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作家的國籍是次要的，作家的藝術才是他真正的護照
建築家園之地才是家鄉──
如果說作家哈金是異數，本書則是異數的異數
美國國家書卷獎得主
哈金 首部抒懷文集，異鄉寫作自我剖析之書
2010台北國際書展世貿一館
1. 哈金談【在他鄉寫作】
時間：2010 年1 月29 日下午15:00-15:45
2. 哈金簽名會
時間：2010 年1 月29 日下午16:00-16:30
活動免費，歡迎參加！
★ 單德興專文導讀 王德威、梁文道、馬家輝、駱以軍聯名推薦
★ 中文版特別收錄【為外語腔辯護】一章以及哈金vs.單德興精采對談【辭海中的好兵：哈金訪談錄】
做為一個移民身分的寫作者，一如奧德修斯長征，
長久以來使用非母語寫作的哈金，異鄉客冷眼觀看，用以抵抗那個稱為母親的國家，
娓娓道出「文學是創作者終其一生，永不消滅的護照」的硬道理。
無論出於自願或被迫，移居作家們當下的怪異卻成為今日的經典，
這群人所投下的變異宛如震撼彈，異化也拓展了所謂「文學」的疆界。
引用大量流離主題的經典文學作品深入闡述，詩人、小說家哈金恢復研究者本色，
康拉德、納博科夫、索忍尼辛、林語堂、喬埃斯、魯西迪、奈波爾、昆德拉，
移居作家的家鄉就是文學。永遠旁觀，維持一貫與主流對話、那個位處「對面」的位置，
哈金是當代國際文壇，最無法忽視的存在。
由於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再也無法回家，
我們必須尋找自己的伊薩卡，並設法找到通往那裡的道路。
但是，我們也應該記住，無論我們向何處行進，都不可能完全擺脫我們的過去。
──哈金
對於大多數的移民來說，尤其是移民藝術家和作家，家鄉這一問題涉及抵達多於回歸。家鄉這個詞的內在的二分法在今天變得更加顯著，不再可以與家分開，家是移民可以遠離故土而建立的。因此，合理的說法是：建築家園的地方才是你的家鄉。離開母土，重新學習以異國語言寫字說話。在選擇有限的困頓中，時年正年輕的哈金選擇離開中國抵達美國，在異鄉重拾文學之道；但只用英文寫作的「不自然」路線，使得哈金的小說在歐美屢受肯定卻也富涵歧異，而在他的母土，他以異國語言寫作的路線更被視為一種「背叛」。
但作家真正的所屬只能是文學本身。諸如納博科夫、林語堂、索忍尼辛、奈波爾、昆德拉，在諸多去鄉去國或以他國語言寫作的作家們，哈金在書中娓娓道來與他們對話。哈金在序言中即闡明，有時候流亡與移民很難區分，像納博科夫既是移民又是流亡者。但對於這位偉大的小說家本人而言，這種區分是不必要的，正如他常常堅持認為，一個作家的國籍是「次要的」，作家的藝術才是「他真正的護照」。「移居」這個詞是為了盡可能地具有包容性——包含了所有類型的移居者：遷移或被迫遷移，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每一個個體都有其自身獨特的環境，每一個作家都有他自己的生存方式及藝術實踐。本書企圖將移居作家的存在作出一些闡述，這就是這本書的目的。
哈金以身兼作家與學院人士的角色現身說法，討論古今中外具有代表性的移居作家與作品，其中所涉及的語言、傳統與身分的議題，並引申出對於文學與作家的普世觀點，使得此書比一般的學術評論更具感染力與說服力，也比常見的作家訴說自身的寫作觀、經驗談、文學理念更具深度與廣度。──單德興
名家推薦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單德興 專文導讀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王德威
香港鳳凰衛視評論員 梁文道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助理主任 馬家輝
作家 駱以軍
──一致推薦（依姓氏筆劃順序）
重要書評／媒體推薦
★華盛頓時報、紐約時報、舊金山論壇報 書評版推薦
★哈金是一位具有責任感與勇於挑戰的異地作家，因而獨一無二。哈金亦是現今可同時提供歷史脈絡與強力個人觀點旅居美國的作家，這些文章發人深省且鼓舞人心，更重要的是，歷久彌新又引人入勝。
──克萊爾．梅素(Claire Messud)，《王者之子》(The Emperor’s Children)作者
★紙頁之間，哈金輕易地達到大多數旅居作家夢想中才能獲得的成就。
──《紐約時報》書評都威特•葛那(Dwight Garner)
★哈金在北美文壇受到熱烈歡迎，立基於英文並非他的母語這一項事實。一九八五年哈金去美求學、定居之前，生於中國大陸的他曾在年輕時從軍。中國小說翻譯作品之於國際書市，哈金已在其間找到自我心靈的道路，他已成為英文讀者書架上最喜歡的中國作家。
延伸閱讀
林太乙，《林語堂傳》，聯經
納博可夫，《文學講稿》，聯經
奈波爾，《大河灣》，天下文化
康拉德，《黑暗之心》，聯經
魯西迪，《羞恥》，台灣商務
目次
導 讀 在他鄉寫作的異數與藝術 文／單德興
前 言
第一章 文學代言人及其部族
第二章 語言的背叛
第三章 一個人的家鄉
第四章 為外語腔辯護
附 錄 辭海中的好兵：哈金訪談錄 文／單德興
內文摘錄
◆ 選摘一
導讀
在他鄉寫作的異數與藝術
文／單德興（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如果說作家哈金是異數，本書則是異數的異數，然而追根究柢，這些又與他的文學藝術密切相關。
哈金本名金雪飛，名聞遐邇的中文筆名「哈金」，其實翻譯自英文筆名「Ha Jin」，其中「哈」來自他上大學的城市哈爾濱，「金」則是他的本姓，英文也維持如此，但直譯為「哈金」時，「金」卻成了他的名。此一事例多少預言／寓言了身為以非母語在他鄉寫作而揚名國際的他，在面對身分認同、傳統以及翻譯時的複雜性。在本書中，他以論述的方式直接面對這些議題，旁徵博引許多古今中外作家的例證，現身說法，意義當然不比尋常。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出生於中國遼寧省的哈金，未滿十四歲就加入人民解放軍，五年後退伍，由於文化大革命造成大學關閉，就在佳木斯鐵路公司工作三年，一九七七年大學開放招生，他考上黑龍江大學，被指派為英語系主修生，於一九八一年取得學士學位，一九八四年取得山東大學英美文學碩士學位，一九八五年留學美國布蘭戴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一九九二年取得博士學位。在美國就學期間，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爆發，震驚全世界，許多中國的海外留學生更是痛心疾首，這件事促使原先計畫畢業後回國貢獻所長的他決定留在美國，進而立志以英文從事文學創作，展開了人生的新頁。哈金目前任教於波士頓大學（Boston University），主授文學與小說創作。
以非母語從事文學創作，對第一代移居者實為重大的抉擇與艱苦的挑戰。哈金一則離開故國之前並未以中文創作，再則不願自己的文學作品受制於檢查制度，於是選擇了以英文創作的艱難之路，其中的辛酸實難為外人道，亦非未身歷其境者所能體會。鑽研英美文學多年的他試著以英文寫詩，先後出版了三本詩集：《沉默之間》（Between Silences: A Voice from China, 1990）、《面對陰影》（Facing Shadows, 1996）、《殘骸》（Wreckage, 2001）。雖然最早出版的是詩集，文名卻是建立在小說創作上。與他的詩歌一樣，哈金以中國為題材，先後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好兵》（Ocean of Words: Army Stories, 1996〔中譯二○○三年出版〕）、《光天化日》（Under the Red Flag, 1997〔中譯二○○一年出版〕）、《新郎》（The Bridegroom, 2000〔中譯二○○一年出版〕），長篇小說《池塘》（In the Pond, 1998〔中譯二○○二年出版〕）、《等待》（Waiting, 1999〔中譯二○○○年出版〕）、《瘋狂》（The Crazed, 2002〔中譯二○○四年出版〕）、《戰廢品》（War Trash, 2004〔中譯二○○五年出版〕）。一直到二○○七年出版的長篇小說《自由生活》（A Free Life〔中譯二○○八年出版〕），才首度以美國華人的經驗為題材（對象主要是從中國大陸赴美的華人社群，可謂華人離散〔Chinese diaspora〕的一部分），距離他初次出書已有十七個年頭，距離赴美留學更是足足二十二個年頭。他的小說連獲美國重要文學獎項，其犖犖大者如美國筆會／海明威獎（PEN/Hemingway Award）、歐康納短篇小說獎（Flannery O’Connor Award for Short Fiction）、亞美文學獎（the Asian American Literary Award）、美國筆會／福克納獎（PEN/Faulkner Award）和美國國家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等。
身為第一代移民作家，以非母語在異國寫作，詩集與小說在資本主義的美國出版實屬難得，可謂在一代中實現了通常需要三代才能達到的夢想。而他竟一再贏得重要文學獎項，連土生土長的（華裔）美國作家都瞠乎其後，誠為一大異數。然而成功的背後除了個人的才華之外，卻是多年的閱讀、訓練、自律、毅力、執著與堅忍。他在本書附錄的訪談中，引用有法語創作經驗的華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的話說：「這種作家必須花上比母語多十倍的精力和時間來完成一部作品。」哈金指出：「一個人要有足夠的毅力才能夠忍受所有的挫折和孤獨。把這些加總起來，以一個借用的語言來從事文學創作是非常非常困難的。」至於他自己的實例則令人咋舌：「我的每部長篇小說至少經過三十遍修訂才完成，短篇小說修改的次數更多。單單《自由生活》的校樣我就改了六遍。那也就是為什麼我不鼓勵人以外文來寫作，因為其中多半就看你多堅忍。」如此說來，他以英文創作揚名國際，也就不那麼令人匪夷所思了。
哈金在英文世界成名後，作品被翻譯為三十多種語言流傳於世界各地，當然也包括了他母語的中譯本。然而他在華文世界的遭遇卻是出奇地兩極化。在台灣，說他是以中譯「衣錦還鄉」毫不為過，因為他的中譯本的出版量在美國（華人）作家中無疑是名列前茅的，不僅在市場上廣受歡迎，也受到學界的重視。反諷的是，他卻因為筆下所描繪的中國，有自曝家醜之嫌，而未能返鄉──不僅個人至今未曾返回中國大陸（至多只到香港），甚至連他的多部作品，除了《等待》之外，全遭到被禁的厄運。換言之，哈金既是美國華人中得獎最多、中譯最多的作家，卻也是被禁最多的作家。這點反證了他當初毅然決定以英文創作的確是有先見之明。
他早先的短篇小說之結構取法於愛爾蘭文豪喬埃斯（James Joyce）──另一明顯影響為美國小說家安德生（Sherwood Anderson）──也有意如同自我放逐的喬埃斯般撰寫有關故鄉的「道德史」。如今愛爾蘭奉喬埃斯為國寶，不僅設有博物館，而且每年六月十六日訂為布魯姆日（Bloomsday），大肆慶祝，因為他的名著《尤利西斯》（Ulysses）全書描寫的便是主角布魯姆當天於都柏林的行跡與心緒，不僅吸引大批觀光客，而且全世界有幾十個國家同步慶祝。相形之下，哈金的遭遇卻有著天壤之別──揚名異國，風行台灣，卻為故鄉中國所拒斥（雖然黑龍江大學校史館把他列為名譽校友）。兩位移居作家的命運竟如此迥然不同，不免令人為之不平。晚近情況似有好轉的趨勢，筆者於二○○九年六月和七月分別前往北京和南京參加亞裔美國文學與華裔美國文學的研討會，發現有關哈金的論文數量已足以組成一個場次，討論也相當熱烈，超脫了狹隘的意識形態，雖然有些人對於他所再現的中國依然無法接受，但大體而言已能持平以待。筆者在會中也表示，中國人對於哈金所再現的中國見仁見智，自有其背景，但他的作品絕非洪水猛獸，大可以平常心看待，在市場上發行，讓讀者來公評，而不是在意識形態的框架或資訊不足的情況下率爾批評。
哈金以往的作品都是詩和小說，《在他鄉寫作》（The Writer as Migrant）之所以為「異數」，是因為這是他寫作生涯中的第一本評論集，來自於二○○六年應邀在美國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發表的三篇演講。話雖如此，哈金的學士、碩士、博士學位都主修英美文學，文學批評原本就是他的專長。他在附錄的訪談中提到，他曾提供萊斯大學委員會幾個演講題目，而對方最喜歡這個題目。系列演講內容二○○八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原書共分三章，加上作者的簡短前言，呈現了哈金在詩人、小說家之外，罕為人知的批評家身分，供人與他的文學創作參考對照。作為系列演講，原書便已完整具足，然而為了讓中文讀者更能充分掌握哈金的觀念與思想，中譯本增添了一篇主題密切相關的演講稿，以及筆者的導讀和訪談。換言之，哈金「衣錦還鄉」的第一本評論集呈現給華文讀者的是比原著更豐富、多元的內容。其實，從翻譯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的觀點而言，使得不同譯本各具特色的，除了譯文本身的風格之外，最明顯的便是譯文之外的附文本（paratexts），因為這些「加料」使之有別於原文及其他語文的譯本（可謂「一個文本，各自表述」），更明確展現出華文世界的譯者、編者與導讀者的意圖，所設定的對象，以及所要達到的目標。
原書第一章〈文學代言人及其部族〉（“The Spokesman and the Tribe”）討論移居作家作為故國代言人的角色，主要以俄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Alexander Solzhenitsyn）和中國作家林語堂為例，提到自己在以英文創作之初也曾如此自許，要為故國苦難的大眾發聲，後來逐漸懷疑這種角色，終於覺悟到作家必須特立獨行，發出一己的聲音，不再奢談代言，因為作家的首要任務就是在紙上見真章，留下經得起時間淘洗的藝術作品，即使自身無法回歸故土，但作品終將得到故鄉人民的擁抱。
第二章〈語言的背叛〉（“The Language of Betrayal”）提到有些人認為離鄉已是遺棄，而選用外語創作更形同背叛故國與母語。其實，選擇在安全區──母語──之外創作，背後有著強烈的原因。文中引用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所列舉的三種原因和代表性作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出於必要，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出於野心，貝克特〔Samuel Beckett〕出於疏離），但進一步指出，其實作家的動機是交織混雜的，上述原因大多同時發生。哈金在其他場合中也經常援引前兩位作家，認為康拉德創立外國人以英文寫作的傳統，納博科夫發揚光大，至於他自己則試著在這個傳統中走出自己的路。此章仔細闡釋兩位大師的例證，指出兩人文風殊異，各樹一幟：康拉德中規中矩，敬謹審慎；納博科夫打破成規，自由嬉戲。結論時明言，作家為了在移居國的語言中找到一席之地，建立自己的風格，甚至不得不犧牲母語，「必須只忠實於他的藝術」。
第三章〈一個人的家鄉〉（“An Individual’s Homeland”）再度出入於古今許多文學作品，由荷馬史詩中的奧德修斯（Odysseus）談起，分述但丁和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對此主題的處理，以示其亙古常新。他接著提到若干當代作家（包括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波爾〔V. S. Naipaul〕、捷克作家昆德拉〔Milan Kundera〕、英文作家魯西迪〔Salman Rushdie〕和德文作家席伯德〔W. G. Sebald〕），申論當今飛機與網際網路使移居者與故國能保持密切的聯繫，而「家鄉」不再只是關係著過去，也涉及現在與未來，甚至「涉及抵達（arrival）多於回歸（return）」。對於移居作家而言，真正的家鄉存在於自身，而「建築家園的地方才是你的家鄉」（值得一提的是，長篇小說《自由生活》的主角武男在詩作中也有一字不易的看法）。因此，在哈金看來重要的是：「如何作為一個藝術家而生存，同時使自己的藝術得到發展。」
中譯本增加的第四章〈為外語腔辯護〉（“In Defense of Foreignness”）為二○○八年四月四日在美國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舉行的「全球化時代重估外語課程」研討會（Reassessing the Foreign Language Curriculu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的主題演講，內容延續前三篇，主要以康拉德和納博科夫為例，說明兩位選擇以英文創作的移居作家的不同策略與特色：康拉德力求中規中矩，謹守英文成規（雖然偶爾不免筆誤）；納博科夫有意突破，大玩文字遊戲，挑戰約定俗成的表達方式。兩人的風格雖然不同，但各自貢獻並豐富了自己選擇用於文學創作的外語，擴充其「語言能量」，形成英語的「一個特殊榮耀」。他推崇「康拉德是這一文學傳統的奠基人，納博科夫則代表它的頂峰」。文中特別提到，相較於以母語創作的本地作家，移居作家宜善用其邊緣位置，創作出具有混雜性的作品，形成自己的特色，其「能力和成就不能只以對標準英語的掌握來衡量」，即使「我們不可避免地聽起來有外國腔，但邊界是我們唯一可以生存並對這個語言作出貢獻的地方。」
附錄的〈辭海中的好兵：哈金訪談錄〉，篇名衍生自其短篇小說集《好兵》的中英文書名，原刊登於二○○八年九月號的《思想》時，已有一萬三千餘字，是華文世界有關哈金較周詳的訪談，為了配合此書出版，特別增添最後一節「關於《在他鄉寫作》與《落地》」。全篇由作家面對訪談者的提問，針對家世、教育、寫作（尤其是他的詩作）、文學觀、對於華文世界的觀察……一一坦誠作答，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雖然哈金大多避談自己，往往否認作品中的自傳性，但就此書而言，由應邀演講到題目選擇，都可看出公眾對於他身為移居作家的強烈興趣，而身處學院中的他也趁機廣泛蒐集資料，整理自己的看法，發表系列演講，其中必然涉及他的閱讀與創作經驗，可與他的作品相互參照。例如，以非母語創作的決心與艱辛，可參考《自由生活》中男主角武男的心路歷程，雖然哈金不承認該書中的自傳成分，但若沒有深切的體驗，實難刻畫得如此生動感人。二書分別為抽象的論述與具體的描繪，有興趣的讀者自可比對，細心體會。總之，《在他鄉寫作》的特色就是哈金以身兼作家與學院人士的角色現身說法，討論古今中外具有代表性的移居作家與作品，其中所涉及的語言、傳統與身分的議題，並引申出對於文學與作家的普世觀點，使得此書比一般的學術評論更具感染力與說服力，也比常見的作家訴說自身的寫作觀、經驗談、文學理念更具深度與廣度。
本文伊始以「異數」來形容哈金其人其書，然而從哈金的訓練、紀律、努力與毅力可知，他的成功絕非偶然，與其說是「異數」，不如說是他善用自己的興趣與才華，面對以非母語在他鄉寫作的不可知的命運，發揮自己的邊緣位置與特殊資源，以驚人的意志，不懈的努力，持久的堅忍，將自己對於家鄉與異地的感思，一字一句地化為「藝術」。誠如他一再強調的，作家最重要的就是忠實於自己的藝術，寫出的作品就是他的護照與憑證，因為唯有「藝術」才是作家最堅實的基礎與最終極的評斷。
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台北南港
◆ 選摘二
第一章
文學代言人及其部族（節錄）
作家在開始其職業寫作生涯時往往反覆自問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提出的問題：為誰寫？以什麼身分寫？為誰的利益而寫？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將構成其世界觀，並幫助決定其題材甚至寫作風格。在這三個問題中，「以什麼身分寫作」最令人困惑，因為它涉及到作家的身分認同及傳統，而這兩者往往不以人的意志決定，隨時都在改變。
我對這些問題的最初回答極其簡單。我在第一本詩集《沉默之間》的序言中寫道：「作為一個幸運者，我為那些不幸的人發言，他們受苦受難，忍辱負重，在生活的底層消亡；他們創造了歷史，同時又被歷史愚弄或毀滅。」我把自己看作是代表中國底層、用英文寫作的中國作家。我沒有意識到我選擇的立場所具有的複雜性和不可行性，尤其是對於我所處於的狀況而言。確實，過多的誠意是件危險的事，它會讓腦子發熱。
一般而言，來自開發中國家的作者容易以社會地位來界定自己，部分原因是由於移居到物質優越的西方而感到內疚，另一部分原因則原於過去在本土所接受的教育，在那裡，群體常常被視為高於個人。事實上，「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這個詞在中文裡仍有著負面色彩。剛開始寫作時，我渴望回到中國，把在美國的居住看成短暫的逗留，所以近乎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是中國弱勢群體的代言人。我完全沒想到這種說法有多麼毫無根據。國家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處置一個作家，甚至指控他有不當行為、背叛、或者其它對不起國人的罪行。就連他試圖效勞的人民都可以質問他：「誰賦予你替我們發聲的權利了？」有的人甚至提出挑戰：「你如果沒和我們一起受難，那麼你僅僅是利用我們的痛苦來為自己謀利。你在國外，出賣自己的國家和人民。」
但那些質疑作家的人很少想過這麼一個道理：荷馬（Homer）不必非要同希臘勇士們一起去特洛伊才可以歌頌他們的事蹟；然而荷馬仍是個偉大的詩人。我們是誰？作為有抱負的作家，我們有時會情不自禁地為我們的寫作行為找一些正當藉口。僅僅靠才能就可以成為部族的代言人嗎？從邏輯上來說，有才能就足夠了，因為大多數集體經驗和個人故事在被轉化為藝術並保存於藝術之前沒有持久的意義。但這世界彷彿專門為阻礙和扼殺才能而設計，不因個人的意志而轉移。
一個作家成為代言人的最佳條件是在本土有所成就――即在抵達國外之前就在本國已有讀者群。從這個立場出發，他可以在國外繼續寫作，即使是面對不同的讀者，寫不同的事情。這是一份很幸運的財富，但同所有的財富一樣不可能永久持續。這樣的作家就像一個任期有限的文學大使，終究會被另一個人所取代。
毫不奇怪，許多重要的流亡作家都自視為原居國的代言人，因為這種方式是恢復其作家角色的捷徑。最好的例子是俄國小說家亞歷山大．索忍尼辛和中國作家林語堂，他們兩人都是流亡者，都自認為是自己國家的代言人，他們的視野則構建於鄉愁和在美國居住多年後試圖與國人團聚的努力。
索忍尼辛因所謂的叛國罪被剝奪了蘇聯國籍。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一位巴黎出版商出版了《古拉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一九七四年二月他被驅逐出俄羅斯。儘管具有堅強的自信心和道德信念，他仍因被驅逐出境而沮喪，無法想像生活在他方或者為不同的讀者而寫作。他對一名西班牙記者說：「我從來沒有打算成為一個西方作家……我來到西方是違背自我意願的。我只為我的祖國寫作。」同時，他向瑞士記者哀嘆：「我不住在瑞士……我住在俄羅斯。我所有的興趣、所有關注的事情，都在俄羅斯。」在歐洲輾轉流離兩年，一九七六年夏天索忍尼辛和家人抵達美國，在佛蒙特州黑河山谷中的村莊――卡文迪什（Cavendish）郊區――自我幽禁起來。有人說這是索忍尼辛喜愛新英格蘭地區的寒冷氣候、清新空氣以及天然森林，所有一切都使他想起俄羅斯。
去年夏天，我碰巧去了趟佛蒙特州，在返回麻薩諸塞州的路上，我開車前往卡文迪什去看索忍尼辛的舊居。令我驚訝的是，五十英畝的房產，被鐵柵欄圍著，裡頭仍住有他的家庭成員們。鐵門禁止外人進入，安有對講機和電子監視器。附近一棵樹上掛著塊牌子：「私有財產，不許入內。」通往他家的道路以及密林裡面的車道缺乏修葺；山坡上兩層樓的木房子看起來被風吹日曬得有些破舊了，周圍野草叢生；嘩嘩的溪水在山腳下一條很深的溝渠裡奔流，使這個地方從軍事角度來看易於防守――眾所周知，索忍尼辛一家甚至在卡文迪什也曾遭遇過死亡威脅。鐵柵欄那邊的一切都似乎意味著居住者沒有打算永久住在此地，非常擔心安全、刻意隔絕於公眾和鄰人之外。另一方面，卡文迪什一家雜貨店裡的中年婦女給我指路，告訴了我往這位作家住所的確切方向，並親切地稱他為「亞歷山大」。我對索忍尼辛家園的印象與他的聲明一致，他始終計劃著要返回他的祖國。
他和妻子以及他們的三個兒子在這裡住了十八年，直到一九九四年三月終能返回俄羅斯為止――他恢復了俄羅斯公民資格，叛國罪被撤銷，他的書終能在俄羅斯出版。他就是在這個地方，一天工作上十二到十四個小時，從上午八點到晚上十點，一周七天，完成了許多著作，主要是幾本大部頭作品，如《紅輪》（The Red Wheel series）系列。索忍尼辛雖然聲稱「我只為我的祖國寫作」，但許多年來，他無法與俄羅斯的人民直接對話，儘管用母語寫作，卻只能通過翻譯向西方讀者發言。他仍把揭露蘇聯歷史的黑暗面視為己任，見證其對人道的摧毀，為沒有發言權的俄羅斯人保存記憶。從這個角度來看，其後期作品的歷史性高於文學本身：我們可看出他在佛蒙特州寫的作品文學性小於他流亡前寫的小說。換句話說，相較而言他早期的小說，尤其是《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第一層地獄》（The First Circle），以及《癌症病房》（Cancer Ward），某種程度上是很優秀的文學作品。有些人可能認為這些以現實主義傳統所寫的小說太陳舊、笨拙、瑣碎、人物過多，但每一本都有其文學的獨立性，足以抵擋時間的流逝。它們具有生命力。相反地，其後期作品則不具備堅實的藝術架構，影響所及，它們可能無法經得起歷史轉變的侵蝕。
一九九四年三月動身返回俄羅斯前，索忍尼辛到卡文迪什村裡跟聚集在一起的兩百多名村民告別，在此之前他很少去到村裡。他滿懷感激地說：「流亡總是十分艱困，但我無法想像有一個比佛蒙特州卡文迪什更好的地方，在這裡生活，等待，等待又等待回家的這一天。」顯然對他來說，在美國的十八年只是一個漫長的等待，這期間他以筆同蘇維埃政權抗衡，對其垮台起了催化作用。
然而，他深知新俄羅斯與他離開的那個俄羅斯有著巨大差異――國家經歷了戈巴契夫（Gorbachev）的改革、面臨西方民主資本主義的影響。雖然他的文學作品在故鄉受到好評，他的回歸，謹慎地顯得猶豫。自從葉爾欽（Boris Yeltsin）總統邀請他「在俄羅斯之內而不是在外國土地上為俄羅斯人民服務」之後，他花了差不多兩年時間才使自己徹底離開佛蒙特。他感覺到他是回家鄉去死，覺得一旦回到俄羅斯，自己可能也活不長。儘管如此，他的回歸仍不亞於英雄凱旋與奇蹟一般；縱觀文學史，極少有被流放的巨人最後又踏上祖國的土地；所以從各種意義來說，他的回歸是趟奧德賽之行。
不過，索忍尼辛回到故鄉並非一帆風順，不像奧德修斯那樣恢復了家園、奪回了王位。索忍尼辛的愛國觀點混雜東正教基督教義（Orthodox Christianity），被人們刻意忽略；他的政治著作《崩潰的俄羅斯》（Russia in Collapse, 1998）和《兩百年同行》（Two Hundred Years Together, 2001）受到冷落；他被認為過時了，與現實的俄羅斯脫節；他的談話節目則因收視率太低遭到停播。索忍尼辛，一名曾在西方代表受壓迫的俄羅斯人民的強力代言人，一個慷慨激昂抨擊蘇維埃政權的批評家，似乎正在消逝，無法在俄羅斯的社會扮演重要角色，就像一名退休的外交官，職業生涯已在別處結束。但索忍尼辛就是索忍尼辛，正如天才終究是天才。二○○六年一月下旬，國家電視台播出根據其小說《第一層地獄》改編的十集連續劇，成為俄羅斯電視台最受矚目的節目之一。時年八十七歲的索忍尼辛親自編寫劇本，甚至朗讀了好幾個段落。據說，他在看初剪帶時熱淚盈眶。
索忍尼辛回到家鄉十年，才可說他終於回到俄羅斯了，終於被人民接納了――但我們當謹記的是，這種回歸是透過了文學才成為可能的。當然，今日俄羅斯的政治局勢允許他的文學作品參與民族認同和文化傳統的重塑，但索忍尼辛如果沒寫出夠分量的作品，不可能在俄羅斯再次獲得人心。同期與《第一層地獄》一起改編成電視劇的還有蘇聯時期的許多傑作，如《大師和瑪格麗特》（The Master and Margarita）、《金牛犢》（The Golden Calf）、《齊瓦哥醫生》（Doctor Zhivago），都說明了要重新獲得俄羅斯人民的喜愛，作家不必非親自回到俄羅斯的大地不可。索忍尼辛即使沒有回國，他的文學作品終究會回到人民的身邊。
儘管索忍尼辛的回歸具有英雄凱旋般的氣勢，卻不能忽略他在流亡歲月中所受的挫折與磨難。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卡文迪什北邊二十英里之外的佛蒙特州魯特蘭法庭，法庭官員以及三排記者和攝影師等待著亞歷山大•索忍尼辛現身美國公民宣誓儀式。他的妻子娜塔麗婭•索忍尼辛（Natalya Solzhenitsyn）和兒子葉爾蒙雷（Yermonlay）也在場，大家都在等待――但作家沒有出現。索忍尼辛夫人以她丈夫「不舒服」作為解釋，但據一位他們家的朋友透露他實際上很好。一個月之前，這家人提出美國國籍申請，所以在六月二十四日這天為他們安排了一個特別儀式。那天，索忍尼辛夫人獨自一人得到公民證書，她告訴記者，既然已成為公民，她將為三個兒子申請入籍。
顯然，索忍尼辛在最後一刻改變了主意，他無法經歷那個儀式。那為何申請入籍呢？似乎很了解索忍尼辛一家的約瑟夫•皮爾斯（Joseph Pearce）提出下列看法：
多年之後，圍繞著他未出庭而產生的謎團終於由娜塔麗婭解開。在整個流亡生涯中，她的丈夫「從未想、也未曾要成為一個美國公民。他無法想像自己是其他任一國家的公民，除了俄羅斯（不是蘇聯！）以外。」一九八○年代初期正值阿富汗戰爭高潮，蘇聯在短期內變化的希望愈形渺茫，事實上，索忍尼辛曾一度產生懷疑，但他最終還是決定「保持無國籍――直到俄羅斯從共產主義中解救出來，這是他一直盼望的事。」
解釋聽來合理，然而解釋不了這個事實：索忍尼辛差點成為美國公民，並在一段時間他失去了他在小說中所讚美的那種「動物的冷漠」（the animal indifference）和「作家的自信」（the writerly assuredness）。他可能厭倦了長期等待，厭倦了身為一個沒有國籍的難民，厭倦了做一國的代言人；這個國家聽不見他的聲音，不理會他的努力。最重要的是，作為一個父親、丈夫，他理當為家庭尋找最佳的生存方式。
與任何個人一樣，他有權自我懷疑，如果必要的話，有權放棄故土。但對於一個有他這樣的名望和社會地位的作家來說，索忍尼辛不可以是另個國家的公民。如果成為美國公民，那麼他回歸俄羅斯就會變得更加複雜與不利，因為他的對手、甚至部分一般的俄羅斯民眾，將會視他做美國人，對他的忠誠提出質疑。他一向強調人民的必要性（此為他思想的核心價值），如此的舉措將削弱其公信力；幸好他及時冷靜下來沒有進行入籍儀式。
這事顯示無論一個作家多麼精心地建立其與部族之間的關係，他的角色定位仍是極易改變的――任一個偶然的、有時是必要的行動都可能輕易地破壞這個關係，並迫使其發生巨大變化。我在這裡提到索忍尼辛打算入美國籍一事，並不僅僅想指出這位偉人差點做了件蠢事，我的本意是藉此說明作為代言人，他的身分的脆弱性。
事實上，我總是被索忍尼辛的勇敢和接受孤獨為工作條件所感動。「我全部的生命只由一件事構成――工作，」他曾經說道。據他的傳記作者Ｄ．Ｍ．托馬斯（D. M. Thomas）所說，那時的卡文迪什村連個醫生都沒有，老索忍尼辛由於坐骨神經痛，不得不站靠在講台邊才能寫作。我相信，讓他如此頑強的原因不僅是對工作的獻身精神，還源於他的基督教信仰，灌輸給他一種超越今生延續性的意識；相信有來世，可使一個人此生過得無所畏懼。在動身返回俄羅斯前的某個訪問中，索忍尼辛被問及是否懼怕死亡，他臉上漾著明顯的笑容回答：「絕對不怕！這只是個平靜的過渡。身為基督徒，我相信死後有來世，所以我明白這不是生命的結束。靈魂有延續性，靈魂不會死亡。死亡只是其中一個階段，有些人甚至說那是一種解脫。不管怎樣，我不害怕死亡。」他在另一個場合也提到：「人生存在的目標不是為了幸福，而是為了精神上的成長。」這就是他何以在流亡期間還能完成著作的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