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歷史不會萎縮

個人經驗與歷史
──對於建立新史觀的初步反省
一九三八年的夏天，當日軍進攻武漢的時候，我工作的《抗戰日報》因故停刊。我那時有意從軍，所從的軍乃是國民黨辦的成都中央軍校，校長由蔣介石委員長兼。驟看起來，這很奇怪，因為《抗戰日報》的主筆為田漢，在我為田伯伯；和我在同一樓房的編輯室內以筆墨勞動的則為廖沫沙，在我為沫沙兄。雖然我在這時候還沒有知道他已多年為共產黨員，但是在談吐中知道他們思想前進，而沫沙兄尤其慷慨激昂。而同我去成都則又有田伯伯的長子。海男弟當日尚未成年，畢業之後，我們同在駐印軍工作，抗戰一停止，他就自動入人民解放軍。我聽說他對人民解放軍的裝甲兵和炮兵的訓練，作有實質上的貢獻，又曾在朝鮮戰事期間，去過北韓前線，此是後話。
且說我們到武漢軍校覆試時，看到《大公報》的記者范長江。希天兄也是我們在長沙見過面的，那時仍是無黨無派，和他一同辦「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的陳儂非則確實為共產黨員。我知道他於抗戰前的一九三○年代被國民黨人員抓住，受過苦刑，當日仍感筋骨隱痛，獲得我們的同情。
長江一見到我們，就想勸我們放棄從軍的念頭，要我和他一起辦《青記》。自己說還不算，又請其他朋友苦口婆心的央勸。我當日剛滿二十歲，擂吹唱著大丈夫投筆從戎的雄心壯志，不為所動。長江就說如果我們一定要從軍，也應當到延安進抗大，不應當到成都進軍校。我們就說，延安所教的為游擊戰，我們想學的乃是正規戰。我那時確是少年氣盛，我認為中國軍隊在長江防線守不住，乃是將領偷生怕死。假使所有的將士，統統一步不退，「撼山倒海易，撼岳家軍難」，何至一退就幾百里，一潰就幾十個師跑得落花流水？有一個晚上我們又談到這延安和成都分歧點的問題，在座也有潘梓年先生。旁的朋友都說希天兄對，獨有潘先生偏對我們同情。他說我們既有這志向，應當去成都。希天兄乃邊笑的說：「你們既有《新華日報》的社論為你們作後盾，那我不能再勸了。」因為在武漢時代，潘先生常為《新華日報》社論的執筆者。這些往事，已快有半個世紀，今日追懷，當然有不勝滄海桑田的感慨。可是這篇文章執筆的動機，又不僅是弔念亡友；而更不是誇說自家有先見，所以今日保持在海外偷安的僥倖，也不是因襲濫調，假腥腥的負荊請罪，作言不由衷的懺悔，乃是敘述在大陸時代的大動亂中，很少人能對前途作徹底的打算，常常是因時就勢，也常常是遇與願違。只有最後局勢穩定中，才能將前後的來因去果，看得清楚。因之更嘆賞歷史的發展，有它的規律。與之相較，個人不僅力量微薄，其所觀察，也難能衡量全盤局勢。
現在先說一九三八年，此時還是國共合作的黃金時代，在武漢的各種集會中，通常有兩黨的人士和其他無黨無派的人士抵掌摩肩，我們年輕人，更沒有為政治問題留難，只希望抗戰勝利，中國不至成為日本的殖民地而已。因為國民黨有「清黨」的歷史，抗戰期間，兩黨已生嫌隙，內戰一開，更是黑白分明。下一代的人，總以為我們這一代對黨派問題，早有成見，去此捨彼，也出於早期志向，如田伯伯及海男弟他們一家與周恩來總理有舊，對於傳統所謂「世交」。這種情形，不是沒有，但不是全般現象。與之相反的則有如沫沙兄熊夫人的父親，即沫沙的故岳父熊覲丁先生，為武漢時代《新華日報》的經理部主任，是早期的共產黨員。他的兒子熊笑三則為國民黨的高級軍官，在崑崙關擊敗日軍時任團長，抗戰未結束，即榮任國軍的第二百師師長。二百師是當年全國數一數二的「機械化部隊」，熊笑三將軍為國民黨高級幹部親信可知。至於在兩黨中來往的人物，情形更多。我們軍校畢業後，分發到國軍十四師當排長。接戰鬥序列十四師屬五十四軍，其前軍長陳烈，即曾為共產黨員。我們的團長梁鐵豹，也曾為共產黨員。而在駐印軍任國民黨黨代表的盛岳，則不僅曾為共產黨員，也是早期留俄學生，因為反對蘇聯侵華政策，成為國民政府外交部的蘇聯專家，以後更出席聯合國會議，指摘蘇聯。用不著說的，由國民黨去共產黨的情形更多。
希天兄范長江因他的政治活動，牽涉過多，為《大公報》所不容，被胡政之開革，以後辦《國新社》，入共產黨，在蘇北解放區工作，人民政府成立前後，曾在新華社《解放日報》、《人民日報》、中國科學院做過負責人，聽說於文革期間在河南確山身故。田漢田伯伯壽昌曾寫《關漢卿》的劇本，把他滿腔熱忱及藝術情調熔合一爐，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時期。只是好景不常，聽說他身故的情形也極淒慘。只有他所作《義勇軍進行曲》成為今日人民共和國國歌，使我們知道他的人，一聞聶耳的樂曲，如見壽昌其人，可謂精神不死。沫沙兄虎口餘生，三年前又為我著書《萬曆十五年》作題簽。我為他欣幸，個人也非常銘感。只有陳儂非兄，則很少為人道及，又始終為「無名英雄」。
中國人寫歷史的傳統，以「褒貶」為前題，通常將敘述人物品質，分為至善與極惡。這種歷史觀，只能表現作者個人在世間的經驗，(概括來說，以一百年為最高限度)。而不能表彰超過生命長度的歷史經驗；也只能代表農業社會形態簡單的經驗，而不能表彰工業社會組織關係複雜的經驗，這辦法正是我們今日應該改革的地方。可是反轉來說，長期歷史的經驗，乃是短時間生活各種事務堆積的成果，否則寫來，只能成為抽象的觀念，而不足成為歷史。如果我這篇文章就此擱筆，也必陷入於「褒貶」的陳套。現在我既已提議，創造新的歷史觀，沒有旁的辦法，只好將自己尋覓歷史的途徑公開。既有些地方，好像自卑，有些地方又矜誇，不得已也，不如此則這篇文章無法寫也。
讀者必須看到，我進軍校時，是一個無經驗的年輕人。但是從小又讀過太史公司馬遷的著作，滿頭滿腦的好奇心衝動。即景慕田伯伯，和希天兄等，也是讀過他們的劇本及報導，內中多「傳奇主義」的色彩，所以我個人主義的成分濃厚。國民黨的好處，則是他們注重外表型式，紀律在行為上表彰，沒有整個思想管制的體系。所謂歷史觀，也是傳統歷史，這些方面，給我有自尋門徑的機會。而我真正第一次體會中國社會的實貌，為一九四一年。軍校訓練兩年後，向駐滇南第十四師報到。時抗戰已入後期，由於歐戰直轉急下，日軍占領越南，有威脅昆明模樣。十四師原為國軍教導第三師，為陳誠將軍部下嫡系。由粵北行軍經廣西全境抵雲南馬關縣，當日亦認為國防前線。我做了好幾個月步兵排長之後，才知道軍事失敗的真原因。十四師編制有萬多人，駐滇南時只有四千人，而友軍鄰師有的只有二千人。因為幾百里行軍，途中無補給站，無休養所，亦無醫院及治病室，全部裝備給養大部靠官兵自己肩扛身攜，即徵用民間騾馬，亦因此地為煙瘴區，整片大山，人口稀少，前後不繼。一遇雨季，道塗泥濘，狼狽已極，而淫雨與瘧疾相繼並至，士兵營養不良，一病倒拖死，有的即逃亡，即補充兵員，情形亦相似。
我雖為排長，又似代理連長。因全連官兵只四十人，無連長，亦無其他排長，有特務長一人(掌書算給養)，後來也由師部調往他任，所以我們駐屯民房一間內，全由我年少書生作主。這四十名士兵內有三四個上士下士，為抗戰前募兵時代的「遺老」。他們體格粗粗可以過得去，也能射擊及投手榴彈，看不起我軍官學校出身的學生，沒有戰鬥經驗。(後來在緬甸前線，我雖為參謀常出入第一線排連，曾負傷，與此有關。)有時早操稱病不起床，我不得不用威迫利誘的方式，才能保全我做排長的面子。其他士兵大部為抗戰期間徵兵所得。一般為痺癃殘疾，不識左右。因為國民政府無實際機構，到達各鄉村。徵兵全靠上面向下加壓力，至此行之已四年多，所徵的「壯丁」，如非頂賣作數，存心打算逃亡的投機分子，即是不知申辯，不知抗拒被抓來的白癡。教亦無益，勸亦無益，罵亦無益，打亦無益。射擊不中標的，我自己軍官學校所學尖兵、斥堠、側衛、警戒、佯動等全部無法使用，後來我才知道，國軍很多部隊，不怕打仗，而怕「拖」。十四師至此已拖壞了，以後作戰，全靠一連五個十個突擊射手作中堅，其他士兵只能濫竽充數，在陣地前表現人多，衝鋒時一湧上前，退卻時無法掌握，潰敗為當然之事。滇南叢山交通困難，即有給養補充也無法輸送。我們下級軍官和士兵一樣，滿身蚤虱。而最怕士兵病倒或逃亡。我們駐地附近的土匪，出資購買我們逃兵的鎗械，步騎鎗每枝七千元。我少尉月薪才四十二元，士兵月餉十二元至二十元。因之有些排連長，夜間將鎗械鎖在木架上以提防士兵攜械逃亡。
我於一九四二年初離開十四師，從此即未再做帶兵官，以後在國軍又近十年，總是當參謀。有一次和《新華日報》採訪主任陸詒相遇，曾以「黃禾」筆名替重慶《新華日報》寫過一篇文章，也用本名替重慶《大公報》寫過十幾次文章，都表明我為國軍下級軍官的身分。(一九五○年我在東京駐日代表團退伍官僅少校，敘上尉。)
內戰期間國民黨常被攻擊是貪污腐化，上級驕奢淫逸，下級與土匪乞丐無異。我們做下級軍官的常覺得這種批評不公允。而最不能容忍的則是有些人在抗戰期間置身事外，好像國軍全部與他們無關，也作同一批評，難道以上這些情況，是我們的志願和希望？或是只有我們這些人自動從軍的人單獨應有的命運？可是事情如此，又無法分辨。所以今天我們還有在台灣的同學，或者已經退伍，或者已為高級幹部，官至上將中將，還是為這些事不平，有做孤臣孽子幾十年，一意要洗刷這污名的決心。
我於一九四六年來美進陸運參謀大學一年。一九五二年再度來美後，囊空如洗，在餐館洗碗碟，作侍者，酒吧間作雞尾酒，作園丁，在堆站裡當小工，銀行裡整理檔案，建築公司畫藍圖餬口。讀書從大學三年級讀起，於一九六四年得歷史博士止，前後凡十二年。雖然涉獵歐美日本帝俄蘇聯印度歷史，但是大部精神仍是注重中國的問題。我自己教書之外，也在各處演講過和參加集體研究工作，不少歐美的漢學家曾見過面。對富路特(L. Carrington Goodrich)教授極為仰佩。此公父母在中國傳教，葬於通州。自己在中國青年會擔任幹事多年，第一次歐戰期間，率領華工赴法，又在哥倫比亞大學執教多年，今年九十歲，最近尚與他夫人打網球。我在他《明代名人傳》做過工作。他常常提醒我注意中國歷史的偉大，不要因短時間的偃蹇，忽略了幾千年的優點。還有對我歷史觀有極大的影響的則為劍橋的李約瑟(Joseph Needham)博士，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是歐美漢學的奇葩。他也主張不作人云亦云，即陰陽五行等一套，不要先認為它做錯了。一定要將它查看底細，方能斷定是假是真。他現年八十四歲，他也和他聯名發表過文章，親臨馨咳，得益至多。
我在他們影響之下，再摻和了自己讀書旅行的經驗，覺得中國傳統歷史，如不針對二十世紀末期解釋，只是故紙陳篇，亂章濫調。反過來說，今日目前的事蹟，也需要將它們的歷史基點移後幾百年，才能解釋得清楚。因為中國的革命，是由於舊時代的政治社會制度，閉關自守的國家，在非競爭性的條件下，依靠文化的特點而存在，已有兩千年的歷史，一與歐美做實質上的接觸，造成了一個天翻地覆的局面。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自強運動，到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抗戰，成立人民共和國到現在的「四個現代化」都是一浪未平，一波又起，這些接二連三的事蹟已超過一世紀，其歷史基點，也不可能在一時一事站得住腳跟，而需要將全部組織結構，和盤托出，我們才可以窺見它的真象。也不能以一種抽象的名辭，含糊囫圇帶過，如指舊社會為「封建主義」了事；而須要將這舊社會的特徵，儘量縷列。我寫的《萬曆十五年》即從此方針出發。亦即是研究現代史，不妨以四百年前做基點，如果我們能把當日朝廷做事形態，地方政府施政情形，以及法制、軍備、稅收、思想各種端倪前後印證時，則可視為信史。則雖敘述，可代論文。此書除中英文本外，已有德法文本，日譯本亦將於年內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