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新感覺：發展夢裡的情感政治

導論（節錄）／中港的發展敘事、「文化感覺」與地緣政治

當我們嘗試講述21世紀以來的東亞發展敘事時，不得不驚嘆十幾年來所發生的地緣經濟及政治格局翻轉。20世紀下半葉還是另一番光景，東亞資本主義地帶正迎來各自的繁榮：60年代日本經濟起飛，70年代、80年代則分別是「亞洲四小龍」和「亞洲四小虎」的騰躍。再到90年代，冷戰終結了，正式宣布轉向市場經濟的中國開始嶄露頭角。之後，世紀末的一場金融風暴，幾乎讓世界經濟體系中曾經最活躍的東亞國家遭遇了「降維」級別的打擊；而進入新世紀以來，轉型中的中國則作為一個巨大經濟體不斷崛起。發展的事實令中國開始置身全球權力的中心地位，也衝擊了舊有的亞洲區域結構，尤其是開啟了東北亞地區統合的新想像 ── 然而這種想像不盡然正面樂觀。在新的經濟文化融合的過程中，各地（尤其是與中國有著深切文化連結和複雜歷史糾葛的港台地區）真實而混雜地經歷了「中國崛起」所帶來的不安、憂慮、反感乃至恐懼。
從以上的觀察出發，本書將以2000年初至2015年的時間跨度為主，從文化政治的分析框架，探討新的中港（台）發展敘事如何在都會空間中生成，尤其關注此一過程對於新興社會主體的形塑。本書的組織邏輯建立在對於東亞區域連結、中港（台）政經文化拉扯的整體性理解之上，希望能以此為視野，確實切入人們具體而複雜的情感／情緒和精神結構之中，並在此一過程中加深對兩岸三地的歷史過程、以及人們何以如此的理解與批判性分析。全書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聚焦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具體地展現於新興社會主體的生產 ── 新世紀形成的新富人、富二代與中產階級文化主體，探討他們如何援引本土語境與西方資源來創造自身的形象與文化形式。換言之，本書將在「中國崛起」以及此後「中國夢」的論述脈絡之下，探究發展的大敘事孕育了怎樣的「感覺結構」，又（再）生產了何種文化想像與社會新主體。第二部以香港為主軸，分析中港矛盾與港台連結現象，我們將試圖論證香港如何回應如北進或區域整合這類主流發展論述，同時分析香港近年出現的新城市發展連結與主體性的建構方式。具體來說，新的發展敘事是以本土為訴求、反中為內在結構、情感／情緒政治為依託。矛盾的是，此類敘事雖以排除中國為前提，但實際的操作又與中港親密的地緣關係與經濟連結糾葛難分。在此「感覺結構」下，台灣亦成為香港重要的參照與連結的新對象。以下將分別梳理中國與香港代表性的發展敘事，繼而概述本書研究方法、理論脈絡與各章論點。最後，我們將試圖揭示當代中港（台）的發展敘事與主體形塑的差異，從文化與情緒的微妙層面來剖解紛繁難解的現實症候。
從中國崛起到中國夢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迎來了它的「崛起時代」。90年代以來，中國憑藉對國家、市場和政黨的制度整合實踐（肖濱，2014），告別受挫的計畫經濟，融入世界市場秩序，並由此急速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世界工業生產第一大國、世界最大的國內投資國、第三大貿易國以及世界人力資本最大的國家（胡鞍鋼，2005）。高速的經濟起飛與日益增強的綜合國力，都在情感／情緒和認識層面上召喚著一種與之相應的「感覺結構」：「中國需要自己的夢想」，這種情緒後來在官方及民間的表述便是「中國夢」。
「中國崛起」過程中的心態轉變，同樣體現在外交論述的不斷修正之中。90年代市場經濟改革之初，鄧小平在外交上倡導「韜光養晦」、「善於藏拙」以及「決不當頭」。2003年底，胡錦濤悄然扭轉了此一對外基調，最高領導人首次使用「和平崛起」的概念。此後，「做負責任大國」的外交新論述明確提供了一種以「崛起」作為感覺框架、富有進取意味和擔當興致的未來形象表述，與改革開放之初作為第三世界「後發展國家」的自我定位真正拉開了距離（賀照田，2014：215）。某個意義上，「中國崛起」作為事實、話語及想像，編織並改寫著當下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孕育了下一階段的代表性論述 ── 中國夢。
「中國夢」最廣為人所知的說法，來自習近平政府的官方話語。一定程度而言，「中國夢」被確立為國家層面的發展話語，成為對此前「和平崛起」論述的修正與補充。2012年11月，習近平在十八大接任中共最高領導人後，旋即高調提出中國夢之願景，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摘編】習近平關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論述〉，2013）。次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即出版《習近平關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論述摘編》（2013），收錄習有關「中國夢」的講話、書信、批示等50餘篇文獻。習近平將先人的理想追求與當下中國的發展夢想掛鉤，指出「中國夢是歷史的、現實的，也是未來的」；並由國家層面具體落實到人民的層面，提出「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國夢的本質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摘編】習近平關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論述〉，2013）。中國夢經由官方話語的推動成為全民擁抱的流行語彙，各地政府及教育部門均展開相應的宣傳教育活動，以「中國夢」為題的報導、論文和書籍數目隨之飆升。

第一章　中國南方「新流動女性」
隨著中國階層身分之快速改變，有論者認為自2002年開始，中國出現了中產／新富崇拜（Guo, 2008: 38），此類身分代表性的主體包括企業家與專業人士（Goodman and Zang, 2008: 13）。古德曼（David S. G. Goodman）指出，中國的經濟改革不僅創造了新富人士，也改變了他們在地方政治中的地位。透過釐清新富與中國政府的關係，研究新富階層（nouveau riche）有助於理解國家與經濟的緊密連結如何促成中國新階層的出現。此外，分析新富階層的論述，更有助於釐清中國如何以推廣追求財富等個人動機來傳達財富和經濟成長的意識形態，讓社會更容易接受新富的富有（Goodman, 2008: 37；李紀舍、黃宗儀，2010：78）。古德曼同時提醒我們必須從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各面向來理解中國的新富，不僅要理解新富隱含的複雜階層意義，更要探問「性別與族裔這類分層因素如何影響躋身菁英階層的流動可能？這些菁英的文化價值、階層想望與消費型態又是如何？」（Goodman and Zang, 2008: 4）延伸其發問，就性別面向而言，近年來雖然中國的改革開放也為女性提供參與社會、經濟等公領域事務的機會，讓她們有機會離開私領域並展開事業（Chen, 2008: 113），然而新富研究隱然以男性主體為主，向來未曾特別重視性別因素。陳明璐在理論化中國的新富階層時，便明白指出這項侷限：「學界現行的討論大多忽視女性的角色，特別是未將女性企業家納入中國新富階層的研究之中。」（Chen, 2008: 113）再者，中國近年的性別與發展研究主要探討的是過往被隱藏、遺棄的經濟發展「受害者」與被剝奪者，例如農村婦女與移民（女）工的問題，新女性身分的議題，特別是受益於此波發展潮的新女性，則較少受到關注。在資本主義以前所未見的速度於當代中國崛起，並持續飛快發展的脈絡下，必須同時正視不同階層的女性身分在發展過程中呈現的複雜面貌，新富／中產階層女性的研究因此有其必要性。
當代中國職場女性成功的要素與人文地理新創造的流動條件密切相關，因此若要精確拆解新富／中產階層女性的規範（normative）意義，必須將成功學性別政治的意涵置入資本主義地理重整的脈絡來理解。卡蒂耶曾以南方「新流動女性」的概念指涉「1980年代以來，衍生自中國南方充滿男性氣概之企業主義的諸多性別身分，包括女工、性產業工作者、台灣與香港商人的二奶」（Cartier, 2001: 199）。延伸此一身分定義，本章意圖擴充「新流動女性」的階層類型（新富和白領）與移動路徑（跨地域／跨國）。相較於卡蒂耶所描述的女性主體，新富階層的「新流動女性」不僅能憑藉自身努力參與城市經濟，甚至經常扮演領導者的角色，具有社會地位與階層的向上流動性。同時，她們擁有走南闖北的能動性，在中國一、二線城市快速發展與城市連結的物質條件（交通運輸等）促使之下，今日女性主體的移動路徑不僅是單純的城鄉流動，而是綿密複雜的中國城市與區域連結網絡。換言之，「新流動女性」的概念其實涵蓋了勞動階層女性從鄉村遷移至城市，以及中產階層女性跨地域／跨國都會間這兩種不同的移動方式。
本章將分析兩個大眾流行文本中再現的新富女性形象，一是《中國女首富張茵：從廢紙回收業到紙業女王》（何春梅，2009）的女性企業家，另一為《杜拉拉升職記》（李可，2007）的高階白領女性。前者是張茵的傳記，屬於近年走紅的富人傳文類。富人傳主要記敘1990年代崛起的「新富階層」的生命經歷，這些被譽為「成功人士」的新興富人，可用王曉明（2000）所謂「半張臉的神話」一詞以蔽之。他們的成功形象廣為流傳稱頌，然而成功背後的手段卻掩而未現。富人傳的出版可說是為讀者揭開了成功人士的神祕面紗。暢銷小說《杜拉拉升職記》則描述中國白領女性在跨國企業中的奮鬥史。「白領」是中國後社會主義時代的新詞（neologism）之一，年輕專業新貴廣泛使用這個身分來標誌自我，藉此過程「將他們自身與心目中的現代性範式，亦即西方社會白領階層連結」（Brownell, 2001: 126）。這個由「年輕專業人才（二十幾歲左右，行銷、科技與科學人才）組成的白領社會階層，熱切擁抱西方價值與生活方式」（Y. Yan, 2002: 23）。有趣的是，如杜西（Laurie Duthie）所言，雖然這樣的社會身分通常並未指涉特定的性別與職別（不分就職單位為政府、國營、民營或外資），在中國「白領」卻往往專指在外資企業工作的女性（2005: 5）。探討張茵與杜拉拉敘事的性別政治，有助於思考企業家與白領這兩類新富女性在大眾文化想像中扮演的角色。

一、女性企業家張茵的成功模式與珠三角區域發展
1999年，《富比世》（Forbes）公布了中國前50名富豪，颳起一陣鉅富榜風潮。隨著中國富人人數增長，形成了新的菁英族群，富豪故事於是成為出版界炙手可熱的題材。自2000年下半年起，記敘成功企業與企業家的傳記均有迅速成長的趨勢，此類傳記書寫創造了人人稱羨的「富豪英雄」形象。然而從性別角度檢視之，新富成功學向來強調具有男子氣概的男性主體（如「成功人士」、「財富英雄」、「商幫」、「總裁CEO」、「打工皇帝」等），少見女性敘事。張茵的傳記《中國女首富張茵：從廢紙回收業到紙業女王》，在眾多的男性企業家個人傳記中可謂一枝獨秀。張茵的女首富成功敘事原本可能顛覆傳統的女性形象，但細究其書寫策略後卻發現結果其實不然。傳記作者透過挪用性別角色的刻板形象，來呈現張茵個人對投資環境的理解判斷與官方擘劃區域發展變動的不謀而合，進而講述區域發展的成果與阻礙。因此，張茵作為成功女企業家的努力與發展歷程一再被收束在發展主義的框架下，使得個人的能動性與主體性轉化成象徵意義，以為改革開放時代下的珠三角發展背書。在仔細討論傳記中看似前瞻其實保守的「新流動女性」形象的建構之前，必須聲明的是，後續的分析並非以社會狀況變遷的編年史來解讀成功女性飛黃騰達的歷程，而是試圖剖析女首富傳記如何串連個人生命史與珠三角之間不均衡的社經發展，並進一步指出在讚頌女性於金融世界掌權時，我們必須明辨個人成就敘事所呈現的新女性主體，其範式意義可能建立在保守的性別意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