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峰林家的重振：從官紳對立到相互協力（1882-1895）

臺灣是個不大不小、距離歐亞大陸不遠不近的島嶼，自古未與中國有密切關係，至康熙22至23年（1683-1684），清帝國消滅明鄭政權後方被納入版圖。如何統治此一邊陲島嶼呢？島民又如何因應呢？結果又如何呢？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清初曾有臺灣棄留之爭議，如棄地遷民、留地遷民，最後採取留地遷民，結果一度出現「人去業荒」、人口減少的現象。但18世紀以後，移民一波一波湧入，因此人口大增，政治社會制度逐漸中國化。
學界多認為傳統中國是一個以中央集權為核心，加上科舉官僚體制運作的大帝國，在清代，除了帝王與中央官僚掌管全國事務外，在地方則由官員與仕紳聯手執行政務，發展出官紳共治體制，各地也出現左右政治的紳家。官與紳的來源大多通過科舉或軍功獲得功名而任官，構成官僚體制的骨幹，而卸任後則為地方紳士，扮演協助執行政務的重要角色，進而產生世家大族。
中國最低層的地方政府是縣，據估計在18世紀末共有1,436個，每縣約300,000人，中央無法深入地方管轄，有賴地方菁英共同治理。「紳」（Gentry）在地方政治的運作如此重要，引起學界的研究熱潮，著名學者不少，如瞿同祖、張仲禮、何炳棣等，對出身科舉的進士、舉人、秀才之角色有極為廣泛深入的研究，並取得重要成果。
有學者稱，明清社會建立於地主經濟基礎上，其結構如下：

1. 上層皇帝與宗室貴族等級。
2. 中層官僚縉紳等級：孝廉至未出仕的進士。
3. 下層紳衿等級。
4. 凡人等級：多而複雜，大地主至奴婢。
5. 雇工人等。
6. 賤民等級。

此種分法基本上可接受，大分是：第1級皇家，第2級官僚，第3級各地紳家，其下則是第4-6級被統治的萬民，由此產生皇權、官權、紳權的互動關係。然而，中國是廣土眾民的國家，各地的清況有不少的差異，國家與地方菁英的互動關係也極為複雜，不可一概而論。有些學者已指出，國家與地方菁英並非絕對的一面倒關係（zero-sum game），例如商業發達後，富商崛起為豪族，不必有科舉功名亦可介入政治。事實上，清代地方領袖崛起之管道除了科舉考試之外，尚有軍功與捐納方式。臺灣乃後發展地區，科舉出身者較少，而內憂外患甚多，地方菁英大多先致富，形成豪族，再透過軍功、捐納而躋身官紳地位，重要者如施世榜家、板橋林家、霧峰林家、高雄陳家等。其中本書主角霧峰林家之崛起最具特色，其過程可說是另類的臺灣史縮影，兼具宏觀與微觀歷史研究的意義，因此筆者多年來即投入研究。
以往幾十年，筆者因挖掘出大批林家文書，在1980年代後陸續出版《霧峰林家的興起》、《霧峰林家的中挫》二書，論述18世紀至19世紀中葉林家之起伏過程。林家中挫後，陷入低潮期，但至19世紀末，林家逐漸脫離困境再度扮演要角而重振。其中之因緣涉及臺灣外患之增加、清廷治臺政策之轉變，以及林家之因應策略的調整，二書尚未論及。筆者又因蒐集到另一批林家文書，本書《霧峰林家的重振》乃以此為主，結合其它史料論述，以完成清代霧峰林家曲折歷史的研究工作。
另外，筆者亦整體評估林家在清代臺灣史上之角色，以官紳關係之演變為論述中心，大致上分成抗衡（confrontation）、調適（coordination）、合作（cooperation）三階段，呈現其發展史之特色。按，清廷在1683-1684年將臺灣納入統治後，在政治上長期採取「為防臺而治臺」的嚴控政策，對經濟採用不鼓勵（discouragement）的消極策略，直至1875年後因臺灣外患嚴重方改弦更張。前期對移民採取「海禁」政策限制移民，對原住民地區採取劃界之「山禁」政策；至後期，則大開海禁，並廢除「山禁」，改為「開山撫番」政策。在前期之「山禁」時期（1684-1875），早期來臺發展的家族大多在平原地區和平發展精耕農業，但霧峰林家開臺祖林石則違抗禁令，在番界外拓墾而起家，自始即具有抗衡精神（confrontation），因此塑造出獨特的拓邊家族（frontier pioneers）性格，也影響其族運之興衰與臺灣歷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