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探抗戰史（第一、二卷雙冊套書）

導論（節錄）／寫在前面──不容青史盡成灰／ 郭岱君

抗日戰爭是20世紀中華民族最重要的歷史大事、也是最珍貴的歷史資產。這場史無前例的戰爭，攸關中華民族存亡，數億中國人或死、或傷、或家破人亡，整個民族的命運因之改變，世界政局也因此而重組。
這場戰爭對日本、歐美、及其他亞洲國家的影響也極為深重。日本幾乎因此而亡國，戰爭的後遺症至今猶在。許多被日軍占領的亞洲人民，對日本軍國主義仍有餘悸；而中、美、蘇、日的角力，更造成東北亞、南亞的不安。戰爭帶來的破壞和衝擊，長久反映在戰後各國及國際政經社會各方面。
如此重要的世紀大事，卻因為黨派隔閡、政治考量、或史料不足，以至於現存的抗戰史多失之單薄、偏頗，許多事實真相尚待挖掘、釐清。
日本為何處心積慮要侵略中國？這場戰爭是如何打起來的？日本原本只想拿下滿蒙、控制華北，卻為何陷入中國地廣人眾的泥沼之中？貧窮落後的中國如何與國力強大的日本對抗？又如何打破日本速戰速決信念、贏得最後勝利？中日之戰與二次世界大戰的關係為何？對中國有什麼影響？中國、日本、美國、以及所有參與這場戰爭的政府和人民，在慘重的損傷中得到了什麼經驗與教訓？我們如何避免再犯同樣的錯誤？這場戰爭與現在的我們有什麼關聯？
80多年過去了，許多問題仍待解答。

抗戰史研究著有成績
好在青史並未成灰。近年許多歷史資料逐漸公開，美國、日本、台灣、中國大陸、英國、蘇俄都有珍貴的歷史檔案問世。其中最受矚目的，當屬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檔案館收藏並公開了蔣介石日記、蔣經國日記、國民黨黨史資料、以及許多近代中國領導人物的個人檔案(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黃鎮球、黃杰等人的私人文件)。這些第一手資料問世，立刻激起中國研究的巨浪，迄今已有許多中外學者使用這些檔案，撰寫了數百篇研究論文、也出版了不少專書。這些著作試著還原歷史，讓世人重新認識、評價這場戰爭，有些甚至顛覆了我們熟知的抗戰史。
另方面，抗戰史研究自2000年以來，逐漸受到中外學術界的關注。幾位歐美學者嘗試結合中西所長，探索抗戰史。哈佛大學的傅高義（Ezra F. Vogel）教授、劍橋大學的方德萬（Hans van de Ven）教授、牛津大學的米德（Rana Mitter）教授都曾邀請中國、美國、日本學者，共同研究這場戰爭。例如，方德萬與兩位美國軍事史權威─皮蒂（Mark R. Peattie）及敦葉（Edward J. Drea）─共同主編 The Battle for China 論文集，作者包括中、美、日、英學者，對這場中日之戰進行深度的探討，提出不少新的線索與觀點。
隨著新資料的開放和運用，重新審視抗戰史已成中外學界的共識。
這些發展令人振奮，但卻還不夠。因為這些研究成果僅在學術圈流傳，一般大眾並不清楚；而同時使用中、日、英、美、蘇檔案來探究這場中日之戰的亦不多見。

蔣介石日記解開不少抗戰史的謎題
胡佛研究院檔案館（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得天獨厚，近代中國檔案收藏豐富，尤其是民國人物個人文件的保存，可謂獨步全球。
以蔣介石日記為例，自2006年開放以來，一直是胡佛檔案館最受歡迎的文件。蔣介石長期主導中國軍政，他是抗戰時期中國軍政領袖、也是中國軍隊的最高統帥，他的日記讓我們得窺其決策思維與心路歷程，許多過去撲朔迷離的事情，忽然有了理解的脈絡，猶如進入浩瀚黑暗的森林，突然一線天光，周遭頓時了然眼前，一些長期難解的疑問隨之茅塞頓開。
例如，1937年盧溝橋事變明明是個偶然的意外，東京已發布「臨命400號」宣布「不擴大事態」，蔣介石也明白「（倭寇）志在華北局部而不敢擴大」。卻為何仍命中央軍四個師北上？中央軍進入華北，導致日本不安，立即增兵華北，緊張情勢頓時升高。多年來，無法合理解釋蔣介石的決策，直到他的日記公開，原來他是想趁此機會「打破何梅協定也」。
透過他的日記，我們進一步了解，早在1935年《何梅協定》要求中央軍與國民黨退出河北時，蔣介石就決心不再隱忍，要與日本一戰，因為「華北乃黨國存亡之所在」，「黨部取消，中央軍隊撤退，華北實已等於滅亡，此後最多不過製造華北偽政權而已。……嗚呼，寇患至此，國既不國，人亦非人，不再決戰，復待何時？應毅然決斷，不稍顧慮，徘徊與猶豫於其間也」 。
如果不是蔣日記，我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蔣介石派兵北上，只是擺出一個不畏戰的樣子，實際上他是要以戰求和，「示以決心，否則不能和平解決也」。
而英國大使許閣森（Sir Hughe Montgomery Knatchbull-Hugessen）原已同意出面斡旋中日衝突，正因為這個「何梅協定」，使得他改變態度，婉謝主導調停，以致蔣介石期望的國際斡旋落空。
像這樣的例子，不一而足……

重探1939年冬季大攻勢與桂南會戰
蘇聖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國軍自1938年11月南嶽軍事會議後，確立抗戰方略為「轉守為攻，轉敗為勝」。其真意並不在發動全面總反攻的攻勢作戰，而是要「爭取主動」、「以戰為守」，消耗日軍戰力，使資源短缺的日本無法持續供應物資，甚至在本土發生內變，進而主動退出戰爭。
也就是說，在珍珠港事變爆發之前，蔣介石雖不斷運作外交，希望獲得外國支援，並期望世界大戰爆發，但對於能否，或何時有列強參戰，並未能確定。因此，藉主動出擊大幅消耗日軍戰力，促成戰事盡早結束，是蔣介石運用的手段之一。
1939年4月上旬，國軍第一期部隊整訓大致完成，蔣介石下令各戰區發動攻勢，主動襲擊日軍，這個範圍廣大的反攻行動，稱為「四月攻勢」。四月攻勢之後，國軍的抗日反攻並未停止，蔣介石本著持久消耗戰略，仍積極部署一個又一個反攻。1939年還有「夏季攻勢」、「九月攻勢」、「秋季攻勢」；年底更有大規模的「冬季攻勢」。
西方普遍認為國軍對日抗戰，是保守防衛，坐等西方列強介入。其實，在珍珠港事變爆發前的2~3年，正是國軍獨立作戰最艱辛的一段時間，國軍並未消極應付，而是發動一波又一波的反攻。
本章將首先以南昌會戰為例，說明國軍在武漢會戰後的首次反攻，接著探討1939年底到1940年初，國軍發動的冬季大攻勢。在國軍籌劃冬季攻勢的同時，日軍恰巧向廣西南部發動進攻，於是兩軍在廣西南部展開激戰，桂南會戰爆發。此戰，國軍大規模投入新建立的裝甲部隊，獲得「崑崙關大捷」，在抗戰史上有重大意義。

一、南昌會戰：武漢會戰後的首次反攻
首先是南昌會戰。南昌是江西省省會，南潯鐵路和浙贛鐵路的交會點，對國軍來說，南昌是第九戰區和第三戰區後方聯絡線和補給線的樞紐，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對日軍來說，南昌距日軍控制的九江基地，僅有150公里左右；國軍在南昌有大型機場，對日本控制的長江航運不利。此外，薛岳在贛北的第九戰區有4個集團軍，20萬人左右，這對日軍來說猶如芒刺在背，必欲去之爾後快。
1939年2月，為了切斷國軍浙贛鐵路的運輸，摧毀南昌機場，消除第九戰區對日軍的戰略壓迫，日軍決定發動南昌作戰。
執行這場作戰的是第11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岡村採取速戰速決策略，集中兵力，計畫對國軍來個閃電攻擊。他以第101、106師團作為攻擊主力，這兩個師團是預備師團，戰力較常備師團弱，他們先前參加武漢會戰時，遭到國軍很大的打擊，岡村有意藉著這次作戰，提振這兩個師團的士氣。另外還有兩支部隊也參與作戰：第16師團在江北附近作戰，以策應南昌方面的主作戰；第6師團則在箬溪、武寧一帶作戰。
國軍這邊的應戰由第九戰區負責。第九戰區下轄部隊很多，在南昌附近主要是第19集團軍羅卓英的部隊，指揮第32、第49、第70、第78、第79軍及預備第5師，共13個師。國軍人數雖占優勢，但整補尚未完畢，指揮階層疊床架屋，通信聯絡又很慢。

　日軍輕取南昌
1939年2月下旬，日軍第16師團故意在漢口以西向漢水（襄河）附近的國軍發起攻擊，其真正目的是策應南昌方面的主攻勢，吸引國軍北上救援，減少國軍增援南昌方面的數量。國軍不知是計，立刻發動部隊北上，造成部分部隊被日軍牽制住。
3月17日，日軍主力在江西發起攻擊，第101、106師團自永修附近渡過修水進攻南岸國軍，攻擊重點指向安義及奉新方面，日軍打算進攻至奉新附近之後，再向東迂迴，渡過贛江，攻占南昌。也就是說，日軍主力並非沿南潯鐵路（南昌—九江）自永修由北向南直攻南昌，而是先往西南進攻再迂迴向東，避開南潯鐵路上國軍已部署的陣地。
岡村寧次改變過去以步兵為主、把野戰重砲和戰車配屬各個師團的做法，這次他把戰車（裝甲車）和重砲集中起來，組成裝甲部隊，統一指揮，在航空兵支援下，向國軍發動快速重擊。
3月20日，日軍配合海軍陸戰隊發動全線攻擊，很快占領修水南岸，立刻趁夜以裝甲部隊向南昌快速推進，並在第二天突破國軍的主陣地。國軍缺少反坦克砲，難以抵擋日軍猛烈的攻擊，修水一線的防禦工事被炸成一片廢墟，只得節節撤退。
日軍裝甲部隊一路往前衝，迅速占領安義、奉新，很快地在26日午後推進到贛江，與駐守南昌的國軍隔岸對峙。
26日傍晚，第101師團主力渡過贛江，向南昌發起猛烈攻擊。國軍雖然早就知道日軍將發動攻擊，但以為日軍會沿南潯鐵路而來，因此把防禦主力的三個軍部署在修水一線。沒想到日軍卻迂迴到南昌西南方，從奉新方面攻進南昌。國軍的部署長達15公里，缺乏縱深，機動不足，日軍突然從西南而來，國軍防線一點突破，全線陷入混亂，南昌於27日輕易地失陷了。
南昌失陷，蔣介石對負責防禦的羅卓英非常不滿，認為「南昌失陷如此之速，完全是羅卓英指揮無方、處置失當之過也」。要求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徹查責任。不過，中日軍事力量差距本就很大，很難把戰事失敗歸咎於羅卓英一人，查辦之事最後不了了之。

　國軍「四月攻勢」反攻南昌
南昌輕易失守，國軍沒有就此消沉，反而積極準備反攻。現今抗戰史諸多著作一再述及抗戰時國軍採取的「持久戰」；持久戰固然為國軍抗戰最根本的戰略，但當時國軍是把「持久」與「消耗」合併稱為「持久消耗戰」，不僅是被動的防守，有時還要主動出擊，「消耗」日軍戰力。
也就是說，在珍珠港事變爆發之前，蔣介石雖不斷運作外交，希望獲得外國支援，並期望世界大戰爆發，但對於能否，或何時會有列強參戰，並不能確定。但在敵情判斷中，國軍看準日軍資源有限，「敵兵力財力已超過准許對我使用之限度，故國防根本發生弱點」。因此，藉主動出擊大幅消耗日軍戰力，希望資源短缺的日本知難而退。
因此，南昌失守之後，國軍積極準備反攻。這次的反攻與全局一併思考。在南昌會戰之前，1939年2月，軍事委員會就頒布《國軍攻勢轉移部署方案》，籌劃反攻，反攻的目的是為了牽制、消耗日軍，讓他們無法安然扼守據點，並且讓日軍無法抽調兵力到華北建立根據地。
1939年4月上旬，國軍第一期部隊整訓大致完成，蔣介石下令各戰區發動攻勢，襲擊日軍，這個範圍廣大的反攻行動，稱為「四月攻勢」。南昌的反攻，不僅單純針對南昌失守而發動，也是四月攻勢的一環，由第九戰區負責執行。在蔣介石的總體考慮之中，南昌反攻是希望藉此牽制日軍，以免日軍轉用兵力到其他國軍發動四月攻勢的區域。

　反攻南昌失利
4月21日，國軍開始進攻南昌外圍，日軍極力抵抗，雙方激戰，國軍收復了好幾個據點，日軍退守地形易守難攻的虬嶺等地。國軍雖然奮力進攻，但因火力不足，對嚴守據點的日軍莫可奈何，雙方僵持到27日，日軍增援部隊到達，對國軍發動猛烈反擊，同時派飛機四處轟炸，國軍攻勢受挫。
此時，日軍以砲筒或飛機投擲多種毒氣彈，這些毒氣彈有的使人打噴嚏、流淚，有的讓人窒息、昏倒、嘔吐、全身無力，還有的使人心痛、流鼻血。而國軍缺乏防毒面具，在毒氣彈攻擊之下，只能用濕毛巾掩護口鼻，以土法應付，例如人工呼吸、喝濃茶、注射強心針、以蘇打水清洗五官等。
雖然攻勢受挫，蔣介石為迅速實現攻略南昌的計畫，仍於5月1日下令前線，「限5日之前攻下南昌」，並且要求各總司令親赴前線督戰。
前線各部陸續向前進攻，第29軍軍長陳安寶率第26師劉雨卿部克復飛機場、南昌車站，突擊南昌城防工事，與日軍激烈白刃格鬥。然而，日軍憑藉優勢砲火及飛機支援，並且以汽車輸送有力部隊反擊，國軍因此遭受重大傷亡；最後，陳安寶殉職，劉雨卿負傷，國軍全線攻勢頓挫。5月9日，蔣介石不得不下令停止攻擊。到12日，戰事中止，國軍奪回的一些要地得而復失。
南昌會戰從3月17日日軍發動攻勢、占領南昌，經過4月的國軍反攻，到5月12日結束，前後將近兩個月。據國軍數據，國軍動員參戰部隊近26萬人，傷亡失蹤5萬餘人，斃傷敵軍聯隊長以下官兵約3萬人。戰事以日軍奪得南昌、截斷國軍交通聯絡線告終。南昌失陷使得國軍第三戰區與大後方的聯絡陷於困境，軍事補給只能依賴浙贛兩省的公路線，東南各省未淪陷地區的處境更加困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