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向夏志清先生致敬

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向夏志清先生致敬／王德威

夏志清先生（1921-）是中國文學研究界最重量級的學者之一。1961年，夏先生出版了英文專著《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為英語世界現代中國文學研究開下先河。1968年，夏先生再接再厲，出版《中國古典小說史論》（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又帶動古典文學界小說文本研究的風潮。以後多年夏先生著述不輟，其中精華在2004年彙編為《夏志清論中國文學》（C. 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歐美漢學界裡，以涉獵之廣博，影響之深遠，而又在批評方法上能自成一家之言者，夏志清先生可謂是第一人。

《中國現代小說史》自初版迄今已經五十年。半個世紀以來，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因為夏先生和其他前輩的開拓之功，已經成為顯學。不僅學者學生對晚清、五四以降的各項課題趨之若鶩，研究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門。儘管論者對夏先生的專書根據不同理論、政治、甚至性別、區域立場，時有辯詰的聲音。但迄今為止，仍然沒有另外一部小說史出現相與抗衡，則是不爭之實。
《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典範意義不僅在於夏先生開風氣之先，憑個人對歐美人文主義和形式主義批評的信念，論斷現代中國小說的流變和意義，也在於他提出問題的方式，他所堅持的比較文學眼光，還有他敢於與眾不同的勇氣，為後之來者預留太多對話空間。今天不論我們重估魯迅、沈從文，討論張愛玲、錢鍾書，或談中國作家文人的文學政治症候群、「感時憂國」情結，都必須從夏先生的觀點出發。有些話題就算他未曾涉及，也每每要讓我們想像如果有先生出手，將會做出何等示範。

《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希望在夏先生專著的基礎下，呈現新世紀裡現代中國小說研究的動向。這本論文集分為兩輯。第一輯對《中國現代小說史》成書的時代氛圍，研究方法和歷史意義做出回顧，並且旁及夏先生的兄長夏濟安教授（1916-1965）對現代文學批評的貢獻。夏氏昆仲不只學問傑出，在195、60年代政治風浪左右夾攻時，他們所顯現的獨特立場和風骨也一樣值得敬重。濟安先生英年早逝，是學界的重大損失。

本書第二輯則呈現中國現代小說研究在英美、大陸、香港、台灣的最新成績。從魯迅到張愛玲，從沈從文到錢鍾書，幾乎所有夏先生當年曾論及的大家都包括在內，而且呈現出不同的批評看法。夏先生當年因為種種原因未曾在《中國現代小說史》內探討的作家，如蕭紅、白薇、端木蕻良等，或未曾觸及的流派，如鴛鴦蝴蝶派小說，也都有了專章討論。此外，夏先生也曾對晚清小說的研究開風氣之先，影響所及，我們今天論現代文學的起源，皆不能不提五四之前二十年的風雲變幻。夏先生對海外及台灣文學的關懷其來有自，本輯內也收入兩篇論文，專論白先勇、朱天文等的成就。由是從世紀初到世紀末，夏先生心目中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大傳統」（Great Tradition）更加完備。

本書各篇論文的撰寫者有夏先生的門生友人、再傳或私淑弟子，也有濟安先生的學生和故舊，還有與夏先生時相往來的大陸、台灣、香港等地傑出學者。值得一提的是，半數以上的學者都畢業自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哥大是夏先生曾經任教三十年的名校，也是夏先生的學術發揚光大的重鎮。各篇論文的作者也許未必完全遵照夏先生的觀點，但他們所念玆在玆的是文學的「史」與「學」之間的關係，以及文學所顯現的人文精神脈絡，仍與先生一脈相承。

目前西方學院裡的現代中國文學研究仍然充斥偽科學化的話語；種種「後學」、「批判」的聲音無非與西學主流唱和──儘管中國正在或已經「崛起」。而安享資本主義學院終身俸的左派學者們不時遊走世界，指點海內外的革命方向，尤其令人嘿然以對。對此夏先生是過來人。他曾經在五十年前應用過當時西方最流行的批評話語，也曾經廁身196、70年代文學和政治。不同的是，他對文學作為自己治學的本業，從來懷抱虔敬之心。比起迫不及待的談「越界」跨行、談「干預」現實的同行，夏先生有所不為的立場反而歷久彌新。不少他的批評者自命走在時代前端，對他的研究或政治理念呶呶不休，但又有多少真能像他那樣擇善固執，發出「真的惡聲」？
本書的完成有賴所有論文撰寫者的熱烈支持，他們是我最要感謝的對象。威斯理學院（Wellesley College）宋明煒教授不辭煩勞擔任聯絡，並費心為夏先生編纂中英文書目，特別值得喝采。蘇州大學季進教授授權他和夏先生的訪談紀錄，麻州大學（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的張恩華教授在編輯過程中參與協助，在此一併致謝。聯經出版公司發行人兼總編輯林載爵先生熱烈贊助本書出版，副總編輯胡金倫先生負責實際編務，沒有他們的支持，本書無從問世，謹此亦深表謝意。

夏志清先生好諧謔、好朋友、好美食、好老電影，處處與人為善，常懷赤子之心，提攜後輩尤其不遺餘力。與先生相近者則知道他對學問的專注認真近乎嚴厲，對人情世故的看法洞若觀火。他的生活其實有太多不足為外人道的波折，但他對生命的熱切信念未嘗稍息。夏師母王洞女士襄助夏先生數十年如一日，甘苦備嘗，堪稱是「夏志清的世界」中的靈魂人物。本書出版適逢夏先生九十華誕，我們謹以此書，為先生伉儷雙壽。

王德威／《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意義（節選）

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領域裡，夏志清教授無疑是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1961年，夏出版了第一本英文專書《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從而為西方學院內現代中國文學的研究，奠定基礎。這本專著綜論1917年文學革命至1957年反右運動的半世紀間，中國小說的流變與傳承。全書體制恢宏、見解獨到，對任何有志現代中國文學文化研究的學者及學生，都是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也因為這本書所展現的批評視野，使夏志清得以躋身當年歐美著名評家之列，而毫不遜色。更重要的，在《中國現代小說史》初版問世近五十年後的今天，此書仍與當代的批評議題息息相關。世紀末的學者治現代中國文學時，也許碰觸許多夏當年無從預見的理論及材料，但少有人能在另起爐灶前，不參照、辯難、或反思夏著的觀點。由於像《中國現代小說史》這樣的論述，使我們對中國文學現代化的看法，有了典範性的改變；後之來者必須在充分吸收，辯駁夏氏的觀點後，才能推陳出新，另創不同的典範。

《中國現代小說史》的誕生，是夏志清教授十年研究的成果，這段經歷頗可值得我們在此回顧。1951年春，夏仍為耶魯大學英文系的博士候選人，因緣際會，應聘參與了政治系饒大衛（David N. Rowe）教授所主持的一項計畫。此一計畫由美國政府資助，夏的任務是協助編纂一本名為《中國：地區導覽》（China: An Area Manual）的手冊。往後一年，並寫出了手冊中中國思想、文學、及共產中國中的大眾傳播等篇章。但夏對這項工作的興趣很快消失一空，並在約滿後離職。與此同時，夏已有意著手一部論現代中國文學的專書，此一計畫旋即獲得洛克斐勒基金會的支持。在基金會的協助下，夏自1952至55年間，在耶魯英文系任研究員，實則專心研讀現代中國文學。1955年在他離開耶魯至他校擔任教職前，已完成《中國現代小說史》主要部分的寫作。

當夏從事《中國現代小說史》的計畫時，美國各大學圖書館只有極少數擁有完整的現代中國文學圖書，批評資料更是少之又少。夏為了蒐集、查閱資料所費的工夫，不難想像。然而，資料的缺乏也可能給予夏相當意外的自由，使他得以做出自己的發展與判斷。的確，彼時「影響的焦慮」之類的理論尚未興起，夏也顯然樂得一抒自己的洞見或「偏見」。而他行文所顯露的自信與權威性，後之來者無人能出其右。

不僅此也，這也是個唯西方「現代」精神馬首是瞻的年代；非西方的學者難免要以西方文學現代性的特質，作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標的。夏選擇小說作為研究的重點，因為他相信小說代表了中國文學現代化最豐富、最細緻的面向。但反諷的是，他也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總體成就，難以超越同期西方作品所樹立的標竿。1950年代末期，由於教書及轉換工作等原因，《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寫作因而慢了下來，但全書終於在1961年大功告成，由耶魯大學出版。1971年，耶魯又應讀者的熱烈要求，推出增訂版。

一直到不久以前，《中國現代小說史》仍不時被冠以「反共」之名，受到攻擊；有些評者甚至視此書為冷戰文化政治的產品，並將夏打為極右派學者。夏與左派文學間的關係，下文將再論及。這裡所要強調的是，如果《中國現代小說史》今天仍然有引人議論之處，浮面的政治宗派問題應非原因之一。在我們這個時代裡，五四精神早因六四事件而斲喪殆盡，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與後毛鄧主義（Post-Mao-Dengism）竟可一拍即合。像《中國現代小說史》所經歷的政治性解讀再一次提醒我們，貼標籤、戴帽子之舉，無非是老套的命名遊戲。

我以為《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寫成可以引導我們思考一系列更廣義的文化及歷史問題。這本書代表了1950年代一位年輕的、專治西學的中國學者，如何因為戰亂羈留海外，轉而關注自己的文學傳統，並思考文學、歷史與國家間的關係。這本書也述說了一名浸潤在西方理論──包括當時最前衛的「大傳統」、「新批評」等理論──的批評家，如何亟思將一己所學，驗證於一極不同的文脈上。這本書更象徵了世變之下，一個知識分子所做的現實決定：既然離家去國，他在異鄉反而成為自己國家文化的代言人，並為母國文化添加了一層世界向度。最後，《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寫成見證了離散及漂流（diaspora）的年代裡，知識分子與作家共同的命運；歷史的殘暴不可避免的改變了文學以及文學批評的經驗。

一
《中國現代小說史》共有十九章；其中的十章都以重要作家的姓名為標題，如魯迅、茅盾、老舍、沈從文、張愛玲等。對夏而言，這些作家是現代小說的佼佼者。其他各章處理了分量稍輕的作家，同時凸顯了形成文學史的其他重要題目。如第一及第十三章討論現代史兩個關鍵時刻──五四時期及抗戰之後──小說創作與文學、文化政治的複雜關聯；第三及第四章分別描述了兩大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及創造社──的組成原委、創作方向及風格；第五、十一及十八章則評論左翼文學從萌芽到茁壯的各階段表現。除此，《中國現代小說史》還有一章結論，綜論中共文學在反右運動後到文革前夕的風風雨雨。另有三篇附錄，分別論1950年代後期的大陸文學（附錄一），現代中國小說反映的時代精神（附錄二），台灣作家姜貴的兩篇小說（附錄三）。第二篇附錄〈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曾受到廣泛的徵引及討論，堪稱是文學批評界過去三十年來最重要的論述之一。原英文標題中“Obsession with China”（「感時憂國」）一辭由夏首先創用，現早已成為批評界的常見辭彙了。

我這樣不厭其煩的介紹《中國現代小說史》的結構及文脈，因為這關係到全書的批評視野及方法學。《中國現代小說史》受到194、50年代歐美兩大批評重鎮──李維斯（F. R. Leavis）的理論及新批評（New Criticism）學派──的影響，已是老生常談的事實。夏在耶魯攻讀博士時，曾受教於波特（Frederick A. Pottle）及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等著名教授；布魯克斯無疑是新批評的大將之一。夏對新批評觀點的浸潤，可在《中國現代小說史》初版序言中得見一斑：「本書當然無意成為政治、經濟、社會學研究的附庸。文學史家的首要任務是發掘、品評傑作。如果他僅視文學為一個時代文化、政治的反映，他其實已放棄了對文學及其他領域的學者的義務。」

夏推崇文學本身的美學質素及修辭精髓。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不遺餘力的批判那些或政治掛帥或耽於濫情的作者，認為他們失去了對文學真諦的鑑別力。在這一尺度下，許多左派作家自然首當其衝，因為對他們而言，文學與政治、教化、革命的目的密不可分，甚至可以為其所用。

但夏的野心並不僅於「細讀文本」這類新批評的基本功夫。如前所引的序言所示，夏對「舊」批評的法則頗不以為然，因為舊批評把文學僅僅當為反映現時政治、人生的工具。十九世紀的批評家揭櫫將文本歷史化的重要性，卻不能掌握文學「如何」將歷史、政治虛構化的妙竅。藉著新批評的方法，夏希望重探國家論述與文學論述間的關聯；這一強烈的歷史情懷使他不能視文學為「一只精緻的甕瓶」──新批評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美學意象之一。事實上，一反傳統理論的反映論，新批評暗含了一套文學的社會學，企圖自文本內的小宇宙與文本外的大世界間，建立一種既相似又相異的弔詭秩序。夏將新批評這一面向的法則發揚光大，因而強調《中國現代小說史》企求「從現代文學混沌的流變裡，清理出個樣式與秩序；並且參照曾經影響現代中國文學的西方觀念、模式，思考其間的挑戰與範式。」夏一再強調小說家唯有把握藝術尺度，才能細剖生命百態，而這也正是向人生負責的態度。這當然呼應了布魯克斯的名言：「文學處理特別的道德題材，但文學的目的卻不必是傳道或說教。」

夏對文學形式內蘊道德意涵的強調，引領我們注意他另一理論傳承，即李維斯的批評論述。李維斯認為一個作家除非先浸潤於生命的實相中，否則難以成其大。對他而言，最動人的文學作品無非來自於對生命完整而深切的擁抱。因此批評家的責任在於鑽研「具體的批判與個案的分析」。在實際批評方面，李維斯以建構英國小說的「大傳統」而知名；這一「大傳統」起自珍‧奧斯汀（Jane Austin），止於D. H.勞倫斯（D. H. Lawrence）。李維斯認為，這些作家既能發揮對生命的好奇，又能將其付諸於堅實的文字表徵。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書中，夏也本著類似精神，篩選能夠結合文字與生命的作家，他此舉無疑是要為中國建立現代文學的「大傳統」。
夏志清在批評方法學上的譜系還可以加以延伸，包括二十世紀中葉前後的名家，如艾略特（T. S. Eliot）、崔林（Linoel Trilling）、拉夫（Philip Rahv）、歐文‧豪（Irving Howe）、泰特（Allen Tate），以及史坦納（George Steiner）。這些評家各自不同角度提倡文學的教化機能，並嚮往文字與世界間更緊密的連鎖。在這一前提下，他們其實都呼應了十九世紀中期英國批評家阿諾德（Matthew Arnold）的立論。夏志清出身正統英美文學訓練。對西方道德及美學「大傳統」的精華，可謂念茲在茲。當他建議批評家的責任是「發現及鑑賞傑作」，他必定同意阿諾德的說法，認為文學應當誠中形外，傳達真理。而且用阿諾德的話來說，「如要發掘真正蓋世的傑作，沒有任何方法比銘記以往大師的金句名言，並用來作為試探新作的試金石，來得更為有效的了。」職是，我們可說，儘管新批評或其他現代流派的評者立意要擺脫傳統「反映論」及「道德論」的影響，這些影響畢竟是袪之不去。

在我們這個世代，自許為理論先驅的新貴批判世紀中葉的理論先驅──艾略特、布魯克斯、崔林、李維斯等人──已是習以為常的現象，憑藉著當今的理論，他們細數前輩的缺陷及矛盾，一如當年夏志清及布魯克斯也曾攻擊前之來者的缺陷及矛盾。《中國現代小說史》因此成為眾家新進漢學研究者一試身手的好材料。比方說，性別主義者可以指陳夏書對女性／性別議題辯證不足，解構學派專家可以強調夏書對立論內蘊的盲點，缺乏自覺。後殖民主義者可以就著全書依賴「第一世界」的批評論述，大作文章，而文化多元論者也可攻擊夏對西方典律豪無保留的推崇。

作為《中國現代小說史》的作者，夏志清對這些批評可能頗有感觸，甚而不無莞爾之情。長江後浪推先浪，原是常理，但何以許多新理論居然頗有似曾相識之處？早在當今學者正義凜然的「干預」（intervene）文化政治，大談「重寫」文學史，或「重新協商」（renegotiate）中西小說觀前的幾十年，夏已經憑一己之力，「干預」、「重寫」，及「重新協商」現代中國文學了。夏因為引用當年西方激進理論來重讀中國作品，招來他被文化、思想殖民主義所「收編」的批評。但我們必須記得，就算夏的立論不無可議之處，他已藉此避免了更早他一代文學評論──如反映論、印象論──的局限。不僅此也，多數批夏的人其實未必自夏學到任何教訓，因為他（她）們自己不也對西方理論趨之若騖，對當代大師奉命唯謹？如果他（她）們對夏的批評有任何道理，他（她）們同時更應反躬自省。「現代」的觀念與實踐，本來就基於跨文化、語境的不斷交流或碰撞。他（她）們理應看穿學術殖民主義的把戲，而卻一仍故我。他（她）們舞弄西方理論批評中國小說，批評批小說評論，以及其他引用西方理論批評中國小說的批評者，卻把自己「包括在外」。

以上多數對夏的批評，當然不值一哂。不論如何，當年夏志清熟讀西方理論，並將之印證到非西方的文本批評上，而且精采之處不亞於李維斯或布魯克斯，已經可記一功。更何況他並未將西方理論照單全收；《中國現代小說史》畢竟推出中西文學頗有不同的結論。由於夏的開路功夫，我們今天得以名正言順的看待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貢獻，這在半世紀以前的西方學界是不可想像的事。如果我們今天想要繼續強調（後）現代中國文學的新與異，我們需要夏特立獨行的眼界，才好證明作家的成就超乎西方典範的窠臼。但就我所見，太多批評止於摹仿或批判夏志清的批評方法或結論，而少有人關注夏志清的批評精神與信念。

我如此為夏辯護，並非厚古薄今，暗示《中國現代小說史》之後的理論一無可取。恰恰相反。我願指出，在夏的開路之作後，我們不再需要亦步亦趨。過去二十年批評理論的蓬勃，有如雨後春筍，使我們得以採取多種不同策略看待中國文學，這在夏的時代是難以企及的。也因此，夏所揭櫫的「大傳統」在在要引起我們的思辨。不論如何，我們如果只回過頭去對夏當年的立論斤斤計較，而忽略他所處歷史、文化環境的限制，未免有見樹不見林之嫌。我倒覺得，在努力劃清界線之餘，有許多年輕的批評者其實與夏的關懷頗有契合之處，這才使兩者間的對話顯得更為曲折有趣，也為現代中國文學批評傳統的變與不變寫下新章。

在《中國現代小說史》出版近五十年後的今天，我們處於一較以往任何一刻更為有利的位置，審視夏的洞見與不見；藉此我們也可了解美國漢學研究的特色與不足。我們要問：如果「現代」總已隱含跨文化、跨國界的知識及想像基礎，夏在什麼層次上既批判了中國追求現代的得失現象，也驗證了自己就是這現象的一部分？我們如何分殊如下的弔詭：雖然夏被視為西方文學文化的擁護者，他對中國文學的「盲點」卻往往滋生了他同儕所不及的「洞見」？夏儘管浸潤在西方人文主義的傳統中，如何顯示了他與中國本土思維的淵源？最重要的，夏的國際觀強調普遍通性及真理價值，與流行的解構、性別、族群、文化生產等分殊主義的前提似乎格格不入。我們有可能在兩者之間找到共同對話的場域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