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誰：胡適，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

前言（節錄）

我的《舍我其誰：胡適》系列出版以後，偶爾會看到一些讀者評論說：「太用力了！」我一直不太懂這個所謂的「太用力了！」的意思是什麼。是因為胡適彷如天人，不該被以凡人視之？還是因為胡適清澈如水，完全可以透視，根本就沒有帶著潛水鏡潛進去作近距離觀察的必要？還是因為胡適是一個大師、君子，不應該以凡夫、小人之心度之？還是因為胡適的其人其事已經眾所周知，他還有什麼新鮮事是人所不知的？還是因為胡適畢竟也是凡人，何必吹毛求疵、太苛責他？還是因為胡適是歷史上的人物，應該用他所處的歷史脈絡來評判他？還是因為胡適已經被研究得夠透徹的了，何必擠進去這個領域吹皺一池春水？還是因為胡適的思想事蹟早就已經有了定論，何必進來攪局？還是因為研究胡適應該是各做各的，大家相安無事，應該像《老子》裡所說的：「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何必要質疑問難，弄得像劍拔弩張式的？
我想我對以上提出來的自問，應該是捕捉到了這個所謂的「太用力了！」的籠統的心理反應裡的諸多面向。在我所假設的這些自問裡，有些我希望《舍我其誰》的系列已經作了回答。至於我的分析是否言之成理，就有待研究者的檢驗與剖析了。
如果說我「太用力了！」的反應裡，確實有我所假設的：「胡適是歷史上的人物，應該用他所處的歷史脈絡來評判他」這一項，則這是一個嚴肅的歷史研究的問題。這是一個嚴肅的歷史研究的問題，因為歷史研究入門第一個戒條，就是不犯「時代錯誤」（anachronism）的謬誤。這「時代錯誤」的謬誤，用一些最簡單的例子來說，就是例如演一個宋朝的人，穿西裝、用刀叉吃飯、出入開汽車。從不犯「時代錯誤」的謬誤這個初級的戒條，進一步就是不犯「以今套古」（presentism）的謬誤。不要犯「以今套古」的謬誤的意思，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要把今天的價值觀念、行為準則、思想學說強加諸古人身上。
「太用力了！」的另外一個意思，就是說我對胡適太過吹毛求疵、太過苛責了，且不論這也包括我對歷來研究胡適的人太過吹毛求疵、太過苛責了的意思。在這個意義之下，「太用力了！」用比較學術的語言來說，就是沒用「同情的瞭解」的態度來研究胡適。
問題是，「同情的瞭解」在中文世界裡，其實是一個濫用、誤用的名詞。「同情的瞭解」這個名詞是從英文翻過來的，原文是“empathy”。這個字在英文裡本身就沒有一個人所公認的定義。它不但沒有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嚴格的定義，而且隨著時代、社會需要的變遷，其定義也跟著改變。中文裡約定俗成的翻譯其實是不恰當的，因為它讓人容易望文生義，把它與「同情」（sympathy）混淆了。比較切當的翻譯是：「體己之心」。為什麼我說“empathy”翻成「同情的瞭解」是不恰當的呢？這個字的翻譯並不是在後面加上「瞭解」兩個字就能夠幫忙釐清的。「同情的瞭解」，望文生義的結果，是由「同情」進而「瞭解」。
「體己之心」與「同情」之不同，可以用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來說明。我們在理論上也許可以試圖以「體己之心」來理解希特勒、納粹黨、美國白人至上主義的「三K黨」、日本軍閥；然而，任何一個正常人都不可能同情希特勒、納粹黨、「三K黨」、日本軍閥。
事實上，希特勒、納粹黨、「三K黨」、日本軍閥這幾個例子，就充分地說明了即使「體己之心」也有其限度。這是因為我們如何能用「體己之心」去研究這些人魔呢！用「體己之心」去研究人魔，這不但在道德上令人作嘔，而且根本就是一個自相矛盾之詞（contradiction in terms）。我不知道一個有良知、良能的人如何能有辦法以「體己之心」去瞭解人魔。然而，從理論上來說，一個能夠忍受著道德上令人作嘔的感覺，而願意去研究希特勒、納粹黨、「三K黨」、日本軍閥的歷史研究者，就必須要硬起心腸準備以「體己之心」作為從事研究的先決條件。
「體己之心」不但是研究歷史所必須具有的態度，而且也是生活在多元文化、種族、性別、階級的社會裡的人都必須具有的現代公民的素養。然而，「體己之心」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我們只要看今天世界裡所充斥著的各種文化、宗教、種族、地域、性別、階級、職業上的歧視，就可以領會到有多少人連「體己之心」這個作為現代公民所必須具有的基本素養都還作不到。
我們生活在當下，身邊環繞著的，是深入骨髓的歧視，以及許多可以讓人為之血脈僨張的文化、政治、宗教、種族、性別、階級認同上的分歧與對抗。所有這些，因為我們耳濡目染，習以為常，以至於往往忘卻了我們都有對當代、社會上、以至於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必須要有「體己之心」的必要。值得令人省思的是，在對待歷史人物的時候，由於時間與空間的距離，讓許多人自以為能夠站在一個旁觀、超然、不偏不倚的立場。於是乎，「體己之心」就可以琅琅上口了。
然而，「體己之心」在歷史研究上也同樣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首先，歷史人物跟我們一樣。他們所處的時代、社會，也有各種歧視、成見、分歧、與對抗。其性質、程度、範圍雖然可能與今天不同，但歧視、成見、分歧、與對抗，不是今天才有，古也有之。就正因為有「體己之心」，歷史研究者並不見得能自外於研究對象所捲入的歧視、成見、分歧、與對抗裡。換句話說，歷史研究者在自覺與不自覺中，不但選擇了其英雄，而且也選了邊站。
研究歷史如此，研究胡適亦然。胡適也是他的時代的產物。他有朋友，也有敵人；他有識見，也有成見；他說超然，仍然選邊；他要自由，可又妥協；他講開放，卻弄門戶；他說容忍，又要打倒。胡適在思想行動上有他的一致性，但也有他的矛盾。胡適有走在時代前端的面相，但也有時代所給予他的局限。在政治上，他選擇了跟蔣介石的國民黨妥協，從1930年代開始作蔣介石的國師策士。到了晚年，他對蔣介石至死不渝，跟他志同道合地宣揚反共的理念以及反攻大陸的夢想。
如果時間與空間的距離，都不足以保證研究古人的歷史研究者可以保持旁觀、超然、不偏不倚的立場，更遑論像胡適這樣一個到今天為止，仍然是許多未完未了的政治、文化、思想論爭裡的標靶人物。換句話說，我們到今天仍然活在胡適所處的時代的政治、社會、文化、思想鬥爭的遺緒與陰影之下。當有人說研究胡適要有「體己之心」──我是否該說「同情的瞭解」？──的時候，我們所該反問的是：我們是否能先有自覺，自審自己所「同情瞭解」的，是屬於哪一國？哪一黨？哪一派？哪一個個人？不先有這個自覺、自審、與自律，則所有所謂的「同情的瞭解」都只是黨派之見的護身符。
胡適不是超然的。研究胡適的人，在遵守了「體己之心」這個先決條件以後，就必須冷眼剖析、解構胡適所謂的「超然」。換句話說，「體己之心」只是一個態度。接下去的剖析、解構才是真正研究工作的開始。
其實，胡適一定會是第一個支持剖析、解構胡適的人。胡適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裡，套用段玉裁「教經之法」的話說：「研究國故，必須以漢還漢、以魏晉還魏晉、以唐還唐、以宋還宋、以明還明、以清還清；以古文還古文家、以今文還今文家；以程朱還程朱、以陸王還陸王……各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然後評判各代、各家的義理是非。」
胡適上面這段話，不少學者徵引過。然而，大家所忽略的，是胡適接下去所說的更重要的話：「不還他們的本來面目，則多誣古人；不評判他們的是非，則多誤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們的本來面目，我們決不配評判他們的是非。」
這段話說得再精采也不過了：「不還他們的本來面目，則多誣古人；不評判他們的是非，則多誤今人。」套用我在此處的話來說，不用「體己之心」來研究他本來的面目，則多誣胡適；不評判胡適的是非，則多誤今人。這個道理是非常簡單的。我們不懂得把古人放在他們所生活的時代脈絡之下來研究，犯的就是「時代錯誤」以及「以今套古」的謬誤。然而，這只是一個最基本的研究態度。接下去的評判才是研究的開始。我們研究歷史，是為活在今天的我們所作的。歷史研究既然是為活在今天的我們所作的，我們用的自然是今天的話語以及今天的評判的標準。歷史研究是現在與過去的交會。過去給予現在以素材；現在的視角與眼光，則賦予過去的素材以新的意義。這被賦予了新的意義的過去，又回過來賦予與其交會了的現在以意義。

序幕（節錄）

胡博士不是那種會把自己的才華深藏不露的人。他有什麼，就披露什麼。他所知道的，他就全都表露出來──在他的書裡、在他的言談之中、在他的一舉一動裡。他不相信人應該隱藏任何東西。他沒有秘密（mystery）：在他身上只有陽光，沒有陰影。他的心靈就像一個一望無垠、晶瑩剔透的湖泊。它沒有羅曼蒂克的深淵，也沒有來自其他世界的回音。對這樣一個湖泊，我們所關注的，不是在其湖底，而是在其映照了一切的湖面。它的力量，在於給予了我們這個宇宙整齊、清亮、井然的圖像。在這些圖像裡，陰影（nuance）、靈魂、宗教都沒有其存在的位置。
這是北大英語系教授溫源寧1934年在英文《中國評論》（The China Critic）上所發表的一篇〈哲人：胡適博士〉（Dr. Hu Shih, A Philosophe）裡的一段話。
作為形容胡適是一個透明、有什麼話就說什麼話、不躲躲藏藏的人，這段話再典型、再透徹不過了。只是，胡適真的是這麼樣的一個人嗎？胡適很可能從來就不是這樣一個人。他會給人這樣透明的印象，就是他高明的所在。換句話說，他隱藏得高明，一點都不露痕跡。當然，也有可能，在胡適年輕的時候，他曾經是這樣透明的一個人。只是，隨著年齡的增長，隨著他在黑暗、渾濁的社會，特別是政治圈裡，見識到政壇上的輝煌騰達彷如朝花夕露，處處是爾虞我詐以後；在他自己躲過了一些暗箭、受過傷、以至於中箭下馬以後，他完全變了一個人。從此，他就再也不是一個透明、有什麼話就說什麼話、不躲躲藏藏的人了。不管胡適是生性本來就不透明，還是歷練使他如此，這所說明的事實是：胡適之的朋友口中的胡適，不見得是真正的胡適。
到了1930年代大步邁向保守、與蔣介石妥協的胡適，早就已經不是一個透明、有什麼話就說什麼話的人了。1946年從美國回到中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的他，更已經是一個極其不透明、躲躲藏藏的人了。到了1949年流亡美國以後，他就完全已經成了一個三緘其口的金人、密不透風。那已經不再晶瑩剔透的湖泊雖然失去了其映照的能力，至少陽光還能入水幾分。一個三緘其口的金人，不要說是陽光了，它可是連刀槍都不入。胡適是一個三緘其口的金人的真相，就在《口述自傳》的訪問過程中原形畢露。
唐德剛1958年在紐約幫胡適所作的《口述自傳》，用唐德剛自己的話來說，「它的內容根本沒有什麼新鮮的材料。」唐德剛說，胡適當初作《口述自傳》的時候，他所想像的「將來的讀者」是美國治漢學的研究生。這就決定了這個《口述自傳》的章目結構及其材料的取捨。更讓人心嚮往之、恨不得有記錄留下來的，是「在那十餘萬言原稿的背後，還有胡老師與筆者千百萬言的中文討論和對話。如果這本書的讀者，忽然從碧眼黃鬚的美國學生，轉變成黑髮無鬚的中國學生，那這些錄音背後的討論和對話，就可能比錄音稿上的正文更為有趣而『實用』了。」
唐德剛所沒有告訴我們的，是為什麼胡適這本《口述自傳》「根本沒有什麼新鮮的材料」真正的理由。唐德剛沒告訴我們，有可能是要為賢者諱、為胡老師隱。所以他才會曲筆地說《胡適口述自傳》的章目結構及其材料的取捨，是取決於胡適當初所想像的「將來的讀者」──美國治漢學的研究生。事實上，口述訪問的大綱是唐德剛跟哥倫比亞大學口述史計畫已經擬好的，只是胡適因為顧忌太多，不願意遵照而已。
當然，唐德剛沒信筆直書還有另外一個可能。唐德剛把胡適的《口述自傳》翻譯成中文的時候，已經是這個「口述自傳」的工作完成二十年以後的事情了。訪問過程中的細節他可能早就已經忘卻了。幸好哥倫比亞大學留下了「中國口述史計畫」（The 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之下的「胡適口述自傳」的報告以及來往信件。這些資料就把胡適這個「口述自傳」為什麼根本沒有什麼新鮮的材料的真正的原因暴露無遺了。
這個「中國口述史計畫」的主持人是哥大的兩位教授：中國史教授韋慕庭（Martin Wilbur）與經濟系教授何廉。韋慕庭和何廉在1958年2月間，可能是透過唐德剛，聽說胡適願意接受「中國口述史計畫」的訪問作口述史。他們立刻與胡適約在2月25日午餐談這件事。等細節商定以後，唐德剛就在3月21日第一次帶錄音機跟胡適試作錄音。4月2日，胡適啟程到台北去出任中央研究院的院長並主持第三次院士會議，訪問的工作於是暫停。一直到胡適在6月21日回到紐約以後，唐德剛才能開始安排訪問的工作。
韋慕庭很體貼地為口述訪問作了妥善的安排。訪問的地點在哥大。他請胡適搭計程車到哥大。計程車的費用由哥大每兩個星期根據胡適報銷的收據付給胡適。如果胡適能夠在一天當中在上午與下午各作一次的訪問錄音，就請唐德剛帶胡適到哥大的「教授俱樂部」午餐。
根據唐德剛的報告，胡適「口述自傳」在1958年7月18日正式開始。到了9月27日，一共作了16次的訪問錄音。每次平均四小時。錄音訪問的總時數是64個鐘頭。這16次、64個鐘頭的訪問錄音，在唐德剛整理以後，打出來的打字稿有332頁。一共分三個部分，28個子題（其實是29個子題，詳下文）。這基本上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胡適口述自傳》的初稿。這個初稿只是「中國口述史計畫」原先策畫好的口述自傳的三分之一而已。
哥倫比亞大學這個「中國口述史計畫」作得極為認真與嚴謹。就像現任哥大東亞圖書館中文部主任王成志先生所說的：從事訪問工作的人幾乎全為正規中國史專業科班出身的學者。「採訪者從相對有限的採訪中獲取盡可能多的、有用的歷史信息，並查對史實，糾正錯誤；將錄音轉錄、整理成傳記文稿；將文稿翻譯成英文；文稿正式出版時，又負責編輯、校對等。」換句話說，哥大這個口述史計畫不是讓受訪者信口開河的。所有訪問者都必須在訪問之前作好基本的研究與準備。接著，訪問者還必須在口述訪問的基礎上，從事查證、與受訪者再核對，以及補充的工作。最後，在整理、增補、校對以後，打出最後的訪問稿。
同樣是這個「中國口述史計畫」下的成果，顧維鈞的口述史長達10,436頁；何廉的口述史也有用小號字體打出來的450頁。胡適這個口述自傳的332頁，為了方便胡適增訂起見，是用大號字體打出來的。而且，這個口述自傳只完成了原計畫的三分之一（其實不到三分之一，請參見下文「修訂暫定大綱」），實在是令人失望。
這個只完成了原擬計畫三分之一的口述自傳的三個部分，確實「根本沒有什麼新鮮的材料」。用唐德剛自己在結案報告裡的話來說，第一個部分：家庭與幼年生涯。胡適說關於他的家庭的故事，他已經在中文裡寫過很多了，將來只要把它們翻成英文就可以了。他說得比較多的，是他完全沒有記憶的父親。對他最親愛的母親，則一句話也沒有。胡適解釋說，有關他母親的事蹟，他都已經在《四十自述》裡說過了，沒有重複的必要。第二部分：留美生涯。基本上是他《留學日記》的濃縮版。唐德剛為胡適辯護說，雖然沒有新資料，但作為他晚年對他自己留美初期教育的回顧，還算是有意義。第三部分：中國的文藝復興。這個部分也是胡適以前所寫過的東西的濃縮版。唐德剛略帶嘲諷地說，那些作品：「胡博士曾經自誇說有一千萬的中國人讀過。那些舊作裡的幾個主旨，博士到今天仍然拿出來說教。」
胡適在1958年10月30日又離開紐約回台灣，繼續去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職位。他什麼時候會有時間再回紐約，甚至是否有時間繼續「口述自傳」的工作，都已經不是任何人所能預料的了。唐德剛於是就在10月20日把這個「口述自傳」的初稿呈交「中國口述史計畫」，作為結案報告。

第一章　輿論界牛耳，保守政論家
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胡適無疑地是第一人，而且樂在其中。1941年11月13日，他應邀在美國「記者協會」（the Sigma Delta Chi）在路易斯安那州所舉行的年會上作了一個演講：〈在現代中國辦報、編雜誌的快樂〉（Thrills and Adventures of Pamphleterring Journalism in Modern China）。他在這篇演講裡說：
現代中國是「報章、雜誌」的產物。幾乎所有中國這五十年來在社會、思想、教育、與政治上的改革，都是報章雜誌鼓吹出來的結果。這些辦報、編報的人不為賺錢、不要權力、一心只在於宣揚他們的理念。
毫不意外地，胡適用來作為例證的報章雜誌，就是《新民叢報》、《民報》、《新青年》，以及他在1930年代主編的《獨立評論》。同時，胡適特意表彰這些辦報、編報的人「不為賺錢、不要權力」的特質。他以《獨立評論》是由同仁認捐而辦起來的事實作為例證，證明他們不是在維護既得利益，而永遠是為他們的獨立與自由而奮鬥。
胡適在這篇演講裡的盲點當然很多。首先，「現代中國是『報章、雜誌』的產物。」這句話就似是而非。只有在特定的意義下，這句話才有其意義。然而，其所在在顯示出來的，是胡適的菁英主義，以及他以「文」概全的傾向。其次，「不為賺錢、不要權力」，並不就表示他們是獨立和超然的。只要是人，就會有立場、有意識形態。胡適所自詡「獨立」的《獨立評論》亦然。蔣廷黻在1934年12月28日給胡適的一封信，就一語道破了這個事實：
你對我的政治偏右不贊成，對我的經濟偏左也不贊成嗎？《獨立》的政治主張已經夠灰色了，經濟簡直沒有主張。投經濟稿子的人似乎更帶書氣，更不敢有所主張。我們因此喪失一個很好指導輿論的機會。
蔣廷黻承認他自己的政治立場偏右、經濟立場偏左。他批評《獨立評論》有「沒有主張」──這當然是不可能的──的立場，更有投稿的人有「不敢有所主張」的立場。他所期許的，是《獨立評論》應該要有「指導輿論」的抱負。這就在在地說明了《獨立評論》不是超然的，而是有它所希望的「立場」出現的「立場」。事實上，騙子不可怕，鄉愿才可怕，面善心惡的人更可怕。同樣地，一個人有立場不可怕，說他沒有立場的人才可怕，說自己立場超然的更可怕。
《獨立評論》是研究胡適在1930年代言論最重要的資料。研究這些資料的論文著作已經是多到了汗牛充棟的地步。然而，胡適在1930年代的言論卻仍然是一個亟待釐清的領域。造成這個矛盾的現象的最主要原因有三個。第一、受到先入為主的觀念所誤導。於是錯把這先入為主的觀念作為前提，從而去尋找符合這個先入為主的觀念的資料來證明這個前提。第二、沒有把胡適的觀念放在他整個思想脈絡之下來審視，因此不能瞭解他的某些觀念之間的連貫性。第三、墮入了「胡適說過就算主義」的謬誤，不知道除了胡適自己思想的脈絡以外，還需要去追尋胡適從美國所擷取、挪用過來的思想的來源。
受到先入為主觀念誤導的例子，最直接的，莫過於胡適及其所主編的《獨立評論》。歷來研究胡適的人，認定胡適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們於是就接著認定，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胡適一定是自由獨立、站在超然批評政府的立場的人。他們不知道自由主義也有激進與保守之分。同時，他們更不知道1930年代的胡適已經一面倒地擁護蔣介石。因此，胡適所主編的《獨立評論》固然有其「自由」與「獨立」的一面。然而，它所楬櫫的，是一個保守的政治哲學。
這個時候的胡適不但已經跟蔣介石妥協，他的政治哲學，已經從1920年代初期的「好政府主義」降低到「有政府就可主義」。為了作到「有政府就可主義」，胡適寄望蔣介石能夠建設出一個新的政治「重心」，以便使中國能夠至少走上「有政府」的第一步。由於胡適認定當時的中國還沒有一個政治的「重心」、還在剛剛踏上「有政府」的篳路藍縷的階段，因此他才會楬櫫「無為政治」的理念。
如果先入為主的觀念讓研究胡適的人視而不見他保守的政治哲學，不懂得把胡適的觀念放在他整個思想脈絡之下來審視，就讓他們對「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這句話只能瞠目結舌，而不知道應該如何解釋了。事實上，要瞭解「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這句話，就必須追溯胡適從1920年代初期開始楬櫫的「好政府主義」。他這個「好政府主義」，後來會從有「目標」、有「計畫」、進化到他在1930年代末期所嚮往的「專家政治」。如果胡適覺得當時的中國連「有政府」的門檻都還沒有跨進，「專家政治」自然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也正因為如此，作為「幼稚園政治」的民主政治，就正是最適合用「無為政治」來撫育出「有政府」的幼稚中國了。
「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跟「專家政治是研究院的政治」，就像是一副對聯一樣，必須連在一起看。不管缺的是上聯或者是下聯，意思就不完整了。然而，要瞭解下聯，光看胡適自己在《獨立評論》裡的論述是不足的。由於中國對胡適而言是「幼稚園」，他當時自然就沒有申論「研究院」的「專家政治」理論的必要。一直要到他1939年10月去紐約參加杜威八秩壽辰祝壽學術討論會上，他才把他「專家政治」的理念闡述給他心目中的「研究院」裡的模範生的美國觀眾聽。胡適認為他是在幫杜威引申他自己一直沒有發展出來的「工具主義的政治哲學」。他萬萬沒想到，他在會中被杜威的大弟子抨擊，以至於怏怏地離開了會場。但是，胡適那篇論文，最後還是發表在杜威八秩壽辰祝壽論文集裡。那是胡適「專家政治是研究院的政治」的定論。
歷來研究胡適的人，對胡適在1930年代的言論還有一個重要的誤解，亦即，胡適對日本的策略。大家談得最多、幾乎成為定論的，是胡適對日本的「低調」，主張對日本妥協。會有這個誤解的緣由，就是因為沒有好好地、全盤地細讀胡適在那個階段的文章。這種誤解，就好像諺語「瞎子摸象」所嘲諷的，剛好摸到什麼地方，就說胡適是那個樣子。事實上，胡適對日本的策略不只有一個或兩個，而且不只是變過一次或兩次。從「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9月蔣介石派他去美國從事宣傳。六年之間，他對日本的策略就改變過八次。
保守的政治立場與哲學
胡適在1932年5月22日創刊的《獨立評論》的〈引言〉裡，如此形容他們創刊的理念：
我們八、九個朋友在這幾個月之中，常常聚會討論國家和社會的問題。有時候辯論很激烈，有時議論居然頗一致。我們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只期望各人都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所以儘管有激烈的辯爭，我們總覺得這種討論是有益的。
我們現在發起這個刊物。想把我們幾個人的意見隨時公布出來，做一種引子，引起社會上的注意和討論。我們對讀者的期望，和我們對自己的期望一樣：也不希望得著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著一些公正的，根據事實的批評和討論。
我們叫這刊物作《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個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
這「八、九個朋友」是誰？他們如何達成共識出刊《獨立評論》呢？根據蔣廷黻的回憶，他是發起人。當時在清華大學任教的蔣廷黻在北大也兼一門課，每星期上課一次。他說由於他當時也是英文《中國社會政治學評論》（Chin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的編輯，所以常常進城，跟北平的知識分子長相往來。有一晚，大家在「清華俱樂部」聚餐。參加的有胡適、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陶孟和、任鴻雋、陳衡哲、張奚若、和吳憲。當時「九一八」已經發生了。大家很自然地談到了國難期間，知識分子能作什麼的問題。蔣廷黻提議辦一個政論性的週刊。在座諸人多表示反對，包括胡適。既然連大家引為龍頭的胡適都反對，蔣廷黻就打了退堂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