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十五講

八九民運的發展經過

胡耀邦逝世，學潮爆發

 

1989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突發大面積急性心肌梗塞，於早上7時53分病逝於北京醫院。下午13時30分起，北京大學等校開始出現悼念胡耀邦的大小字報，其中有：「耀邦已死，左派又榮，提醒國人，勿忘抗爭」等。並有對聯針對鄧小平：「小平84健在，耀邦73先死，問政壇沉浮，何無保命；民主70未全，中華40不興，看天下興衰，北大亦哀。」

 

4月17日，中國政法大學約600餘名研究生和青年教師抬著自製花圈，放著哀樂，遊行至天安門廣場。這是八九民運中第一場遊行行動。事後，約有60餘人到胡耀邦家中慰問。下午3時，北大歷史系學生王丹等「民主沙龍」成員，在校內募捐530元買了花圈，組織40餘人送至天安門廣場，並到胡耀邦家悼念。24時起，北大、北師大、北航、政法、清華等北京高校約千名學生從各校出發，匯集並遊行至天安門廣場，並在紀念碑下提出了包括正確評價胡耀邦、懲辦官倒等內容的「七條」要求。次日上午，與數萬群眾開始在人民大會堂門前靜坐，要求當局接受學生提出的七條要求。當時剛從北大研究生會主席任內卸職的北大法律系博士生李進進，回憶了17日晚上北大學生集會遊行的過程：

4月17日晚飯後，我與其他幾位博士生在我房間裡閒談，突然聽到一陣一陣嘈雜聲。是什麼聲音？原來是來自學生宿舍的敲碗聲。這聲音把我們不由自主地吸引到北大二十八號樓前。強烈的敲碗聲夾雜著「遊行去」的喊叫聲，讓人感到震撼。這聲音大約持續了一個多小時。是這樣原始的聲音將上千人聚集到北大三角地，熱血沸騰，情緒激昂。在學生們還不知道下一步如何做的時候，突然從二十八樓樓上降下一個巨幅輓聯：「中國魂──部分北大校友暨師生敬輓」。幾位學生將這幅輓聯托起並引導學生們繞校園而行。北大的學生們托著輓聯在各個學生樓前轉，目的在號召更多的學生參加遊行。越來越多的學生聚集在這輓聯周圍，跟隨它，走出校園，走向大街，一直走向天安門。

 

4月18日清晨，大會堂前的靜坐結束，轉移到新華門前。7時30分，王丹傳達了北大物理系副教授、海淀區人大代表李淑嫻「一要堅持，二要把請願書遞交人大常委」的意見。李淑嫻則在北大校園的布告欄上貼出題為「天安門前傳來的電話」的大字報，「希望學生去聲援」。上午8點左右，中共中央、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的負責人邀請王丹、郭海峰等學生代表進入人民大會堂會面，並接受了請願書，但僅承諾轉達有關負責機構，並未針對學生的訴求具體回應。王丹等人從人民大會堂出來後向等候的學生和民眾表示：這次對話不能令人滿意，靜坐行動繼續，要求全國人大常委以上的官員出來接見。當天晚上，廣場上的學生和群眾兩千餘人向新華門聚集，要求與國務院總理李鵬對話，並以「七條」作為請願要求。政法大學周勇軍、北師大吾爾開希等發表演講。

 

4月19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喬石召集國務院辦公廳、公安部、中宣部、中辦警衛局、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北京市公安局等單位開會，決定以北京市政府的名義發布通告，迅速整頓新華門前的秩序，並要求北京市公安局迅速調集力量執行。到清晨4點半左右，新華門前的學生被驅散。

4月19日晚上九點，北京大學的王丹等人在校內三角地召集約上千餘名學生參加「第十六期民主沙龍」，討論建立「團結學生會」問題。會上通過了三點決議：（1）拒絕承認現屆學生會、研究生會；（2）成立北大籌委會，由當場集會的同學授權，籌委會負責主持北大同學選舉大家信任的新的學生組織，並負責倡導成立北京市高校統一的學生領導組織或聯絡組織。新學生組織在近期內選舉。在新的學生領導機構成立之前，北大的學生運動由籌委會統一組織，公開領導；（3）中國應當儘快辦起人民自己的、民主的、公正的報紙。北大學生應立即辦起自己相應的報紙，任何政黨、政府、組織及個人不得干涉。第一批籌委會成員包括丁小平、楊濤、王丹、楊丹濤、熊焱、封從德和常勁。同時，清華大學數百餘名學生也在校內聚會，然後來到北大與北大學生匯集在圖書館東門廣場，討論學生運動應當如何進行。這一天在上海、西安、合肥等地，均有數千名學生上街遊行。其中，安徽大學300餘名學生遊行至省政府前呼喊「要民主，要自由」等口號。

 

4月21日，北大、人大等校貼出由包遵信，北島、蘇曉康等47名作家和學者連署簽名的〈致黨中央、國務院、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提出：「學生在悼念活動中提出的要求有：一、繼承耀邦遺志，加快中國民主化進程和政治體制改革；二、採取切實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級權力機關中日趨嚴重的腐敗現象，解決嚴重的社會不公問題；三、切實解決當前各級政府普遍存在的軟弱低效狀態，實行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的目標責任制，不能以集體負責等任何藉口推卸個人責任；四、實行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確保大眾傳播媒介的輿論監督功能。」公開信稱「我們認為，學生的上述要求是積極的，建設性的，對於解決中國目前面臨的困境，收拾民心、共度難關，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
當天晚上8點前後，北京近20所高校四萬餘名學生舉著旗幟、標語，呼喊「打倒官僚」、「打倒腐敗」等口號，先後走出校門上街遊行。午夜，遊行隊伍到達天安門廣場外。此時，廣場約有萬餘名學生，加上圍觀群眾有10萬人。

 

4月22日上午10時起，胡耀邦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有關當局與廣場上四萬學生的代表達成協議，同意學生留在廣場上參加追悼會。郭海峰、張智勇、周勇軍等3名學生代表穿過士兵封鎖線，走上大會堂的台階，並在台階上下跪交請願書，但始終無人出來接受，學生群情激憤，離開時喊出了「全國罷課」的口號。追悼會後，由21所北京高校代表發起成立「北京市高等院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即後來有名的「高自聯」。

這個階段的運動，以「悼念胡耀邦」為主要訴求。在胡耀邦追悼會之後，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曾經試圖緩和局勢。他在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了3點意見：一、追悼會已結束，社會生活應納入正常的軌道。對學生遊行要堅決阻止，讓他們復課；二、對學生要採取疏導方針，應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和各種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增進理解；三、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現打砸搶燒行為要依法懲處。根據時任政治局常委會祕書的鮑彤回憶，「當時常委中沒有人不同意，鄧小平也表示同意。」但是，在中共高層中，顯然有人內心是不同意的，他們開始試圖把運動推向激化，以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

 

「四二六」社論激化了學生情緒

4月23日晚上，原中科院物理系研究生劉剛，召集29所高校的35名代表在圓明園南門開會，討論成立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並確立運動的目標是：推動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保證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和自由，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會議中，北大、清華、師大、人大、政法、民族學院以及8個藝術院校的聯合代表被提議當選為常委院校、代表，政法大學為主席院校，周勇軍代表政法大學成為主席。至此，「高自聯」正式成立。

 

4月25日晚上，新成立的「高自聯」在政法大學開會，有幾十所學校的代表參加。會議開到一半，有人播放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的次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即「四二六社論」。社論的調子完全是文革的語言，給學生運動定性為「這是一場有計畫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並危言聳聽地表示「如果對這場運動姑息縱容，聽之任之，將會出現嚴重的混亂局面……一個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國，將變為一個動亂不安的沒有前途的中國」。 這篇社論，完全把學生放到了政府的對立面。現場立刻群情激憤，各校代表當場討論決定，為了抗議社論，要發起大遊行。

 

「四二六」社論是整個事件的一個關鍵點。在25日以前，整起事件的發展事態，完全沒有失控。在這種情況下，發表這樣一篇措辭極為嚴厲蠻橫的社論，激怒學生的用心十分明顯。這個時候趙紫陽不在國內，主持社論起草和發表工作的是李鵬。這是李鵬故意激怒鄧小平，然後借鄧小平之口炮製這個社論，使得事態發展更加惡化，從而製造學生與政府之間的對立。最終的目的，是給趙紫陽出難題，以便拉他下台。「四二六社論」後來成為整個運動的焦點。學生絕食提出的兩個要求之一，就是修改這個社論，肯定學生運動的愛國性質。可見這個社論的影響有多大。後來趙紫陽回國，也批評了這個社論的基調，這是鄧小平對趙紫陽開始不滿的關鍵。因為這個社論根據的，就是鄧小平內部的一個講話。李鵬這一招可謂「一箭雙雕」。據時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的陳一諮的會議，趙紫陽從朝鮮訪問回來之後，陳一諮對趙說：「若按四二六社論的方針辦，中國的改革開放最少倒退十至二十年。」趙紫陽表示同意，回答說：「十年不止，二十年多了。」 這個時候，對於政治局勢的判斷和解決問題的方法，趙紫陽與鄧小平的立場，已經越來越背道而馳了。

隨後，鄧小平25日的講話開始在各基層單位進行傳達。鄧小平說：「我們不怕罵娘，我們不怕國際輿論。我們不願流血，但我們不怕流血，我們還有三百萬軍隊。」他還提出：「哪怕殺死二十萬人，也要控制住局勢，贏得二十年的寧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