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義通說

引言（選摘）

泰西文藝復興，回歸古典，發現個人，因而人文崛起，神道衰微，學術始大昌明，開「啟蒙時代」之新境。啟蒙崇尚「理性」，視「自然法」為超時空之常法；然以科學之定法衡史，殊有未當，故歐陸史家超越自然律，發「歷史主義」之先聲，史觀為之一變。治史者非知不易之天理，無以明一時之陳跡。蓋陳跡有其「特性」，難以概括。是知理性而外，尚有個性。個性之「內在感覺」、「心理素質」（psychological qualities.）、「文化背景」（cultural background），與夫「民族特色」（national characteristics），各不相同，未可概而論之也。史有時地人之異，誠不可概論，新史觀於焉出矣！意國名師維柯已言之：「天界」（The World of Nature）有別於「心界」（The World of Minds）；「心界」所重者，人也，迥異於天界所重之物，蓋兩者有「內外之異趣」也。維柯之見，預見形而上學之革命」；經此革命，遂有「物質科學」與「精神學科」，分立於日爾曼之壤。德人輒以科學等同學科，故有「歷史科學」（historischen Wisenschaften）之稱，以別於「自然科學」（natural Sciences）也。其別在於：聲光化電皆能親眼目睹，以精確之物理檢驗查證，萬無一失，而往事無從目睫，惟由史家轉述，心解殘存之遺跡，而遺跡乃滄海之一粟，難見其全，故人事之複雜，不同於物理之單純，兩者之異趣，固不可不知也。或曰：「史學致知，最能見及藝術與科學之相互輝映」，所言乃求史如科學之真，如藝術之美，非謂史能包攬藝術與科學也。科學一詞，若嚴格而論，乃自然科學，固毋庸贅言。竊以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學科，鼎足而三，史學乃人文學科之屬也。

 

人文學科屬於精神範疇，所造之「心界」，不可預測，乃由典章制度而來，因具「史境」故也。舉凡思想制度，均落實於時空，而時空之變換，非由神力，亦非由天，而由於人，即維柯所謂：人文社會既由人創，其理路必由人心而知之。人之心靈、思維、感情，遂為治史者所不可輕忽者。維柯社會意識與時俱進之論，頗得晚近思想史家伯林之賞識，亟言史學之自立，維柯厥功至偉也，謂渠乃「史界之培根」！心界異於天界，唐代詩鬼李賀已有言：「天若有情天亦老」，惟天無情，所以不老也。按天界日夜流轉，四季相循，天理未嘗有失。故而英哲懷海德曰：現代物理之學，發源於西歐，地無分南北，人各東西，凡理性之域，皆能光大之也。驗諸泰西科技在華之突飛精進，已證懷氏所言之不虛。然而「心界」非若是！西山無不落之日，而人有悲歡離合之情。文化各異，史跡不同，價值有別，故而事實雖同，認知未必盡同，太炎所謂「不齊而齊，乃上哲之玄談」，亦即伯林 所謂「文化多元論」之義蒂也。泰西持「歐美文化中心之論」（Euroamerican culture），漫炫傲慢，不足為訓。蓋寰宇文化繁多，價值不一，安能定於一尊乎？斯言無他，文化各有特性，無分高低，非可盲目假借也。人類學家尤能辨識異同，明特色而後知價值有別，有助於史事之理解也。史者非科學之屬，乃文化之屬也。史之意義，出自作者，有其主觀，而需以理性思維抑之。惟現代理論之多富感性，有導史於虛無之虞，能不慎哉？

 

西士狄爾泰，認同心天兩界之異，亦即絕對與相對之異。心界無絕對，乃「經驗」之知，蓋史實有賴於內感與同情也。經驗易代有變，社會隔世有異，更無論中西之異同矣！然則，歷史主義所昭示者無他，文化因「史境」（historical context）之異而異耳。時空流轉，物換星移，故文化由時空界定，普世不能一體，誠屬不移之說。蓋人事異趣，斷無永恆之理。此論既風行歐陸，崇尚各異之地方色彩，於今兩百餘年矣。各異之文化，影響歷史之演進，既深且遠，已屬定論。然則，既不宜以洋論華，亦不能「以今論古」（anachronism）。以今論古，今之偏見有焉；以洋論華，偏見亦有焉。故而史家所重者，應凴原始史料，理解特殊情景，如此而已。

 

章太炎嘗言國之特性有三：語文、習俗與歷史。按文明古國，諸如巴比倫與埃及古國，因失特性而亡。中華文明歷經數千年，至今猶在，文化特性猶在也。惟古文式微，習俗有失有存，尚待惜而固之；國史雖未斷，然師法泰西，史統已不絕如縷。西化之挑戰，至今未能盡解。要因精神文明有異於物質，要能縱承，香火宜傳；可以旁參，何須橫植，無根浮萍，安得成長？中華史學一如泰西，各自有其傳承、時空觀念、問題意識、理論架構。英法德俄諸國，史學之話語權，無不自握其手，不隨他人起舞也。中西之間，自有不期相契，神會妙悟之處，笑與忭會之趣，然若不求甚解，以西方學理為真理，以彼既成之見，傾心相從。甚而外人誤釋吾中華歷史，亦盲從無疑，以為外人於廬山之外，更能見廬山之真貌，欣賞無已，不自覺入其主而自奴乎？例不細舉，北美有「新清史」論者，以其解構理論，顛覆清史，否認滿族漢化，視族群認同為國家認同，故稱大清非中國，乾隆非中國皇帝，妄稱滿清上承北元，而非繼承明室云云，因而質疑當今中國之疆域，何異於日寇侵華之「滿蒙非中國」論歟？如此謬論，能不駁斥？失學之徒，不聞康熙帝曾諭大學士曰：「觀明史洪武、永樂所行之事遠邁前王，我朝見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清帝親諭在目，足正邪說也。元人滅宋，宋有忠義之士；明人滅元，亦有為故主隕身之臣，清室既屋，民國遺老，亦不乏漢人，豈因蒙元滿清，入主中國，而有異情哉？況元明間盛傳元順帝乃宋恭帝之子，若然，則八十九年之蒙元，順帝獨得三十六年，元帝乃趙宋之遺胤歟？或謂此說微噯難明，傳聞異詞，或乃南宋遺民不忘故國之流言？錢牧齋以閩人余應諸詩及權衡所撰《庚申外史》，比而觀之，發覺若合符節，以為可信不誣也。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二九跋《庚申外史》，以為「大抵為傳聞之失漏」。萬斯同《群書疑辨》卷十一，舉例力證：「順帝之為恭帝子，可無疑矣」，又謂：「趙氏之復有天下也，章章明矣」！近人王國維初不之信，考而後信之矣。余嘉錫辯證甚力，曰雖無確證，然不可盡以外史之說，荒誕不經，而以錢、全、萬、王諸名家所說，可存也。蓋當時無DNA可資驗證，所謂確證安可得乎？惟異族入主中國，胡漢交融，血脈莫可追究，一如章太炎所云：數千年之中華，已成歷史民族矣！而域外之人，動輒謂滿蒙非中國，焉能相從？由此可見，史學之話語權，不容假借；若授人以柄，何異陷入薩依德之「東方主義」論歟？是知史學有其主體性也，若無主體，則史權拱手相讓，往事任由外人評說，何異青史成灰、國魄淪喪耶？史滅而國亦裂矣！

 

然則，徑自橫植泰西文化於中土，殊有違歷史主義之微意也。欲以泰西之歷史哲學，詮釋吾華之歷史演進，必有扞格。然自五四以來，歐風美雨，普降中土，一時風從，名師宣揚，承學之士，驚豔之餘，傾心西化，以洋為師，範式理論，一以泰西為尊，視中華學統，有違時尚，而棄如蔽履，舊學因而消沉矣！固然仍有識者，驚愕「詆苛往哲，攘斥舊籍」、「稗販歐風，幾亡國性」，然人少言輕，難敵西潮洪流。五四至今百年，傳統斷層已見，經典雖存，讀者日少，豈無名存實亡之虞？固有文化，日薄西山，誠非虛言。再百年而後，吾華之物質文明，或可獨步寰宇，引領風騷；惟人文國魄，或將淪為泰西之臣虜歟？晚清詩人金亞匏，有〈西施咏〉詩曰：「溪水溪花一樣春，東施偏讓入宮人；自家未必無顏色，錯絕當年是效顰」。全盤西化論者，豈非東施效顰者歟？錯絕當年，奈何悔之晚矣。
吾華五千年文明，源遠流長。先秦百家爭鳴，秦漢而後，儒法道為重，政統重法，而道統重儒。洋人稱吾華為「儒教國」（Confucian China），未見允當。秦政以法立國，未嘗諱言專制；漢鑒秦之弊，儒法兼用。其治術也，可稱以儒飾法。儒家其表，法家其裏，歷代皆如是也。帝制非法不治，法術嚴苛，賴儒術柔之。儒為政用，可以救法之弊，故非儒，政不穩也。儒家君親師並舉，以倫理尊君，惟儒學非僅隨政術而變，其基本教義，久而深入人心，士人遵奉莫疑，形成西士所謂之「大傳統」（Great Tradition）也；影響所及，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儒家遂有民間之「次傳統」（Little Tradition）矣。所謂上行下效也。故儒為政用，亦為深植人心之社會價值矣。

 

儒學非僅孔學，儒先於孔，孔後諸家各有異趣，孟荀善惡不同，朱陸敬靜有別。儒者各自詮釋，非有違尼山初旨，實欲踵事增華，猶如泰西所謂「思想史」（intellectul history）者，乃歷代思想家之所思，思想承繼，並非一陳不變也。儒家為漢文化之主體，然漢文化非僅儒家，亦非僅先秦諸子，魏晉而後，佛學昌盛，華夷種姓，復多交融。胡漢文化之互動也，漢化有之，胡化亦有之，惟自先秦至晚清，始終以漢文化為主，綿延不絕，而後有今日多民族之中國。然悠久之傳統文化，因西化而式微。西潮固然洶湧，而五四激進之士，捨身風從，甚且推波助瀾，狂瀾莫之能禦矣！觀乎具舊學根底者，幾皆生長於五四之前，史學二陳，固無論矣，民國蜀人劉咸炘，生於光緒丙申，繼浙東章氏之學，有志踵舊史而增其華，積稿甚多，惜不永年也。凡生於五四之後者，去舊學日遠，崇洋鄙舊，學風為之丕變。帝制終結，政統雖盡，學統猶在，然而趨新之徒，以為除舊未盡，不足迎新。於是以打孔是尚，苦相折挫，不留餘地。儒教曾為帝制所用，固不足取，然儒學何辜，竟遭池魚之殃！凡舊學幾一併棄之，精粹與糟粕俱盡，豈非如西諺所謂：「嬰兒與浴水俱傾之矣」（throw the baby out with the bathwater）。魯莽滅絕，莫此為甚也！

 

吾華傳統文化之特色，其犖犖大者，曰漢字、曰歷史、曰習俗、而近人視傳統為「中世紀」、視為「封建」而鄙之。視漢字為古文字，難以適應現代之需而應去之，故有「錢君玄同主廢漢字為羅馬拼音」，更以舊史不可信而欲以西法代之；以儒學為「帝王之學」，而宜掊之；以習俗守舊，而應棄之，而後方得進入現代文明云。惟現代文明自何而來？非出自西方文化乎？西方得現代之先機，故而開出現代文明，現代遂具歐美特色，不足以放諸四海而皆準也。現代物質文明雖日漸趨同，然精神文明難能一致，故有文明衝突之說。晚近美國日裔學者福山，以為歐美精神文明，諸如民主自由，市場經濟，於蘇聯解體之後，已一統寰宇，故有「歷史終結」之論。然事與心違，後冷戰之世界，非如福山所見，其立論多舛，尤無視國族意識之強，基本教義信念之堅，為識者所譏訕。福山一時之樂觀，難掩其霸權心態。當今世事變幻，足稱「歷史終結之終結」（the 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也乎？文明既有衝突，是知歐美之價值不能普世也。傾心西化者，授人以柄，將如太炎所慮：「浸微浸衰，亦終為歐美之奴隸而已矣」。

 

太炎嘗言：欲免國性淪亡，語文、歷史、習俗，三者斷不能棄。五四而後，婚喪喜慶，衣食住行，飲食之外，幾盡西化，其中固有不得不爾者，亦有不必然者，服飾宅邸，宜能變舊為新，別具華夏風貌，何須全盤西化？固有之親情孝心，何莫存而惜之，以避舶來之疏離。儒教屢經質疑，訂孔、打孔之餘，三綱五常，陰陽五行，隨風而逝可也。儒為今用要能以王道救霸道之弊，霸道以力制人，難服人心，而王道以德服人，始其宜矣；霸道尚武，烽火不熄，生靈塗炭；王道以和為貴，雙贏互利，乃正義之世界秩序。漢字幸而未廢，否則舊學所剩餘幾？五四而後，以白話取代文言，有俗語而無雅文，影響所及，舊學難繼也。按雅文乃典章文物之寶筏，失此彼岸莫登。不識古文，則固有之典籍、書畫、歌詩、戲劇，皆因失語境而趨式微。迦陵先生傾畢生之力，起舊詩詞於既衰，白兄先勇賦昆曲以新生命，遂令古典風雅之美，未隨西潮東流而去，此挽瀾有成之例也。至於史學，先秦至乎晚清，史冊無不以古文書寫，無此鑰匙，堂奧莫啟，千年之史統，何以為繼？苟唯西法是從，無異削足適履，自主之史學，安可得乎？

 

三十餘年前撰《史傳通說》既竟，嘗言意興未盡，果有此作也。斯稿欲探舊史要義，再作野芹之獻。蓋文史之學，與傳統血脈相連，乃自主之學，未可自毀立場。義寧陳氏所慮者，「絕艷植根千日久，繁枝轉眼一時空」，感同身受也。或謂中華史學，惟中央史觀，昧於域外。此說不知近代之前，東西相隔，殊少往來，泰西史學亦不知有華夏也。德國大哲黑格爾所謂之「通史」（universal history），乃歐洲之通史耳。黑氏區分有史之世界，無史之世界，歐洲之外，別無史也。泰西史學即寰宇敘事，「大聲獨唱」（a grand récit），不惜湮滅眾聲。以彼之見，異域之史，無足輕重者也。然則彼所謂之「全史」，何全之有？吾華舊史，雖多因循蹈襲，常以古人之心為心，較少推陳出新，然非可一概而論也。近人因而捨舊取新，盡從西洋，昧於傳承不可輟，承古方能開今也。何莫旁參西學，借照鄰壁之光，以踵事增華，求舊學之翻新也。按史有事有文有義，而以義為至要，實齋重之，故謂「作史貴知其意」，其意在明道經世，斯即義也。民國史家柳翼謀亦曰：「史學所重者義也，徒騖事跡，或精究文辭，皆未得治史之究竟」。章柳兩氏之史義，近乎夫子所「竊取」之大義也。

 

予借「史義」舊詞，承舊出新，繼劉章先賢之後，不以《春秋》懲惡勸善為宗，無囿於綱常名教之說，旁採泰西史學精義，參照華夏特色，以冀披沙揀金，折中求是，重光中華史學之要義，譬如提陳醑之佳釀，同品遠方之美酒，所謂食得三珍，味始刁也。惟學海無涯，一帆難渡，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史義通說之所望云爾。回首前塵，開筆於庚子之凋年，藏身於庸椽高樓，讀寫度日，時光之容易把人拋也。鼠去牛來，不覺虎年又至，終於稿成。偶憶東坡所謂：「哀吾身之須臾，羡長江之無窮」，正見人文與自然之異趣。古今同情，豈不謂然？唯有提煉精華，庶能繼往開來也。稿成之際，念徐子老之啟迪，感蕭跡園之扶持，珍惜金華何先生之關愛，羡迦陵之承風，嘆槐聚之難繼。臨筆神馳，感念無已！書前題詩，略表作者之心意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