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巴比倫（華語文學傳媒獎年度小說獎得主路內成名之作，童偉格專文導讀）

悲觀者的快樂／童偉格

我第一次聽聞路內和他的名作《少年巴比倫》（2008），是在幾年前，透過台灣青年學者黃健富的導介。當時，黃健富正從事中國七○後小說家的作品研究，而路內，正是他特別關注的作者。我尋書來讀，覺得果然好，之後，也陸續追讀了路內的其他作品─包括《追隨她的旅程》（2009）及《天使墜落在哪裡》（2014）等，與《少年巴比倫》合為「追隨三部曲」的長篇小說；直至近作《慈悲》（2016）。在對這些作品有了更多瞭解後，我對路內這十年來的探索充滿敬意，也對既標誌創作起點，又將日後許多可能方向完熟統攝其中的《少年巴比倫》一書，有著個人私心的喜愛。

許多論述方法，都可幫助我們理解路內目前的寫作，或就歷史系譜定位，或以美學風格來歸類。但我猜想，一個最明快的切入點，還是動用敘事模式分析，大致上，將路內十年來的各部長篇小說，都假定為是「教育小說」，或「啟蒙小說」。在此，我們可審酌巴赫金（M. M.Bakhtin）對這類小說的基本描述，他認為這類小說，總是以小說主角個人對痛苦的忍受程度為量尺。也就是說，這類小說無一例外，總是在描述一個帶給主角痛苦的世界：小說主角，被與自己童年切割開來、被拋進一個特定時空範疇中進行試煉，最後，達成了個人情感與智識上，無可逆轉的改變；而憑藉這無可逆轉的改變，主角得以用成人之姿，重新融入現實世界。

此即表面上，路內在《少年巴比倫》中，以整部小說為主角路小路所形構的標準程序：從上世紀九○年代初，路小路「被迫」留鄉、進工廠當學徒，從而也就進入個人試煉場追述起，直至在見證了種種生離或死逝之後，主角終爾也完成了恆定的改變，以自言的「悲觀者無處可去」之姿，轉進他無法不重新轉進的世界。理論上，路小路在那個人試煉場中，分享了一切這類小說主角的共同痛苦：在這離童年遠矣，但又遠遠尚未真的學會世故、學會不去期盼的「過渡階段」裡，他既像是個孩童，又像是成人。意思是：他想保有童稚，保有對事理對錯的直觀；但同時，他又必須轉化自己，以便能運用成人世界的邏輯─這或是為了自我保護，或為了被慾望對象給承認為可慾對象。原則上，這種拉扯，正是痛苦之源。

然而，《少年巴比倫》卻以戀人白蘭的最終離場，以她所一併攜走的，那個曾經彼此承認的歷程，標誌了對留鄉者路小路而言，這個「過渡階段」的依舊「被迫」終結，也同時，為我們示現了一種獨特的路內詩學：說不定，我們這些讀者一開始就預設錯誤了；說不定，對被龐大現實給鎖定在原處的「被動者」如路小路而言，本質上，不是「啟蒙」可能深切在他身上發生作用，成就變化，而是，他必須目送「啟蒙」如一種罕見的贈物，某種不可再遇的偶然，像一場熱病，從他周遭襲捲而過後，再把一個冷硬人間還給他。也就是說：對路小路而言，最艱難的，恐怕根本不是「如何融入現實」，而毋寧是，如何可能使自己不時時意識到，自己已然「永遠身在現實之中」，不可能逃脫了。「悲觀者」，總是原初就理解這個基本事實。

這種對「啟蒙小說」之邏輯的內部爆破，說明了《少年巴比倫》最為人稱道的一種內在豐饒：一種反語技術；一種既幽默又銳利的「魯蛇」識見。如小說裡，當白蘭要求路小路別當「叛逆青年」，好好讀書時，路小路立即反駁道：「我不是叛逆青年。我做工人就是這個樣子，遲到早退，翻牆罵人，諸如此類的壞事，每個工人都可以去幹。假如我去寫詩，那我才是工人之中的叛逆青年。」路小路式的邏輯讓我們明瞭：他像是早就預知自己人生的全部意義，就是去親身容受一種必然的「失敗」，或切身知解一切如同宿命之事理的雙重性─如路小路明白，「成為工人」這事，同時既是父親無情的禁制，亦是父親深情的保護。

當冷硬現實被緩視出溫度，被蛻出獨特理解，與對他者之存有的情感時，人生，可能也就被「悲觀者」自己，知解為一種本無期程的漫漶，直到時間「自然地」過盡。或者說，整個人生就是一個你永遠無法定解的「過渡階段」。你不可能完成的已完成。這既是《少年巴比倫》所初始結成的路內識見，亦是在路內後續長篇小說中，不斷重複的一種感覺結構。這種奇特而執著的重複，我個人認為頗值得重視。簡單說來，一方面，路內小說反覆摹寫的，可能即是上述的「不可能完成的已完成」。另一方面，這可能亦是一種鄭重的繞路：當一切相對輕省的「融合」宣告，或現實斷言，始終被小說家截斷在小說結尾之外更遠處時，小說自身，獲贈了一種自足漫遊的可能；像始終不放棄地面向著，那另一種更讓人喜歡的生命形式。而這一切複視或繞路，就從《少年巴比倫》開始。
由此，祝福十年後，此書在台灣的出版，也祝福十年後的小說家路內。

臺灣版序

《少年巴比倫》是2006年完成的小說，2008年出版。此後在2014年修訂再版，同年改編拍攝為電影，由大陸的青年演員董子健、李夢主演。2015年由美國亞馬遜公司出版了英文版。以上是這本書的大致情況。
寫這本書的時候我三十三歲，在一家廣告公司上班。我像是一個心情不好的年輕人，然而三十三歲也不年輕了，不知道應該做什麼。在我二十多歲時曾經寫過一些短篇小說，發表在刊物上，認識了很多文學青年，然而也已經過去了十年。那十年裡我沒有寫過小說，沒有和文學界交往過，大概我覺得此生會終老於某一家公司，也沒必要多說什麼。
2006年秋天我開始寫這部小說，到年底初稿完成。我寫到了一家國營化工廠，寫到了1990年代初的小城市，有一部分也寫到了自己。此後那些年，我被問起「這到底是不是真的」，也被人以「路小路」這個名字稱呼，但其實我和主人公之間有著巨大的差距。至於那要命的「真實感」，我想更多地是由於小說介於荒誕和現實之間造成的困惑吧，我曾經誇口說這些都是真事，也曾經說這些都是我胡編的。所幸，又一個十年過去了，現在沒人再問我真和假的問題。這可能是因為大家認同了我的小說家身分（不再是「那個路小路學會了寫小說」），也可能是因為小說中的時代過去得更久了，沒什麼人再關心這件事。
文學領域有兩個謊言性質的事實。其一是文學改變命運，其二是經典長存。在我看來，它就像「買彩票會中獎」一樣，對寫作者而言，無疑是誘惑，但也僅僅是誘惑。至於小說究竟在講述什麼，可能只是買彩票那一瞬間的心情，事後的描述未必是可靠的。初版十年之後，《少年巴比倫》還能夠在華語世界的另一個區域再版，顯得它還沒有過時，實在是我的榮幸。寫下這篇序言讓我覺得它更像一本歷史書，而不再是小說了。這又是一個奇怪的錯覺。
謹在此感謝我所有的編輯們。

九二年的夏天，高考之後，我拿到成績單就挨了我爸爸一記耳光，他說這種成績連做香菸販子都沒有可能。我梗著脖子挺下這巴掌，心想，爸爸，這是我這輩子最後一次挨你打，以後沒這麼便宜的事情了。他打得真不賴，半邊臉都腫了起來。
打完之後，我爸爸說：「你等著進工廠做學徒吧。」
那是我生平最後一個暑假，我無所事事，成天遊蕩。不知為什麼，天氣似乎也和我作對，總是下些不大不小的雨，沒法到河裡去游泳，我只能獨自在遊戲房玩「街霸」。有一天我把口袋裡的零錢全都兌成了硬幣，玩了個囊空如洗，漫長而無聊的下午仍然沒有結束，於是把一個過路的小學生攔住，從他身上抄走了一塊三毛錢。小學生撒腿就跑，跑出一百米之後回頭對我喊：「我叫我哥哥來收拾你！媽了個逼！」
你知道，所有那些在暑假裡無所事事的少年都是一顆定時炸彈，他們或單獨遊蕩，或成群出動，酷暑和無聊使他們的荷爾蒙分泌旺盛。我可不想惹上這種麻煩，就用抄來的錢買了一根雪糕回家了。
到家的時候，我爸爸已經在客廳裡坐著了。他問我：「去哪兒了？」
我順嘴答道：「複習功課去了。」
我爸爸用食指關節叩了叩桌子：「你想想清楚再回答。」
經他的提醒，我想起高考已經結束了，所有的課本和複習資料都被我賣到廢品收購站去了，就改口說：「到同學家看電視去了。」我之所以撒謊，純粹習慣使然。我們家雖然是工人家庭，規矩比他媽的貴族還大，禁止抽菸，禁止去遊戲房，禁止早戀，禁止蹺課，禁止打桌球，禁止看課外書，禁止在馬路上遊蕩。受禁的只有我一個人。
我爸爸知道我最愛玩遊戲機，經常會到附近遊戲房去查崗，遊戲房的老闆是我哥們，見我爸爸遙遙地過來，就打一個呼哨：「小路，你爸來了。」我扔下遊戲機就往後門逃。我的自行車總是停在後門，騎上車子回到家，迅速攤開書本假裝複習功課。這些內幕我爸爸都不知道。
那天我爸爸沒跟我廢話，他從人造革的皮包裡掏出一張紙，上面有幾排表格。我爸爸說：「把這個填好。」
這是一張工廠招工報名表，我按項目填好之後，他從抽屜裡找出我的畢業照，黏了一點米飯，貼在了右上角。我問他：「爸爸，這是哪裡的招工表啊？」
我爸爸說：「糖精廠。」
「你不是農藥廠的嗎？怎麼把我送糖精廠去了？」
我爸爸搖了搖頭。這事情說來話長，當年我還在讀初中的時候，我堂哥也是通過我爸的關係，到農藥廠去做一個學徒工。不幸我的堂哥最後成了個黑社會，把車間主任暴打一頓之後揚長而去，被打傷的車間主任跑到我家來評理，他頭纏紗布，左臂打著石膏，耳朵上還有被咬傷的痕跡。我爸爸對他的慘狀無動於衷，我爸爸當時說：「做車間主任就是這樣，怎麼可能不挨打呢？」車間主任哭著對我爸爸說：「路大全，將來你兒子要是進了農藥廠，我就派他去掏大糞。」我爸爸是工程師，和他平級，當然不怕他威脅。但是，這個車間主任後來晉升為副廠長，專管人事和紀律。我爸爸說，要是我去農藥廠上班，最終結果，很可能真的去掏大糞，就算我樂意，我爸爸也丟不起這個人。
總之，我堂哥和我爸爸合謀斷絕了我的農藥廠之路。不過這也不算什麼壞事，和自己爸爸做同事是一場災難。
我討厭農藥廠，因為它經常爆炸，還放出二氧化硫氣體。如果你不想聞那種臭雞蛋的味道，就只能期盼著它爆炸，然後停產。如果你不想挨炸，就必須永遠忍受臭雞蛋的味道。這他媽簡直是人生的終極悲哀。
後來我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不是農藥廠，而是糖精廠，糖精是一種挺可愛的東西，小時候做爆米花都得加點糖精。農藥就不那麼可愛了，吃下去會死掉，偷回家也派不上什麼用場。我問我爸爸：「糖精就是爆米花吧？」
我爸爸說，放屁，糖精是重要的化工原料，用專業名詞來說，叫做食品添加劑，除了爆米花之外，還能摻進蛋糕、糖果、冰淇淋裡面去，用途非常廣泛。糖精廠的效益很好，如果只是做爆米花，怕是早就餓死一半工人了。後來他又說：「你知道這些都沒什麼用，你又不是搞產品開發的，老老實實做學徒吧。」我聽了覺得很沮喪，並不是因為做學徒，而是因為糖精，做一個生產糖精的工人真是太不浪漫了，一點沒有神秘感，對女孩子更是缺乏吸引力。我以前跟著堂哥出去，看那撥小青年泡妞，男的一捋袖子，露出胳膊上的刺青，說自己是跑碼頭的，非常威風。我呢？難道我的未來就是對女孩子說「我是造糖精的」？
我對我爸爸說：「我不想去糖精廠。沒勁。」
「那你想幹什麼？」
「我還是想做營業員。」
「營業員很有勁？」
「也沒勁。」
「瞧你那點出息。」
我爸爸讓我腦子放清楚點，工廠不是勞教所，招人也是要看成績的。照我的成績，無論做學徒還是做營業員都沒可能，就這張破破爛爛的招工表，還是他用一條中華菸換來的。我爸爸還說，營業員一輩子都得站著上班，工人幹活幹累了可以找個地方坐著，或者蹲著，或者躺著，這就是工人的優越性。
其實我爸爸沒明白我的意思。營業員雖然沒勁，但還能站在櫃檯後面張望那些形形色色的顧客，總比每天對著一堆機器強。我從小有個毛病，愛斜著眼睛看人，這很有快感，如果是斜著眼睛看機器就會像個十三點。
當時我姑媽在人民商場做會計，確實曾想把我安插進去，結果人民商場傳來消息：這兩年通貨膨脹結束了，商品多得賣不出去，顧客除了消費以外，還想看看美女，所以那一年人民商場招的畢業生全是美女。我高中畢業之後的第一個理想破滅了，這個理想是去做營業員。顧客就是上帝，上帝要看美女，我也沒辦法。
九二年的時候，我因為想讀那個免費的化工職大，最終到糖精廠去做學徒。當時我的高中同學們已經散落在社會的各個角落，他們有的是去肥皂廠，有的是去火柴廠，有的是去百貨店，五花八門，唯一的共同點是：這些工作全都屬於體力勞動，消耗的不是腦細胞，而是卡路里。
進廠之前，我爸爸向我詳細介紹了化工廠的工種問題。
他說，別以為進廠做學徒的待遇是一樣的，化工廠最重要的是分配到一個好工種，這得託人，送香菸，送禮券。我問他什麼是好工種。他說，在化工廠裡，生產車間的操作工就是壞工種，這些人必須倒三班，早班中班夜班，像一個生物鐘完全顛倒的神經病一樣過日子。這是壞工種，當然還有更壞的，比如搬運工和清潔工，但我既然有一張高中文憑，國家就不至於這麼浪費人才，讓我去搬磚頭刷廁所。
與此相對的是好工種，比如維修電工、維修鉗工、維修管工、廠警、值班電工、泵房管理員之類。這些人，通常都是上白班的，平時或搞維修，或搞巡邏，或坐在那裡發呆，沒有產量指標，沒有嚴格的交接班，這就是工人之中的貴族。
我爸爸說，一個好工種很重要。比如鉗工吧，平時修修廠裡的水泵，下班能在街口擺個自行車攤，替人修車打氣，把一天的飯錢掙回來；再比如電工和管工，可以順便做做裝修，時不時賺點外快。這些都是技術工種，簡稱技工。
我心想，技工，聽起來離妓女也不遠了。
我爸爸分析說，萬一去不了化工職大，做個技工也不錯啊，一個八級鉗工的待遇相當於高級工程師，或者是副教授。這麼一說，我就把技工和妓女區分開了，技工是有工資勞保的，妓女沒有，也不可能享受副教授的待遇。
我問他：「怎麼樣才能成為八級鉗工？」
他說：「至少得幹三十年吧，什麼機器都會修，還要懂英語。」
我說：「爸爸，還是換一個吧，做電工呢？八級電工？」
我爸爸想了想說：「我還從來沒見過八級電工。」
我聽了這話，就再也不想跟他討論什麼工種問題了。
夏天快要過去的時候，記不得是哪一天了，颱風挾裹著稀疏的雨點經過戴城，被打落的梧桐樹葉軟塌塌的貼在路面上。我騎了半個小時的自行車，繞過城東的公路，拐進一條沿河的石子路，來到糖精廠。街上闃無人跡，全世界像是只有我一個人在趕路，風聲竄進我耳中，然後聽見轟轟的巨嘯，把風聲蓋過了，那是化工廠的鍋爐房在放蒸汽。我看見兩扇鐵絲編成的大門，旁邊還有一扇小門供自行車出入。水泥柱子上掛著一塊慘白的木板，上有一串宋體字：戴城糖精廠。

很多年以後，我帶著張小尹去看我的化工廠。我們坐上計程車，沿著城東的公路走，在有河的地方拐彎，我讓司機停車，對張小尹說：「你陪我一起走過去吧。」
我經常會夢到那條河，寬闊的河，有很多運送化工原料的貨船在水面上航行，突突的馬達聲很像一幕搖滾音樂會的開場，但要是聽久了，會覺得這聲音很無聊。我的夢裡沒有馬達聲，只有貨船無聲地駛過。
如果你不知道化工廠在哪裡，只需要沿著河往前走，街道只能容兩輛卡車通過，往前走就是一個丁字型的河汊，有一座建造於五十年前的橋，笨拙地橫跨過河流。過了橋能看到遠處有一座高大的煙囪，這就是化工廠無字的紀念碑。它有時候冒著黑沉沉的煙，把天空塗抹成廢墟，有時候則非常安靜，肅穆地指向那些路過的浮雲。
我和張小尹去的那天是週末，工廠休息，否則在這裡能看到很多穿工作服的人走來走去，他們都是化工廠的工人。
張小尹說：「這個破廠有什麼好看的？」
我說，這可不是個破廠，這是戴城著名的國有企業，有兩三千個工人，生產糖精、甲醛、化肥和膠水。如果它倒閉了，社會上就會多出兩千多個下崗工人，他們去擺香菸攤，就會把整條馬路都堵住，他們去販水產，就會把全城的水產市場都擾亂，假如他們什麼都不幹，你也得在街道裡給他們準備五、六百桌麻將。我這還沒把退休工人計算在內，因為他們本來就在打麻將。
我對張小尹說，從前，這家化工廠的效益可好呢。過年的時候，廠裡會發各種各樣的年貨，有時候發魚，都是兩尺多長的大魚。工人們把魚掛在自行車龍頭上，一哄出廠，下班的路上就有兩千輛自行車都掛著魚，場面非常壯觀。兄弟單位的人看見了就說：「哎呀，你們糖精廠的效益真好，發這麼大的魚。」戴城是個小地方，發魚的消息很快傳遍大街小巷。廠裡的人扛著魚回家，非常自豪，這些自豪的人之中，有一個就是我。我媽把魚切了，烹炒煎炸，燒出很多味道來。這時鄰居就會讚揚我：「小路廠裡發魚了，效益真好。小路真有出息。」我媽於是也很自豪。
我和張小尹在橋上閒扯。她問我：「你是不是要到廠裡去看看啊？」
我說，我不進去了，原來的門房老頭死掉了，換了新的門房，不認得我。我就不進去了。這條路沒什麼變化，原先有一個老茶館，在工廠隔壁，現在不見了，變成了化工廠的供銷處。其他都沒什麼變化，只是路旁的香樟樹長得更茂盛了。到了秋天，這一帶會有很多黃色的野花，也沒有名字，因為開得太多了，乍看有一點驚人的美。我抬起頭，看到層層管道越過頭頂，橫跨馬路，延伸到河邊的泵房，這也和從前一樣。我站在馬路上向廠裡眺望，只能看到巨大的鍋爐房聳立在圍牆邊，至於其他車間，隱藏在更深的地方。
我對張小尹說，這就是我香甜腐爛的地方，像果子熟透了，孤零零掛在樹枝上。有個故事說，果子掛在樹枝上，等著鳥兒來啄它，這個故事後來又說了些什麼呢？可惜，張小尹並不覺得有趣。她在橋上看丁字型的河汊，那裡船隻往來頻繁。我們站在船上看兩艘拖了十來節的大船錯身，這可比二十噸的卡車錯身更艱難，像老太太過馬路。拖船上的船老大吆喝著，指揮著船隻緩緩地駛出河汊。
有時候也會發生撞船，雙方都會喊：「小心啊！要撞了！要撞了！不要再過來了！真的要撞了啊！」然後傳來一聲悶響，那就是撞船了。船沿都綁著厚厚的橡膠輪胎，所以撞不破，但是船民仍然對罵，絕不示弱。運氣好的話，還能看到打架的，用篙子捅來捅去，每當這時，化工廠的工人就不上班了，站在橋上看打架，呐喊助威，把沒掐滅的香菸屁股扔到甲板上去。這很缺德，因為船民都是赤腳在甲板上走路的。
我對張小尹說，我很喜歡站在橋上看船的，叼著香菸吹吹風，但我從來不亂扔香菸屁股。這些船都是運化工原料的，如果恰好把香菸屁股扔進了貯槽口，如果貯槽裡恰好有甲醇之類的原料，就會把這艘船炸到天上去。我也會被炸上天，落下一綹頭髮半隻鞋子。這種事情是典型的生產破壞，死了也落不下好名氣。
張小尹說：「這種事情的概率太低啦。」
我說，凡事皆有概率，懷孕是概率，吃錯藥是概率，踩上香蕉皮是概率。人皆有死，具體用什麼方法死掉，這也是概率。像我這樣在橋上抽抽菸，結果被炸死了，這個概率當然很低，但概率低的事，並不等於不會發生，比如我認識了張小尹，這也是概率很低的事情。我很愛張小尹，因此也愛著這個概率，但我不愛把自己炸上天，從年輕的時候就是這樣。

人的一生中，總有一些時候是懵頭懵腦的。通常來說，越重要的時刻越容易犯傻，日後回想起來，就有一種做夢一樣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