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擺布的台灣文學：審查與抵抗的系譜

審查體制下的殖民地文學／陳芳明（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河原功可能是日本學界少有的、未曾在學術界或大學校園以專職身分執教的台灣文學研究者。一個生產力如此旺盛的研究者，卻是在私立高中任教。他在一九九七年出版《台湾新文学運動の展開──日本文学との接点》（即《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時，確實使台灣學界感到驚豔。當時國內的台灣文學研究已經頗具格局，但他的書翻譯成中文時，才讓台灣學界感到訝異。他所展現的考證工夫，以及對於文本的細讀，確實使後來者深感欽佩。他可能也是日本研究者的行列中，最早訪問日治時期台灣作家的，尤其對楊逵、王詩琅的接觸，似乎都趕在台灣學者之前。他早期對楊逵〈送報伕〉的探索，不僅透過個人的訪談，而且還求證了當時許多不為人知的史料。他的研究成果，也使台灣第一代的研究者感佩不已。那種專業與敬業的精神，確實值得台灣文學研究者學習。
他在二○○九年所完成的《翻弄された台湾文学──検閲と抵抗の系譜》（即本書《被擺布的台灣文學：審查與抵抗的系譜》），可以說是在原來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探索殖民地台灣的審查制度。這部專書觸及了日本殖民地統治的真實面貌，一方面站在台灣作家的立場，探討他們文學作品的抵抗精神；一方面則相當深入點出台灣總督府對殖民地作家的監視。河原功為這本書命名時，顯然已經敏銳地觸及殖民地時期文學生產的政治環境。所謂殖民地社會，就意味著自由意志的喪失。從一九二○年代新文學運動發軔以來，每位作家提筆之際，都無法避開台灣總督府所投下的陰影。那種不自由的狀態，不僅僅來自政治干涉，也來自整個語言環境的不良。身為漢人的殖民地作家，他們沒有機會經歷過五四運動以降的白話文變革，當然也沒有辦法全程走過日本近代文學的生產過程。台灣新興知識分子在母國與帝國之間都同時落空，因此如何尋找屬於自己的文學語言，如何建立屬於自己的文學題材，就成為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最大考驗。
河原功以「被擺布」一詞來形容殖民地台灣作家的困境，可以說相當準確。這也說明了為什麼殖民地作家的重要主題，永遠都是在尋找文化認同，以及如何建立文化主體。在這本書裡有三篇論文是討論楊逵的作品，因為這位左派作家終其一生都在從事抵抗運動。而且他與日本的左翼運動，也一直維持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無論是農民運動理論，或是左翼文學的建構，楊逵的思想淵源受到日本左派文壇的影響非常巨大。河原功曾數度與楊逵見面，並且做了許多訪談紀錄。在國內學界創立台灣文學所之前，河原功對楊逵的認識早就瞭若指掌。書中以兩篇論文集中討論〈送報伕〉的創作背景，以及楊逵曾經展現的抵抗運動。河原功對他的評價如此之高，無非是感受到〈送報伕〉這篇小說所放射出來的批判精神。放眼全世界的殖民地社會，抵抗精神與批判意識一直是最稀罕的文化遺產。閱讀河原功的論文之際，讀者應該可以感受到這位日本學者對台灣作家的肯定。當年他在研究楊逵時，台灣社會尚未解嚴，所有有關左派運動的探討，似乎是不可能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河原功所寫的這三篇論文，相當鮮明地塑造了楊逵的歷史形象。
在探討殖民地抵抗精神的論文裡，還包括了〈吳新榮的左翼意識〉與〈皇民化運動與吳濁流的抵抗精神〉。從尋常的史料中，他勾勒出極為清晰的歷史軌跡，確屬不凡。尤其是討論吳新榮的那篇文章，更讓我們感到欽佩。對一般讀者而言，這篇論文彷彿是書目的集合。因為他爬梳了吳新榮藏書中的日本左翼雜誌封面，從而去推測他當年在日本留學時所涉獵過的左翼思想。從這些書目所呈現的，幾乎可以清楚看見吳新榮這位詩人醫師，是如何在東京穿越了馬克思主義的洗禮。長期以來，有關鹽分地帶文學的討論，基本上都集中在他們的作品內容。但是，河原功的研究看得更為深遠，他追溯到吳新榮在留學時期的心路歷程與思想轉折。這可以說明河原功的研究，往往注意到一位作家的形成源頭與轉變過程。史料最幽微之處，正是研究者必須介入的關鍵。他為我們示範了細讀史料的重要性，當他把吳新榮所閱讀過的左翼雜誌羅列出來時，正是要呈現一位殖民地左派是如何誕生的。
這本書的另外一篇重要論文，便是〈作家濱田隼雄的軌跡〉。在青年時期成長過程中，濱田隼雄就是對社會主義非常嚮往的知識分子。但是他後來到達殖民地台灣時，戰爭已經爆發，卻主動投入台灣總督府的國策文學。在某種意義上，他是一位「轉向」的日本作家。他後來會撰寫《南方移民村》，就不致令人感到訝異。這篇論文最為精采之處，便是戰後他與中國來台左翼作家黃榮燦的相遇。河原功鉤沉了這段史實，不免令人刮目相看。濱田隼雄在一九四七年發表了一篇文章〈「黃榮燦君」──在終戰後的台灣〉，又在一九八二年寫了另一篇文章〈木刻畫〉，為台灣文壇提供了相當珍貴的史料。戰後的濱田隼雄其實是相當誠實的，因為黃榮燦與他在戰後相見時，曾經嚴厲批判他戰爭時期所寫的作品。他自己承認「被捲入戰爭之中，扭曲自身世界觀」。面對如此強烈的批判，他坦白承認「身為陷入戰爭中而失去作家精神的人，我引以為恥」。這段歷史，幸好由河原功重新勾勒出來，才讓我們看見了稍後遭到國民黨槍決的黃榮燦精神。也讓我們看見了一位日本轉向作家，是如何對自己在戰爭中所寫的小說，引以為恥。在皇民文學運動裡，濱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在藝術品質上相當高，卻也遮蔽了一位曾經是轉向的皇民作家之內心痛苦。
本書的第三部分是「不為人知的審查制度」，重點在於討論一九三七年台灣總督府所頒布的「廢止漢文欄」之過程。這項禁用中文的命令，並非是由台灣總督府主動提出。河原功爬梳了瑣碎的史料，終於為我們提供一個清楚的歷史真相。這項禁令最早由軍方提出強硬論，隨後由極右派的「民風作興協議會」做了決議。整個客觀環境似乎都在配合帝國的南進政策，縱然台灣總督府並未主動提出禁令，但整個客觀環境的論述已經形成。尤其是軍方的強硬派，特別強調為了謀求徹底普及國語，因此要求「從報紙與雜誌中排除漢文欄，統一使用日語」。這種漢文撲滅政策，對於台灣文壇的影響可謂至大且巨。河原功論文可以說是非常細節，讓台灣文學研究者終於窺探了歷史真相。
河原功特別指出，台灣總督府並沒有非常明確的禁令，但是為什麼《台南新報》、《台灣新聞》、《台灣新民報》、《台灣日日新報》，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刊登共同聲明「島內四家日報關於廢止漢文欄的協議」？背後的曲折淵源，軍方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總督府則是全力配合。但是戰爭期間，白話文雜誌與白話文創作其實還在發行，包括《風月報》、《台灣藝術》，以及吳漫沙所寫的小說《莎秧的鐘》。具體而言，強硬規定以日文書寫，為的是有利於審查制度。而容許少數的中文書寫，則是為了攏絡作家，並且藉以推廣皇民化政策。總督府的審查制度，特別強調四種發行禁止的類別：阻礙內台融合者；慫恿台灣獨立、煽動民族意識者；誹謗台灣總督、致使其威信受損者；惡意宣傳台灣統治與施政方針之弊、意圖挑動無知島民疑惑者。這種審查制度的施行，無非是為了進行思想控制，也是為了使南進政策得以順利進行。河原功特別指出「台灣文學即是一頁與『審查』纏鬥的歷史」，這段話確實說得非常精準。

從資料到研究的渡航／河原功

是將近五十年前的事了。一九六九年，還是大學生的我第一次來到台灣。在王崧興、吉原彌生老師夫婦的關照下，我獲得為期兩個月的台灣體驗。王崧興老師時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同時也在台灣大學開設文化人類學課程，學識淵博的吉原彌生老師，則是我高中母校的圖書館員，對於「霧社事件」有著深刻的認識。
因為這次的台灣旅行，再加上指導教授前田愛先生的鼓勵，我決定以「日本治時期台灣文學」為大學畢業論文主題。然而當時，日本國內研究「台灣文學」的環境尚未整備，研究者、研究書籍、第一手資料等都極為匱乏。而做為研究必備基礎知識的台灣近現代史，也只有王育德的《台灣》以及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可供參照，問題是這兩本書都已絕版，連購書都很困難。同時，台灣也在同樣堪稱篳路藍縷的狀態之中，「台灣省立中央圖書館」（現為「國立台灣圖書館」）與台灣大學圖書館所收藏的第一手資料，大部分都無法輕易閱覽。更重要的是，無論在日本或台灣，台灣史研究、台灣文學研究，當時都不被視為學術研究的對象。
畢業之後，抱著從事台灣文學研究志向而繼續深造的我，很榮幸地獲得與楊逵、張文環、葉榮鐘、吳濁流進一步交流的機緣，並多次造訪台灣。在資料不足的障礙中，我完成了以「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為題的碩士論文。只是，指導教授成瀨正勝先生善意提醒「如此一來恐怕會有人在論文審查之際指指點點」，遂讓我以「佐藤春夫〈殖民地之旅〉與其周邊」為輔修論文而完成學業。
這就是我開始從事台灣文學研究時的條件與環境。
後來，以涓滴之力所累積的成果之中，起先是以作家、作品研究為重心，同時對於台灣的書籍流通以及阻礙出版資訊的審查制度產生興趣。從這些核心所擴散出的結果包含了一九三七年的報紙禁刊漢文欄事件，東都書籍台北分店、新高堂書店、蘭記書局等書店經營史，台北高等學校的學生文藝活動等議題的探究。另外，因為在台灣協會內發現了日本人遣返資料，也促使我著手在台日人遣返問題的研究。而讓從事台灣研究之必要資料都能復刻出版，則是我一直以來的努力
目標。
這本書是我從事台灣文學研究，從起步到逐漸擴展範圍的過程，可以算是我台灣文學研究的研究史。期待這一路走來的步履，能陪伴讀者經歷一場台灣文學研究從被否認走到今日景況的旅程，也希望能帶來更多與讀者交流分享的契機。

桃李不言／張文薰（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這本書收錄河原功先生的十四篇論文，寫作時間跨越一九九四年到二○○八年，在二○○九年由日本研文出版社結集發行後，此刻才以中文版的形貌出現在台灣讀者面前。河原功先生的前一本專著《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內容範圍斷代為一九三七年，在這本由學位論文改寫而成的著作中，河原功先生就已經提出他對台灣文學的重要論點──一九二○年代後期到一九三七年之間所發生的文字創作相關現象，是一場「新文學運動」。接下來進行的研究，時間範圍就從中止這場運動的漢文欄廢止風波開始、到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河原先生的研究總是座落於明確的歷史性視野之中。本書所收錄的正是「新文學運動」之後的研究成果。河原先生將殖民地文化治理，從「審查」的角度具現化，描繪出作家所置身的，是一片必須無時不與之「抵抗」的環境，而台灣文學正是在這風雲擺布之中，展現挑戰、超越時代束縛的個人精神系譜。
「與日本文學的接點」則反映出河原先生的學科背景，並且是在近代文學研究巨擘前田愛的建議下，從古典走向台灣研究。日本國文學的訓練，不只顯現在河原先生留心日本作家的台灣經驗，更在於他的研究取向與寫作形式。日本學界的學術文章型態，有所謂的「解題」與「精神史」，可能是台灣學界較為少見的。「解題」是歷史性研究的基礎，通常是在史料文獻的復刻出版時，由發掘整理的研究者執筆，來說明這部史料的問世經過、體裁、性質，提點史料利用者進入歷史世界的路徑與方向。河原功先生無疑是「解題」文章的個中翹楚，從文藝期刊到律令紀錄，從官方機關誌到作家作品集成，台灣文學、歷史研究的新編史料中，幾乎都有著河原先生挾著厚重資料夾與筆記本，走遍台灣全島資料館、舊書肆的身影。當研究者對於知識傳遞、文本生產、書報流通的途徑感到興趣，或在作家創作方式、文壇人脈網絡之海迷航，往往可以在河原先生的「解題」中，獲得指向答案的座標。
「精神史」類型，則是如河原先生剛在東京出版的《《台灣藝術》與其時代》（村里社，二○一七年十月），透過《台灣藝術》這部雜誌的身世追索，河原先生描繪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代的精神特質。「精神史」是從個案主角──刊物、人物、文類的興衰生死出發，放眼集體的存在方式與歷史意義。著名的栗原幸夫《普羅列塔利亞文學與其時代》、江藤淳《夏目漱石與其時代》都不只是左翼文學、夏目漱石文學的扎實考證，更是社會運動、日本近代思想研究的經典巨著。研究者不只需要廣博的閱讀量、縝密的組織力，更要具備面對歷史的深刻同情與堅毅耐心，正是日本人文學實證主義研究的精髓。
本書文章是「解題」與「精神史」研究方法的結晶。河原先生最初在二十四位親友團的目送下，一九六九年來到台灣研究霧社事件，馬上發現史料嚴重缺乏的問題，必須自己從頭蒐集資料與資訊，來重建研究的歷史背景。在研究取徑與機緣造就下，河原先生認識了如今鼎鼎大名、但七○年代初分別隱身在農園、觀光旅館、文獻會的楊逵、張文環、王詩琅等戰前文學家。掩沒於書肆與倉庫中的腐朽史料，或辛酸寡言、或豪邁訴說的殖民記憶，從此交織盤旋為年少學子的研究支柱。讀者如果縱覽本書，會發現楊逵登場頻繁，在第一部分的專論到第三部分的時代文化與審查制度，都有著楊逵身影。那正是因為楊逵的生命史，形成河原先生認識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框架。他以作家論、作品版本論的角度進行創作層面的考察後，再從讀者角度察覺到「審查」制度的重大影響，進而從律令依據、施行實情等面向勾勒出具有殖民地特性的審查與文學之鏈結。
也在本書中佔有歷史建構關鍵地位的是雜誌《台灣藝術》。這名不見於文學經傳，在圖書館也很難找到的史料，最能象徵河原先生一路行來的艱辛與堅持。雜誌銷售量一度高達四萬部，卻被台灣蒐藏者當做居奇交易的籌碼，終難復刻。但其中所保有的白話文篇幅，與不分日台籍的執筆者名單，都讓河原先生相信這是建立戰爭時期文學史不可或缺的最後拼圖。因此除了詳實解說刊物體裁與背景、人事遞換與風格轉變、內容結構與特徵之外，更將解析《台灣藝術》後所得觀點，延伸至同時代情境中的其他文學現象。
書中論文寫作時間橫亙二十餘載，因應不同主題的會議邀稿寫成，各篇內文呼應交疊互見。如以論文集的角度閱讀，可就各篇主題得知河原先生建構議題的資料運用與觀點。如以專書的期待開啟本書，則是旁觀研究者如何以半生歲月醞釀一個問題意識，在資料層疊中、觀點變換下，孵蘊成就為時代整體風貌的點滴歷程。本書在編譯過程中對各篇互涉處稍事剪裁、補以書內引介，所援用之日語文獻資料，即使已有譯本，也為求行文一致而迻譯，期待能精確勻暢地呈現河原先生之學思長流。
我到日本念書時，河原先生也正好開始在東京大學開設台灣文學研究課程，當時閱讀的佐藤春夫台灣小說宛如天書，河原先生必須從題目著手修改我拙劣的報告草稿。一直以來，先生與洋子夫人在學業、生活上對我關照備至，視我如親人。或許因為秉持著面對歷史的謙恭原則，河原先生向來儒雅少言，只是無時不忘囑咐發掘史料的重要性。生性耽逸疏散的我，沒能承其學風，這回能連同也受過先生提點完成論文的指導學生林蔚儒、鄒易儒，一起守護本書出版，冀能報師恩於萬一。

回首台灣文學研究

時光荏苒，自我一九六八年開始對台灣文學及其周邊的事物產生興趣以來，倏忽已經過了四十個年頭。對我而言，台灣文學是極具吸引力的研究對象，會隨著一次又一次的調查而有所發現，讓我傾注心力，樂此不疲。然而時至今日，台灣文學仍舊有許多尚待釐清的問題，使得台灣文學研究面臨著若干障礙與難關。
首先，是經常得面對文獻資料不足的問題，儘管此際台灣文學研究蓬勃發展，但在戰後二、三十年那段漫長的歲月中，「台灣文學」是完全屏除在當時的學術討論範圍外的，為了更了解「台灣文學」而在一般書店找尋參考書或索引資料也是白費力氣，研究「台灣文學」最好的方式是直接接觸原本，但就算去圖書館查找，最基本的文獻資料也是付之闕如，戰前的文學刊物與文藝雜誌比起其他文獻資料更是少得可憐。與「台灣文學」相關的雜誌或出版品在戰後混亂的局勢中被棄如敝屣，散佚各處，最終不見天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藝雜誌如《福爾摩沙》、《台灣文藝》（台灣文藝聯盟）、《台灣新文學》、《南音》、《文藝台灣》、《台灣文學》、《台灣文藝》（皇民奉公會）等，後來雖然可以在台灣復刻的「新文學雜誌叢刊」中一窺堂奧，但就文獻資料的完整性而言仍說不上充實。
其次，是審查制度下的發禁、刪除及自我規範等做法，扭曲了台灣文學的正常發展、阻礙了台灣文學的研究。戰前的台灣文學可說是一場和總督府審查制度的奮戰。戰前由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發行的機密月報《台灣出版警察報》是了解當時的審查紀錄及發禁狀況最重要的資料，儘管現存的只有一九三○年一月到一九三二年六月間短短兩年六個月的資料，但從中仍得以確認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岩波書店，一九二九年）在台被禁的事實，也有《伍人報》、《赤道》、《洪水報》、《台灣文學》（台灣文藝作家協會）等許多左翼文藝雜誌被禁的紀錄。在當時的台灣，發行報紙、雜誌、書刊有一套自己的遊戲規則，會受到比日本國內更嚴格的法條《台灣新聞紙令》、《台灣出版規則》等規範取締，亦即台灣總督府嚴格且徹底的審查制度，以各種形式阻撓了台灣文學的發展。此外，審查制度不僅影響台灣島內的刊物，更波及從日本、其他殖民地以及外國──尤其是中國──引進的刊物。很多時候儘管在日本國內讀得到，在台灣也讀不到，台灣總督府將所有認為不利於台灣統治的東西悉數排除，於是不只是台灣人，連在台的日本人也無緣得見那些刊物了。
台灣文學研究的第三個難關在於台灣歷經戰後的動盪時期，加上中文的語言轉換問題，又爆發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發布戒嚴令、反共政策，對於媒體報導也多所箝制，使得台灣在脫離日本統治、百端待舉的狀態下，強化了台灣文學的質變。台灣在戰後初期雖然初嚐台灣文學甜美的果實，卻無暇回頭評估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遺產，也無法重新建構戰後的台灣文學，就這麼錯過了發展台灣文學的最佳時機。尤有甚者，在台灣研究台灣文學，就和研究台灣近現代史一樣被視為畏途，即便對台灣文學有興趣，但許多人卻退避三舍，寧可敬而遠之，最終使得台灣文學研究邁入了漫長的空白時期。在這段空白期間所失去的，不只是與台灣文學相關的重要文獻與資料，還有以「台灣文學」本身為研究對象這件事。
另一方面，戰後在日本的台灣文學研究情形又是如何？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中並不會討論到所謂的「台灣文學」，與其說是被遺忘，不如說在一九四五年八月那個殖民地台灣不復存在的當下，日本人便放棄了與殖民地支配的各項問題面對面，並且基於同樣的思維，將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拋諸腦後。
值得慶幸的是，看似在日本國內遭到埋沒的台灣文學研究，進入一九六○年代後，由尾崎秀樹開始加以挖掘，陸續發表論文〈台灣文學備忘錄〉（《日本文學》，一九六一年十月）及〈決戰下的台灣文學〉（《文學》，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一九六二年四月）。尾崎秀樹的研究首開以日本人的觀點研究台灣文學的風氣，未幾，《近代文學的傷痕》（勁草書房，一九六三年）出版，幾年後，囊括滿洲與朝鮮的巨作《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勁草書房，一九七一年）擴大了研究範圍，受到了文學與歷史研究者的關注。儘管書中有若干記述錯誤，卻是日本人在戰後首次將焦點投注在原本乏人關注的「台灣文學」，此外也是正式在學術面上討論「台灣文學」的論文集，其所代表的意義至今仍無法抹滅。尾崎秀樹除了是戰後日本的台灣文學研究先驅，也是將殖民地文學之一的「台灣文學」，置於日本文學脈絡中討論的功臣。
以出版《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為契機，日本的台灣文學研究自此有所進展，像我一樣以台灣文學為研究對象的研究者與學生也增加了。在關西，以塚本照和為中心的「台灣文學研究會」（一九八一年九月成立）與「天理台灣研究會」（一九九一年六月成立，為天理台灣學會的前身）提出了紮實的研究成果，其中下村作次郎與中島利郎兩位教授的活躍更是有目共睹。
而一九九四年，位於台灣新竹的國立清華大學，則以陳萬益教授為中心策劃了「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日據時代台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成為奠定台灣文學研究基礎的劃時代會議。這場研討會為期3天，集結了來自台灣、日本、美國、德國等國家的三十九位台灣文學研究者發表論文，雖然台灣方面的研究水準尚不算高，但這場清華大學所主辦的國際性會議仍舊推動了日本及歐美的台灣文學研究進展，更為台灣的台灣文學研究帶來偌大的迴響。
時至今日，台灣文學研究不論在台灣、日本抑或美國都方興未艾。
一九九七年，「東京台灣文學研究會」（代表為藤井省三）在東京成立，隔年則有「日本台灣學會」（第一任理事長為若林正丈）成立，展現出日本研究者正視台灣問題的態度，也揭示文學研究在台灣整體的研究中占了相當重要的位置。二○○二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舉行「Taiwan under Colonial Rule : 1895-1945 : History, Culture, Memory」研討會，台南的國立成功大學則以「台灣文學史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為題召開大型的國際會議，到目前為止，大大小小數不清的會議相繼舉行，也提出了水準相當高的台灣文學研究成果。
此外，賴和紀念館、鍾理和紀念館、楊逵文學紀念館與吳濁流藝文館等個別作家的紀念館陸續成立，而在文學館為數不多的台灣，也以收藏所有與「台灣文學」相關的資料為目的，在二○○三年成立了國家文學館（即現在的國立台灣文學館）。作家與藏書家所贈與的台灣文學資料穩健地增加，更逐步企劃展覽與演講等活動，國立台灣文學館如今已經是從事研究時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
在台灣，原始資料的復刻與翻印正蓬勃發展，日治時代發行的台灣文學資料逐一復刻，相當程度上弭平了過去資料不足的困境。舉例來說，文藝相關的雜誌有《台灣大眾時報》、《新台灣大眾時報》、《風月》、《風月報》、《南方》、《南方詩集》、《台灣時報》等，與作家個人相關的出版品則有《楊逵全集》、《張深切全集》、《王昶雄全集》、《龍瑛宗全集》、《張文環全集》、《吳新榮選集》等，活躍在日治時期的作家大部分的作品，都在日文原文外加上中文翻譯以便閱讀。而《呂赫若日記》、《葉榮鐘日記》、《吳新榮日記》等資料的出版，更讓人得以一點一滴拼湊出當時台灣文壇的樣貌。

戰爭時期的台灣文學與文化狀況
一、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
一九三○年代的台灣文學，是在台灣社會運動受到壓制後，動能轉向文學運動、發行文藝雜誌的前提下展開的。在三○年代前期，例如與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有連帶關係的《南音》、日本內地留學生創刊的《福爾摩沙》、北台灣文學青年所創辦的《先發部隊》與《第一線》等，這些刊物雖然肩負著台灣新文學的重要使命，但其規模皆小，發行期間亦不長。然而到了一九三四年五月成立的「台灣文藝聯盟」，則已經發展為全島性規模的文藝團體，幾乎網羅全台作家，可視為台灣新文學運動邁入新階段。台灣文藝聯盟的機關雜誌《台灣文藝》（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創刊）沿著新文學運動的路線前進，以文學活動（日語與中文）取代了過去的社會運動，藉以提升「台灣意識」。但對編輯方針抱持不滿的楊逵，受到《台灣新聞》（台中）的拉攏，強烈抨擊台灣文藝聯盟。不久後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另創《台灣新文學》，與《台灣文藝》形成對立的關係。楊逵在日本內地留學時深受普羅列塔利亞文學吸引，藉著台灣農民組合與台灣文化協會主要成員的經驗，提倡文藝大眾化，致力使日本普羅列塔利亞文學扎根台灣。
楊逵的小說〈送報伕〉入選東京《文學評論》小說徵文的第二名（首獎從缺，因此他實際上是第一名），乃是最初在日本文壇受到好評的台灣作家，同時也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領導者。以楊逵為開端，年輕作家們開始以內地文壇為目標。張文環、呂赫若、翁鬧、龍瑛宗等創作出色日語作品的台灣作家從此輩出。張文環的〈父之顏〉獲選為《中央公論》的佳作（一九三五年），呂赫若的〈牛車〉刊載於《文學評論》（一九三五年一月），翁鬧的〈戇爺〉則獲選為雜誌《文藝》的備選佳作（一九三五年）。一九三七年四月，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更入選雜誌《改造》的徵文創作，並刊登於其上。上述這些台灣作家在日本文壇登場，象徵台灣新文學運動的興盛。而受到日本文壇的認可，同時也代表著在台灣島內將受到高度肯定。只是在台灣，日語作品的發表園地並不多，閱讀市場亦不大。
《台灣文藝》與《台灣新文學》這兩部文藝雜誌對台灣新文學運動的自我提升具有極大的貢獻，但同時，已逐步邁向成熟的台灣文學界，卻也因此分裂。《台灣文藝》於一九三六年八月廢刊，台灣文藝聯盟亦隨之瓦解。而由於楊逵過勞染病與「漢文創作特集」被禁，在經濟上與精神上造成雙重打擊，加以漢文欄廢止的致命一擊，使得《台灣新文學》也不得不於一九三七年六月廢刊。在這一連串的風波中，白話文作家失去了發表的園地，白話文讀者失去了可供閱讀的作品，台灣新文學運動頓時陷入沉寂，尚未完全成熟，根基便已遭破壞。

二、廢止日報漢文欄，禁止白話文創作
對於企圖普及日語的總督府而言，如何使懂日語的台灣人突破台灣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乃是一大課題。儘管每年公學校兒童的入學人數與畢業人數都有自然增加，但理解日語的人口卻不如預期的多。因此總督府於一九三三年訂立「國語普及十年計畫」（計劃十年內使日語人口達百分之五十），於各市、街、庄成立「國語講習所」，以十二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不懂日語的青年男女為對象，一年實施一百天以上以日語為主的簡易國民教育。另外，針對忙於農事者則設置「簡
易國語講習所」，利用農閒時間，以三個月至六個月為一期來教授日語，最終促使公學校兒童與畢業生中的「理解國語者」增加，由一九三二年僅佔百分之二十二‧ 七，到一九三四年佔百分之二十七‧○，到了一九三六年則達到百分之三十二‧ 九。一九三七年之際，平均三人之中即有一人懂日語。台灣總督府為求更為徹底普及日語，計劃廢止日報的漢文欄。各家日報於是發布了內容相同的廣告，預告漢文欄將於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起停刊，而當時唯一由台灣人經營的日報《台灣新民報》，則由於台灣讀者為數眾多，而延後兩個月遲至六月一日才廢止了漢文欄。
台灣的日報不僅以日本人為對象，台灣人也在讀者範圍內，因此《台灣日日新報》最初也刊行漢文版，後來的報紙也常見日語與中文（漢文）並行。總督府要全面普及日語、廢止漢文，並非以頒布「府令」的法律手段來實行，而是以「指導」的方式。「指導」與審查制度下削除處分的實際操作一樣，沒有留下任何紀錄。就當時的文化政策而言，廢止漢文欄並非直接命令，而應該是由有關當局對日刊報社進行階段性「指導」，禁止白話文創作則是依循著「指導」的方向而實施。面對握有審查大權的總督府，任何報社或雜誌社都不得不遵從其「指導」且不容許悖逆，否則將遭到禁刊或削除等手段的報復。
正因如此，就總督府而言，若有必要，之後亦可再承認白話文創作、認可漢文雜誌的發行，抑或是中文出版品的刊行。假使一開始就有頒布廢除報紙漢文欄與禁止白話文創作的「府令」，那麼中日文並刊的大眾藝術雜誌《台灣藝術》（一九四○年三月創刊）、漢文文藝雜誌《風月報》（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創刊）與《南國文藝》（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創刊），以及以吳漫沙《莎秧的鐘》（南方雜誌社，一九四三年三月）為首的眾多白話文小說便都不可能發行。但因為是隱形的「指導」，所以鄭坤五的《鯤島逸史》（南方雜誌社，一九四四年三月）等作品得以被登記為台灣出版會「認可第七十四號」，而《台灣藝術》、《風月報》與白話文小說等，最終應該是在懷柔台灣人的考量下，被允許發行。

三、《文藝台灣》與《台灣文學》的對峙
台灣文學界再現生機，乃是進入一九四○年以後的事。
一九四○年一月，在西川滿號召下，「台灣文藝家協會」成立，並創刊機關雜誌《文藝台灣》（雙月刊）。台灣文藝家協會集結了矢野峰人與島田謹二等台北帝國大學教授，以及總督府高級官僚、和歌雜誌與俳句雜誌的主事者與眾多文藝愛好者。相對於至今以台灣人為中心而展開的新文學運動，台灣文藝家協會中主導台灣社會的「內地人」佔絕大多數，且此協會在西川滿強勢的作風之下營運，謀求與內地文壇同步及接續，另一方面，《文藝台灣》更以台灣獨特的在地色彩為號召。
台灣文藝家協會成立一年後，機關雜誌《文藝台灣》進行改組，脫離台灣文藝家協會，改為「文藝台灣社」的同人雜誌並持續發行。「台灣文藝家協會」在當時採取罕見的經營方式，做為一種交誼性質團體，其每月向會員徵收會費，全數做為雜誌發行費用，身為會員則可以得到四冊雜誌做為回饋。改組之後，一九四一年二月以降發行的《文藝台灣》已非台灣文藝家協會的機關雜誌，但同人皆是原本協會的會員，編輯兼發行人同樣是西川滿，辦公處亦設於西川滿自宅，與之前幾乎沒有改變。唯一有所不同的，是《文藝台灣》由雙月刊改為月刊。如此一來，會員對於西川滿獨攬大權的《文藝台灣》所抱持的不滿日漸升高。在《文藝台灣》轉型為同人雜誌後，滿懷不滿的張文環與中山侑於一九四一年五月另創啟文社，創刊文藝雜誌《台灣文學》季刊。《台灣文學》的出現，儘管使西川滿感到不悅與憤慨，但卻吸引了工藤好美、坂口䙥子、呂赫若與黃得時等優秀人才加入，財政方面則獲得三井物產的豐厚援助，使得《台灣文學》得以穩定地刊載佳作。在「皇民文學」時期敢於處理大家族主義、婚姻問題、養女制度、迷信與陋習等台灣人內部的問題，乃是《台灣文學》的特徵之一，可以說是繼承了《台灣文藝》與《台灣新文學》以來的新文學運動精神。
儘管《文藝台灣》與《台灣文學》兩者風格迥異並持續相互對立，但都是代表四○年代台灣的文藝雜誌，為台灣文學水準的提升做出了貢獻。

四、《台灣藝術》創刊與活躍
四○年代所發行的雜誌並不僅止這兩部，《台灣藝術》亦於一九四○年三月創刊。
相對於《文藝台灣》乃是台灣文藝家協會的機關雜誌，而以短歌為主的文藝雜誌《台灣》（一九四○年三月創刊）與台灣歌人俱樂部關係深厚，《台灣藝術》則並未歸屬於任何組織，而是黃宗葵個人經營創刊的雜誌。後來又延請江肖梅擔任主編，使《台灣藝術》的銷售量一舉成為一九四○年代最大宗的文藝刊物。《台灣藝術》標舉「網羅、綜合本島所有藝術的種類而編輯之」，其內容囊括小說、隨筆、詩、評論、藝術家介紹、電影介紹、新劇、書刊等等，可謂包羅萬象。而更因為報章雜誌中的漢文欄消失已久，漢文欄的設置便成為《台灣藝術》的特色之一。儘管時間並不長（可確認至一九四一年八月發行的第二卷第八號），但其中連載吳漫沙的〈繁華夢〉與李逸濤的〈蠻花記〉等白話文小說，亦刊登白話文新詩、隨筆與小品等，在讀者看來應是驚喜的贈禮。
此外，除了江肖梅本身在此發表〈包公案〉、〈諸葛孔明〉等小說，其他如西川滿、濱田隼雄、新田淳、新垣宏一、吉村敏、蘇文石（金關丈夫）、楊逵、龍瑛宗、張文環、呂赫若、葉步月、劉頑椿（劉春木）、鄭左金（葉石濤）與陳火泉等人亦發表小說與劇本等創作。詩歌方面以石田道雄與陳千武等人最受注目，而活躍於評論與隨筆的則有池田敏雄、立石鐵臣、宮本延人、矢野峰人、王昶雄、郭水潭、吳濁流、朱鋒（莊松林）、楊雲萍、吳瀛濤、陳逢源、楊千鶴以及藍蔭鼎等人。於《台灣藝術》中登場的文學家與作家為數眾多，沒有日本人與台灣人的區隔，亦無關乎所謂《文藝台灣》派與《台灣文學》派的對壘，積極起用新人，確實地展現了開闊的文學世界。因此可以說，《台灣藝術》不僅提升、同時也支持著四○年代的台灣文學。
此一高漲的文學熱潮，也反映在綜合雜誌《台灣公論》（一九三六年一月─一九四五年五月）與總督府發行的《台灣時報》（一九一九年七月─一九四五年三月）等，其一掃前此充斥的時局報導以及論調僵化的內容，頻繁地刊載創作與文學評論，更加助長了文學的熱潮。《台灣日日新報》與《台灣新民報》等報刊亦提供了台灣作家們發表的機會。東都書籍台北分店、台灣藝術社與盛興出版部等相繼出版書刊，公認出版好書的清水書店以及西川純（西川滿之父）任職社長的台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應運而生，使文藝書籍的出版蔚為盛況，對台灣作家而言，實為一發表媒體眾多、受惠良多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