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拉薩！─ 達賴喇嘛如何出走（二版）

推薦序

今年（2010）美東的初春雨水極多，我們驅車前往紐約，一陣陣的傾盆大雨使我們難以認路，但「交通定位器」的清晰聲音指引我們下一個路口要行駛的方向，就這樣我們來到了「漢藏學生友誼之橋」的會場。3月，我應邀在紐約參加了一次漢藏學生發起並組織的研討會；會上我認識了很多朋友，還認識了李江琳女士，李女士和我都是大會發言人。會上聽了各位發言者的精彩演講，使我非常感動，特別是李女士的發言使我意外，我原以為她作為一位漢族學者，自然會站在中國政府的立場上來談論西藏問題，而她的發言恰恰相反，沒想到她的發言會那麼條理分明、客觀事實，而且還引用了很多來自中國官方的資料，來說明西藏問題的來源和發展。看得出來她真是付出了心血，並擺脫了中國官方宣傳的枷鎖，進行認真的研究來闡述真實的歷史，這點讓我感到非常意外。 會後我主動找她，繼續交談，因而對李江琳女士有了更多的了解。得知她以前從事圖書館工作，近幾年來她研究西藏問題，特別是西藏三區1950-1959年的歷史，不難看出她確實下了很大的功夫。她告訴我，正在寫一本關於1959年「拉薩事件」的書，請我為這本書作序，我欣然接受了她的要求。 李江琳女士收集大量資料闡述50年代在三藏高原所發生事件，她的書裡也寫到了青海「平叛」的一些情況，青海是我的家鄉，是我理所應當要關心的地方。我最近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也寫了一些當時家鄉所發生的情況。我的書是根據我自己的經歷來寫的，也就是說真實地反映了親自耳聞目睹、親身經歷的情景。李女士書中是以史料為依據來證明事實的。 李江琳女士出生在共產黨的幹部家庭，從小接受共產黨的教育，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我想她肯定自然而然的相信中國政府的宣傳，除了政府的宣傳，對西藏和達賴喇嘛，她可能一無所知。由於工作和生活環境的機緣，她對西藏問題產生了興趣，通過調查研究，對歷史產生了不同的看法。李女士多年的研究和確鑿的事實，使她做了一個90度的轉彎。這使我想到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先生─一個成長在國外的華僑，以愛國的熱誠跟隨毛澤東從事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他開始對毛澤東五體投地，敬佩之極，成為新中國的「御醫」他當然感到自豪。但是，多年親眼目睹毛澤東的私人生活和殘酷無情的政治鬥爭，他對毛澤東產生了截然相反的看法，並寫了那本馳名中外的《毛澤東的私人醫生》一書，這本書使我們對毛澤東的生活和政治內幕有了更多的了解。在這點上李江琳女士在西藏問題上的深入研究、她所做的刻苦努力和最終產生的思想變化都有同樣的意義。 為了讓人們真正了解歷史和50年代在藏地發生的真實情況，這本書能提供來自中共官方出版的資料，以及漢藏雙方親歷者的第一手資料，其內容很有說服力。服務政權的宣傳和單一的紅色口號是沒有說服力的。我們需要面對歷史，尊重事實。真正了解西藏問題，才能知道應該怎樣解決西藏問題；中國政府如能真正反省歷史，才能癒合民族間的傷痕；真正的和諧來自於真誠。

李江琳女士的書讓我想起一件往事。80年代初，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許多冤假錯案得到平反，特赦國民黨將領，無罪釋放1958年「平叛擴大化」時被捕的藏人和蒙古人。就這樣，塔爾寺的很多高僧大德在獄中沒有圓寂的都平反回寺了，我們家族就有很多人同樣得益。我可憐的父親不知受了多少折磨和侮辱，老人往生的地點、時間我們至今也無法得知，但當時我還是感激共產黨的「平反昭雪」政策。 過了幾年後我有機會跟一位叫馬海霖的朋友（他的名字怎麼寫我記不清了）聊天，才得知這些所謂「平反昭雪」的來龍去脈，平反得來真是不易啊。馬海霖當時是青海省委統戰部的幹部，後來當過青海省伊斯蘭教協會秘書長。他告訴我，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扎喜旺徐多次到中央，要求對1958年青海地區的「平叛」平反。扎喜旺徐是藏人裡最早加入紅軍，跟紅軍長征的「紅小鬼」之一，也是第一批來青海的藏族領導之一，所以他親眼目睹了1958年青海「平叛」的情況，後來他常常要求中央對「平叛」徹底平反。馬海霖有機會跟扎喜旺徐去北京參加過一些高層級的會議。扎喜旺徐每次進京開會都會找一些中央領導人，要求他們對青海「平叛」徹底平反。扎喜旺徐每次都反映青海「平叛」的錯誤，「平叛」給當地少數民族帶來的災難，特別是對藏族同胞的摧殘傷害，「平叛」必須平反，否則黨的信譽無法恢復，工作也無法開展。馬海霖說，當時從中央到地方，對平反「平叛」都有非常大的阻力，特別是省一級領導，因為當時下命令鎮壓所謂叛亂，和參與槍戰的州縣一級領導，現在已經提升到省級了，平反「平叛」對他們的職務、利益和榮譽都有著直接的影響，所以他們不肯承認自己的錯誤，也不願意平反「平叛」。他們堅持說「平叛」是正確的，「擴大化」恐怕有過錯，最多只能承認這一點。 但扎喜旺徐堅持徹底平反「平叛」。他下了九牛二虎之力，到處收集資料，尋找一切機會為徹底平反「平叛」做最後的努力。又有一次進京開會，一天傍晚，扎喜旺徐繞道而行，故意去「碰見」散步的鄧小平。鄧小平可能看在當年長征的藏族紅小鬼的情分上，給了他很大的面子，單獨召見談話，並點頭同意徹底平反「平叛」，以便開展民族區域落實政策的工作，恢復黨的榮譽。 扎喜旺徐回來之後，手捧鄧小平的「聖旨」，避開省裡的種種抗拒和干擾，並調來各州縣的檔案，在省委召開了一個特別的秘密會議。在戒備森嚴的情況下開啟了那些封存的檔案，馬海霖也有機會看到了這些文件，說這些檔案使他目瞪口呆，說當時的血腥鎮壓，真是對少數民族血債累累，言詞無法表達。就這樣才有了當時的平反昭雪，「平叛」被宣布無罪，一些家庭得到了一點經濟賠償，「反革命」亡靈也允許超度了。我問馬海霖那些檔案現在還能不能看到？他說除非太陽從西面出來，恐怕老百姓難能一見。馬海霖說，青海的「平叛」能夠得到平反，都是扎喜旺徐一個人的功勞。馬海霖作為我的一位回族朋友，對扎喜旺徐這位藏族老人他多麼敬佩啊！ 看到李江琳女士書中提供的資料，我有同樣的感受。了解歷史不是為了增加仇恨，而是為了解真正的事實，掌握真實的歷史才能對西藏問題有正確的理解。服務政權的宣傳和無理的謾罵攻擊是站不住腳的，從50年代到現在，中國政府在不同的時代以不同的口徑污蔑和謾罵達賴喇嘛，50年過去了，這未能使西藏問題得到解決，藏人心中的精神領袖也沒有被其他人來取代。我們必須了解歷史，了解在這半個多世紀在西藏三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真正了解藏人的感受，才能幫助我們跨越藏漢民族間仇視敵對的鴻溝，真正建立藏漢民族的和解和友誼。
阿嘉‧洛桑圖旦
2010年3月

前言
（一） 2008年10月的一個夜晚，10點多的時候，我終於到了錫金首都崗托。 這天一大早，我從尼泊爾東南部，一個靠近邊境的小城出發，乘計程車去印度。汽車穿過平坦的山谷，翻過一道山梁，到了邊境才知道，那是個只供當地人來往的小關卡，外國人不准通行。汽車只好掉頭下山，返回山谷。到了另一處邊卡，我背著攝影包，拉著小行李箱，從一座破舊大門的這邊走到那邊，就從尼泊爾進入印度。一到那邊就遇到一輛錫金來的計程車，司機正要返回崗托。他先把我載到邊境辦公室。一名印度職員坐在老舊櫃檯後面，翻開笨重登記簿，抄下護照號碼等等，我簽上名，就算合法入境了。我走到等在樹下的計程車旁邊，把行李箱扔進車廂，裝著筆記本、答錄機、照相機、攝影機和護照的背包放在身邊，對司機說：「走吧。」那時已是下午4點多。 約兩小時後，汽車穿過印度平原邊緣，進入喜馬拉雅山區。天已全黑，車燈劃破濃濃的黑夜，照著彎曲狹窄的公路，黝黑的山上偶爾可見一簇簇燈火，或孤懸山側，或深藏谷底。天空藍得深邃，半輪月亮在山前山後忽隱忽現。我坐在司機旁邊，疲憊地望著濃黑的山影。那天我在路上顛簸了近14個小時。 錫金之行是我對西藏流亡史研究的一部分。近幾年來，每年我都從紐約飛到印度，從北方到南方，從德里到加德滿都，從達蘭薩拉到崗托，尋訪西藏難民定居點，傾聽和記錄第一代流亡藏人的人生故事。就這樣，在喜馬拉雅山南青稞收穫的季節裡，崗托流亡藏人社區會議廳的二樓陽臺上，我這個前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南下工作團成員的後代，坐在81歲的前僧人兼「康巴叛匪」洛桑老人面前，聽他回憶往昔。他對往事的敘述，使我對「拉薩事件」原有的認知產生了懷疑。這也是一種機緣吧，如果沒有錫金之行，就不會有這本書。 1959年3月10日，拉薩數萬民眾包圍達賴喇嘛的夏宮羅布林卡，阻止他按照原定計畫前往西藏軍區司令部觀看文藝演出。隨後民眾集會遊行，喊出了要求解放軍撤出西藏，要求西藏獨立的口號。那天在拉薩發生的事，史稱「1959年拉薩事件」。此後，民眾與中共西藏工委、解放軍之間的敵意越來越強烈，戰爭一觸即發。在形勢高度緊張的情況下，未滿24歲的西藏政教領袖、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西藏自治區籌委會主任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率家人，和噶廈政府部分主要官員，於17日深夜離開羅布林卡，經過兩周跋涉，翻越喜馬拉雅山，前往印度尋求政治庇護。 達賴喇嘛出走48小時後，駐藏解放軍和西藏工委領導下的機關民兵，出動了強大砲火，對甲波日（藥王山）、羅布林卡、布達拉宮、大昭寺、小昭寺等地點發動猛烈攻擊，將拉薩事件演變為「拉薩戰役」。在過去幾十年中，發生在拉薩的戰事一直被稱為「1959年西藏平叛」。 但是，無論是組織和下令「平叛」的中共和中國政府，還是後來官方或非官方的出版物，都沒有公開過1959年3月拉薩事件的詳情。3月10日那天，拉薩民眾為什麼包圍羅布林卡？噶廈政府和達賴喇嘛是否策劃了「拉薩事件」？藏人為什麼要集會抗議？在此以前發生了什麼，是什麼引發了藏人和西藏工委及解放軍的對立？解放軍又是如何「平叛」的？雙方各有多少傷亡？流血是不是真的無法避免？「拉薩戰役」以後又發生了什麼？這些問題，中國官方或非官方的出版物從未正面回答。所謂「1959年西藏平叛」一直是只有宣傳，沒有史實；只有結論，沒有證據。 1959年3月達賴喇嘛出走事件，海內外有多個版本流傳。在中國有「民間版」和「官方版」兩個主要版本，稱之為「野史」和「正史」亦無不可。「民間版」即「讓路說」：當年達賴喇嘛出走印度，是毛澤東放走的。「官方版」則是「劫持說」，這個說法首見於1959年3月28日發布的《新華社關於西藏叛亂事件的公報》：「這些反動分子……在三月十七日悍然將達賴喇嘛劫出拉薩。」儘管達賴喇嘛隨即發表聲明公開否認，但官方一直堅持這個說法。這兩個版本至今還在流傳。 我在中學就知道了「讓路說」。一位父親是「軍幹」的同學繪聲繪色地告訴我，當年，拉薩的解放軍將軍（他不知道將軍名叫譚冠三）得知達賴喇嘛「倉皇逃竄」，急電毛澤東，請示要不要把他抓回來，或者乾脆派飛機去把他炸死？同學模仿電影裡標準的「領袖姿勢」，左手叉腰，右臂豪邁地一揮：「毛主席說：『你把神抓來以後怎麼辦？讓他走吧！』」因此解放軍非但沒有追擊，而且還主動讓出一條路，達賴喇嘛因此得以順利進入印度。我似懂非懂，不明白「神」為什麼要出走，而且連毛主席都拿那位「神」沒轍，既不能抓，又不能打，只好給他讓路？但從未懷疑過這個說法。 在崗托，我把這個傳說告訴老游擊隊員洛桑。 「沒追？」洛桑老人挽起褲腿，指著膝蓋上的疤痕對我說：「當年我就是護送達賴喇嘛的後衛，跟解放軍打過好幾次仗，還受了傷。看，子彈從這邊打進來，從那邊穿出去！」 洛桑老人的敘述使我迷惑。難道達賴喇嘛的出走，是一次精心策劃的秘密行動，而非「正史」堅持的「劫持說」？我一直毫不懷疑的「讓路說」，難道只是民間傳說，而非史實？ （二） 回到紐約後，我找來各種中外資料，試圖弄清楚，1959年3月達賴喇嘛的出走究竟是怎麼回事。可是，這些資料常常互相矛盾，有時候甚至自相矛盾。而且，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很快變成一連串問題：為什麼達賴喇嘛是1959年出走，而不是1951年或是1956年出走？為什麼拉薩民眾在1959年3月10日幾乎傾城而出，阻止達賴喇嘛去軍區司令部觀看演出，而在1954年，達賴喇嘛赴京訪問時，拉薩民眾並沒有採取如此激烈的行動？ 本書試圖尋找答案的是，拉薩事件和拉薩戰役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會發生這一切？我在研究中發現，拉薩藏人對西藏工委和解放軍的敵視，源自於1956-1958年中共在西藏周邊四省藏區的暴力土改，以及以「宗教改革」為名的宗教迫害活動。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早已對「總決戰」有所策劃，目標是掃除在西藏搞土改的障礙，從而找到藉口，打破「十七條協議」中「不改變西藏現狀」的約束，放手把在內地的土改等社會改造推行於西藏。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早就想「打」，而且想「大打」。1959年3月的拉薩藏人集會抗議，給了中共西藏工委和軍區一個開打的理由。由於中共方面經過長期策劃，早已具備了「打」的條件，急欲「總決戰」，再加上當時在拉薩主持工委工作的譚冠三將軍先斬後奏，擅自下達開打命令，促使解放軍和民兵在拉薩狂轟濫炸，在藏人的聖城進行了一場慘烈大屠殺。 有關1959年3月的拉薩事件，五十年來的中外敘述，總體來說有兩個「藍本」。海外藍本主要是達賴喇嘛的兩部自傳，中國藍本主要是前噶倫阿沛‧阿旺晉美的一篇回憶文章，即1988年發表於《中國藏學》上的一篇短文，這篇短文後來擴展為〈談1959年「3月10日」事件真相〉這篇廣為流傳的文章。這兩個「藍本」都沒有講述「拉薩事件」的完整過程。1959年3月17日，達賴喇嘛離開夏宮羅布林卡之後，逃亡路上拉薩發生的事，他是後來才聽到報告的；那時他當然也不了解中共的意圖和部署，因此，達賴喇嘛自傳側重於「拉薩事件」中他所經歷的那部分。阿沛‧阿旺晉美的回憶文章相當簡單，只談到3月10日那一天發生的事。但是，3月10日那天他先是在工委，後來直接去了軍區，並不了解羅布林卡裡面的情況。因此，那篇文章遠非完整的事件經過。 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比我原先想像的複雜得多。我原以為1959年3月的「拉薩事件」是「西藏問題」的起點，研究之後才明白，它其實是一連串事件的終點。要理解1959年的「拉薩事件」，必須從1956年的四川藏區開始，循著事件發展的軌跡，到1957年的雲南藏區，再到1958年的甘肅和青海藏區，最後才是1959年的拉薩。只有了解了1956-1958年，周邊四省藏區所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之後，才能理解1959年3月10日拉薩市民的憤怒和恐慌。 為此，在講述1959年「拉薩事件」之前，本書用了相當篇幅，先對四川和青海「民主改革」的基本內容和方法，以及藏民暴動的原因，做了一些梳理。對這段歷史的研究，也使得我幾年來在印度和尼泊爾西藏難民定居點進行的許多採訪有了安放之處。當我把歷史的碎片盡可能拼成比較完整的畫面之後，那些故事就不再是支離破碎的個人回憶，它們構成了藏民族集體記憶的一部分。那些小人物的命運，為大時代做了鮮明的注解。他們的經歷，使得歷史不僅僅是一串事件和一堆資料的組合。 有一個使我長久迷惑的問題是，「拉薩事件」發生之前，1956-1958年，中共出動野戰軍在中國西南、西北鎮壓藏民暴動，為此不僅調動了步兵，還調動了空軍、騎兵、砲兵，事實上是一次相當規模的內戰，為什麼國際社會一無所知？直到近年來印度方面有些資料解密，才部分回答了這個問題。1956年11月，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去印度參加釋迦牟尼2500年誕辰慶典，在此期間，周恩來與賀龍也訪問印度。在印度，周恩來、尼赫魯、達賴喇嘛之間分別進行了幾次會談。會談的內容一直沒有公開發表。 周恩來與尼赫魯數次秘密會談的內容，後來收錄在英文版《尼赫魯著作選輯》第二輯第36冊中。周恩來－尼赫魯1956年的會談，對1957-1959年西藏三區發生的事有很大的意義，因此，我把1956年新德里的幾方會談也作為拉薩事件的背景之一，在本書中略為講述。美國中央情報局對四水六崗衛教軍的秘密支持，已經是公開的史實，但是CIA對「拉薩事件」以及達賴喇嘛的出走是否有直接關係，本書根據最近幾年來出版的英文和藏文資料，做了一些說明。 （三） 1949年以來，中共軍隊進入城市鎮壓民眾抗爭的事件，迄今發生過兩次，一次是1959年的拉薩，另一次是1989年的北京。中共處理這兩個事件的方式有很多相似之處。到目前為止，對1959年拉薩事件的研究非常少，一方面是因為資料有限，另一方面是因為「高度敏感」。 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參考了中文、英文和藏文資料，除了很少部分的「內部資料」外，大多數中文資料是公開資料。對「拉薩戰役」的全過程，我對比了兩方參戰人員的回憶錄，盡可能對一些關鍵因素，如雙方的兵力和武器對比，兩方的決策過程，達賴喇嘛出走過程中「四水六崗衛教軍」，和CIA所起到的作用等做一些梳理。「拉薩戰役」中有多個作戰點，被砲轟的地點多達17處，但最主要的有5個，即甲波日（藥王山）、大昭寺、小昭寺、羅布林卡和布達拉宮，有關這5個作戰點的具體情況，我採訪了當時在這幾個地點作戰的藏人，或者找到雙方的回憶錄加以比較，一方面是為了釐清史實，另一方面是為了對「拉薩戰役」有更全面的理解。 一個關鍵問題是，1959年的「拉薩事件」是不是「西藏上層反動分子有預謀、有計畫、有步驟」地進行的「叛亂」？迄今為止，公開和內部的資料都沒有提出支持這一結論的確鑿證據。公開資料中隱去了許多內部資料中提到的重要內容，而且不同時期的出版物中相互矛盾。各方面的資料表明，當時在拉薩發生的，是一個多種因素促成的突發事件，這個事件很快失控，在3月10日到17日這關鍵一周裡，噶廈政府基本已經癱瘓，拉薩陷於無政府狀態，達賴喇嘛也無法控制局面；一個由少數中下層官員和民眾組成的，類似於「協調小組」的臨時機構，取代了噶廈政府發布命令。在此期間，噶廈政府的三名噶倫、基巧堪布、達賴喇嘛的侍從長帕拉，以及警衛團長朋措扎西在秘密安排達賴喇嘛的逃亡，中方則秘密進行軍事部署，並且做出政治和宣傳上的安排，準備實施計畫已久的「總決戰」。 「劫持說」來源於1959年3月20日毛澤東給西藏工委的電報，指示工委對外宣傳達賴喇嘛是被劫持的；至於「讓路說」，到目前為止公開的資料中，並沒有強有力的證據，證明達賴喇嘛一行是被有意放走的。《西藏平叛紀實》中對達賴喇嘛一行出走的判斷，關鍵細節與真實情況完全不符，本書對此有詳細說明。 （四） 在本書的研究和寫作過程中，我有幸得到多方協助和支持。在此，我謙卑地頂禮達賴喇嘛尊者，感謝尊者在周末的休息時間裡，用了近5小時的時間，對我詳細敘述那段往事。尊者的三位秘書─吉美仁增先生、才嘉先生，和丹增達拉先生，放棄了周末的休息來擔任翻譯。尊者的弟弟阿里仁波切，以及丹巴索巴先生和強巴丹增喇嘛，在訪談過程中提供了許多重要線索和細節。此後，阿里仁波切三次接受我的採訪，耐心回答了我提出的各種問題。丹巴索巴先生和西藏流亡政府前噶倫，達賴喇嘛尊者派往西藏的第一代表團成員居欽圖丹先生不在意我一次次打擾，有時只是為了核對和證實某些細節。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尊者的代表洛第嘉日先生百忙之中抽空回答了我的許多問題。 感謝阿嘉仁波切在旅行途中為本書作序。阿嘉仁波切是那段歷史的親歷者，也是見證人。他的英文版自傳提供了重要史料，無論是對西藏歷史和西藏問題研究者，還是對西藏現代史有興趣的人來說，阿嘉仁波切的自傳都是一本不可不讀的書。 我特別感謝幾位漢藏朋友給我的幫助。格桑堅贊和帕巴次仁為我提供了許多資料。桑杰嘉在我研究的過程中，給了我不可缺少的幫助。大多數採訪由桑杰口譯，採訪之後，全部錄音必須重新翻譯整理成文字稿。有好幾個月的時間裡，桑杰一直協助我做這件繁瑣費時的工作。桑杰還為我翻譯了許多藏文資料。沒有桑杰的努力，一些歷史細節將會模糊不清。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的朋友丁一夫先生和唐丹鴻女士給了我許多建議。沒有他們的幫助，這本書會大為失色。 感謝以下受訪者告訴我他們的人生經歷：洛桑、赤列朋措、次仁卓嘎、次仁卓瑪、卓瑪諾布、格桑‧嘉妥倉、洛桑貢保、洛桑益西、洛桑夏加、扎楚阿旺、東堯‧嘉噶倉，還有一百多位散布在印度和尼泊爾各定居點的流亡藏人，他們的名字我無法在此一一列舉。 我知道，他們接受我的採訪，就要揭開十分沉重的回憶。講述的過程中，他們不得不再次經歷幾十年來深藏內心的痛苦。尼泊爾加瓦拉克爾西藏難民手工藝中心的扎央老人，用平靜的語氣告訴我，她和家鄉的幾個家庭怎樣從德格逃到拉薩，在拉薩無法停留，又逃往山南，在山南仍然無法安居，只好逃往尼泊爾。每天，婦女和老弱在前面逃，青壯男子在後面掩護。夜晚降臨的時候，前面的婦女老弱停下來壘灶煮茶，等待後面掩護的男人歸來。每天，婦女們默默數著，歸來的男人少了幾個，哪家的男人沒能回來。直到最後逃入尼泊爾，只剩下了幾個男人。其他的男人都在路上被打死了。 在加德滿都大佛塔下面的一家甜茶館裡，1998年離開西藏的康巴人強巴對我講述了他的一生。從康巴暴動、大飢荒到文革，強巴經歷了在「民主改革」的名義下，一個普通藏人經歷過的所有苦難。我感謝他為我重新開啟這關閉多年的記憶大門，我能看出重新回憶和講述對他是何等痛苦。 80多歲的前僧人洛桑貢保始終無法對我詳述一個細節，即他的兩個同為僧侶的哥哥在逃亡路上被解放軍打死的經過。說到這些的時候，他眼睛泛紅，語不成聲，手裡的念珠簌簌顫抖。雖然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我仍然能感受他的痛楚。當他把埋藏在心裡50多年的記憶交給我時，我深知這個交付的分量。 正是扎央、強巴、洛桑貢保，以及我在14個西藏難民定居點中採集的數百個普通人的故事，教會我從另一個角度理解那段歷史。對於藏民族來說，這段歷史依然活著，依然痛著。 就在我埋頭研究的時候，2008年3月，「拉薩事件」再次爆發。這是近50年來拉薩發生的第三次暴動。暴動的過程中，一名拉薩青年高喊：「我們是你們49年前殺死的人，我們又回來了！」這句話帶給我強烈的震撼。有多少中國人知道，這句話中隱含的痛楚？ 這句話還告訴我們：我們不能迴避歷史。我們必須重新審視1959年的事件，換一個角度去考察，把宣傳和史實分開，弄清楚1959年3月，拉薩到底發生了什麼。否則我們永遠不會理解藏民族的傷痛，也永遠無法理解為什麼每隔20年左右，西藏就會出現暴動。 古人有言：「以史為鑒。」鑒，鏡也。站在歷史這面鏡子前，不僅可以看到過去和現在，也可以看到未來。我想，作為漢人，我們應該把歷史這面鏡子擦乾淨，把因宣傳、迴避、懦弱和虛幻的榮耀之需，塗抹在歷史這面鏡子上的污垢擦掉，把幾十年來沉積在史實真相之上的塵埃抹去，讓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後代都能看清楚，過去到底發生了什麼。只有做到了這些，我們才能說，我們想要辨善惡，我們能夠知對錯；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直接面對我們內心向善的本性。 此書，就是我所做的一點小小的努力。我謙卑地以此求教於讀者，希望以此書拋磚引玉，希望有更多的親歷者說出他們的經歷，留下他們的記憶，希望有更多的史實資料問世。我將非常高興地糾正此書中的錯漏之處。

第十四章　　「走！走！今夜就走！」
（一）
一夜平安。 宿鳥飛出窩巢，站在樹枝上，抖抖翅膀，發出清脆的啼鳴。夜色漸漸褪去，天終於亮了。這天是1959年3月17日，藏曆土豬年2月初8日。 羅布林卡花園開始蘇醒。御馬廄裡的馬打著響鼻，馬夫飼養的猴子拴在馬廄前的木柱上，拖著長長的鏈子上竄下跳。池塘邊的野鴨伸長脖子嘎嘎叫著，接二連三跳進水裡，受驚的魚一甩尾巴，忽一下潛到深處。 達旦明久頗章裡，電燈早早就亮了。達賴喇嘛照常在日出前起床，御膳房送來準備好的酥油茶和早餐。達賴喇嘛喝過茶，到經堂去念經打坐。侍從們輕手輕腳地走動，輕聲輕氣地說話，唯恐驚擾他。 太陽升起後，夏宮裡開始正常的活動。門口值夜班的警衛們換崗，侍從們來來往往，給噶倫和經師們送茶送飯，園丁提著水桶，為宮殿門前的花木澆水；在牆外安營紮寨的人們打著哈欠鑽出帳篷，有的圍著羅布林卡轉經，有的對著宮殿磕長頭。有人撿來枯枝點火煮茶，一道道青煙裊裊上升，融合在清晨的霧靄中。 路上開始有行人來往。林仁波切的僕人赤列朋措做完例行的雜事，走出仁波切的莊園，丹巴索巴也離開了住處。二人住在拉薩不同的地方，那天清早不約而同，都朝羅布林卡走去。這時候，一些民眾代表離開羅布林卡，去德吉林卡的印度領事館，借用那裡的發報機給當時在噶倫堡的夏格巴發電報，通知他說西藏已經獨立，請他通知印度政府和聯合國，派人來調查。 上午，達賴喇嘛召集噶倫們到第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金色頗章開會，討論如何避免戰爭。「拉薩事件」已經爆發一個星期了，羅布林卡四周還有幾千民眾，一旦解放軍動武，勢必血流成河。前一天阿沛‧阿旺晉美派人送來幾封信，其中有一封是寫給噶廈的，這封信噶廈尚未答覆。西藏政教的最高層討論了半天，覺得唯一的辦法是給譚冠三去信，請求他不要動用武力驅散人群，讓噶廈再次努力說服民眾撤離。他們給阿沛回信說，民眾頭腦簡單，被情緒控制，但仍有可能撤離，噶廈會繼續努力。目前民眾事實上控制了羅布林卡，達賴喇嘛去軍區很困難，形勢好轉後，他一定會去。他們還附帶了一份密碼，說再次來信最好使用密碼。 把信送出羅布林卡頗費了一番周折。大門口的民眾志願警衛對官員們極不信任，所有外出的人都被盤問搜查，特別是從宮裡帶出去的信件。這封信如果被民眾看到，一定會引起極大恐慌。噶倫們想了各種辦法，最後，噶倫柳霞派一名僕人假裝買東西，把信帶出去，交給了阿沛。 3月10日以來，羅布林卡和工委之間已經無法直接聯繫，噶倫阿沛‧阿旺晉美成為兩方唯一的聯繫管道。至今沒有資料顯示，阿沛當時是否了解中方的意圖和中方的軍事部署。1989年3月出版的《西藏文史資料選輯》（十）中，收錄了原噶廈政府秘書格杰巴‧丹增多吉的一篇回憶文章。根據他的回憶，3月14日，他曾受索康等三位噶倫的派遣去見阿沛，帶去口訊：

因前天勝寶向人民代表頒發了指令，不准召開會議，將他們趕出了羅布林卡，同時還在想一切辦法穩定局勢。漢人方面有何動向，請指示。」另外還呈送了一本密碼簿，並說：「以後向噶廈寫信時請用此密碼撰寫。」我按此旨意，詳細地向阿沛作了匯報。阿沛聽完後說：「這次不是完了嘛，如諸地王決心這樣幹的話就是這種下場。難道漢人方面不作充分的準備嗎？因我家住在拉薩大橋附近，能聽到汽車晝夜不斷地來來往往的聲音。

從他的回憶來看，阿沛認為噶廈參與了「拉薩事件」，但達賴喇嘛並沒有與他們「合謀」。而且，3月14日，軍委已經給入藏部隊發出了預先號令，阿沛顯然不知情，他只是根據拉薩大橋上軍車晝夜來往這一現象，判斷軍區在作軍事部署。 阿沛匆匆寫了張條子，表示信收到了，認為達賴喇嘛去軍區的計畫很好，還說將會寫封更詳細的信。 紙條帶回羅布林卡。達賴喇嘛和噶倫們再次來到金色頗章開會，討論如何回覆。這時候，已經是拉薩時間下午一點多，也就是北京時間下午三點多。 會議正在進行，羅布林卡北面突然傳來巨大的爆炸聲。此時丹巴索巴正在北門邊，看到一發砲彈呼嘯而來，落在離羅布林卡約200多米的濕地裡，泥水飛濺。人們還沒明白出了什麼事，又一聲爆炸。 夏宮內外靜默片刻，緊接著傳來驚惶的呼喊：「砲彈！」「漢人開砲了！」「漢人要進攻了！」「要打仗了！」 黃牆圍繞的內宮裡，腳步聲、呼喊聲、拉槍栓聲響成一片，警衛們有的衝向大門口，有的衝向達旦明久頗章。一名噶倫衝出金色頗章，跑到大門口，高聲喊叫，叫志願警衛隊不要還擊。 會議室一片死寂，空氣彷彿凝結。所有的人同時想道：「開始了！」 局勢顯然已經不可逆轉。 大家不約而同轉過頭，望著他們的領袖，會議室裡最年輕的僧人。雖然已經到了最後關頭，但決定還是只能由他來做。 是走？是留？這是一個關係到西藏前途和命運的決定。這位未滿24歲的青年僧侶臉色蒼白，一手扶頭，沉默不語。 半晌，他輕輕吐出一個字：“Kuten”。 （二） 西藏國家神諭，第十三任乃穹神諭洛桑晉美帶著幾名助手，匆匆來到經堂，走進佛像旁邊的小房間。 藏語Kuten，意為「神諭」，即「降神者」。在西藏的傳統生活方式中，神諭有重要作用。Kuten這個詞的本意是「基礎」，也就是說，神諭只是護法神的「身體基礎」，他的作用是讓護法神通過他的身體降臨，回答達賴喇嘛或者噶廈政府提出的問題。藏區有許多神諭，其中最重要的是乃穹國家神諭。他所降之神，是護法神多杰札登。 乃穹神諭有悠久的歷史。傳說蓮花生大師入藏的路上，一路「有力鬼神多有前來試道」，面對前來挑戰的鬼神，大師「以身、語、意三密無邊法力，收其命根，使其發誓聽命」。建立桑耶寺之前，「蓮花生大師降伏所有八部鬼神，令其立誓聽命，建立鬼神所喜之共祀，歌唱鎮伏鬼神之道歌，在虛空中作金剛部舞，並加持大地地基等」。 「八部鬼神」，即苯教信奉的瘟神、山神、地神、本土神、游神、龍神、獨腳鬼，和作祟鬼。傳說蓮花生大師運用超凡的能力，調伏了十二丹瑪女神，雪山長壽女神，降伏念青唐古喇山神等許多神靈，在「令其立誓聽命」後，根據他們的法力，將這些神靈指派為佛教的護法神。最後，只剩下五個法力高強、桀驁不遜的神靈拒絕聽命。蓮花生大師與這五個神靈進行了一連串惡戰，最終降伏了他們。 五神靈之一化為八歲小童，代表另外四個來見蓮花生大師，表示歸降，並願效忠。蓮花生大師拿起一枝象徵霹靂的金剛杵，在小童頭頂打下一個印記，在他的舌尖上塗了一點花蜜，然後封他為佩阿嘉頗（Pehar Gyalpo），令他們成為佛教護法神。由於佩阿嘉頗過於威猛，不能直接與世間接觸，必須通過一些聖器作為「物質基礎」，才能與他們溝通。蓮花生大師將這些聖器安置在桑耶寺。即便如此，佩阿嘉頗也不能與人類相通，降神時，前來的只是他的主要助手多杰札登。這個傳說只是有關多杰札登的眾多傳說之一。民間還流傳著其他不同的傳說。 佩阿嘉頗成為西藏政府的守護神，始自第五世達賴喇嘛。他親自督建拉薩城外的乃穹寺，並且把佩阿嘉頗的聖物從桑耶寺遷至該寺供奉。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在位期間，乃穹寺僧人從第五世達賴喇嘛指定的101人增加到115人。由於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與護法神佩阿嘉頗的特殊關係，每當需要作出重大決策時，達賴喇嘛或者噶廈政府就會通過乃穹神諭來尋求護法神的指點。 過了一陣，洛桑晉美穿著降神法衣，在助手的扶持下，踉踉蹌蹌走出供他降神後休息的小房間。他身穿色彩斑斕的錦緞法衣，足蹬藏靴，胸前綴一面亮閃閃的圓型護心鏡，背後斜插四枝三角旗，頭戴裝飾羽毛、骷髏和鈴鐺的高冠。這套法衣從裡到外足足有八層，頭上的高冠重達30磅，全身裝束重達70磅。這套裝束使神諭舉步維艱，只能在助手的攙扶下蹣跚而行。 鼓號響起，僧侶開始誦經。在眾人緊張的注視下，洛桑晉美漸漸進入迷狂狀態。他甩開助手，踉蹌幾步，隨即拔出寶劍，用尊貴的步伐緩緩起舞。他的身體開始膨脹，面容扭曲，眼睛凸出，呼吸急促，全身的重量彷彿全然消失。陡然間，他發出一聲高喊。那聲高喊不僅改變了在場所有人的命運，也改變了西藏的歷史。 「快走！快走！今晚就走！」神志迷狂的神諭抓起紙筆，清楚地畫出一張路線圖。助手們一擁而上，七手八腳解開繩結，取下碩大的高冠，護法神脫體而去，洛桑晉美頹然倒地。 這時，已經是3月17日下午，北京時間4點多。 這天，在劉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西藏局勢。與會者的意見是：「最好設法讓達賴留在拉薩，他若硬是出走，這也沒有什麼不得了。因為我們現在工作的立足點已不是等待原來西藏政府一些上層分子覺悟，而是堅決平叛，全面改革。」 （三） 在作出重大而困難的決策前請示神諭，是藏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請示神諭體現了藏人對世界和自身關係的理解。從人類學和宗教學的角度來看，神諭這一文化現象，是理解藏文明的一把鑰匙，也是理解西藏社會和歷史的必由途徑。因此，近百年來，曾經到過西藏的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和宗教學家，都對藏民族請示神諭的做法，抱持探索、理解和尊重的態度。可惜，對於1959年來到拉薩的中國軍人來說，這些文化現象只能凸顯他們自己的「先進性」，藏人視為神聖的神諭，是他們嘲笑的對象。 半個多世紀後，在達蘭薩拉法王府採訪時，我問達賴喇嘛：「當您做重大決策時，為什麼總會請乃穹神諭降神？您覺得他的預言可靠嗎？」 「我今年70多歲了，請教乃穹神諭差不多有60年，」達賴喇嘛說，「我不記得乃穹說錯過，一次都沒有。」 「那麼，」我接著問，「您覺得乃穹對您的決策有決定性影響嗎？」 「不完全如此，」達賴喇嘛回答，「乃穹神諭的話只是供我考慮的因素之一。我還會參考其他因素。」 1959年3月17日那天，「其他因素」無疑就是那兩發砲彈。達賴喇嘛的兩部自傳中都提到，那兩發射向羅布林卡的砲彈是促使他做出決定的主要原因。參與決策的藏人在回憶錄中，也都提到射向羅布林卡的砲彈對他們產生的震動，以及對達賴喇嘛出走的影響。1959年4月18日，達賴喇嘛一行到達印度後，向國際媒體發表了第一份聲明，其中提到「兩三發射向羅布林卡宮的砲彈」，使大家意識到達賴喇嘛面臨極大危險，因而決定出走。 達賴喇嘛發表上述聲明兩天後，中國政府以「新華社政治記者」的名義，對國際社會公開發表〈評所謂達賴喇嘛的聲明〉，斷然否定「兩發砲彈」一事： 聲明說人民解放軍在三月十七日以前就向拉薩和西藏增援，以及「三月十七日，迫擊砲朝著羅布林卡宮打了兩三砲」，這完全是徹頭徹尾的捏造。編造謊言的人給自己預先開了一道後門：「幸而砲彈都落到附近的一個池塘裡去了！」但是，解放軍既然要進攻，為什麼偏偏只打兩三發砲彈，而且在打進了池塘以後，就不多打一發呢？ 既然否定了朝羅布林卡打過兩砲，自然沒有必要提及開砲的原因。很多年來，3月17日中方是否朝羅布林卡發射過兩發砲彈，一直是個未解之謎。 直到30多年後，「兩發砲彈」之謎才被無意中破解。1993年10月出版的《西藏平叛紀實》中，作者吉柚權首次披露，「兩發砲彈」確有其事： （17日早上）叛亂武裝……連續三次向青藏公路管理局拉薩運輸站進行挑釁性射擊，密集的槍彈打壞了該站許多門窗，氣焰非常囂張。該站的經濟警察曾惠山對叛亂武裝的這種挑釁非常氣憤，沒有請示任何人就用60迫擊砲還擊了兩發砲彈，砲彈落在羅布林卡北面圍牆以北兩百至三百米處爆炸…… 作者雖然透露一個名叫曾惠山的警察朝羅布林卡開了兩砲，但是沒有說明運輸站這樣一個非軍事單位為什麼擁有60迫擊砲，也沒有說明何以「經濟警察」可以操作砲。 1995年出版的《西藏黨史大事記》延續了《西藏平叛紀實》的說法，承認一個名叫曾惠山的警察朝羅布林卡開了兩砲：

羅布林卡的叛亂武裝十六日突然向青藏公路拉薩運輸站連續開槍射擊。運輸站處於羅布林卡、藥王山、布達拉宮等叛亂武裝據點的半圓形包圍中，是叛亂集團之間的一個咽喉。十七日，聚集在羅布林卡北側的叛亂武裝又向運輸站射擊，並向運輸站的油庫、碉堡發射砲彈三十餘發。該站經濟員警曾惠山擅自以60砲向敵還擊砲彈兩發，落在羅布林卡北圍牆以北的二百至三百米處。

值得注意的是，《西藏黨史大事記》中記錄的這一事件日期有所改變，「羅布林卡的叛亂武裝」對運輸站的「挑釁」從「17日早上」變成16、17連續兩天。更重要的是，「叛亂武裝」不僅朝運輸站射擊，竟然還發射了30餘發砲彈。根據這一記述，3月17日當天，「叛匪」不僅打了第一槍，甚至還主動出擊，發動了一場相當規模的砲戰，而一直等待對方先動手的解放軍居然沒有反擊。這段紀錄中沒有提到砲彈是否爆炸。 1995年內部出版的《平息西藏叛亂》中，對「兩發砲彈」的說法與《西藏黨史大事記》基本相同，雖然沒有提到發射砲彈者的名字，不過指出他不僅是警察，還是民兵。也就是說，面對羅布林卡的青藏公路管理局拉薩運輸站，其實是一個半軍事機構。 2008年出版的《解放西藏史》中，對這件事的描述又加入了新的內容：

17日……叛亂武裝增加了挑釁活動，不斷向解放軍駐地、地方企事業單位進行射擊。其中，青藏公路管理局拉薩運輸站遭到射擊的子彈最密集，拉薩油庫挨了30多發砲彈，油庫安全受到嚴重威脅。下午3時許，運輸站民兵、經濟警察曾惠山違反軍區規定，擅自用60迫擊砲向羅布林卡的叛亂武裝還擊了兩砲。砲彈落在羅布林卡以北圍牆外二三百米處。

照上面的說法，3月17日「叛亂武裝」已經開始向拉薩市的各解放軍駐地發動了全面進攻。如果確有其事，那麼1959年4月的新華社評論為什麼對此隻字未提呢？那時是最需要向國際輿論說明「平叛」理由的時候，竟然隻字不提連續兩天30多發砲彈攻擊拉薩油庫這樣嚴重的事情，無論如何是難以解釋的。 和所有此類衝突一樣，誰先開槍開砲，誰打了第一槍，直接影響輿論對各方行為之合法性與正當性的評判。1959年4月，是世界輿論對中國軍隊在拉薩「平叛」的正當性質疑最強烈的時候，如果「叛亂武裝」確已在3月17日就先發動了進攻，新華社評論必然會提出來以證明平叛之正當性。1959年4月不提，到2008年突然出現，那就只能證明，時至2008年，宣傳中仍然需要設法對五十年前「平叛」的正當性尋找理由，作出辯解。 在形勢極其緊張，上至中央軍委，下至軍區司令部都在加緊調兵遣將的時候，居然有民兵「違反軍區規定」擅自朝羅布林卡開砲，這本身就是個嚴重事件，恐怕沒有任何一支軍隊的指揮官能夠容忍這樣的事情。事後違令者即使不受軍法處置，至少也會對事件本身進行徹查。然而，從上述不同時期的描述來看，這一事件如果不是沒有調查清楚，就是只公布了部分訊息。 另一方面，無論是在中國大陸還是在境外出版的藏方資料中，均未提到17日上午，藏人曾對運輸站進行過密集的「挑釁性射擊」，或者開過砲。當時達賴喇嘛還在羅布林卡，藏人這樣做無異惹火燒身，給達賴喇嘛帶來極大危險，因此很難想像藏人會主動向解放軍駐地和各單位射擊。然而，如果沒有某種原因，曾惠山突然朝羅布林卡發射砲彈，似乎也說不通。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或許只能等到更多的資料面世，才有可能做出合理的解釋。 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兩發砲彈客觀上打破了雙方對峙的僵局，形勢急轉直下，促使達賴喇嘛作出決定。他相信，如果民眾不再有保護的目標，他們很快會離開羅布林卡，自行解散。他希望以這樣的方式來避免大規模流血。 （四） 在人類歷史這部大書裡，有無數強鄰入侵，小國覆滅，國君帶領臣屬倉皇逃走的故事。這些故事充滿野心、陰謀、霸道、無奈、惶恐、驚險、蒼涼，因此，「逃亡的國君」成為文學、戲劇和電影的常見主題。1959年達賴喇嘛的逃亡，不過是無數類似故事中的一個。但是，當這種中世紀常見的故事發生在20世紀，而且是在冷戰高潮的世紀中葉，故事的地點一邊是神秘的西藏高原，另一邊是同樣神秘的中國大陸；其主角一個是老辣的紅色帝王，另一個是年輕的雪域「神王」，這個故事就有了不同的意義。表面上，整個事件隱含著「紅色中國」與「白色雪域」，「共產主義」與「宗教信仰」，昔日宮殿「中南海」與當日宮殿「羅布林卡」之間的秘密較量，但這較量的背後又隱含了「專制」與「自由」、「民族霸權」與「民族自決」等現代主題，其過程驚心動魄，跌宕起伏，極大地刺激了世界各地人們的想像力。 因此，幾十年來，達賴喇嘛出走這件事，在國內外演化成許多不同版本。這些版本有的是小說，有的是演義，有的是宣傳，有的是想像，當然也不乏神秘化和戲劇化的解說，使達賴喇嘛出走這件事顯得更加撲朔迷離。 首先，出走人數到底有多少？國外的敘述中通常避免提及具體人數，其原因在於，當晚離開羅布林卡的準確人數至今還是個謎。由於時間非常倉促，出走的安排雖然由帕拉統籌，但具體細節其實是由不同的人負責，因此，就連當事人的回憶錄中，也沒有說明3月17日夜晚，包括侍從和警衛在內，到底有多少人離開羅布林卡，研究者只能根據各種資料研判出大致的數字。 中國出版的書中，往往給出各種來源不明的數字。《西藏平叛紀實》中，作者提到跟隨達賴喇嘛離開羅布林卡的人數有600多人：

……叛亂武裝以解放軍開砲射擊為藉口，又以保護達賴安全為理由，當晚深夜挾持達賴從拉薩河南渡口逃向山南方向，叛亂武裝的上層集團六百餘人隨行。

《平息西藏叛亂》中有一篇題為「西藏平叛綜述」的長文，談到達賴喇嘛出逃時，也用了「600餘人」這個數字。 當時拉薩河然馬崗渡口，即中方文獻中所說的「老渡口」或「南渡口」，只有一條最多可載30人左右，形同一隻長方形大木箱的木船，3、4條牛皮船，每條最多可載10人，這還不算帶去的若干匹馬。渡船往返一趟至少30分鐘。以每小時渡過70人計，600多人渡河恐怕要費一整夜的時間15。而且，600多人離開羅布林卡，哪怕是分批離開，也很難不驚動牆外民眾，或者引起中方軍隊的注意。 也許是注意到了「600餘人」這個數字不合理，在《西藏解放史》中，出走人員的數字大幅減少，從600餘人減少到150人，並且提供了上述資料中沒有的細節：

15日，……上層反動分子加緊籌劃劫持達賴出逃的工作：擬定了一個150人的隨行人員名單；物色了7名年齡、相貌同達賴相似的僧人作替身，準備了與達賴喇嘛相同的衣服；選定了出逃的路線等。

3月15日當天，在拉薩找到7名與達賴喇嘛年齡相似的僧人並不難，但無論何時何地，要同時找出7名與達賴喇嘛年齡、相貌都相似的人，恐怕並非易事。該書沒有提供「替身說」的資料來源，實際策劃者帕拉和庫松代本的回憶錄均未提及「7名替身」這一細節。「7名替身」之說或許有好的戲劇效果，但這種無法考證的資料很難認定為史實。 該書沒有說明150這個數字是否包括僕從和警衛。離開羅布林卡時的警衛士兵是臨時安排的，並沒有在3月15日擬定。而達賴喇嘛本人的傳記和藏人的回憶中都說，跟隨達賴喇嘛進入印度的只有80餘人，其中有些是途中加入逃亡隊伍的。 1997年，當年在塞班島訓練阿塔和洛澤等人的CIA教員羅杰‧麥卡錫出版了一本書，其中提到達賴喇嘛出走時曾安排了兩支偽裝隊伍，用來迷惑追擊者。他注明該資料來源於貢保扎西和阿塔訪談。可是，他們兩人都沒有參與達賴喇嘛出走的策劃，貢保扎西見到達賴喇嘛是他自己逃到印度之後；阿塔則是在達賴喇嘛離開羅布林卡將近一周後才趕上逃亡隊伍，而且兩人自己的回憶錄中均未提及此事。很有可能，所謂兩支偽裝隊伍，只是帕拉安排在達賴喇嘛隊伍前後負責掩護任務的，羅杰‧麥卡錫誤解了掩護隊伍的目的。 根據藏方參與者的回憶，兩發砲彈爆炸後，民眾代表馬上來找噶廈。他們認為砲彈顯示中共軍隊在測試大砲，很可能過一兩天解放軍就會進攻羅布林卡。他們強烈要求噶廈安排達賴喇嘛去其他國家避難。 乃穹神諭降神後，走與留已經不是問題，怎樣走、去哪裡才是問題。 噶廈、基巧堪布噶章‧洛桑仁增、卓尼欽莫帕拉、庫松代本朋措扎西等人立刻召開緊急會議。噶廈傳達民眾代表提出的要求，並討論了出走的人員、時間和路線。計畫能否成功，關鍵的一點是不能驚動駐守在羅布林卡外面的民眾。一旦驚動民眾，立刻會有大批人自願護送達賴喇嘛，勢必引起解放軍的注意，如果軍隊出來攔截或者追擊，無疑會是一場惡戰，根本違背了出走的初衷。為此，會議決定，事不宜遲，必須當晚離開，隨行人員除了達賴喇嘛的家人之外，3月10日之後一直在羅布林卡的三噶倫、兩位經師、帕拉、庫松代本、基巧堪布噶章，以及少數政府上層人士同時離開。為了不引起注意，這些人將分成三批過河，每批之間相隔約一小時左右。 從羅布林卡去山南有兩條路，一條從羅布林卡南面的然馬崗渡口渡過拉薩河；另一條路從羅布林卡北面的公路到曲水或貢嘎。討論後決定選擇第一條路線。這條路並非沒有危險，河對岸就有解放軍駐地，即八一農場，但是相對而言危險比較小，就算被解放軍發現，他們也得先過河才有可能攔截；即便驚動了民眾，大批人馬過河亦非易事。 人員、時間、路線選定之後，接下來就是具體細節的籌劃。噶廈將此事交由帕拉辦理。帕拉和庫松代本朋措扎西詳細討論了離開羅布林卡的細節，決定由朋措扎西安排達賴喇嘛的護送和警衛，功德林札薩和第二代本俊巴‧多杰才旦負責達賴喇嘛一路的安全，還研究了達賴喇嘛家人的出走方案。 所有的安排必須在不到半天的時間內完成。 代理噶倫柳霞、大秘書土登降秋、布達拉宮的代表曾諄‧羅桑頓珠等人去布達拉宮的寶庫，取出大金磚1塊、象牌金幣50枚、西藏金幣40枚、金螃蟹2只、金鐘1只、印度盧比141,267餘盾，作為路費。 功德林札薩找到協助看守北面的丹巴索巴，囑咐他保密，然後指示他去準備幾匹好馬。經過些許周折，丹巴索巴從羅布林卡馬廄總管處得到5匹馬，但是無法弄到適合的鞍具。 為了避免引起懷疑，噶廈和羅布林卡馬廄的馬匹都不能用，將幾十匹馬送過拉薩河目標也太大，因此功德林札薩指示他的管家，到拉薩河南岸的功德林察格莊園準備馬匹。 帕拉通知達賴喇嘛的私人廚師攜帶廚具和餐具去然馬崗，並頭頂佛像發誓，不將此事透露給任何人。 貢嘎桑天的小隊得到消息，要他們晚上到然馬崗等待。天黑後，他們離開哲蚌寺附近的隱蔽處，潛伏在然馬崗一帶。 朋措扎西找到第二代本俊巴‧多杰才旦，通知他安排一些士兵持精良武器等在河邊，並在渡口的左右，以及兩邊的路上安排第六代本的士兵警衛。他還指示第四代本多卡色‧索南多杰和警衛營如本索南扎西，次日夜晚帶領警衛營100多名年輕力壯的士兵作後衛，以防解放軍追擊。也就是說，第一代本，即達賴喇嘛警衛團，並沒有擔任出走時的安全防衛。朋措扎西將守護羅布林卡的責任交給警衛團如本色新‧洛桑頓珠。但警衛團如本色新‧洛桑頓珠回憶文章中，這一情節有些出入：

3月8日（按：原文如此）下午拉薩時間八時許，代本朋措扎西十分緊張地來到營部，把如本、甲本們叫到貢布康說：「今天有重要話給你們講。為了防止外傳，大家要對神發誓。」大家向眾怙主發誓後，他繼續說：「由於時局的原因，達賴喇嘛坐臥不安，提出暫到外地避難。去後，你們如本、甲本們要把軍營內外事務搞得萬無一失。」……最後他具體布置道：「現在隨行騎兵將去領取所需裝備，準備出發，他們的軍餉請如本、甲本立即提前發給。你們的家眷最好搬到農村去，如果時乖命蹇你們也逃走。」說完就倉促地回羅布林卡寢宮去了。

色新‧洛桑頓珠回憶文章中的日期相當混亂，達賴喇嘛離開羅布林卡那天是藏曆2月初8日，下文中提到「當晚拉薩時間10時許，達賴喇嘛、達賴母親、姊姊次仁卓瑪等及隨從經羅布林卡警衛營部，從日馬崗（按：即然馬崗）逃出拉薩，由於我忙著給隨行騎兵發軍餉，行前未能見上達賴喇嘛」。由此可見，文中的這個「3月8日」顯然是與西曆和藏曆的混淆。文中沒有說明「隨行騎兵」的人數，但透露出達賴喇嘛走時，他們還在領取軍餉，那麼這些人應當是在達賴喇嘛走後才出發的，與朋措扎西回憶錄中所說的「次日夜晚帶領警衛營100多名年輕力壯的士兵作後衛」相符。 傍晚，拉薩時間5點左右，即北京時間約下午7點，帕拉派僧官則康堪穹土登才巴去德吉林印度領事館，給總領事齊巴捎了個口信：「您知道局勢很緊張，說不定達賴喇嘛不得不離開拉薩。我們還會繼續跟中國人談判，如果談不成，除了印度我們別無去處。請向貴國政府通報。」齊巴要求帕拉提供達賴喇嘛進入印度的時間和地點。土登才巴再次去印度領事館，捎去帕拉的答覆：細節尚未決定，一旦離開拉薩就無法與領事館聯絡，因此預作準備。齊巴答應據此通報印度政府。 太陽緩緩西沉，天色越來越暗。白天的混亂終於平靜。 河邊突然傳來幾聲槍響，正在宮內巡視的庫松代本朋措扎西吃了一驚。他看看腕錶，將近10點了，第一批人將要離開羅布林卡。按照預訂計畫，達賴喇嘛的母親和姊姊，也就是朋措扎西的妻子次仁卓瑪將帶著阿里仁波切，假裝去一座尼姑庵，走出羅布林卡南門。朋措扎西快步朝她們的住房走去。 花園裡安詳寧靜，宿鳥歸巢，魚沉水底，綠色經幡在輕風裡拂動。那是個多雲的夜晚，星星時隱時現。羅布林卡牆外的民眾有的坐在地上，有的鑽進帳篷，準備度過又一個難眠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