十四日，李國輝將軍勇克滄源，李彌隨即以省主席名義，派王少才在滇西設署，並代理滄源縣長；六月十五日，岩帥卡瓦王田興武統率二千餘卡瓦部隊，反正來歸；兩日後，我軍與田興武的部隊於十七日，聯合進克雙江縣城。此後，從十八日至二十七日之間，罕裕卿土司由國軍一連配合，得克耿馬；石炳麟支隊克瀾滄縣和西盟縣；文興洲支隊克緬寧縣的博尚街、羅紹文縱隊、李文煥縱隊和張國柱支隊分克班洪、孟定、孟連等土司地，勢如破竹，滇西震動。
我北梯隊克復滄源後，自六月五日至十二日之間，即有美方飛機在滄源河壩上空投補給，致引起中共的注意。共軍第十四軍李成芳的第四十、第四十一及第四十二等三個師，大舉來犯。我南梯隊未能攻克南嶠、佛海和車里，達成牽制的任務。我北梯隊雖擁眾三數千，而受過嚴格軍訓的不到一千人，餘皆各路臨時湊搭組成的民兵，並肩與來犯的共軍作殊死戰鬥，每一地區的光復和失守，均使共軍蒙受慘重的損失，然終以彼眾我寡，孤軍深入作戰，缺乏後續部隊，空投補給亦驟而停止，乃復退出國境，重返游擊基地。這一場反攻大戰，雖被迫撤退，但由於起義來歸的武裝民兵及徒手丁壯，數倍於原有兵力，部隊因而更加壯大，士氣更加旺盛，而收穫最大的要算海內外恐共、彷徨沮喪的人心，都因此而有了轉變，大為振奮；對反共前途，也有了新的寄望。我駐聯合國首席代表蔣廷黻博士，也在聯合國大會，讚譽李彌將軍為「中國的加里波的」。同時對共軍徬徨厭戰，伺機來降的情形，及國內被奴役同胞，以及邊疆民族對共產仇恨之深，也由這一次的反攻，得到了實際的體驗，對下一次反攻，當更具有把握。
李彌將軍正針對此次反攻的經驗，重新部署，加強整訓，準備再度大舉，特親蒞台灣，面報總統，得到首肯，獲得大批械彈；李彌將軍並物色到八百餘名幹部，僱海滇輪載往緬甸穆爾門海域，先期即派姚昭率一團人，約六、七百名前往伏於穆爾門東南方森林地區以待，接應由台運到的人員及械彈；該團人馬，先是由李彬甫指揮，隨後改派錢伯英指揮。錢伯英在四十年夏進攻大陸時，因所擬定的行軍作戰命令，遭李國輝師長當面指責為不合實際，等於兒戯，不予接受，失盡顏面，因此錢伯英雅不願海滇輪運來的人槍，落入李國輝之手；且進軍大陸，也使他對大陸交付的使命，有所違背。由是之故，錢乃篡改命令，令海滇輪停泊於穆爾門南方七百多公里的維多利亞角附近的哈絲丁小島，而不通知先期潛伏於穆爾門森林中，準備接應該輪之姚昭，而讓海滇輪在孤島上空等一晝夜，最後由國府參謀總長電令原船回航，使李彌將軍在台灣千辛萬苦，奔波勞碌的一場偉大計畫，廢於一旦。
錢伯英為掩飾其陰謀，慫恿李彌將軍進攻仰光，輔助克倫及蒙族主政。蓋以仰光為緬甸首善之區，攻下仰光，不愁軍費、兵源、武器無著落。錢將進攻仰光命令給李彌將軍簽署，然後將此信息交與柳興鎰，授予緬方，此舉終讓緬政府難以容忍，決定向聯合國提出控訴，聯合國以五十六票對零票通過了撤軍案，李部因而被迫撤台。李彌將軍亦被召回台灣禁足，鬱鬱以卒。
蜚聲國際的滇緬邊區反共游擊部隊，國府竟然下令全部撤台，國人不免困惑，而柏楊先生，並未一履異域，亦未參預異域事，而摭拾不實不盡的一些資料，化名鄧克保，逞其生花妙筆，寫成《異域》一書，風行一時，但所描寫，遠離事實，亦不少曲筆，大為異域人士所詬病！
覃怡輝博士，異域中之傑出者也，深以異域之真相不明為憾，因受其舊時長官沈家誠先生之鼓勵，慨然秉筆。唯茲事體大，牽涉多國，錯綜複雜，博士以其淵博之學識，弘毅之心志，今以其博訪周諮所得，並參據政府有關檔案，傾十餘年之心血，完成《金三角國軍血淚史》空前鉅著，都六十萬言。余亦異域之一份子也，讀其偉著，對異域事，敘述精詳，鉅細靡遺，信而可徵，親切有味，探異域真相之寶典也。(民國97年9月19日)

導 論

一、研究緣起
公元1964(民53)年，鄧克保的《血戰異域十一年》一書，由台灣的自立晚報社出版。該書的故事內容是描寫：國民黨政府丟掉中國大陸治權之後，李彌部隊在滇緬邊區奮戰的一段經過。因為李彌部隊是真有其事，因此在理論上，這本書應該是一種報導事實的報導文學，但是其作者為增加其可讀性和市場性，刻意在該書中加入了一個杜撰的第一人稱主角──李彌的副官鄧克保，並由鄧克保來見證整個歷史的真相。這本書的內容，一方面敘述李國輝等下級官兵在邊區蠻荒中的犧牲奮鬥，另一方面則描述李彌等上級長官在曼谷和台灣享受他們的犧牲。這種強烈的黑白對比，喚起國人普遍的義憤，因此該書出版之後，一時洛陽紙貴。然而，因為李彌在滇緬邊區的前後三位副官──張磊平、劉光堯、劉學周──都已返台，因此這個選擇繼續留在邊區的副官鄧克保，顯然的就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假人」，而藉此「假人」所敘述出來的許多故事情節，也都是因應小說劇情的需要而杜撰出來的謊言。因此，使得該書所描寫的內容不但與事實出入甚大，而且有一些為出諸惡意的歪曲和抹黑，有損當事人的名譽和政府的聲望，因此使該書在當時遭受到了查禁的命運。雖然《血戰異域十一年》遭受了查禁，但因其市場依然存在，所以該書作者乃將書名改為《異域》而繼續地下發行，數十年後，以致其原始書名反而默默無聞。
事實上，鄧克保就是作家郭衣洞在《異域》一書中所用的一個筆名，他還有另一個筆名叫「柏楊」。郭衣洞透過河南同鄉的關係，結識了孤軍的英雄人物李國輝，他根據李國輝所提供的原始素材，而建構起整個孤軍故事的架構。由於在整部書中，既有當事人李國輝所提供的第一手史料，也有郭衣洞自行虛構、杜撰的部分，因此使得書中所描述的故事情節，虛虛實實，實實虛虛，若非故事中人，根本無法辨別其中的虛實和真偽。許多當年《異域》的讀者，至今還以為該書所寫的事情都是真的。文人誤人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1990(民79)年9月，台灣的學者電影公司(導演朱延平)將《異域》故事搬上銀幕。由於該書本身的真實性，本來就素有爭議，所以電影一經上映，立即引來前滇緬邊區雲南反共救國軍官兵的反彈，而在該月16日的《青年日報》上，刊登了一個半版的大廣告，抗議該電影歪曲史實，污衊李彌。由於受到這個電影事件的刺激，那些先後由滇緬邊區撤回台灣的反共游擊部隊同仁們有了共同關心的話題，所以逐漸增加聚會的次數，並於1993(民82)年10月間，有了籌組聯誼會的創議，經過兩年時間的醞釀和準備，終於在1995(民84)年2月25日，正式成立「滇緬邊區歸國同仁聯誼會」，由曾任總指揮的柳元麟將軍擔任會長，每年定期聚會聯誼。就在成立大會上，他們通過了一項提案：為滇緬邊區反共游擊部隊，編纂一部真實的戰史，以糾正坊間書刊和電影的不實報導。提案的原始構想為：由同仁們集體口述歷史，最後彙編為史冊。該聯誼會期望：書成之後，得以糾正坊間書刊及電影的不實報導。筆者因為少年時曾參加該部隊電訊總台的工作，來台後因未到服兵役年齡而退役就學，學成後即在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簡稱「社科所」，前身為「三民主義研究所」)服務，脫離了軍人的隊伍，但與當年的直屬長官沈家誠總台長，一直保持密切的聯繫，因此該提案通過後，沈總台長便向聯誼會力薦，由筆者擔任此項口述戰史的秘書和編纂工作。因為筆者初入中研院時，曾做過一個「羅福星抗日革命事件研究」的小型歷史研究，以為自己有一點治史的經驗；其次因為筆者也曾閱讀過柏楊所寫的《異域》，這本書當年曾經讓筆者熱血沸騰、義憤填膺，而這些親身參與其事的長官們居然說這本書歪曲了事實，因此引起筆者很大的好奇和興趣。開始時，以為做這件事只是校正《異域》一書的錯誤，可以輕鬆易為，所以一口答應下來。然而，事非經過不知難，等到開始工作、進入情況之後，才知道事情大不容易，因為這個事件在地理上牽涉到國府、緬甸、泰國、中共、美國等國之間的國際關係，時間上則從1950到1981年，長達31個年頭，戰事和人事縱橫交錯，它十足是一個大型的史學研究，大大超過了筆者的能力範圍，到了這個時候，筆者才知道自己騎上了虎背，但已無法回頭推辭，所以只好硬著脖子、全力以赴，這便是筆者參與這項歷史研究工作的一段因緣。

二、文獻回顧
本書所要探討的歷史事件，其內容為1950年中國大陸淪陷後，部分國民黨政府部隊雖然兵敗撤退到緬甸避難，但是仍然活動於滇緬邊區，奮鬥不懈，並力圖反攻雲南的一段始末。關於當年李彌在滇緬邊區所創始的這個反共游擊部隊，到1981年結束為止，歷經的時間已長達31年之久；而該游擊部隊結束後，至今又已事隔27年，仍然沒有一本著作，可以對整個事件作完整的描寫。因此，這無乃是一個值得予以填補的歷史空白，填補之後，才能還原、重建其歷史的真相。
考諸國外的文獻，許多談論到滇緬邊區游擊部隊的歐美知名著作，大體是出自下列兩類的學者專家：(1)第一類是研究金三角國家的政治外交者，(2)第二類是研究金三角的毒品問題者。分言之，第一類的著作如Kenneth Ray Young(1970)的Nationalist Chinese Troops in Burma: Obstacle in Burma’s Foreign Relations 1949-1961和Robert H. Taylor(1973)的Foreign and Domestic Consequences of The KMT Intervention in Burma，這一類著作只針對游擊部隊，對緬甸外交關係和內政所產生的影響，雖然它對游擊部隊的描述頗為豐富，但是因其研究資料全賴相關政府所出版有限的出版品和媒體的新聞報導和評論等，因此它的描述和認知，就會和事實的真相有所差距，徧差和錯誤也因此而產生。
至於第二類的著作如Alfred W. McCoy(1991)的The Politics of Heroin: CIA Complicity in the Global Drug Trade，William O. Walker III(1991)的Opium and Foreign Policy: The Anglo-American Search for Order in Asia 1912-1954和Bertil Lintner(1994)的Burma in Revolt: Opium and Insurgence since 1948，在這一類著作中也都提到滇緬邊區的游擊部隊，因此在美國大力反毒的時期，這些書籍都頗為暢銷，這個游擊部隊也因此而名傳國際，但是因為這些著作的目的是在探討鴉片問題在歷史、地理、政治和經濟上的根源，這個游擊部隊的存在只是其中的一個小配角，因此要想能從中求得對游擊部隊較深入、較全面的真相，幫助並不大。
在國內的文獻方面，滇緬邊區的這個游擊部隊，雖然也引起國人深切的關注，但由於它的軍事性質，在國家檔案法(1999)未通過之前，相關的官方檔案無「法」將之解密開放，因此學術界一直不能對它作深入的探討。回顧過去的文獻，雖有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出版的、曾藝編著的《滇緬邊區游擊戰史》一書，但因該書受到寫作年代的限制，只寫到1961年為止，它不但對李彌時期的部分著墨甚少，而且該書本身也被列為機密書籍，不能自由流通，該書也是檔案法通過後，才與有關檔案同時獲得解密。至於其他所能看到的兩岸有關游擊部隊的文章或書籍，有些是記者或作家所寫的報導文學或小說，如：于衡(1944)的《滇緬游擊邊區行》、柏楊(1964)的《異域》、鄧賢(2000)的《流浪金三角》、張伯金(2001)的《亡命金三角：國民黨殘軍寫真》、趙勇民、解柏偉(1993)的《蔣介石夢斷金三角》等；有些則是當事人紀錄其個人的經歷和見聞所寫的傳記文學，如：李國輝(1970)的《憶孤軍奮戰滇緬邊區》、吳林衛(1954)的《滇邊三年苦戰》、胡慶蓉(1967)的《滇邊游擊史話》、譚偉臣(1984)的《雲南反共大學校史》、李先庚(1989)的《奮戰一生》和劉開政、朱當奎(1994) 的《中國曾參加一場最秘密的戰爭》等。對這些非學術性的文獻，只需對其報導和敘述略作比較和對照，即可發現其間的人名、地名、時間等，各人所寫出入頗大，甚至完全不同，必須進一步仔細查證，才能分辨其真偽對錯。此外，有些作品添加了太多杜撰的情節，有些則受限於作者的見聞，以致都無法只憑單一的著作，即能得知事實的真相或是得窺其全貌。
各種中外的文獻雖然有著各種不同的優缺點，但是經過細心的研讀和歸納之後，還是可以由此建立一個初步的知識範疇，然後以此知識為基礎，進而提出各項新的研究問題，然後再以這些問題為起點，展開新的研究工作。

三、研究問題
筆者對滇緬邊區游擊部隊一事，所擬要提出的研究問題可以歸納如下數項：
首先，國軍進入緬甸境內避難一事，本來是一個可以經由外交途徑而解決的國際法事件，但因緬甸政府已於1949(民38)年12月17日承認了中共政權，並於次年6月8日互設大使館，和已遷至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以下簡稱「國府」)斷了邦交，無法直接交涉，不得不轉而求助於美國。當時，美國國務院也的確站在協助緬甸的立場，不斷勸說國府，將李彌部隊撤退回台灣。按常理，初期的李彌部隊在兵員折損和補給斷絕的情況下，連基本的生存都成問題，更遑論對抗緬甸和進軍大陸。幸而當時的緬甸還是一個新興國家，政局未穩，武力不強，一時無法以武力將前來避難的國軍驅逐出境。但後來令人意外的是，這支寄人籬下的國軍，竟然能在李彌的領導之下，爭取到一股來自美國力量的支持，因為有了這股力量的支持，李彌不但有能力長時期居留緬甸，並且還能進而糾合各路人馬，進軍大陸。等到事過境遷、機密檔案解密之後，許多研究金三角毒品問題的美籍學者赫然發現，原來當年美國內部支持李彌的最大人物，竟是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這不禁令人大感驚奇，杜魯門為什麼會這麼做這件事？他的動機和目的又是什麼？其結果又如何？這是筆者所要探討的第一個問題。
其次，李彌部隊所駐紮緬北的撣邦(Shan State)地區，是位處於雲南和泰國之間的內陸地帶，與國府所在的台灣相距十分遙遠，很難和台灣進行有效的海空交通連絡，因此，按常理言，李彌部隊應該很難在如此遙遠的內陸地區生存發展。考諸地理條件，泰國陸路應該是李彌獲得外援的唯一關鍵路線，但問題是：身為緬甸鄰國的泰國，居然願意冒著得罪緬甸的風險而大力幫忙李彌，其背後的原因又是什麼？這是筆者所要探討的第二個問題。
第三，由於種種先天條件的限制，李彌部隊的兵力並不強，因此雖然有勇氣突擊大陸，卻沒有力量在大陸內地立足。基本上，當李彌部隊公開的突擊大陸，而又被迫退回緬甸之時，因為未能獲得地主國緬甸的同意，而且也不可能獲得，因此其逕行第二度的非法侵入，一定令地主國更加難以容忍，因此也就形成了一個更加嚴肅的國際事件，注定了該部隊最後必須撤台的命運。面對這個棘手的問題，國府對李彌部隊的策略是：只承諾撤退兩千人，以對聯合國的決議作所交待；然後實施「天案」，讓部隊暫時改旗易服加入克倫軍，以在滇緬邊區保存這一股反共實力。但是，最後竟陰錯陽差，演變成為「全部撤退」的局面。其間的轉折過程，眾說紛紜，其真相到底又是什麼？這是筆者所要探討的第三個問題。
第四，李彌在反攻雲南失利，再度退入緬甸之後，他應該就已體認到非法居留緬甸終非長久之計；而且在他創辦反共大學以訓練幹部和部隊的時候，他也一定體認到時間的迫切性，一定要在最短的時間裡把部隊壯大起來，壯大到能打入雲南境內建立基地，不要再回來緬甸，如此才能根本解決眼前的國際法問題；所以，才有「地案」的秘密規劃和執行。所謂「地案」，就是計劃利用比較廉價的海運從台灣運來所需要的幹部和武器，再與在當地訓練的新兵部隊結合起來，即可以最快的速度建立強大的部隊。然而，由於開闢海運線就必須利用到緬南克倫邦的陸地運輸線和蒙邦的穆爾門海港，勢必要和克倫和蒙兩邦結盟；因為當時美國已因蘇聯等國的抨擊而停止援助李彌，並傾向反對李部繼續留在緬甸，所以李彌和克、蒙兩邦秘密結盟之事，絕不可以讓美國知道。但是事情的發展卻是：此事不但很快就被美國知道和反對，而且在國府裡面，上自總統，下至參謀總長和外交部長，也都同聲飭止；李彌在中外上下各方都反對的情況之下，最後好不容易爭取到蔣中正總統的同意，並千辛萬苦從台灣各軍種單位招募到了880名幹部和335公噸的武器，等到人員和物資都登上了僱用的商輪，而且都已經神出鬼沒地開到了緬南的海岸，最後卻因為該商輪無法和陸上的接應部隊接頭，以致原船駛回，功敗垂成，以致整個「地案」計畫為之失敗。一個計畫都已經執行了99.9%了，最後卻會因為只差0.1%沒做到而整個失敗了，說起來實在離奇和不可思議，這個「失敗之謎」乃是筆者所要探討的第四個問題。
第五，無論在《異域》一書、電影或是在真實的歷史上，李國輝無疑都是一個英雄或是重要的幹部，對這樣一位高知名度的人物，他回來台灣之後為什麼就忽然變得默默無聞了呢？這應該是許多《異域》的讀者和觀眾所十分想知道的一個結局，所以筆者對這個問題，也要作一番深入的探討。這是筆者所要探討的第五個問題。
第六，游擊部隊在李彌領導的時期，以一千多名的正規國軍為基礎，以後逐漸發展成為一萬多人的非正規軍的游擊部隊，其力量雖然還是很小，但是它的趨勢是一直成長的，是樂觀的。但是到了柳元麟時期，因為原始的一千多名正規國軍幾乎都包含在撤退的七千人之中了，所以就所留下來的五六千人而言，其軍人的平均素質和戰鬥力必然會為之降低，不如其前期。但是更糟糕的是，柳部時期還犯上一個「將帥不和」的大問題：柳元麟和他屬下五個軍長中的三個不和，柳和防區內的黨部書記長李先庚也不和，這些齟齬和不和，當然是部隊戰力的剋星，所以柳部的前景是很令人悲觀的。為什麼柳部的將帥會如此的不和？這是筆者在本書中所要探討的第六個問題。
第七，國府為避免柳元麟部隊再度成為緬甸向聯合國控訴的一個藉口，因此特別頒給柳部一個「雲南人民反共志願軍」的番號，以示柳部與國府無關。自李彌在緬甸成立游擊部隊以來，緬軍雖一再想憑自己的以武力將之驅除出境，但始終無法如願。即使如此，緬政府亦始終不願意讓中共部隊入境代勞。柳部成立志願軍不久，緬政府即興師前來征伐，結果是無法如願以償，但緬方還是情願坐下與柳部和談，取得和平相處的口頭協議，不願意邀請中共派軍前來幫忙，可見「不讓共軍入境」乃是緬甸政府一貫的政策。在緬甸政府的這個政策之下，柳部本可從此與緬方和平相處，私下壯大自己，待時機成熟，或許可以一舉成功的反攻雲南，在雲南境內建立基地，不須再回來緬甸，也不要再為難緬甸。但是，後來因為國府和柳部的某些措施失當，竟導致緬甸忍無可忍，主動要求中共解放軍入境協助，聯手而將柳部趕到寮國和泰邊。是什麼措施造成了這樣的後果？這是筆者所要探討的第七個問題。
第八，柳元麟部隊撤台之後，三五兩軍因不同的理由而不撤，仍然留在滇緬邊區各自求生，後來聯合成立「五七三五」部隊。以後，國府因需要而再在原來的情報區和黨務系統下各自成立部隊，但卻不要招用現成的三五兩軍人馬，因此形成了段李、情報、黨部三方鼎立的「三頭馬車」的局面。在本書中，筆者將要探討下列幾個問題：(1)三五兩軍因何不同的理由而不撤？(2)國府為何不重新補給三五兩軍、任用三五兩軍，而要花費更多的金錢由情報局和國民黨中二組另外成立部隊？這樣做，效果會更好嗎？這都是筆者所要探討的問題。

四、研究方法
大凡對一個歷史事件的研究，不外乎史料的蒐集、史料的考證和史實的重建等三大項目。由於李彌部隊的原始人馬本來就是正規的國軍部隊，以後進入滇緬邊區成為游擊部隊後，不但由國府秘密予以補給，並且曾得到美國軍方的秘密支援，二者都是經由泰國的秘密協助而進行，因此，本研究的進行，在理論上和實際上，必須能兼顧台灣、大陸、緬甸、泰國、美國等五方面的觀點和史料，才能做出最完整的研究成果。但就本研究而言，由於受限於人力和物力，筆者僅能將研究資料的蒐集範圍，先界定於台灣一方面，至於其他國家方面的資料，則擬借重所能蒐集到的次級資料以補足之，無則付諸闕如。
關於本書所蒐集到的歷史資料，依其性質分，可以區分為基本資料和次級資料兩大類。所謂基本資料，主要的是指在國防部、外交部、國史館、國民黨中央黨部等單位所珍藏的有關檔案，其次是當事人所撰寫自身經歷的各類文字如文章、日記、筆記等，以及筆者對當事人所作的訪談錄音等。至於次級資料，則包括其他一切有關的文獻資料如書籍和文章等。
史料蒐集之後，接下來的重要工作，就是史料的考證。在本書所蒐集的基本資料中，檔案的內容主要為電報和公文，都是當時辦理業務和溝通的紀綠，不會有偽造和記憶錯誤的問題，因此這些檔案資料的正確性最高；至於當事人所提供的資料，則可區分為：(甲)事件當時所寫的日記或筆記，和(乙)事後回憶所寫的報導文章或所作的口述歷史；關於這二者的正確性，則是前者的正確性要比後者為高。至於不同出處的資料，若對同一事件作了不同或相矛盾的陳述，除依前面所述正確性等級的原則加以判別之外，將進一步看在其他相關的事件中，是否有一致性或矛盾性的描述，作為其真偽的判斷。雖然歷史事件都具有其獨特性和不重複性，但任何一個歷史事件或情節，都不是獨立發生的，都必定和許多其他事件或情節有所關聯，如能在其他歷史事件中找到相關記述者，則該事件就較為真實可靠，否則即要加以存疑或否定。但如某歷史事件或情節，既無其他一致性的相關記述，也無其他矛盾的反證，我們一時不能證明其為真，亦不能證明其為假，這時我們即採用不矛盾即為真的原則，暫時接受其為真，直到有與其相矛盾的資料出現之後，再將之修正或否定。此外，任何當事個人所提供的資料，無論是文字的或口述的，由於受限於個人的經驗，往往會不自覺地產生一種「放大」的效應，考證時要予以適當的「還原」才行。
從1995(民84)年開始，筆者承諾擔任這項歷史研究的工作，從開始到現在，屈指算來，已經有十餘年了。由於筆者的研究專業領域不是歷史，加上是驟然從事一個如此複雜大型的專題研究，所以在研究的過程中碰上了許多的大困難。開始的時候，筆者還在做其他的專題研究，只能利用公餘的空閒時間，去拜訪健在的老長官們，聽他們講述這個反共游擊隊的故事，當時因為背景知識不夠，對他們所講或所寫的故事，聽得似懂非懂，銜接不起來，也組織不起來，肚子裡雖有滿腹的問題，也不知從何問起，真的是有如瞎子摸象。到後來故事聽多了，雖然比較能夠聽懂了，但又發現不同的長官們對同一事件的敘述，無論內容情節或時間地點，因為年代久遠，記憶有所偏差遺忘，說出來時，彼此有很大的出入，不知何者為是，十分困擾。因此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不得不改變工作的策略，除了繼續做口述歷史的訪談工作之外，擬計劃採用比較正式的歷史研究方法，去蒐集官方的檔案資料，以探明整個歷史事件的真相。筆者雖然有了這樣的想法，但因為自己的專業領域並非歷史，也不知道這些官方的檔案資料存放在那裡，所以雖有想法，也無法展開實際的研究行動。
到1996(民85)年8月，反共游擊部隊第二任總指揮柳元麟將軍的「回憶錄」──《滇緬邊區風雲錄》，由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出版了。拜讀之後，找到了當時已被緊縮編制、改名為「史政處」，但不久又恢復原編制的史政編譯局，經由其處長的介紹，認識參與該書編纂工作的王素珍上校，再透過王上校的說明和協助，筆者才曉得有關的游擊部隊的檔案，就是收藏在國防部的史政編譯局裡。因為申請閱讀官方檔案資料必須由任職單位出具公文，所以筆者對這反共游擊部隊的研究，才被迫和被動地由業餘性質轉變為專業性質。
筆者開始閱讀檔案資料時，立法院尚未通過「檔案法」，檔案如何開放？如何解密？完全無「法」可循，全由主管檔案的單位自由裁定，但他們的原則總是寧嚴勿寬，以免出錯。雖然從目錄上看到很多相關的檔案，但絕大部分都是不能看的機密檔案，所以在史政編譯局所能閱讀到的檔案非常有限。所以，筆者雖然花了大量的時間，但也只能蒐集到一點點的資料。以後，「檔案法」於1999(民88)年通過了，但筆者所要看的許多檔案都尚未解密，還是不能看。後來經過編譯局人員的大力協助，洽請有關單位前來審查解密，直到2001(民90)年2月農曆春節過後，才全部解密。許多由總統府、參謀總長室、陸總部所移送到那裡的檔案，都是到了這個時候才終於能夠看到，才算解決了「取得最主要研究資料」的難題。至於申請閱讀外交部、國史館、國民黨黨部等單位的檔案，因為是文職單位，就比較容易得多。
然而，歷史資料的蒐集總是越多越好，只有蒐集到多方面的資料後，史料真實性的驗證工作才能順利展開。基於這個想法和信念，不但許多居住台灣的長官長輩，筆者都拜訪了兩次以上，而居住在泰北的長官長輩，也訪問了兩次。此外，為考證泰國為何熱心幫助游擊部隊一事，需要全盤瞭解開羅會議的內容，筆者曾遠道前往英國劍橋大學的邱吉爾學院，查閱其圖書館所珍藏開羅會議的原始紀錄。其次，當筆者閱讀緬甸向聯合國控訴國府侵略的檔案時，獲悉緬甸政府曾多次向聯合國提供很多的證據如相片和文件等，因此筆者也曾於911事件的第二年，前往紐約聯合國的圖書館蒐集此項證據資料，無奈聯合國圖書館因911事件而停止對外開放，以致吃了一個閉門羹；後來是以通信的方式，購到了部分的圖文資料。所幸利用該次紐約之行的機會，不但順道前往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查閱美國國務院的外交公報，蒐集到國務院於1950到1961年間美國國務院與其駐台北、仰光、曼谷大使館間所有有關游擊部隊的文電或文件；同時也藉此機會拜訪到曾經在李彌和柳元麟兩個時期都擔任高級幹部的羅漢清將軍，在這兩方面所獲得的資料都彌足珍貴，可謂不虛此行。
本書的目的，即嘗試以上述各項研究方法，探討前一節所提出的各項問題，以求得這些問題的解答，並探尋出這些歷史事件的真相，最後再以某種適當的論文架構把這些研究成果有條理的呈現出來。

五、論文架構
所有的歷史事件都是一種時間系列上的存在，所以，對具有31年歷史的滇緬邊區反共游擊部隊，筆者即依時間上的先後順序，並依其領導人的更迭而區分為「李彌時期」、「柳元麟時期」和「三頭馬車時期」三個階段。這三個時期或階段的差異性可以簡述如下：
(一)李彌時期──時間的範圍是從1950年5月，台灣的國府給予該部隊補助開始，到1954年5月，部隊撤回台灣為止，係屬初創的時期。
(二)柳元麟時期──時間的範圍是從1954年9月台灣的國府再授予該部隊新番號、重新恢復補給開始，到1961年4月，部隊撤回台灣為止，屬守成時期。
(三)三頭馬車時期──柳元麟部隊撤台後，其留下的不撤部隊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馬俊國和曾誠的部隊，他們因為人在緬甸北部，部隊倉促撤退，他們無法及時南下，所以由情報局繼續維持補給；第二部分為段希文和李文煥的部隊，段為奉命不撤，國府暫停補給，李為自願不撤，國府停止補給，雖然不撤退的理由不同，但是在沒有補給之時，都同要自謀生存。至於國民黨中二組在滇緬邊區所成立的「雲南處」，它在1952年7月即已奉命籌備成立，並以游擊部隊的總指揮為特派員，初期的任務只是推行黨務工作，並無部隊，但是到柳部撤台之後，雲南才於1964(民53)年8月成立自己的部隊。所以柳元麟部隊撤台後，存在於滇緬邊區的反共部隊可以區分為：(1)情報局補給的馬、曾部隊，(2)自給自足的段、李部隊和(3)國民黨補給的黨部部隊等三個部隊，本書將這個時期稱之為「三頭馬車時期」。由於三頭馬車部隊中有兩個頭的部隊本來即為柳元麟部隊中的未撤部隊，所以柳元麟部隊的撤退就是三頭馬車時期的開始；至於其結束的時間，因為情報局和黨部的部隊都在泰國和中共建交之前夕即予解散，所以這「三頭馬車部隊」是以段李部隊打完考牙山之戰以後的1981(民70)年4月為止，因為從該時之後，該部隊即逐步走向解甲歸田之路。
在這「三個時期」的架構之下，本書以第2到第4章等三章的篇幅，分別討論了三個時期的史事之後，這個游擊部隊的真相即已大體呈現，但為求對這段史事的前因和後果得到更寬廣的、更深入的認識，因此在第2章之前加入「前言」一章，先行敘述這件史事的問題焦點、研究方法與架構，以及這個部隊在撤退進入緬甸之前，在雲南國境內如何奮戰，最後如何轉進到緬甸的整個事件經過。最後，再在最後一章的「結論」則是總結、歸納其前面三章的重要發現和結論，期望本書也能夠發揮一些抛磚引玉的效果，吸引更多學者投入這個專題的研究，以寫出更多精彩的著作，這是筆者所最盼望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