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暹羅到泰國：失落的土地與被操弄的歷史

以多元角度理解現代泰國的成形／王健安（「轉角國際」、「說書」專欄作家）

十九世紀亞洲的挑戰
如果想了解現代世界的起源，十九世紀的全球發展史會是個重要關鍵。在當時，早已開始好幾個世紀的全球化因科技大幅躍進，而有了更為顯著的成果，貨物、訊息與人口流動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風險且代價高昂。特別是以歐洲國家的角度來看，十九世紀也是個處處充滿拓展機會的年代，他們的軍隊、商人、探險家不斷往世界各地邁進，尋找更往龐大的軍事、政治或商業利益。許多現代所熟悉的事物，便在此背景下一一成形；例如現代印度之所以會生產聞名世界的大吉嶺、阿薩姆紅茶，便與英國殖民印度、大力推廣茶產業的歷史有極密切關係。
相較於自信滿滿的歐洲國家，十九世紀對亞洲國家卻是個充滿挑戰的年代。當西方不斷以優勢技術擴展勢力範圍時，亞洲各國必須在此一迅速轉變的世界中，找到最適合的生存方式，「西化」便為其中一個選項。就如同日本雖厭惡西方帝國主義的到來，卻也能欣賞對方優勢，歷經數十年的積極學習後，順利取得「海外殖民地」，向外宣告沒有豐富資源的島國，也能成為世界列強。直到今日，日本仍是世界上相對強勢的大國之一。
除了追求物質上的進步，亞洲國家還須藉由詮釋歷史，在嶄新的時代找到處世之道。曾在東地中海世界獨霸一方的鄂圖曼帝國，也難以抵擋來勢洶洶的歐洲軍隊，從衰弱到崩解，最終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消失。從帝國殘骸中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國知道，如果再以「帝國繼承人」自居，不僅無法適應這個新世界，更無法彰顯令人振奮的成就；在共和國的詮釋下，鄂圖曼帝國的歷史只不過是一段腐敗、黑暗、急於擺脫的過去。為了證明這點，土耳其共和國採取了許多不同於以往的政策：開辦兩性共同上課的教育場所、鼓勵土耳其佳麗成為世界選美比賽冠軍、推動大規模現代化建設等。或是更極端一點，拋棄了過往帝國政府的普世精神，與希臘進行了大規模的「民族交換」，曾混雜而居的希臘人、土耳其人不得不放棄居住好幾個世代的家園，被迫「回到」想像中的故鄉。
透過日本與土耳其的實例可知，現代亞洲國家的樣貌或國策，並非從一開始便自己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為了回應外在世界的挑戰，才逐漸演化而成。稍微試著理解他們是如何回應十九世紀的轉變，絕對有助於我們以更多元的角度理解現代世界的成形。上述前提，正是《從暹羅到泰國》的精彩之處。

為政治服務的國家歷史
乍看之下，《從暹羅到泰國》像是近現代泰國編年史，但書中內容遠多過於此，尤其作者以「國恥論的成形與再利用」，解釋了現代泰國如何運用歷史詮釋，發展國家政策與研擬對外關係，進而打造現代泰國的基本樣貌。作者史崔特在開頭指出，近現代泰國的歷史也是一段與西方帝國主義抗衡、並一度失敗的故事，而對泰國當政者而言，問題在於：該如何詮釋這段歷史？十九世紀中葉的泰國國王為維護尊嚴，將割讓土地一事，宣傳成維護國家獨立而籌畫的政治交易。對此，作者很明確指出，泰國確實是十九世紀少數能維持獨立的亞洲國家，但上述觀點明顯犯了時代錯置；因為十九世紀的泰國比較類似聯邦體制，與那些宣稱被迫割讓的土地之間，更像是「朝貢國」或「勢力範圍」的關係。因此，泰國政府的歷史解釋等於是利用現代民族主義國家的概念，掩蓋了與法國競爭中南半島的企圖。但重點是，無論這種觀點有多不合理，都為「國恥論」提供絕佳養分。
在國恥論的基礎上，衍生出史崔特稱之為「選定創痛」的現象。一九三二年，泰國發生政變，國王被迫退居幕後。新政府為了鞏固權力，必須告訴人民他們所帶來的改變。首先，新政府大肆宣導泰國此前的「失土」、視之為不可分割的領地，並斷定在法國殖民統治之下的印度支那居民，無疑是失去的親族；上述說法禁不起嚴格驗證，但能有效激起悲憤民族情緒，凝聚社會輿論。這種論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達於高峰，利用法國一時衰退，泰軍冒險向印度支那發動戰爭而獲勝。此一法、泰爭奪勢力範圍的戰爭，在官方宣傳中，被美化成「擊退西方帝國勢力、重新掌握故土」的英雄事蹟。

民族主義的效應

因為泰國政府的刻意為之，以國恥論為養分的民族主義形塑了現代泰國的基本歷史觀，或者至少說是難以撼動的官方態度。在過去一個多世紀，當然也有人質疑泰國官方的說法，但作者道出了一個相當值得警惕的現象：「國恥論就有一種這樣的效應：它並不強迫每個人都接受民族統一論調，但它能造就一種環境，讓有意表示反對意見的人膽戰心驚，不敢說話。」
因此，《從暹羅到泰國》價值除了評析近代泰國史觀的形成過程，更提醒讀者過度渲染民族主義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就如同結尾處還進一步提到，民族主義的力量是如何消除異議：

　　在國恥論當道時，政府散播許多歷史論述，讓泰國人知道他們的國家曾如何遭外國擊敗、羞辱。政治團體運用國恥論傳遞一種國家處境險惡、危機四伏的意識。它表達一種團結訊息：國人應該捐棄成見，團結一致支持政府。

雖然大肆宣揚民族主義的年代早已過去，但民族主義從未完全消失，其仍然強韌地附著在現代國家中。如果我們放棄思辨民族主義宣揚的內容，很有可能造成的最糟結果是：「歷史」再也不是啟發思考的元素，而是控制人心的工具；以「民族大義」為口號，國家的所作所為都將毫無理由顯得合情合理，即便這會侵犯到公民的基本權利。而最後的苦果，得要數個世代才能代謝完畢。

進入失土國恥的歷史世界／林育生（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助研究員）

泰國歷史在我們普遍認識的東南亞中，或許有其獨特地位。當代東南亞國家裡，唯一歷史上未被歐美國家殖民者，大概就只有泰國這個今日許多旅人造訪的觀光國度。外人如我們或許常聽說，歷史中位於英法勢力間，一方面作為兩方勢力的緩衝區，一方面王室巧妙利用此一中間地位，因而免於歐美列強殖民，得以作為一獨立國度，延續至今。這種說法，實也見於當代泰國自身的歷史論述，英明睿智的王室，在西方列強進逼壓力下，勵行現代化，帶領泰國避免殖民危機，使泰國延續其王國歷史。這種泰國國內外皆熟悉的當代說法，無論是否屬實，作為一種普遍論述，一方面支持了王室作為泰國三大支柱（國家、宗教、王室）的說法，另一方面也支持了泰國近現代自沙立（Sarit Thanarat）政府以來，泰國國家精英對於王室形象的建立與崇拜。
不過，這本書最有趣之處，就是挑戰前述這種泰國國內外的「常識」。作者認為近現代泰國精英用以建構泰國國家的論述，不只是這種以王室為尊的光明面，還有另一重要的黑暗面，以歷史中泰國國家土地喪失為基礎，藉由對西方外來侵略的同仇敵愾感，形塑泰國國族主義。作者將光明面的前者稱為「王室－國族主義」（Royal-nationalism），黑暗面的後者則是以「失土論」（Lost territory）為基礎的「國恥論」（National Humiliation）。這本書告訴我們，這兩面論述實都根基於一八九三年，法國軍隊進逼曼谷的法國－暹羅危機，以及後來所簽訂的相關條約。在條約中，暹羅放棄了對湄公河左岸約泰王國面積三分之一的領土主張。作者根據史料，指出雖然這些事件始於邊界衝突，卻是由暹羅在殖民競爭下主動對法國挑起軍事行動，法國藉機予以反擊的結果。但當時的「王室－國族主義」論述，巧妙地將暹羅轉變為法國入侵的受害者，並將土地喪失，解釋為王室為了和平及國家的獨立性，因而以失土換取國家不被殖民的英雄舉措。然而另一方面，這種失土造成的西方侵略之恥辱感，從未實際在泰國精英心中消散，並在後續歷史關鍵時刻，成為「國恥論」而發酵。
「國恥論」真正的誕生與擴散，主要在一九三○至一九四○年代的泰國，尤其是披汶（Phibunsongkhram）主政下的政府。一方面隨著一九三二年立憲革命後成立君主立憲國家，統治者由王室轉為軍事精英；另一方面泰國逐漸步入現代國家，進而強調國族統一。國家精英諸如披汶、威集‧瓦他幹（Wichitwathakan）等人，不再著重「王室－國族主義」論述，反而將一八九三年的失土歷史成為一種「選定創痛」（chosen trauma），形成國族集體的「國恥論」，以支持泰國軍事政權的政治法統。在這種「國恥論」下，合理化了泰國一九四一年對法屬印度支那的入侵，「收回」過去為法國所占的多數土地。另一方面，這種西方入侵的「國恥論」，也用來和二戰時期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泛亞主義結合。此論述下，泰國並非只是單純在日本強迫下自保，日本反而是披汶政府大泰國主義的夥伴，用以挑戰西方殖民，建立亞洲民族。另外，作者提到當時政府的反天主教措施，雖看似與他章主要談論泰國對外關係調性不同，但作者以此對泰國國內天主教會的嚴厲打壓指出，這種將與法國相關的天主教會擴散到天主教會整體的外來入侵論述，更加證明了「國恥論」在各方面的發酵。
二戰結束前，泰國倒向同盟國，雖又是一次「竹子外交」（bamboo diplomacy）的成功展現，免於戰後嚴厲的政治清算，然而，一九四六年將「奪回」四府交還法國的協議，卻造成新政府的尷尬，再次經歷如同一八九三年失土的「國恥」。這種泰國屢次被法國帝國主義竊取土地的心態，在後續泰國與柬埔寨邊界的柏威夏爭議又再度出現。一九六○年代前後關於柏威夏寺的所有權爭議，以及二○○八年因柏威夏寺申請世界文化遺產而再一次引起的論爭，都反應了前述一八九三年及一九四○年代與法國土地爭議而展現的失土史觀及「國恥論」。
《從暹羅到泰國》無論作為學術研究，或是普遍閱讀的書籍都十分具有價值。二○一五年英文原作出版後，就引起學術界高度興趣，在許多相關學術期刊中，都有其他學者對這本著作的介紹與評論。這本歷史學著作，結合了外交史和文化史兩方面：一方面交待十九至二十世紀之交、一九三○至一九四○年代，以及其後柏威夏爭議事件，暹羅（後來的泰國）和法國、日本、英美、柬埔寨等外國交涉的歷史；一方面也探討不同時代的國家精英，如何把歷史以「王室－國族主義」和「國恥論」等論述方式呈現，以作為其政治目的和建構當代泰國國族的工具；尤其是在一九五○至一九六○年代沙立政府將其統治與王室形象高度結合前，以披汶為代表的泰國精英及其統治論述。在理論系譜上，這本著作承繼了如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國族主義形成的學術脈絡，及通猜‧威尼差恭（Thongchai Winichakul）《圖繪暹羅》（Siam Mapped）現代地理學形成「地緣機體」（geobody）的當代國家概念等相關議論。正是在這些學術巨人之上，也就是現代製圖概念的邊界成為理解當代主權國家的前提下，《從暹羅到泰國》由「失土論」所建構出來的「王室－國族主義」和「國恥論」才更顯重要。
這本書對於一般讀者來說，也是可讀性非常高的作品。作者文字易讀，譯者翻譯流暢通順，章節結構安排也十分清楚，每一部分都圍繞一個主題展開，加以豐富翔實的材料，讓讀者很容易進入作者論點。此外，這個作品也帶給讀者許多另類思考：像是一開始提及，過去總認為在西方殖民下，泰國因為英明王室以及竹子外交，成為歷史中唯一獨立的東南亞國家，但這本書帶給我們許多暹羅／泰國的別樣風貌。一來歷史中泰國並非只是抵抗英法殖民，可能與西方國家同樣扮演侵略角色。另外，失土國恥論所造成的排外論述，呈現泰國歷史中另一揮散不去的幽靈。這也讓我們反省自身情境，許多當代面對的歷史解讀與論述，很可能都是服膺於特定政治脈絡而出現的詮釋，因而我們需要更抽絲剝繭批判性地來理解。
當然，這樣一本精彩著作，也並非完全沒有進步空間。作者在結語時自己也提醒，書中主要針對統治精英論述探討，但究竟一般民眾是否接受，並未能詳論。從二○○三年一位泰國女藝人爭議性地宣稱「吳哥窟是泰國的」，以及結語中的精簡例子，或許能窺見這些論述對一般民眾實具一定影響力，但仍有待更詳細研究為我們解惑。此外，許多書評提到，這本書著重與法國間歷史關係，卻未論及其他周邊國家，甚至是歷史上一直扮演重要角色的英國。像是歷史上，暹羅也曾與英國在南邊英屬馬來亞和北邊撣邦有領地爭議，在二戰前後亦跟英國有許多負面互動關係。然而近現代中，許多泰國精英仍十分嚮往並前往英國求學，這方面討論也顯得較為不足。還有書中具舉足輕重地位的披汶，具華裔身分，且曾至法國留學，但卻扮演了大泰國主義的要角，抑華反法，他的背景和這套國恥論的衝突關係，也是值得玩味。
無論如何，這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讀的好書。無論你是單純喜好泰國及其歷史發展，或是廣泛地對東南亞、國族主義議題有興趣，甚至是想要進一步思考歷史論述和當今東協國家間關係的讀者，都很推薦你進入這失土國恥的歷史世界。

打破「泰」浪漫的迷思／許純鎰（「轉角國際」專欄作者、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泰國研究中心研究生）

在《從暹羅到泰國》這本中文譯著出版前，對泰國文化與歷史有興趣的朋友大多會參考歷史學家通猜‧威尼差恭的《圖繪暹羅：一部國家地緣機體的歷史》。該書自一九九四年發行至今，不知已啟發多少正走在泰國研究長路的夥伴。二○一五年，通猜的學生，也就是這本書的作者夏恩‧史崔特，透過不下於他老師的精湛歷史學技藝，細密地在老報紙、廣播、檔案中挖掘史料，將他老師在《圖繪暹羅》的研究核心─「泰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概念是如何鍊成的─發展得更加具體、有說服力，繼而成了另一本在泰國研究中擲地有聲的必讀讀物。甫接到聯經的譯稿時，心中是又驚又喜。泰國文史研究的經典西文論文雖然不少，但引介到中文世界者著實不多。經由這次出版《從暹羅到泰國》，中文世界裡終於又有新的泰國研究聲音加入了！同時我也相當羨慕未來踏上泰國研究的朋友們，因為有這本書，研究的路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走得更遠。
作為一名剛接觸泰國研究的外國學生，要具備的不僅是對陌生文化無止境的好奇心，更得逼迫自己在短時間內，大量消化相關的背景脈絡，才有辦法在有限的修業期限中，一方面理解前人的學術心血，一方面為自己的研究找到出口。我不敢說《從暹羅到泰國》是本萬能的工具書，但就自己的求學經驗，此書所梳理出的泰國近代史，確實能提供給關心泰國主題的朋友一個理解窗口。

我所就讀的朱拉隆功大學（本校校名正是拉瑪五世，書中「王室－國族主義」史學的重要支柱）泰國研究中心，並沒有專一的學科傳統。它是由多位不同專業的人文學科教授，就自己擅長的國內研究領域開設講座。因此，與其說它是個系所，不如說它更像是泰國區域研究的學術社群縮影。宗教、性別、語言、民俗、歷史，每一課程最後都會追問著一個核心概念：泰國性（Thainess/es）。什麼元素會被外國人視為很「泰」、被泰國人視為很傳統呢？它又是如何建構的？而你所說的「泰」又代表了誰呢？這不只是文化命題，而且不令人意外的，還是一道政治命題。正如《從暹羅到泰國》，本身就是泰國文化史與外交史交互考察下的成果。雖然史崔特沒有在書中明確論及泰國性，但在書中橫跨十九世紀後半至本世紀的數章故事中，泰國性的建構與操作（誰是泰／非泰）躍然紙上。
不論是通猜的《圖繪暹羅》，還是史崔特的《從暹羅到泰國》，師徒二人在歷史檔案裡齊心戮力想達成的，都是打破關於「泰」的浪漫主義迷思。簡括地說，「泰國」是現代民族主義運動下的產物，可以回溯至軍事強人披汶‧頌堪在二戰期間推廣的泛泰主義。而它的前身─「暹羅」，早期也不是我們所認知的現代國家樣貌，而是中南半島上一個透過納貢關係組織而成的鬆散政治體，在十九世紀受英法勢力衝擊後，才逐漸中央集權成我們所熟悉的單一王國。因此，不論是原本的暹羅還是後來的泰國，作為一種國族主義的「想像共同體」，都是很晚近才形成的。在分析取徑上，通猜考察的想像載體是地圖，而史崔特緊緊跟隨的是地圖上的「失土」，也就是這本書論及的「國恥論」。
在泰國研究中，失土議題往往被拆散成個案型、糾纏錯節的國際關係史。除非對泰國史有相當程度的熟稔，不然讀起來總滿是挫折。但在《從暹羅到泰國》裡，史崔特流暢的語句與簡明的史學框架，能讓我很享受地投入閱讀。複雜的國內外政治角力在他筆下，儼然成為耐人尋味、難以掩卷的故事。故事主軸在於政治領導人如何選定創痛，將失土議題打造成國恥論，並加以渲染操作。史崔特將國恥論作為一條引繩，引領讀者回顧多個重要與鮮為人知的場景。其中，第三章〈國恥論與反天主教〉與第四章〈泰國與泛亞主義〉還原泰國社會在民族主義推波助瀾下逐漸極化的場景，讀起來尤其震懾人心。這兩章就像面鏡子，提醒我們當政府因政治目的煽動宗教不容忍與仇外意識形態時，國家機器會是如何張牙舞爪地操縱人民，而泰國的案例殷鑑不遠。
《從暹羅到泰國》將當權者操縱歷史記憶以動員民眾支持的政治手腕寫得淋漓盡致。但群眾反應呢？的確，一開始接觸國恥論時，心中難免認為那僅是一種當權者操縱民心的工具。然而，在史崔特精心透過各方史料平衡報導下，揭露了國恥論對政治精英而言，其實更常作為一種政治風險。第五章便書寫到一九四六年群眾因國土淪喪而民心四起時的反應：學生自組遊行，民眾自發募款，要求政府有積極作為，甚至不惜重啟戰事。這類行為往往將當權者在外交與內政上帶向更為險峻的困境，就如同史崔特所云：「國恥論的邏輯將泰國逼近一個道德兩難式：想讓死難同胞的血沒有白流，就得流更多的血。」在高張難抑的民意下，執政者搬出的緩頰之策，竟是原與國恥論站在對立面的「王室－國族主義」論述，重新提及朱拉隆功大帝英明的外交策略往事，說明當前放棄國土並沒有丟臉，而是壯士斷腕之舉。在史崔特多元面向的歷史報導下，我們得以一窺泰國近代史上最為曲折的一頁。
開卷至此，回顧史崔特在開頭所言「泰國民族主義是一枚兩面幣」，更覺寓意深遠。這枚硬幣的正面鑄著國家榮光，是象徵「我們從未被殖民過」的王室－國族主義，而背面則陰刻著始自一八九三年法暹戰爭戰敗屈辱的國恥論。就班納迪克‧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的觀點，不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並非僅憑當權者就能操作出的「虛假意識」，而是民眾真切擁抱、訴諸行動的「社會事實」。國恥論也好、王室－國族主義也罷，甚至與其連帶的失土議題和「泰國是否曾被殖民」的辯論，都不是有終極解答的問題，而是政治行為者在不同處境下所能操縱、依託的選項。據此，史崔特筆下的泰國民族主義不僅是個一體兩面的明喻，還暗指了這枚硬幣如何正反交錯、跌跌宕宕地旋轉於泰國歷史舞台上。
對泰國研究有興趣的朋友而言，細膩地閱讀《從暹羅到泰國》會是一項回報豐饒的投資，而且能在字裡行間中找到額外的樂趣。例如在第二章中提到將緬北撣人稱為「大泰」（ไทใหญ่），正是建立在泰國民族主義的浪潮上；第三章中提到公務人員任職前必須喝下「效忠水」（น้ำพระพิพัฒน์สัตยา），便是一種融合婆羅門教與佛教的儀式，目的在於引起公僕對失職、失忠的恐懼；在第四章中提到的黃金半島，詞源與曼谷素萬那普機場一致，都可考自羅摩衍那史詩；在第五章中美國為了改變泰國在二戰時的軸心傾向，便重新把暹羅人描寫成無憂無慮、笑口常開的「笑臉族」，這不正是「微笑泰國」給觀光客第一印象的起源嗎？更別提史崔特在書中引用的文學作品《四朝代》是記錄泰國現代化社會變遷的重要小說；《情牽兩世》則更是比當今熱門泰劇《天生一對》早了近三十年使用歷史穿越題材……。這些令人會心一笑的細節，我想足以讓讀者克服書中的陌生人名與地名，並讓《從暹羅到泰國》這趟歷史旅程在沉重氛圍外另有風景。

以史為戒，還是以史為「械」？／黃宗鼎

黃宗鼎（獨立評論@天下「東南亞風輕史館」專欄作者、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今年是泰國啟用其英文國名Thailand的八十週年，《從暹羅到泰國》之出版，可說適逢其時。一九三九年曼谷政府將英文國名自Siam（暹羅）改為Thailand（泰國），大泰民族主義隨之張揚，與一九八九年緬甸軍政府將英殖民時期之國名Burma改為Myanmar，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為發達大泰民族主義，二戰初期的曼谷政府開始在領土及人民兩大國家組成要素上大作文章。就領土而言，大泰國囊括了緬甸、法屬印度支那及西雙版納等地域的大泰族生活區；就人民而言，廣義泰人不僅包含寮人、高棉人等所謂「（湄公河）左岸泰國人」，還兼容了緬甸的撣人、克倫人與孟人。
為了讓大泰族生活圈以及廣義泰人等主張具有正當性，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四年的曼谷軍人政府與知識界乃重新書寫歷史。歷史（prawatsat）一詞於拉瑪六世（一九一○─一九二五在位）時自西方引介而來，使得原來僅供皇家閱覽之祕典聖訓，由是進化成振興泰人民族意識的教範。

泰國「軍人民族主義」史觀之肇興
《從暹羅到泰國》言及的「王室－國族主義」史觀，可以說是泰國現代史學書寫的主流意識。該種以鞏固王族統治為要旨的泰式歷史書寫，蓋以丹龍‧拉差努帕（Damrong Rajanubhab，即書中所稱之丹龍親王）學派為基礎，強調以歷史來證成泰國之一統性與個殊性。而作為這本書核心觀點的「國恥論」，則出自大泰民族主義學派。活躍於一九四○年代初期的泰國披汶政府，無疑是大泰民族主義學派的催生者。「國恥論」可謂「王室－國族主義」史觀的變體。這兩大國族歷史敘述的主要差異，在於敘事視角的不同。當大泰民族主義張揚之際，敘述泰史的視角，乃由「王室－國族主義」之君王一方，轉至「國恥論」之軍人一側。有鑒於此，我們或可將「國恥論」稱作「軍人民族主義」史觀。而「軍人民族主義」史觀之肇興，與一九三二年暹羅爆發軍事政變、改「絕對王權」為「君主立憲」之背景亦有直接關係。
積極營造「國恥論」的披汶政府，只管為大泰國族「選定創痛」，並不管這些創痛是否確切。究竟一八五五年暹羅與英國簽署之《鮑林條約》，乃至於當中的治外法權條款，對當事國來說是否真是不平等條約？作者提出的幾點事實，包括十七世紀的大城王國早就提供歐洲商旅這樣的權利、暹羅境內歐洲人數量不多、拉瑪四世蒙固王不認為治外法權有損王國威望，乃至於外人造訪反倒突出曼谷特殊地位等，在在說明「國恥論」者將治外法權看作暹羅國難，已然過度解釋。相對來說，《鮑林條約》反而為暹羅帶來一些「外溢效果」，如暹羅藉此強化了與屬國間之主從關係、分奪了附庸國原有的外交自主權，並開始運用誹謗訴訟作為統治工具。

法國侵逼下暹羅／泰國於印度支那所處之政治環境與文化實況
作者史崔特將歷史記憶作為論述主軸，倘若還要關照整體時空環境，實在難以周全。為使讀者理解二十世紀初期以來泰國統治者銳意「治史」之背景，茲將法國殖民勢力侵逼之際，暹羅／泰國於印度支那所處之政治環境與文化實況，略作補充如後：
一、所謂「印支政治民族完整性」並不存在：暹羅與法國之矛盾在一八六三年柬埔寨被納入法屬印度支那後不斷升級，並於一八九三年法屬印度支那再取南掌（寮國）時臻至高峰。泰國政府在一九四○年指控法人巴維（Auguste　Pavie）藉由捏造假邊界及惡意的種族區劃，據以破壞印度支那的政治民族完整性。不過，透過非泰人的記述，我們還能看到另類說詞：「南掌國王溫坎（Oun Kham）在獲得法駐南掌副領事巴維庇護之餘，經由巴維向法國輸誠，盼將南掌獻與法國，讓南掌擺脫作為暹羅屬國的不幸。」
二、「天下」（sruk）是浮動的：作者所言及的幾個本區域國際關係的案例，包括一九四○年法國提出法泰簽署互不侵犯條約之際，曼谷順勢要求法國保證歸還寮國與柬埔寨；一九四二年披汶政府製作民族統一地圖，將馬來亞吉打這類屬藩說成是泰王國治下的政治單位；泰國政府依照「國恥論」，將大東亞共榮圈看作是一個具有文化階序的結構，其中泰國雖在日本之下，但又是在荷屬東印度及英屬緬甸之上。筆者以為，曼谷該等主張無不延伸自十九世紀暹羅於印度支那所建構的國際體系─「曼荼羅」（Mandala），該體系係以暹羅為核心，柬埔寨、南掌及馬來半島上的蘇丹諸國，皆屬體系最外圍的「一等勐（Mueang）」，為僅負擔進貢義務的半獨立王國。值得注意的是，「曼荼羅」並不以封閉界線來區劃領土，所謂的「天下」是浮動的，故後世之泰國逕視寮國、柬埔寨為固有領土，無疑是一種逾越過往事實之詮釋。
三、關於保護民（屬民）界定之歧異：書中提到一九○七年法國同意廢止法國亞洲屬民豁免權之前，其刻意透過保護登記制度來創造日後干預暹羅內政的手段。惟筆者以為，法國保護登記制度的作法與法屬印度支那於國籍認定上採行屬地主義有關。在法屬印支的越南地界，也發生了具有中國血統的明鄉、儂人因「被登記」為法國保護民，而導致中法齟齬的類似事件。
四、基於「教為政用」的根本矛盾：佛教信仰是大泰民族主義的主要成分，是政治精英所謂泰化不可分割的要件。就在來自於西方的天主教會被貼上「第五縱隊」標籤，被看作是殖民主義先鋒之際，曼谷下令將教會學校改為公校，並要求天主信眾皈依國（佛）教。文中提到一八八四年朱拉隆功王在華富里的天主教社區，看到一戶人家門前揚著一面法國國旗時甚為駭異。無獨有偶，一八三二年越南明命皇帝發現其鑾駕衞、警蹕、鑾儀等司弁兵（類似總統隨扈）有從爺蘇道（天主教）者時，同樣大為可怪。這說明傳統印支王國雖未政教合一、但「教為政用」之常態現象，以及該等王國與西方殖民者根本矛盾之所在。

過度歷史詮釋的三類問題
古來政府詮釋歷史，或為團結國族意識，或為強化統治正當性，於是各憑角度，各據說法，原也無可厚非。只是歷史一旦遭政府過度詮釋，其成品動輒駭人聽聞、遺患後世。
過度歷史詮釋大抵會產生以下三類問題。其一是背離當事者認知的問題。蒙固王的「朝貢誤解說」是為一例。蒙固王主張，暹羅以往對中國的呈禮純出自友誼，與朝貢無關。惟筆者以為，此種詮釋多少是晚近民族主義之症候。以台北故宮現藏〈暹羅進貢金葉表文〉之內容，即鄭昭以國長尊中國大皇帝，以及進貢係照賓服舊例等敘述來看，早年暹羅王朝於朝貢意涵的認知，與中國並無二致。
其二是扭曲當代認識的問題。如《從暹羅到泰國》所示，泰國教科書自一九三○年代起將寮國與柬埔寨視作固有領土，又於一九三九年讓泰國柬埔寨邊界的考帕威寒（Khao Phra Viharn）山神廟出現在泰國教育部印發的歷史古蹟地圖上，此等強植歷史記憶之行徑，與中國民族主義者為南海諸島建構歷史主權約莫同時。自南海諸島被詮釋為中國固有領土以來，任何挑戰是類說法者，往往會招來破壞領土完整性或戕害國家利益之攻擊。惟據筆者考證，南沙群島並非中國固有領土，其正式納版時間為一九四七年，前身為日治時期高雄州之新南群島。
其三是淪為廉價政治宣傳工具的問題。如史崔特言及，二戰期間披汶政府為強化泰日合作正當性，乃強調大城王朝曾接納流亡的日本基督徒，以及大城軍中曾經存在日本武士（二○○三年拍成電影《大城武士》）之歷史。直到日軍敗象露出後，泰政府又開始與共榮圈劃清界線。至於泰國最終沒有以盟國敵手身分遭受制裁，則與美國人協助改寫泰國戰時歷史，視泰國為被占領國有關。凡此種種，無不陷歷史詮釋於廉價宣傳工具之境地。
八十年前暹羅精英的大泰國之夢，與習近平所倡議的偉大復興中國夢，同樣建構於國恥之上。獨裁者好史，鮮少以史為戒，而是以史為「械」，即言以歷史製造創傷、武裝國族，捍衛其統治合法性。今日泰國的「軍人民族主義」依然蓬勃，若問民主真正到來之日，應是歷史詮釋解放之時。

前言（節錄）／泰國史話中的「失落」概念

二○○一年年初，泰國金融市場崩潰引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持續發酵，泰國舉國陷於苦苦掙扎中。那年三月，政府宣布一連串穩定經濟的緊急措施。在審查這些措施之後，反對黨領導人提出批判，指政府顯然未將教育納入考量。其中反對最力者，有前大學事務部常務部長維吉‧薩岸（Vijit Srisa-an）等人。維吉（編按：泰國人通常用名不用姓稱呼）認為，應該將教育經費列為國家重振計畫的最高優先。他警告：「若是沒有更明確的教育政策，我們永遠掙脫不了西方殖民主義的陰影。」
維吉這番話將泰國與西方充滿矛盾的關係展現無遺。傳統泰史作者總是說，在調適西方支配的世界秩序這個問題上，泰國比所有其他東南亞王國做得都更成功。泰國領導人很能接受外國理念與技術，很懂得如何因應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條件，持續調整他們的政策。許多觀察家認為，泰國之所以沒有淪為歐洲殖民地，靠的就是這種彈性。但儘管有這樣傲人的獨立史，泰國領導人仍將西方視為一種威脅。維吉沒有說明西方殖民主義如何還能繼續危及泰國福祉，但他這番話暴露出泰國民族主義論調中的一項重要矛盾：如果泰國在維護獨立這件事上做得這麼成功，像維吉這樣的領導人為什麼還這樣憂國憂民、急著想擺脫西方殖民主義？
為解答這個問題，史學者近年來放棄過去將非西方社會二元化分類──不是獨立國就是殖民地──的做法，認為泰國像其他地區一樣，早自十九世紀起，已經兼而有之展現了這兩類特性。泰國史不乏成功調適與外交的例證，但也見證與西方列強持續不斷、時而暴力的對抗。這些對抗衝突造成了複雜後果。歐洲勢力在大陸東南亞的擴張，危及泰國獨立以及泰國精英的優越地位。最後，西方帝國主義與卻克里（Chakri）王朝（或稱曼谷王朝）達成妥協，建立一些保障王朝生存的條件。也因此，泰國雖說沒有淪為英國或法國的殖民地，但不斷與西方對抗、與西方妥協的掙扎，也影響到泰國現代國家認同的發展。
為了解這項國家認同的成形，本書要檢討泰國領導人如何看待泰國與西方的關係。泰國民族主義論點是一枚兩面幣。最常呈現在世人眼前的一面，說的是泰國如何高瞻遠矚、對抗西方的現代挑戰。它誇耀泰國當局如何以獨到的本領維護國家獨立。但這枚錢幣還有較陰暗的另一面，訴說一些國家之恥。整個二十世紀，泰國領導人就將這些國恥納入馬克‧艾斯科（Marc Askew）所謂「國家危急」論，作為他們軍事擴張、種族沙文主義、政治打壓，或宗教迫害的藉口。本書要檢討這第二面論點的緣起與歷史，因為如果想了解泰國國家認同，以及它對西方的矛盾態度，這是重要線索。

進入泰國史的門戶：勝利者與犧牲者
泰國史學界有一連串前提或主題，為所有有關歷史知識定調。這些通猜‧威尼差恭（Thongchai Winichakul）所謂泰國史「門戶」的主題，確立了許多為當代政治與社會撐腰的論點。其中第一項也是最重要的一項論點是，暹羅從未淪為殖民地。暹羅與它所有的鄰國都不一樣─它沒有淪為歐洲殖民地。幾十年來，歷史學者接受這項說法，視它為一項不容爭論的事實。根據這項說法，泰國王室運用官僚改革與一套現代化措施，成功抗拒了歐洲對它的殖民企圖。泰國統治者憑藉熟練的外交救了這個王國，保住國家認同。這項說法雖說用意在解釋暹羅與西方的對抗，卻也成為早先幾個時代的歷史架構。丹龍親王（Prince Damrong）在他撰寫的大城王國（Ayutthaya）官方史中，說大城王國一直就在暹羅人死對頭──緬甸大軍的圍城之下掙扎求存。在總理披汶（Phibun Songkhram）第一任政府執政期間（一九三八－一九四四）擔任藝術部長的鑾威集‧瓦他幹（Luang Wichit Wathakan）也曾經推出劇作，宣揚這說法。直到今天，對王室與保王派而言，暹羅未遭殖民論仍然是一項重要的政治法統法源。這項理論聲稱，政府最主要的功能在於保護王國的獨立與領土，鼓勵國人團結在泰王身邊，而泰王也會像過去一樣，領導國家度過任何未來的危機。
如果第一項論點歌頌國家在殖民主義巨浪侵襲下生存，第二項論點指出為生存而付出的代價與後果，而且往往將暹羅描繪成犧牲者，而不是勝利者。我稱這第二項論點是「失落土地論」，因為凡是用到它的說法，總喜歡用地圖表達西方干預泰國事務造成的一種整體性的不公平、不榮譽，或屈辱意識。這正是這項論點的主要宗旨：說明國家整體在過去承受的不公。為達成這個目標，它指出一度屬於泰國、之後遭敵國巧取豪奪而喪失的特定地區。像第一項論點一樣，失落土地論也以一連串沒有史實根據的假定為基礎。它用現代疆界概念注入過去，畫出一個地緣空間，並將生活在裡面的人稱為泰人。這塊想像空間的大小隨年代不同而調整，然而一旦為一種說法援用，它卻變得神聖不可侵犯。它是承襲自古早過去、永垂不朽的民族國家疆界（不是近年來打造的）；也因此它自然而然認定涉案地區理當為王國所有，確實是失落的土地。在將國家受害程度量化之後，這個論點的下一步就是找人擔罪。失落土地論可以強調涉案政府沒有盡到保護王國疆界的首要職責，是一種去除領導層統治法統的工具。為政治對手加上喪失土地之罪，是一種打擊他們的有效工具。反之，證明有能力收復（或擴張）國家領域，也是強調統治權的好辦法。無論怎麼說，這第二項論點都很重要，因為它提醒泰國人，不能團結在正確領導人身邊會造成禍國殃民之害。
「暹羅未遭殖民論」與「失落土地論」以一種二元對立的形式存在。任何有關泰國史的論述都必須將兩者納入考量，但由於其中一元同時與另一元既互補又相互衝突，想將兩者納入一篇前後一貫的敘述，就必須對兩者加以增刪修整。為緩解這種與生俱來的衝突，必須為其中一元賦予一種主控或從屬的角色。泰國史學者由於傳統上總是歌頌領導人如何保衛國家獨立，他們的著作一般也以「暹羅未遭殖民論」為主角，而以「失落土地論」為配角。必須注意的是，將一個論點視為配角並不能否認它的存在。這兩個論點以二分法形式並存；因此完全否定一個論點也會毀掉另一論點的來龍去脈。強調泰國如何度過一八九三年法國－暹羅危機的有關著述，必須承認暹羅簽了許多不平等條約，還放棄對寮國土地的控制權。事實上，擔任配角的論點得經過一番消毒美化，以凸顯、而不是威脅主控論點。有關暹羅割讓土地的論述，只證明泰王國生存受到威脅，從而凸顯領導人如何保全大部分領土，免於殖民統治的英雄行徑。
不過，在適當政治條件下，擔任配角的論點有時也可以角逐主控地位，進而改寫整篇論述。本書認為，泰國與法屬印度支那在一九四○年的邊界談判，為這類型轉變提供了理想氣氛。擴大國界的遠景，為當年處心積慮防範王權復辟的軍事統治者，帶來他們迫切需要的東西：政治法統的法源。披汶政府宣揚的民族統一主義極度仰仗失落土地論，於是把「未遭殖民論」打成配角。為構建一種可以動員整個國家的反帝國主義論述，政府將暹羅獨立傳承刻意淡化，並將一八九三年的法國－暹羅危機，描繪成一場奪走泰國土地與榮譽的失敗。泰國領導人所以在一九四一年挑起與法屬印度支那的戰爭，是因為他們深信一旦報復五十年前那場戰敗，能讓軍方取代王室，成為國家救主。

相互競爭的論述：王室－國族主義vs. 國恥論
主題很重要，因為史學者可以操控主題以建構論述。歌頌王室如何英雄神武、如何以高超外交手段維護國家自主的論述，總以生存主題擔綱，也就不足為奇。我們且先檢驗一下史學者在分析泰史過程中最常使用的兩個形式。泰史最常見的論述是王室－國族主義。談一八五五年《鮑林條約》（Bowring Treaty）與西方列強到來的泰史，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在十九世紀五○年代以前，暹羅統治者依賴與中國的貿易，對西方國家加強經濟交流的要求置之不理。但在鴉片戰爭過後，許多曼谷人相信西方確實船堅炮利。拉瑪四世（Rama IV）在繼位後，邀請英國駐香港總督約翰‧鮑林（John Bowring）談判新貿易關係。這次談判達成的《鮑林條約》結束了王室專賣，限制暹羅對英國商品的關稅，還為英國公民提供了治外法權。與英國的這項地標性協定，開啟了泰國與其他歐洲列強許多類似協定的先河。如果我們從王室－國族主義的角度分析《鮑林條約》，蒙固王（Mongkut，中文名鄭明，即拉瑪四世）是將資本主義經濟引進暹羅的英雄。在他超凡的領導下，暹羅去除了一切讓英國用兵的口實，透過漸進手法與西方共容。他高瞻遠矚，重視西洋影響力與科技，沒有守著老套、故步自封，而走上清朝的後塵。
《鮑林條約》還有幾個與「失落土地」主題有關的要件。治外法權條款降低了關稅，限制了暹羅主權，也創下暹羅與西方劣勢關係的先例。整體而言，王室－國族主義的論述也承認這些要件，但把它們擺在配角地位。由於不平等條約的內容可能損及王室尊嚴，傾倒整個論述，必須強調「國家危急」意識以沖淡這類對西方的讓步。王室－國族主義的史家，遂把《鮑林條約》描繪成一種遷就與入侵之間的選項。蒙固王必須給予英國人治外法權，否則國家會淪為英國殖民地，他兩害相權取其輕，選了前者。就這樣，王室－國族主義論述主要基於生存主題，評估泰國對外互動的成功。只要國家能保有一些獨立表象，就能把即使是最嚴重的外交政策災難說成是勝利。
基於這個理由，王室－國族主義史家擁抱所謂「竹子外交」概念─泰國的外交政策根深柢固，而且還有足夠彈性，能順應政治風向彎曲。舉例說，騰蘇‧努農（Thamsook Numnonda）就認為，披汶當年憑藉竹子外交讓泰國相對安全地度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根據她的說法，除了被日本占領四年以及戰後被同盟國迫令賠款之外，泰國的戰時策略是透過堅忍取勝。騰蘇說：「泰國的外交藝術又一次救了這個國家。當然，這也是泰國過去遭遇且克服每一項危機時一貫運用的手法。」
其他的研究，也有有關王室－國族主義史的翔實紀錄。本書要探討的，是與它遙相對峙的另一形式，也就是我所謂的「國恥」說。在這個另類歷史中，失落的土地成為主角，從未遭殖民成為配角。儘管國恥論通常總是與民族統一主義結下不解之緣，但它的內容絕不僅僅只是土地竊據與民族離散議題而已。國恥論將泰國現代史構建為一個分成兩部的大戲：第一部描述西方帝國主義抵達東南亞，造成泰國威望日下，主權也遭到侵蝕；第二部強調泰國軍方收復國家失土，重建國際地位，在軍方領導下，強大、現代化、充滿自信的泰國出現了。一八九三年危機過後，失落土地的主題雖開始在王室精英之間出現，但直到一九三二年軍事政變、推翻絕對王權、把人民黨（People’s Party）拱上台以後，有關國恥論的表述才發揮得淋漓盡致。泰史學者威集首創的這套理論成為民族統一運動的基礎，民族統一運動最後導致一九四一年與法屬印度支那的戰爭。
國恥論將泰國－西方關係史描繪成一連串敵長我消的遭遇。當然，透過國恥論進行檢驗，《鮑林條約》的外貌也大為走樣。根據國恥論的論點，一八五五年的締約談判不但沒能拯救暹羅、使暹羅免遭英國殖民，還是暹羅從區域性帝國逐漸淪為歐洲附庸國的開端。我們即將在第一章談到，造成這項觀點的部分原因，是在時代上誤用了現代西方法學概念。二十世紀暹羅法學者在開始透過「主權」、「疆界」與「司法」這類西方概念進行思考時，將這些概念投射在過去的事件上，以重估它們的意義。以二十世紀的標準來說，《鮑林條約》顯然喪權辱國，因為蒙固放棄對進口商品訂定關稅的權利，還讓歐洲人享有不受暹羅法律管轄的特權。不僅如此，史學者一旦以這項條約為背景，討論一八九○年與一九一○年間出現的領土調整，它還成為暹羅自主遭到的一長串外交與軍事攻擊之始。泰國領導人用國恥論構築「不平等條約」（泛指與歐洲列強簽訂的協定）的新歷史記憶，希望藉以動員國民支持，達到降低西方干預的目標。
為激起民眾對殖民列強的仇恨，國恥論雖不否定「未遭殖民論」，但極力壓低這個主題的重要性。一九三二年之後的軍事政權並不主張國家曾遭殖民；只強調新領導人要收復國家失去的土地與犧牲的主權。披汶政府在收復失土的宣傳中，一方面刻意避開王室傳承，一方面量化國家承受的損傷，找出替罪羊。威廉‧卡拉漢（William Callahan）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研究，就說明中國政客如何指控特定國內團體「賣國」，以解釋中國承受的損失。在泰國，這種尋找替罪羊的過程必須小心謹慎，因為泰史上，土地與主權喪失最多的時代出現在蒙固王與朱拉隆功王（Chulalongkorn）統治期間，而這兩個王正是王室－國族主義史學表述的兩大支柱。由於這兩位國王備受泰人敬愛，軍政權不願對兩人有所批判。在二十世紀四○年代的政府宣傳中，喪失土地的替罪羊是泰國天主教徒，不是蒙固王或朱拉隆功王。在有關《鮑林條約》的討論中，蒙固成了西方帝國主義欺矇詐騙的受害人。軍政權沒有把攻擊矛頭指向泰王，而將喪失國土的罪責歸咎於王權建制。軍政權因此達成結論說，王室外交政策已經過時，無力應付現代挑戰。這樣的指控也為泰國軍事執政團提供一個口實：若能收復王室失去的國土，它就有權統治。這種看起來對泰王頗為寬厚的做法，還有一項更大的策略用意。二十世紀三○年代的軍方領導人既想取代王室，也想僭越王室的領導傳承。他們強調泰國過去一直自由自在、今後也會自由自在的信念。

第二章 國恥論的誕生
今天，一九四一年五月九日這個日子在泰國重大歷史事件中已經不再據有什麼特殊地位。有些史書雖說也會提到這個日子，但提它的用意一般而言，只是為了鋪陳、帶出更重要的泰－日聯盟罷了。但在一九四一年五月九日，簽署《東京和平協定》、結束與法屬印度支那的戰爭時，泰國曾經大事慶賀，說這項條約是泰國進入現代以後最偉大的勝利。這場戰爭是披汶為宣揚泰國過去遭到的不公義與挫敗，而直接導致的後果。威集在二十世紀三○年代精心策畫失土論，說西方國家半個世紀以來憑藉科技優勢不斷威嚇泰國，瓜分半島。泰國政府透過演說、地圖與刊物向泰國人民宣揚這種國恥意識。就這樣，與法屬印度支那的邊界談判成為難得一見、引起泰國全民關注的外交政策議題。泰國當局利用國恥論讓眾多國民相信，法國過去欺壓泰國，目前的邊界談判是泰國報仇雪恥的機會。隨著一九四○年將近尾聲，支持政府與法屬印度支那對抗的呼聲越來越強，於是給了曼谷升高軍事行動的藉口。曼谷當局認為，只要能在這場衝突取勝，讓四個府「回歸」泰國懷抱，就可以為披汶軍事政權帶來強有力的政治法統。

通往戰爭之路

泰國與法屬印度支那在一九四一年這場衝突的成因─特別是披汶在這場衝突中扮演的角色──始終是史學者爭論的重點。在這場衝突剛剛結束時，許多西方觀察家認為這場衝突不是泰國機會主義造成的直接後果。學者指責披汶挑起這場爭端，說披汶是日本人的馬前卒，說他製造民族統一情緒，意圖趁法國在歐洲戰敗，建立大泰國。但到了二十世紀六○年代，法國與泰國政府都釋出有關這場衝突的新資訊，為泰國窮凶極惡侵略者的形象粉飾。沙迪尤‧傅勒德（E.Thadeus Flood）提出指證說，早在雙方爆發衝突前幾十年，泰國與法屬印度支那間模糊不清的邊界已經爭議不斷。近年來的研究也說，披汶在一九四○年採取的行動並不逾越外交規範。根據考布庫雅‧蘇文納－潘（Kobkua Suwannathat-Pian）的說法，重新談判泰國邊界的民族統一運動，並不是披汶元帥本身發動的。事實上，「自法國在一八九三與一九○七年間奪占某些泰國土地以後，每位泰國領導人心中都藏有一種蟄伏的情緒」，夢想有一天收回這些失土。前國王巴差提普（Prajadhipok）在一九四一年的一篇報紙訪談中證實了這項說法。當時許多人認為日本暗中煽動泰國，希望泰國與法屬印度支那起爭執。巴差提普在這篇訪談中否認這種說法。既不支持披汶、也不支持軍政權的巴差提普說，東北部邊界早在王室主政期間就一直是外交政策關注焦點。
在披汶展開民族統一運動以前，泰國政府至少曾經兩度對這項邊界爭議採取行動。曼谷最主要的關切與一九○四年的條約有關。在這項條約中，泰國將湄公河左岸兩塊屬地──其中一塊在龍坡邦對面，另一塊位於今天寮國境內的巴色（Pakse）──割給法國。經過這項土地割讓，湄公河不再是泰國與法屬印度支那之間連續不斷的邊界。此外，根據法國對一八九三年條約的解釋，整個湄公河，包括河中的島嶼，都屬於法屬印度支那所有。湄公河國界模糊的特性為泰國帶來一連串惱人的外交難題，也造成與法國關係進一步惡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過後，泰國說服法國針對東北部邊界問題簽訂新條約。一九二六年簽訂的公約對邊界問題做了小小調整，將國界線從泰國這一邊的湄公河河岸移到湄公河深水河道。這項修訂（從泰國觀點而言）是向前邁出的一步，但曼谷基於兩點理由對此表示失望。首先，法國針對深水河道規則提出一項例外，堅持河中任何島嶼仍是法屬印度支那獨占資產。其次，這項新協議沒有將湄公河定為泰國－法屬印度支那邊界緬甸到柬埔寨段的正式界河，所以一九○四年割給法國的兩個左岸屬地仍是法國領土。人民黨政府一九三六年在重新談判與外國的條約時也曾設法修訂這項邊界安排，但未能說服法屬印度支那改變現狀。
由於法國在歐洲與亞洲勢力逐漸式微，邊界議題於一九三九年重新浮出檯面。由於預期與德國之戰在所難免，法國急著讓他們的殖民地先求自保。為達到這個目的，蓋杜賽（Quai d’Orsay）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建議與泰國簽訂一項互不侵犯條約。披汶察覺法國處境窘迫，意圖利用這項互不侵犯條約做籌碼，修訂與法屬印度支那的邊界。泰國政府告知法國官員，如果邊界劃分議題也納入談判，泰國樂意與法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根據外長迪雷‧賈雅那馬（Direk Jayanama）的說法，法國政府原則上表示同意，並計畫派遣特使團前往泰國，擬訂細節。在有了這項保證之後，泰國政府於一九四○年六月十二日在曼谷簽訂法－泰互不侵犯條約。根據傅勒德的說法，這項條約有一項祕密條款：法國同意以湄公河深水道為邊界，並且將龍坡邦對面與巴色的兩塊土地還給泰國。和平解決邊界爭議的展望令泰國政府鼓舞，因為這項談判意謂法國願意將泰國視為對等夥伴，而不是一個半殖民地的附庸國。第三共和在六月二十二日向德國投降的發展，徒然使泰國更加同情法國。兩天以後，披汶在國慶日電台演說中鼓勵泰國人民拋開歷史仇怨（這仇怨是他的政府存心煽動的），著眼於法－泰關係一個光明的新紀元：「許多關注我們鄰國印度支那的同胞，針對近年來世事發展向我提出許多問詢。我懇求你們，我親愛的同胞，忘掉過去，將過去視為噩夢一場。唯能這樣做，你們才能同情我們的朋友法國的命運，向它展現你們的諒解。」
這種法－泰關係的改善只是曇花一現。新成立的維琪（Vichy）政府下定決心，要在法國非、亞兩洲屬地的問題上擺出強硬姿態，於是拒絕承認第三共和簽下的祕密承諾。這個態度獲得河內殖民政府大力支持。法國開始向曼谷施壓，要求曼谷批准互不侵犯條約，但在邊界調整的問題上卻推三阻四，讓披汶越來越疑心。對泰國而言，這是兩個不容分割、相互關聯的議題。披汶擔心一旦條約簽署，法國不會再有重劃邊界的誘因，泰國收復這些土地的希望也化為泡影。那年八月，法國照會泰國政府，說法國已經同意讓日本在法屬印度支那駐軍，並使用它的海軍基地。這項發展為收復失土的事更添一層緊迫。如果日本採取行動占領整個印度支那，曼谷以湄公河為東北方國界的夢想將徹底粉碎。披汶政府開始大談日本勢力將染指東南亞，以煽動國家安全的恐懼，挑撥民眾仇視法國。
九月十二日，泰國政府為解決這個僵局，做了最後一次外交努力，同意批准互不侵犯條約，但條件是法國必須尊重前文所提換文密件中的建議。這項密件的頭兩個條款規定，雙方以湄公河深水道為國際邊界，將左岸巴色與龍坡邦附近土地歸還泰國。此外，泰國政府還提出第三項要求：「如果法國政府能給與一封保證書，說明一旦法國主權更替，法國將把寮國與柬埔寨歸還泰國，國王陛下的政府將感激不盡。」
法國立即拒絕了泰國這最後一項建議，讓泰國政府騎虎難下。事情演變至此，泰國若不悄悄放棄它對印度支那邊界的政策，就必須考慮使用武力。但邊界議題這時已經成為社會大眾熱心關注的焦點，除非甘冒信譽遭受重創之險，披汶已經不能輕言放棄。他決定用媒體逐步增加對法屬印度支那的壓力。九月中旬，曼谷各大報紙發表社論，聲援泰國的立場。十月初，大學生開始走上曼谷街頭，要求法國交還失土，即使因此必須與法國一戰也在所不惜。在泰國逐漸走上軍事對抗途徑之際，披汶與幾個外國政府進行接觸，以了解他們對泰國這些主張的意向。英國與美國官員堅持維持戰前現狀。唯一同情泰國主張的大國只有日本。就這樣，一旦積極投入民族統一進程，披汶也將泰國進一步向日本靠攏。
就在那個月，披汶發表一篇全國性電台演說，以國恥論為基調，向泰國人民解釋這場邊界衝突。他堅持，泰國的主張不是侵略威脅，而是法國贖償過去好戰罪行的機會。披汶呼籲國人保持耐心與冷靜，並且保證，只要全國人民遵照政府指令行事，泰國一定可以將邊界妥為調整。這篇演說讓泰國全民動員一起支持披汶，也向河內法國當局釋出一個明確訊號：泰國已經做好全面準備，將透過軍事行動達成目標。之後一個月，地面部隊開始在邊界沿線動員，雙方不斷傳來敵機侵犯領空的報導。十一月二十八日，法國為報復泰機犯境，出動飛機轟炸泰國東北城市那空拍儂（Nakhon Phanom），六名百姓受傷。曼谷報紙大肆渲染，說這次轟炸是法國又一次侵略泰國、殖民泰國之戰的開端，泰國於是舉國沸騰。接下來的一個月，泰國與法國軍隊都在邊界沿線進行突擊，雙方衝突不斷。最後，泰國軍隊於一九四一年一月五日侵入法屬印度支那，不到兩週，占領了龍坡邦、詩梳風與暹粒部分地區。
披汶並不是第一個向法屬印度支那提出邊界談判議題的泰國領導人。他真正的貢獻是將邊界爭議變成全民關切的問題。自一八九三年以來，邊界情勢一直讓泰國精英難堪困擾；現在有了民族統一新政策，過去的失土成為全國人民的一種羞恥。將泰國推向戰爭的是這種國家受辱的新論點。同樣的，日本並沒有煽動印度支那邊界衝突，但這場衝突確實使泰國偏離既定中立政策，開始向日本勢力靠攏。直到披汶帶領泰國投入軍事解決途徑、需要東京認可以後，日本才直接捲入這場法－泰衝突。傅勒德形容這場衝突是「將兩個亞洲國家結合在一起對抗西方的漫漫旅程中，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但值得注意的是，泰國侵入法屬印度支那並不是日本挑動的結果。它是泰國軍事政權為尋求政治法統而造成的產物。

選定創痛的構築
為爭取民眾對泰國民族統一運動的支持，泰國政府開始針對一八九三年法國－暹羅危機提出新論點，把暹羅說成犧牲者，而不是勝利者。在一九三二年軍事政變以前，泰國當局一直強調暹羅如何在那場危機中取勝，在西方帝國主義侵略下保有獨立，而這種說法對提振泰國信心也確實有效。但軍事精英在掌權以後發現，如果要去除王室傳承，為新政權提供政治法統，他們需要建立一種對這場危機的新記憶。披汶政府希望，若能把暹羅描繪成法國－暹羅危機的犧牲者，可以一方面增強國人對西方列強的敵意，同時營造他們對軍事統治的支持。
想重塑民眾記憶，必須讓過去遭王室壓制、不得發表的許多材料重見天日。在一八九三年戰敗後，暹羅統治者禁止人民討論這件事，前後達數十年。18泰國最偉大的朱拉隆功王竟被外國打得匆忙逃回曼谷，在外國軍隊入侵的威脅下屈服，簽訂城下之盟；這樣的場面會對王室威信造成重創。膽敢討論這種事情，就是心存不軌，想把國家的重挫怪罪於王室，以打擊王室法統。更何況，當時法國仍然積極介入暹羅事務，暹羅領導人擔心公開辯論這個議題可能挑起兩國間進一步敵意。一八九三至一九○七年間，法國軍隊占領尖竹汶府與桐艾府，同時法國官員讓大批子民登記，接受法國保護，企圖顛覆暹羅政府。王室擔心，對過去這場衝突的任何批判都將損及與法國的關係，還可能為法國殖民勢力帶來進一步介入暹羅的藉口。丹龍親王在一九二五年禁止一名泰國官員出版有關法軍占領尖竹汶府的回憶錄，說這本回憶錄可能為外交關係帶來不利影響。
但一九三二年的軍事政變扭轉了這種情勢，使一八九三年這場危機成為泰國受難新理論的焦點。暹羅新統治者人民黨對這場挫敗採取的做法與過去大不相同，還將這場挫敗與泰國開發層次仍然落後西方甚遠的概念相提並論。像之前的王室統治者一樣，新的人民黨精英對暹羅國際地位的落後也非常敏感，人民黨並且以此為由，推翻王室。同時，軍方派系也了解，二十世紀三○年代的經濟蕭條已經讓西方帝國主義者元氣大傷，為泰國帶來與歐洲解決貿易爭端、去除不平等條款的大好良機。法國軍力的逐漸萎縮，也讓泰國政府開始公開指責法國，大肆宣揚法國過去如何欺壓暹羅，以挑動民怨。這種新態度在泰史上是一項重要轉折。王室－國族主義論者強調泰王如何英明睿智，採用顧全大局的犧牲策略在法國－暹羅危機中取勝。但軍事精英的民族統一論者卻將一八九三年這場危機視為泰國史上的低潮。北欖的慘敗以及隨後的割地求和，意謂軍隊（也就是國家）顏面盡失。但由於人民黨仍然認為國王護國有功，儘管強調國家受辱，主張民族統一論的史學者並沒有因此歸咎王室。他們只是傾盡全力討論法國帝國主義過去如何在暹羅倒行逆施，與它造成的傷害。威集在一九四○年就這個主題發表的一篇演說中指出，由於擔心遭到外國報復，過去的歷史紀錄隱藏了一八九三年危機的真相。但在披汶政府主政下，史學者運用國恥論分析暹羅的對外關係史。披汶政權認為，泰國人民一旦了解法國過去如何欺凌暹羅，會支持當局採取修訂印度支那邊界等等一系列匡正行動。
絕對王權既已剷除，泰國政府現在說，法國在一八九三年的入侵是對泰國的罪行。他們以系爭土地已經併入暹羅民族國家，而法國侵略者加以竊占為由，提出這項指控，但這個理由在地理上犯了時代誤植之誤。威集在著述中常將法國殖民官員描寫成一群海盜，而不是一個文明國家的外交使節。在與法屬印度支那的邊界戰爭爆發前幾個月，威集發表幾篇文章，強調法國在與暹羅互動過程中如何一再違反國際法規：「我希望能證明（法國）有關西雙楚泰到柬埔寨這些土地的行動，完全違反道德原則，殘酷不仁。他們一開始想騙我們，等到發現騙不了，就開始向我們行搶。搶了我們的土地還不滿足，還要搶我們的錢……我查閱過去的紀錄，查得越多，發現法國的殘酷、高壓、霸凌惡行也越多。」
國恥論將泰王的英雄事蹟邊緣化（並未加以否認），但強調法國－暹羅危機是泰國在法國蠻子手下的一次慘敗。根據國恥論的說法，英雄的意義變了──國家由於淪為殖民壓迫的犧牲者而成為英雄，並因此在現行邊界爭議中占得道德上風。泰國報紙《尼空》（Nikorn）就曾撰文，將法國－暹羅最初在湄公河左岸的衝突形容為一次「入侵」。它說，儘管暹羅軍隊奮勇作戰，但他們使用的武器不夠尖銳，無法刺穿法國用來捕捉東南亞人民的網。由於暹羅是個愛和平的國家，軍方認輸退出東部土地，沒有讓戰事曠日持久打下去。勝利的法軍於是強行將占領區劃分為幾個行政區，將泰國人民與他們在法屬印度支那的親戚拆散。根據這篇文章，法國的劍深深刺進泰國的右肩，讓泰國鮮血泉湧，至今無法癒合。就這樣，威集等民族統一論者改寫歷史記憶，把原本一場王室的羞辱敗績說成是一種國殤，一種泰國全民的悲痛。威集還說，由於法國人不遵守從暹羅撤軍的承諾，繼續占領東南方的桐艾府，泰國人紛紛在手臂上刺下「桐艾」字樣以示不忘。這類杜造的歷史使二十世紀四○年代泰國人認為他們必須為先人伸張正義，反西方情緒也因此應運而生。當局在曼谷與其他各處城市散發「泰國人民覺醒！」的傳單，提醒泰國人民「RS 112是銘記在全國人民心中的悲哀……這段痛苦的記憶會代代相傳，直到不復記憶為止」。它說，除非能找回正義，泰國的受害感不會消逝─也就是說，法國必須同意將土地歸還泰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