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冷戰‧蔣介石：解密檔案中消失的台灣史1948-1988

序（節錄）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戰敗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正式宣告結束，然而世界大戰的烏雲才剛剛散去，美國與蘇聯兩大超級強權，以及其背後所代表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意識型態之間的對抗大幕，又從戰後的磚瓦廢墟上，緩緩拉起。1947年3月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於首都華府國會山莊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宣讀了日後被稱為「杜魯門主義」的國情咨文，發表了敵視社會主義國家的談話。美國國會隨後通過了一項援助法案，決定提供大筆經費幫助希臘、土耳其兩國政府壓制其境內的共產主義運動。「杜魯門主義」的提出，也標誌著美、蘇之間「冷戰」的起點，此後四十餘年間，全球幾被一分為二，以美、蘇兩強為首的東、西方兩大陣營，在政治、外交、軍事、經濟、社會、情報、科技與文化思想等各領域裡，不斷上演著一齣又一齣對峙與對抗的戲碼，由於美、蘇兩強各自擁有大量核子武器，此一長達近半世紀之久的冷戰對立格局，也讓國際社會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處於高度緊繃的狀態；柏林危機、韓戰、兩次台海危機、古巴導彈危機、越南戰爭與中東戰爭等重大事件的發生，一次又一次引發世人極大的關注與恐懼，擔憂這些衝突將導致核武戰爭，最終摧毀整個人類文明。
1950年6月間所爆發的韓戰，可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冷戰對抗格局形成之初，全球所發生的第一場大規模「熱戰」。冷戰時期的第一場「熱戰」並未如預期般出現在當時美、蘇兩強最主要較勁焦點所在地的歐洲大陸，而是發生在亞太地區的朝鮮半島，在一塊直至1950年初都未曾被美國官方正式納入其亞太防禦線內的分裂國家領土上，著實令當代許多治史者感到意外；而此一意外發展，也注定要讓在國共內戰中失利，於1949年12月退守台灣一隅的蔣介石與中華民國政府，因美國迅速參加韓戰以及其對亞太地區地緣戰略政治等因素考量，而在此後數十年的亞洲冷戰場域裡扮演著一定之角色。無可諱言，從更寬廣的歷史格局觀之，1949年以後的國、共對峙與海峽兩岸關係史，亦為全球冷戰對抗架構下，不可被忽視的一環；1950年代所發生的兩次台海危機，至今仍是吾人研究亞洲冷戰史時所不可遺漏的重要案例。然而遺憾的是，除了這兩次外島危機之外，蔣介石與其所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在整個冷戰時期裡究竟曾扮演何種角色？以及台灣在亞洲地區冷戰場域裡的歷史定位為何？在當今中外學術界幾乎仍是一片空白。
本書所收錄的十個章節，是我過去十餘年來，在華府、倫敦、台北與加州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等地收集、爬梳、整理、研讀、分析與消化大量原始檔案史料後，所積累的初步結果。撰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之一，即在於回答如上問題；除了審思1940年代晚期起，蔣介石與其所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在亞洲冷戰場域中之角色與地位，同時還嘗試對這些歷史事件與歷史經驗，進行全面觀照、陳述與詮釋。誠然，在吾人過去的普遍認知裡，1949年兩岸分治以後，台灣在亞洲冷戰場域中所面臨的最主要壓力與競爭對手，是來自海峽對岸的中國共產黨政府；直到蔣介石於1975年撒手人寰為止，在遷台以後二十餘年來，他所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依恃著美國對台灣的軍事協防承諾與外交支持，在各個領域裡，與北京進行著似乎永無休止的對抗，此一態勢，直至1970年代美國總統尼克森主政後，逐步改變對華政策，才出現結構性轉變。
然而如同即將在本書各章節內容裡所呈現的，台灣在冷戰時期的亞洲地區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美、中、台三邊的互動關係，實遠比吾人過去所認知的，要來得更加詭譎複雜；隨著中、外官方解密檔案的大量開放，吾人如今可以知悉，亞洲冷戰場域中的蔣介石，絕非僅只扮演著由美國所領導之「自由世界」陣營裡，一個凡事仰仗美國鼻息、以華府馬首是瞻、唯華府是從的馬前卒。相反地，國民黨政府為了台灣自身的戰略生存與安全利益考量，在中南半島與其他東南亞地區，曾廣泛而積極地介入各地的軍事衝突，設法輸出自身的反共經驗與意識形態，以確保並強化其在國際地位與台灣內部統治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回顧歷史，台灣當局在「海峽兩岸」以外其他亞洲冷戰場域中的作為，有些是配合美國政府的整體亞洲策略而行事，然而其中更有不少行動，乃是蔣介石甘冒惹惱華府決策者之風險，不惜與美國「老大哥」背道而馳。
另一方面，冷戰時期的國共與兩岸關係，也絕非如過去吾人所認知的「雙方敵我意識分明、毫無往來」，如同本書所揭示的，在某些重大議題上─譬如西藏問題─台北與北京所採取的立場，遠比台北與華府等西方國家陣營之間的想法要來得更加接近；而國、共兩黨之間，似也屢屢在重大事件發生時，保持著一定之祕密聯繫管道。冷戰時期的這類國共接觸，往往不為美國所喜，華府情報與外交當局，甚至對台北橫加阻撓施壓，而蔣介石則試圖利用這些兩岸祕密接觸來反向操作，設法轉化成為台灣向美國爭取更多資源之籌碼；尤其甚者，冷戰時期的兩岸密使往來，還牽連著當時國民黨內部微妙的權力競爭關係。讀者在「台灣祕密研發核武」此一篇章裡也將清楚觀察到，美國如何在高度現實利害考量下，以最嚴厲的立場與手段，來對待其在亞洲、乃至全球冷戰架構中最堅強的盟邦之一─台灣。本書各章節所將呈現者，可謂「歷史平台上的裂縫」：在看似平滑無縫的歷史平台表面下，其實存在著無數細微的裂痕，有待吾人加以檢視、細查、發掘與觀照，讓歷史事實與真相，能夠更加清楚地被呈現出來。
在此必須說明的是，本書各章節所利用的第一手史料，主要來自美國、英國與台灣方面的解密檔案，以這些史料為基礎所做的歷史研究與論述，無可避免地會較偏向於呈現台灣、蔣介石、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的立場。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在亞洲冷戰場域中，美、中、台三方關係的競逐互動裡，台灣是無法被忽視的角色，任何缺少來自台灣與國民黨政府方面的觀點與其角色之探討，則整個亞洲冷戰史的研究都將無法圓滿。從台北的視野來解釋與觀察其在亞洲冷戰場域中的定位，據此填補近代史研究上的一片空白，也許是本書的主要貢獻所在。

第六章　　冷戰與兩岸密使
曹聚仁角色再探究
據美國中央情報局解密文件顯示，1956年9月間，天津市政協副祕書長黃逖非，曾寫一私函給時任中華民國行政院副院長的胞兄黃少谷，除邀請國民黨派員前往中國大陸考察交流外，還向其胞兄透露，曹聚仁只是北京的一個工作對象，層級並非最高，毛澤東當時對台的整體戰略目標，實際上已超越曹聚仁的規格與層次。只不過此刻蔣介石似乎認為，讓兩岸祕密接觸的對象與層級暫時侷限在曹聚仁，似乎是一個較為穩妥的安排，也許基於此一理由，該年10月初，曹聚仁再次前往北京，並獲得毛澤東親自接見，毛告訴曹，若台灣回歸祖國，一切照舊，台灣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只要蔣介石與美國斷絕關係，台灣方面還可以派代表回到中國大陸，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而當曹聚仁詢問未來一旦台灣回歸，中共中央該如何安排蔣介石時，毛回答稱，蔣當然不會作地方長官，要在中央來安排，而蔣經國則可以安排在人大或政協。陪同會見的周恩來則補充說，若陳誠願意回到北京，其職位將不下於時任北京中央水利部長的前國民黨將領傅作義。
現今有關曹聚仁的相關出版品指出，這次北京晤談後，台灣方面曾提出要求，讓曹聚仁回到浙江奉化，看看蔣氏祖墳是否完好。因此在1957年的5、6月間，曹在訪問北京後，專程前往奉化溪口鎮，住進了當年蔣介石寓居的豐鎬房，並代表蔣氏父子至蔣介石母親王太夫人的墓園「慈庵」掃墓祭拜。所到之處，曹都一一拍攝照片保存，並且在他回到香港後，把所有情況與照片透過管道轉交台北層峰。細查1957年春天蔣介石私人日記所載，蔣對於奉化故鄉情況之關心與思念之情，確實溢於言表；他在當年2月10日曾寫道：「今晨經兒來談香港匪報登載故鄉近情頗詳，余急取觀之，感慨無已。」蔣氏父子是否因此而表達希望由曹聚仁親訪奉化溪口，誠屬可能。
此刻，有關兩岸之間確有密使在進行穿梭交流，並推動國共祕密談判的消息，也開始在西方報章媒體上廣為流傳，引起包括英國在內歐洲國家的好奇，以及台灣最重要盟邦美國輿論界之嚴重關切。對此，蔣介石在日記裡堅稱此乃中共方面所製造的和平謠言，其目的在於對美國進行挑撥性之宣傳，他認為中共此計，可謂「無所不用其極矣。」蔣並將北京這波離間台、美關係的「和謠」攻勢，與1944年抗戰時期有關他出現婚外情的傳聞，作一比擬，蔣認為兩者不同之處在於「當時國際與社會上皆可為其謊誕謠言攻勢紛動搖」，但他不相信今日「稍有常識」與熟識中共「慣技者」，能為其所動搖。蔣甚至認為中共似乎因為「內部破綻百出，無法掩飾其崩潰立待之形勢，所以他只有製造對我之和謠以安定大陸人心與維繫其偽政權之一法，余將如何處之，勿使之再得拯救之命運，是為至要。」彷彿此刻北京對台灣的和平試探，完全是中共內部發生嚴重問題下之產物。
然而相當奧妙的是，當蔣介石在日記裡屢次批評中共「和謠」技倆的同時，他卻也暗自不斷反覆思索，如何善用此波兩岸祕密接觸交流的「傳聞」，轉化成為台灣對美國的一種外交姿態運用，讓華府因為擔憂國共之間可能進行祕密和談，而強化美方對台灣的支持力道。譬如他在2月9日當天的日記裡即寫道，中共方面「和謠益烈，美國輿論已引起重大注意，是否能促成美國對我反攻必要之同情耶？」數日後，他又思考中共所發出的和平試探，「對於美國之心理與作用如何，應加研究，是否以此為促進我反攻大陸理由之一種？」綜觀整個1957年2月間蔣介石日記，可窺知他幾乎每天都在研究「反攻與和謠」之間的關聯與應用，謀思如何利用海峽兩岸正在進行暗中接觸的態勢，讓艾森豪威爾總統對台灣未來對中國大陸的可能反攻行動，能夠不加阻撓。相較之下，華府的軍事情報單位初步研判這些來自香港、有關兩岸祕密接觸的報導，實乃曹聚仁單方面故意向外界主動披露，在美方看來，曹聚仁作為蔣經國過去亦師亦友的特殊身分地位，其用意在於打擊蔣經國，讓他在未來台灣領導圈子裡的接班過程中，蒙受尷尬與難堪，同時減損美方對小蔣的信任與評價。

1958年台海危機與兩岸祕密接觸
1958年夏天起，台海局勢轉趨緊張，該年7月間，中東局勢緊張，美、英等國於中東地區部署兵力，戰火似乎一觸即發，此外，當時中、蘇共之間關係也發生裂痕，蘇聯有意緩和與美國關係，令北京感到憤怒，加以台灣方面不斷對中國大陸沿海省分與西南滇緬邊區進行敵後空投與游擊騷擾工作，令毛澤東頗為惱怒，在各種因素考量之下，中共領導人決定砲轟金門外島，一來牽制美國在中東地區力量，二來阻撓美、蘇和解，三來試探美國對台政策與離間台美關係，四來作為對台灣敵後游擊工作的反擊。然而在毛澤東決定於8月23日傍晚開始砲擊金門前夕，他依然透過祕密管道，知會台北；根據曹聚仁之子曹景行的回憶，砲戰發生前幾天，毛澤東在北京緊急召見曹聚仁，要他把中共準備砲擊金門的行動，轉知台北，也因此在8月23日當天早晨所發行的香港《南洋商報》裡，赫然出現一則「金門即將發生砲戰」的新聞，時任國務院副祕書長兼總理辦公室主任的童小鵬在其回憶錄裡證實，把此一軍事機密透露給曹聚仁對外發表的，正是毛澤東本人。
解放軍於8月23日傍晚起大規模砲轟金門，造成島上國民黨軍慘重傷亡，美國第七艦隊開始協助台灣海軍，對金門進行運補，而中共則以艦艇與岸轟，力圖維持封鎖。9月10日，金門砲戰進行至第19天，周恩來急召曹聚仁北上，要他祕密轉告台北，中共準備停止砲轟金門7天，讓國民黨軍能夠對金門進行運補，但前提是美軍艦艇不得協助護航。曹回到香港後，於9月25日起，分別致函蔣經國、台灣「國防部長」俞大維、當時轉任「外交部長」的黃少谷、以及曾任奉化武嶺學校教務長、蔣介石舊屬、時任嘉義農專校長的張愷，傳達北京方面此一重要訊息，在給黃少谷的私函裡，曹保證只要台灣脫去依賴美國軍力虛榮心理，北京當局決不向台北用兵，他接著又稱，從十月六日起，只要不由美艦護航，一星期內無論運送什麼物資往金門馬祖，無論多少船隻，中共方面決不轟炸阻攔。曹也進一步代轉北京訊息稱，台灣在金門與馬祖駐軍可自由撤退，共軍不會攔阻截，更重要的是，北京當局贊同蔣介石保留這一份軍事力量，並無殲除之意。曹建議台灣方面應盡速組一私人訪問團，前往中國大陸考察，之後再決定大計，此一訪問團可以不與中共當局接觸，僅作遊歷性質，曹並保證中共方面會給予一切便利，決不會有任何危險。
曹聚仁並且表示，他將建議由北京派駐一個正式代表團於台北，由宋慶齡任團長，其他代表團人選還可包括張治中、邵力子、屈武等前國民黨要員，而台灣駐大陸代表團員則可包括梁乃賢、張愷等蔣介石父子所信任之士，在信函最末，曹希望黃少谷能夠覆一電，上用「可」字，讓他能夠向北京報告並要求中共踐約。
毛澤東一方面透過曹聚仁向蔣介石傳達金門暫時停火的訊息，另一方面卻也善用此一機會，在國際間進行對北京有利的宣傳與心理戰。9月29日，就在黃少谷將此函呈交蔣介石過目之後第二天，即出現一則發自倫敦的法新社電訊，內容敘述台灣與中共之間的祕密和談，已經進行許久，直到金門發生砲戰之前，雙方仍不斷有所接觸。此則電訊的突然出現，與曹聚仁來函要求國共和談，兩者在時間上的巧合，不禁令蔣介石感歎中共對於離間台、美關係之舉措相當精準高明，令他「寒心極矣。」
……
奉毛澤東之命，於10月21日前來香港進行「和平運動」的章士釗，在抵達香港後翌日，即派人與前國民黨「復興社」要員、與黃少谷往來密切、時任《香港時報》總主筆的雷嘯岑接觸，並向雷傳達北京訊息稱：只要台灣脫離與美國關係，不但金門馬祖可保無恙，即便是大陳列島亦可交還台灣，且毛澤東決不過問台灣內部之事。章的這名私人代表也向雷透露，毛澤東準備從三方面著手對台灣的和談工作：蔣介石方面，毛要章士釗以友誼關係找陳光甫，再由陳通過吳忠信，將和談內容轉報給蔣；陳誠方面，毛要章士釗透過雷嘯岑與黃少谷搭上線，藉此直接聯繫上陳誠；蔣經國方面，毛澤東打算繼續運用曹聚仁的管道，毛甚至認為曹的工作，迄今「甚有眉目矣」。章的這名代表還暗示雷嘯岑，除了檯面上幾位積極從事「和平運動」的人物之外，尚有其他幕後人士，一直與海內外國民黨要員保持暢通管道，他舉例言，多年來擔任國民政府前行政院長宋子文私人祕書的郭增愷，1949年後即留在香港，近年來更積極往來於香港與北京之間，成為周恩來與當時已旅居美國的宋子文之間，最重要的溝通管道。
1958年秋第二次台海危機的爆發，雖然給海峽兩岸帶來新一波軍事衝突，卻也造就國共雙方之間又一次的密使交流與暗中接觸，甚至一度出現在香港展開和談的跡象，只不過面對北京和、戰兩手策略，蔣介石最後仍選擇向美國靠攏、妥協與輸誠。10月間，經過一番角力與折衝，杜勒斯與蔣介石在台北發表聯合公報，美方認定金門、馬祖等外島，與台灣、澎湖在防衛上確有密切關連，但同時也迫使蔣介石在公報中允諾，未來國民黨政府將改以「政治」手段取代「軍事」手段，來實現光復大陸，在美國不願提供裝備與後勤支援下，蔣介石希望以正規作戰武力反攻大陸的可能性，自此可說幾已根本斷絕。為了進一步向外界澄清謠言，11月間，陳誠還曾大動作召開記者會，公開澄清國民黨政府毫無與對岸談判接觸的意向，他甚至安排中央社記者對他進行專訪，藉機向國際社會承認過去一段時間內，台北高層確實收到中共來函進行「統戰」，要求國共舉行談判，但已為國民黨方面所嚴拒。陳誠此番其向美國交心表態之用意，不言可喻。

第九章　　冷戰與台灣在東南亞各國的祕密活動
幾在印尼革命政府成立之際，台北的軍事情報與國安高層即已決定對其提供軍事援助，這一決策與當時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暗中默許與鼓動不無關聯。蔣介石甚至一度考慮派遣志願軍，前往協助印尼革命軍作戰，然此構想遭到華府情報高層勸阻；他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四日的日記裡透露：「杜勒斯說明其在蘇門答臘反共革命軍已有武器與金錢充分之接濟一點，甚為安慰，但其對我派志願軍之主張，表示恐有害無益之意。」雖然台灣派兵支援印尼反共軍人之舉未能實現，然而其對印尼革命軍的武器裝備援助，卻相當迅速；1958年2月23日，台北國防部參謀本部議決提供7個營的裝備， 包括七五無後座力炮14門、八一迫擊炮28門、六零迫擊炮63門、七九式重機槍20挺、八八式七五高射炮2門、二五機炮12門、三零重機槍56挺、三零輕機槍260挺、四五衝鋒槍1204枝、卡賓槍2480枝、英製步槍500枝、手槍61枝、手榴彈10100枚、炸彈100枚、照明彈10枚等；這些武器裝備由台灣的海、空軍，以海上運補與空投方式，於4月21日前， 分批交到印尼革命軍手裡。
印尼革命政府原本自恃有當地民意支持，以及其對蘇門答臘島與西里伯斯兩島油田的控制，因此該政權樂觀期待能夠在美、台等友好國家的武器裝備暗助之下，大有一番作為。然而當印尼中央政府軍開始採取平亂行動後，戰況卻急轉直下；3月17日，北蘇門答臘被中央軍控制；4月18日，位於蘇門答臘中部的蘇省首府巴東也重回中央軍手中；到了5月初，整個印尼革命軍勢力被迫退出蘇門答臘島，而革命政府總部也遷往西里伯斯島上的萬雅佬。
也許受到柯克備忘錄論點的影響，此刻蔣介石對於印尼局勢，保持高度關注，他甚至無法排除印尼內戰最終恐將導致解放軍武力犯台。在3月27日的日記裡，蔣即寫道：「印尼政府革命軍興起以後，蘇俄及愛克皆公開以軍火物資接濟蘇卡諾，而獨共匪未敢作聲援，應特注意，此乃共匪待我以志願軍援助印尼革命軍時，即以此為其侵犯台灣之口實而實施其攻台乎？」
另一方面，在印尼革命軍節節敗退之際，屋漏偏逢連夜雨，一位中央情報局僱用之美籍飛行員波普，於5月18日協助革命軍執行轟炸任務時，竟被印尼中央軍俘虜，引發美、印外交關係的軒然大波，這也讓蔣介石對印尼情勢更加憂心。由於波普被俘，美國中央情報局已無法繼續援助印尼革命軍，該勢力因而向台灣尋求更直接的協助。5月下旬，十餘位革命軍要員連袂前往台北，向國民黨政府購買C-54 運輸機與B-26 轟炸機各一架，並央請台灣空軍飛行員協助代為執行轟炸任務，蔣經國決定由曾任蔣介石座機駕駛、時任台灣空軍總部情報署署長衣復恩，與台灣空軍第三十四中隊飛行員張聞驛兩人，擔負此次祕密支援重任。根據衣復恩回憶，同年六月中旬，此兩架飛機自台灣南端先飛抵菲律賓最南端的大威島，在菲國軍方人士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派駐當地人員補充燃料後，繼續飛往西里伯斯島，並對島上的印尼中央軍執行五次轟炸，直到所攜炸彈用盡為止。這次任務也成為1949年蔣介石撤退遷台以來，國民黨空軍首次境外作戰。
除了派遣空軍介入印尼內戰之外，蔣介石更指示向印尼革命軍另行增加運交三個營的武器裝備，這批軍火包括七五無後座力炮9門、八一迫擊炮12門、六零迫擊炮27門、五七戰防炮4門、二五機炮5門、七九式重機槍12挺、三零輕機槍111挺、九零衝鋒槍513枝、手槍24枝等。
這批武器裝備由台灣海軍於6月8日運往西里伯斯附近海域時，因印尼中央軍此刻已控制萬雅佬的外港，使來自台灣的運輸船無法靠岸，不得不折返。儘管如此，台灣空軍仍於6月20日至7月14日之間，對西里伯斯島上做困獸之爭的印尼革命軍殘部，進行四次空投，提供各類輕武器與彈藥十二萬發，直到革命軍放棄抵抗為止。
台灣公然介入印尼內戰，不但引發雅加達當局強烈抗議，甚至成為不久後印尼政府大舉排華與清算當地華人僑社之最直接原因。此外，印尼內戰期間，雅加達當地媒體一度傳聞中共也將派遣自願軍前來協助蘇卡諾平定叛亂，台北軍方立即公開表示，倘若解放軍部隊出現於南海之任何區域，台灣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攔截。面對中共可能參加印尼內戰，蔣介石的軍事幕僚們甚至著手規劃，派遣海軍陸戰隊四個加強營的兵力，用來攔阻解放軍，並擬對北西里伯斯島進行突襲登陸，以支援島上的革命軍進行防禦作戰。
北京當局最後並無任何軍事動作，而當萬雅佬的革命政府於6月26日垮台後，還由台灣空軍派遣一架C-54 運輸機，將該政權重要成員緊急載往台灣安置，以免成為蘇卡諾政府的階下囚。

第十章　　台灣研發核武祕辛
台、美斷交前夕的核外交風暴
1977年1月20日，卡特總統在其就職典禮上宣示美國將致力於推動世界和平，並主張分階段銷毀全球的核子武器。一星期後，行政院長蔣經國發表公開談話，呼應並熱烈支持卡特總統的新主張，並強調國民黨政府一貫主張原子能的和平使用，蔣接著說：「雖然我們具備發展核子武器的能力，但是我們絕不從事核子武器的製造。」此一原本應是支持卡特外交新政策的友好談話，卻立即引來美方高度關切；駐台北大使館把蔣經國此番談話，解讀為是台灣極度擔憂美國推動與中共建交，並終止協防台灣下的一種外交威脅表態與暗示，因而建議國務院應採取強硬的立場，來阻止甚至「摧毀」台灣任何發展核武的可能性。
當時美方所欠缺的，是更為具體的證據與時機，然而此種證據與時機，卻突然在數週之後，意外地於日本東京出現了。1977年3月初，國際原子能總署專家組團前往台灣，進行年度例行性視察，其中一位專家注意到核能研究所裡的重水反應爐，其原本應是封閉式的燃料轉運池，竟然出現一個新的轉運口，根據在場的加拿大籍技術人員透露，此一新的燃料轉運口，是最近應台灣方面的要求而新建的。國際原子能總署專家們經過仔細檢查後，還發現覆蓋重水反應爐表層的螺栓，異常新穎，與旁邊布滿灰塵甚至有些生鏽的反應爐內梯，形成強烈對比，因此研判燃料轉運口在最近曾被動過手腳，專家們也偵測出，原本不應該出現燃料轉運口的反應爐表層，核子輻射量異常升高。其中一位專家於3月8日離開台北抵達東京後，立即把此一新發現，向美國駐日本大使館軍事與科技組官員報告，並稱台灣此次面對國際原子能總署的保安檢查，顯然並未開誠布公，也缺乏合作態度。美國駐日大使館立即回報華府，稱種種跡象顯示，桃園龍潭的核能研究所裡，正進行著某些「令人極度不安與可疑」的核武研發計畫。
經過兩週密集閉門討論後，華府決策高層認定僅憑台北方面屢次口頭保證與承諾，已不足以解決問題，而是必須釜底抽薪，採取更激烈的手段與行動。3月26日，國務院電令安克志向蔣經國提出照會，稱美方握有充分證據顯示核能研究所裡所進行的研究計畫，與其說是作為發展台灣的核能發電，更多是與核武研發相關連，美方因此嚴正要求國民黨政府：第一、今後台灣境內所有核能相關設施與原料，都必須納入台、美雙邊協定規範，以確保核能研發僅限於民生用途；第二、「核能研究所」的重水反應爐與化學（熱）實驗室，必須無條件立即關閉；第三、台灣境內所有的鈽金屬原料，必須全數移交至美國；第四、國民黨政府必須「重新調整」其未來核能發展計畫，並且需事先與美方技術專家進行溝通。國務院還下令安克志，必須取得蔣經國的「書面」答覆，保證台灣方面將履行美方提出的如上所有條件。
安克志在接獲此一極端嚴厲的指示後，曾回電國務院請示，若蔣經國質疑美方所指控的「證據」究竟何在時，應當如何因應。由於這部分台、美相關檔案史料記載尚未公開，吾人無法知悉國務院對安克志所提疑問的指示為如，也無法窺見蔣經國與安克志會面時的具體情況。錢復在其回憶錄裡稱，蔣經國當時指示，既然國民黨政府已決定不生產製造核子武器，可不必與美方計較，因此對於美方四項要求可以同意。一個月後的4月29日，當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向卡特總統彙報台灣最新情勢時，桃園龍潭的重水反應爐與青山的「化學實驗室」，皆已暫時關閉，中止運作，「中科院」所屬核子「先導工廠」裡的相關儀器設備，也遭到拆除，或者由美方人員在儀器旁加裝攝影監視，卡特總統讀到布里辛斯基所呈有關台灣核反應爐與熱實驗室皆已關閉的報告後，還特別在該段落旁寫下一個「好」字。
5月初，安克志自台北拍發回華府的電報裡亦明確指出，蔣經國在百般無奈下，最後勉強同意接受華府的要求，重新著手規劃與調整未來台灣的核能方案，使其更符合能源生產與民生用途目標，而非研製武器。安克志還提到，考量到部分台灣軍方主其事者，必定對美國心懷不滿，因而力主華府應當支持國民黨政府內部的「溫和派」人士，譬如「原子能委員會」祕書長鄭振華等，主動邀請其前來華府訪問，討論未來雙方的核能合作，以稍加平息台灣內部對美方高壓態度的憤怒。
1977年底，台北曾向美方提出要求重啟核子反應爐，作為台灣核能發展與研究之用，同時表示將嚴格遵守與美方之間有關核能合作的協定。國務院則強烈建議台灣未來改使用含鈾量僅有百分之三的「低濃縮鈾」，以免國際間質疑台灣製造核武的企圖，此一建議獲得國民黨政府的接受。台灣方面此一高度配合的態度，讓桃園龍潭的重水反應爐，得以在翌年（1978）夏天，在美方監督下重新運轉，美方也允諾支持台電公司籌建第四座核能發電廠，並同意對其貸款以協助購買核能發電原料，只不過在「核能發電」此一正當名目下，卡特政府內部對於台灣意圖研發核子武器的猜疑，仍未完全緩和。1978年5月，蔣經國於台北宣誓就任總統，此時雙方之間邦誼，已是風中殘燭，面對華府與北京之間隨時有可能完成外交關係正常化，國民黨軍方內部主張保有自主研發核武的聲音，不減反增；7月底，美方一個核能觀察團臨時造訪台灣，在安克志大使陪同下，本欲造訪中科院，不料院長唐君鉑竟然一度表明拒絕接待美方觀察團，最後還是在外交部的居間協調下，唐君鉑才答應與美方人員晤面，並勉強同意美方檢視院內相關核能設備。
根據美國務院解密檔案顯示，當時華府掌握情報，得知台灣正尋求與西德之間的技術合作，欲取得最新的「激光同位素分離法」技術來提煉核武原料，主其事者，為核能研究所雷射組組長馬英俊博士。當美方以此情報向台北提出質疑時，原子能委員會與外交部官員皆否認到底，只不過卡特政府內部對此項情報，仍深信不疑。隨後不久，美國務卿范錫親筆致函蔣經國，表達美方嚴重關切之意，此函由安克志於9月8日面交蔣經國。可以想見，當蔣經國在此一場合得知美方再度提出疑慮之後，情緒變得相當激動與不耐，他首先告訴安克志，他已決定今後雙方有關核能方面的議題，皆交由外交部來處理，他本人將不再過問，隨後並鄭重澄清有關傳聞，重申國民黨政府不研發核武的立場，最後蔣經國竟然不顧外交禮儀，向安克志坦率抱怨，稱由於台灣外交處境艱困，以及台、美雙方極為特殊的關係，這讓美國可以用世界上少有其他國家可以容忍的苛薄方式，來對待台灣，他對於美國一再就此議題喋喋不休，感到無法理解，最後甚至以半威脅口吻告訴美「大使」，他目前不願向台灣民眾宣布美國蠻橫之作法，是不希望激起台灣民眾對美國的不滿，他希望華府能夠理解。儘管如此，數日之後，蔣經國依然在其覆函裡，向國務卿范錫再次重申台灣無意研發核武的立場，包括不從事核能源的提煉，核燃料的再處理，與重水的生產，他亦澄清「中科院」所從事的研究與核武完全無關，此外，蔣經國也再度邀請美方派員長駐台灣，與台灣的技術專家密切合作，以免誤解再度發生。
回顧歷史，蔣經國與范錫之間此一有關台灣核武發展的信函往來，成為三個月後，12月16日卡特總統宣布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並與台灣斷交前夕，雙方最高官方階層之間最後與僅有的具體議題討論。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彼此邦交於1979年1月1日畫下句點，然而台、美之間有關核議題的交涉與談判，並未隨著邦交中止而中斷；就在1978年12月26日美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率團啟程前往台北進行雙方關係調整談判前夕，國務院內工作階層官員們，仍忙著擬妥未來雙方核能合作的談判原則如下：第一、台、美斷交後，雙方既有的核能協定將繼續有效，美方將繼續監督台灣的各項核能設備；第二、儘管台灣已經退出聯合國，美政府仍將要求台北當局繼續嚴格遵守1963年10月的《禁止核試爆條約》與1968年7月的《禁止核擴散條約》；第三、未來雙方的核能雙邊合作談判將不受斷交之影響，將在未來擇期舉行；第四、美方希望獲得國民黨官方的「書面」保證，未來將繼續遵守不發展核子武器的承諾。
如上四點原則，成為1978年12月26日台、美雙方高層調整未來關係談判桌上，未曾被媒體披露的一項關鍵議題。當時整個談判的細節如何，仍有待日後史料進一步的發掘，然而正如台、美斷交後第一線處理雙方關係的「美國在台協會」官員於1979年初所坦承，面對失去與美國之間的正式外交關係，以及無法再接受美方防衛承諾等極端不利的局面下，台灣軍方內部當時確實有部分人士，公開提倡應保有自主研發核武的選擇權，在此一情況下，如何確保雙方核能合作不受影響，並且讓台灣的核武研發繼續獲得有效監控與阻絕，成了「美國在台協會」於1980年代初期，最艱鉅的外交任務與挑戰之一。

餘波蕩漾
美國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後，在蔣經國公開宣示台灣將繼續進行和平用途的核能發展，並且開始積極鼓勵台灣民間參與研發與投資等新措施下，1979年後的短短兩年時間內，台灣先後興建了磷酸提鈾先導工廠、壓水式反應器燃料束先導工廠、磷酸提鈾工廠、氧化鈾提純轉化實驗工廠、動力用反應器燃料先導廠、伽馬射線照射廠，並且完成了600兆瓦重水壓水式反應器的概念設計。當時諸如西德、法國等歐洲國家的民間公司，紛紛表示願意與台電公司進行民用核能合作，而除了重申台灣應繼續遵守相關規範之外，因為兩國之間已經沒有正式外交關係，華府反而無從阻止這些名義上屬於「商業」性質的台灣對外核能交流行為。譬如當台、美斷交後，首批美國核能專家於1980年1月間前來台灣進行視察時，美方曾向國民黨政府提出諸多要求，包括提供中科院房舍配置說明、使用單位狀況與工作簡要、以及要求參觀核能所各試驗室等，台灣方面對美方的要求，並非照單全收，而是有所堅持。
儘管國民黨政府繼續不斷在公開場合重申台灣不研發核武的立場，然而整個1980年代，美方的猜忌始終未曾中斷。早在1980年初，美國首任「在台協會」主任葛樂士即曾當面向台灣外交高層表達華府的「高度疑慮」，然而台方除了繼續重申不發展核武之標準立場外，並無法真正有效取信於美國。台灣軍方單位背著美國繼續祕密從事核武研製的努力，最後導致1988年1月中科院核能研究所副所長張憲義脫逃事件；張憲義自中科院內竊取台灣核武發展計畫機密檔案後，在中央情報局協助下，自台灣叛逃，前往美國，並在華府國會山莊的祕密聽證會上指證，將其手中掌握的台灣研製核武器內幕，全盤托出，頓時全球輿論再次譁然。
當時擔任台灣參謀總長的郝柏村在其日記裡揭示，美國總統雷根在得知此事後，立即向台北強烈施壓，要求終止一切核武發展計畫。1月13日，蔣經國去世，數天後，美方的核子代表團抵台，著手二度拆除龍潭「核能研究所」內的重水反應爐。雷根不但要求台灣徹底拆除與核武發展之一切相關設施，且必須將龍潭的反應爐的「重水」提取出來，並且下令不得再開爐，雷根總統還提出一份「毫無談判餘地」的協議書，由當時緊急返美述職處理此案的「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丁大衛攜回，轉交台北高層簽字，丁大衛自華府回台北前夕，雷根總統告訴他，務必要求台北高層於一週內簽字具結決「不然你不必回來了」。考量到當時台、美關係恐將因此風波而陷入更深危機，新上任的李登輝「總統」只有屈從。而台灣自1960年代蔣介石主政時期起，即開始祕密研發的核武計畫，自此可謂夢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