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係千萬重

關係

提到「關係」這一名詞，我們就可以立即想到私人關係、家庭關係、利害關係、性關係、金錢關係、外交關係、鄉土關係、人身關係、多重關係、雙邊關係、直接關係、微妙的關係、緊張的關係等等。

關係可能表示不期而然的影響，例如說「關係重大」。關係也可以概括一種看來好像合法而實際又非法的交往，例如最近有不少外國人在中國做生意，看到中國政府好像什麼事情都管，卻沒有一定的法則。一項提議希望提早通過，免不得要走門道，或者託人送一批禮物，這樣也可以稱為「找關係」。

這樣一來，關係（guanxi）這個名詞可以不時在外國報紙上看到，幾乎成了英文所吸收的外國詞語之一，有半公半私，介於合法與非合法中間地帶的模樣，其所以不能全部稱其不合法，乃因直到最近中國才由農村社會改進而為工商業為主體的社會。農村社會裡人與人的關係為單元，你與我打交道，通常不影響到第三者。工商業社會裡人與人的關係為多元，如果你我私自打交道，甚可以間接危害第三者，甚至可以使他虧本破產。

目下關係占這樣一個重要的關鍵乃是社會全面改造，事屬創舉，立法工作還沒有完全趕上社會的行動；或者社會雖已改造，也並不是所有支持的因素都全部在位，而做事的人也甚可能有因循舊習慣的趨向。

我常常說，英國在十七世紀和中國的舊社會有很多相像之處。當日的英國也剛由農村社會進展到工商業社會。且十七世紀英國的外交，大概無非王室與其他王室的交往。稅收一般取包辦制度，財政也無法公開。所以致富的捷徑，一是做官，一是替國王當採辦（Purveyor），國王宮廷裡經常大開筵席，每年所用的豬羊動輒以數千頭計。所用品目與酒類，全以數目分配於各地區承辦。所付價格一般只有民間物價四分之一。所以這安排就成為承辦人牟利的淵藪，要取得這些職位，主要的在成為國王的佞倖，這也就是憑藉關係─走後門。所不同的是當日英國並無政府本身經商的情事。還有一個維持關係的辦法，則是政府首先通令禁止經營某種事業，以後卻又授權，某某私人可以例外，這樣無異於頒發專利的特權。

可是這並不是說：英國既然曾如此，今日中國也如此，情有可原。十七世紀的世界公私不分，不能算作特殊情景。況且縱如是，英國民間已因之提出抗議，為內戰爆發日後嚴格限制王室權利原因之一。今日中國的經濟改革，無從避免內外的協助合作。若是當中非正規的行止依然氾濫，可能為成敗的關鍵。所以今日大陸有意嚴厲的肅淸貪汙，包括杜絕這些走後門引用關係的行徑，只是事理之當然。

在歷史上說，在關係上分出公私的界限，嚴厲執行，始自商業性格的國家已不容疑問。十三世紀的威尼斯，可算世界上最早以商立國的城市國家。她的法律即已禁止她的統領（Doge）廣泛的接受內外的禮品，所收外國的禮品限於蘋果、櫻桃與螃蟹。今日美國的總統可以接受外國的禮物，但是必須登記，算作白宮所有，不能由總統據為私人的所有物，也是緣於杜絕非正常關係的用意。

上面提及的乃是不正常的關係。此外經常的一般的關係，無人沒有，無日無時沒有。我們各個人有生之日不能避免與外間的接觸。很少的例外，一經接觸，就可能產生關係。既有關係牽涉，也經常激動情緒。作夢即係情緒透過下意識的一種表露。夢中的對象通常是我們自己熟悉的人，藉著夢景我們表示自己的思念、懷慕、追悔、嫉怨、恐懼或者仇恨。縱是一個人決心做隱士，與外界絕緣，也是因為與外界發生關係感到不愉快，退卻之後，閉戶自恃的一種反動。並非最初即由我自己作主，自始至終即保持一個一塵不染的決心。陶淵明因為有不願「為五斗米折腰」才作〈歸去來辭〉，並且也因為具有「攜幼入室，有酒盈樽」的家庭關係，才放棄「以身為形役」的僱傭關係。這樣一來，我們白天做人，晚上作夢，都無從避免關係。我在密西根上學的時候，有一位毛爾教授（Wellesley Maurer）他就提倡所謂個人（individual），全係虛構。如果各個人果眞存在，也不過是一種觀念，並非實體，他的說法亦即著重我們無從與關係絕緣的見解。

在各種關係之中，以以下三種最為重要。一是生存的關係，王羲之作〈蘭亭集序〉即標榜著「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可見得希望保持自我（self-preservation）是人類共通的性格。第二種關係乃是性關係。告子說：「食色性也」，把男女間的情慾與飮食擺在一起。以後中文「性」之一字與英文的sex等量齊觀，看來原由在此。第三種關係乃是經濟關係，概括言之，人類首先即希望保持生存的權力，次之生育繁殖，繼續下去更要豐衣足食。連孔子也說：「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可見得在正常狀態之下，一個人應當去追逐名利。

因著以上三種關係的需要，齊宣王在孟子面前招供，他自己一生有三個大毛病：「寡人好勇」，他喜歡打仗。接著又是「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他喜歡在異性跟前找快樂。還有「寡人有疾，寡人好貨」。他喜歡蒐羅金銀，囤積物資。孟子因著齊宣王之坦白，也就告訴他，這三點都是一般人的慾求，沒有什麼了不得。只要國王以百姓為重，在追求這類欲求時不忘記以全民福利為本位，並不妨礙他的王業。

而且歐洲在十九世紀產生了三個大思想家。他們各以科學方法對上述三種關係作過個別的解釋。達爾文（Charles Darwin）是生物學家，著有《天演論》述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程序。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創立心理分析學派，發現了下意識（subconsciousness）的力量，尤其注重性的推動力（sexual drive）在人類行為中所產生的作用。馬克思（Karl Marx）提倡唯物史觀：歷史的重心在物品的生產方式與分配方式。

如果齊宣王和孟子在公元前三世紀的一段對談，不期而然的在十九世紀末葉獲得了西方思想家作釋注支持，為什麼齊宣王喜歡打仗？你去問達爾文吧。他為何又好色？去問佛洛伊德罷。（聽說他聞名較遲，他的《夢的解析》出版於一九○○年。）為何他尙且好貨？去問馬克思罷，即此人類最基本的三種關係都有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實證」。有些歷史家就提及：人類的思想史到了十九世紀的末年捲入物質主義的最高潮。

我們回頭檢閱中外文學作品，也發現上述的三種關係構成了各種小說與劇本不可或缺的題材。《西廂記》與《傲慢與偏見》可算採用單元題材，彼此都以男女關係作寫作的重點。《傀儡家庭》（編按：又譯《玩偶之家》，易卜生作）雖然在提倡女權，但是娜拉的丈夫叫她「我們的小松鼠」，又以她獨自出外向人借債為不名譽，也就沾上了男女關係與金錢關係了。文學作品所敘述的橫寬與縱深加長放大，三種關係掛鈎的機會愈多，讀者很容易的看出荷馬所作史詩，就概括了以上三種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