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破與變：絲綢、白銀、啟蒙與解放，16-17世紀的世界與中國

引言（節錄）

十五世紀末至十六世紀初，世界歷史出現了大變局，歷史學家稱為地理大發現時代，或大航海時代。歐洲的航海家發現了繞過非洲好望角，通往印度和中國的新航路；越過大西洋，發現了美洲新大陸。這些發現，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西方歷史學家把它作為中世紀與近代劃分的里程碑。這一轉折，最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初露端倪。從此，人類的活動不再侷限於某一個洲，而是全球各大洲；人類的視野不再是半個地球，而是整個地球。中國當然不可能置身事外。

葡萄牙人繞過好望角進入印度洋，占領印度西海岸的貿易重鎮果阿、東西洋交通咽喉馬六甲，以及香料群島，從一五二四年（嘉靖三年）起，在中國東南沿海進行走私貿易。當他們獲得澳門貿易的許可後，澳門開始成為溝通東西方交往的商埠，把中國市場捲入全球貿易網絡之中。澳門─果阿─里斯本之間的遠程貿易，澳門─長崎貿易，澳門─馬尼拉貿易，輸出以絲貨為主的中國商品，輸入以白銀為主的外國商品，人們概括為「絲─銀貿易」。

西班牙人到達美洲以後，繞過美洲南端，橫渡太平洋，來到菲律賓群島。一五八○年（萬曆八年）以後，西班牙的馬尼拉當局，為生絲、絲織品、棉布等中國商品找到了一條通往墨西哥的貿易航路─太平洋絲綢之路，這就是馳名於歷史，持續兩百年之久，溝通菲律賓馬尼拉與墨西哥阿卡普爾科之間的大帆船貿易。聲名遠揚的「馬尼拉大帆船」，運去的是以絲貨為主的中國商品，運回的是墨西哥銀元。

無論是葡萄牙、西班牙還是後來的荷蘭，在與中國的貿易中，始終處在逆差之中。正如德國學者弗蘭克在《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所說：「外國人，包括歐洲人，為了與中國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國人支付白銀，這也確實表現為商業上的『納貢』」；「『中國貿易』造成的經濟和金融後果是，中國憑藉著在絲綢、瓷器等方面無可匹敵的製造業和出口，與任何國家進行貿易都是順差。因此，正如印度總是短缺白銀，中國則是最重要的白銀淨進口國，用進口美洲白銀來滿足它的通貨需求。美洲白銀或者通過歐洲、西亞、印度、東南亞輸入中國，或者用從阿卡普爾科出發的馬尼拉大帆船直接運往中國。」根據他的研究，十六世紀中期至十七世紀中期，美洲生產白銀三萬噸，日本生產白銀八千噸，最終流入中國的白銀達到七千噸至一萬噸，約占世界白銀產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有的學者認為，通過貿易渠道，全世界白銀的一半最終流入中國。不管具體數據有什麼差異，巨額白銀流入中國是確鑿無疑的，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認，這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輝煌。在全球化貿易浪潮頻頻襲來之際，大明王朝的統治者依然沿襲著開國皇帝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禁止人民私自出海與外國商人貿易。在巨大的利益誘惑下，貿易雙方都不遺餘力地衝擊這條禁令，東南沿海走私貿易非常興旺。走私與海禁較量的結果，終於使得統治集團明白，時代的潮流不可阻擋，海禁政策已經不合時宜。隆慶元年（一五六七），福建巡撫涂澤民上疏，請求朝廷開放海禁，准許人民前往東西二洋貿易。朝廷權衡利弊得失之後，批准了這個建議。在東南沿海的港口，設立海關，向從事對外貿易的商船徵收關稅，使得「私販」轉化為「公販」，走私貿易轉化為合法貿易。這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轉折，顯示了晚明時代對外開放的胸襟。

各種力量的作用，鑄就了晚明對外貿易的輝煌。正如全漢昇所說：「中國的絲織工業，因為具有長期發展的歷史背景，技術比較進步，成本比較低廉，產量比較豐富，故各種產品能夠遠渡太平洋，在西屬美洲市場上大量廉價出賣，連原來在那裡獨霸市場的西班牙絲織品也要大受威脅。因此，當西班牙帝國自歐洲本部擴展至美洲和菲律賓後，中國絲貨的輸入美洲，竟引起西班牙國內絲織業者與海外殖民者間的嚴重衝突。這一事實告訴我們：在近代西方工業化成功以前，中國工業的發展，就它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來說，顯然曾經有過一頁光輝燦爛的歷史。」

第五章　西學東漸與放眼看世界的先進中國人
四　放眼看世界的先進中國人
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士的傳教活動，以及隨之而來的西方科學文化的傳播，向長期封閉的中華帝國吹進了一股清新空氣，讓人們接觸到了前所未聞的新思想、新事物，一些敏感的先進知識人把耶穌會士看作自己的朋友和老師，如飢似渴地向他們學習，從他們那裡汲取新的精神營養，從而改變了世界觀和價值觀。這種變化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無論如何評價都不嫌過分。

第一個結識利瑪竇的名士瞿汝夔
瞿汝夔，號太素，蘇州府常熟縣人，出身於高級官僚家庭。其父瞿景淳，字師道，八歲能屬文，久困諸生，教授里中自給。嘉靖二十三年（一五四四）會試第一，殿試第二，授編修，典制誥，清介自持，官至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瞿景淳有四子：汝稷、汝夔、汝益、汝說，但明人文集與地方志都沒有瞿汝夔的記載。原因在於，汝夔與長嫂─汝稷之妻通姦，遭家族除名，後人避而不談。《常熟昭文合志》的瞿景淳傳，載其子三人：汝稷、汝益、汝說，不見汝夔，原因就在於此。黃一農考證，「通姦」一事，瞿汝稷的《瞿冏卿集》卷首所收錢謙益寫的〈瞿元立傳〉，略有提及：「公仲弟夔與婦徐（氏）以奸聞，公叱婦徐，去之。」汝夔之侄兒瞿式耜為老師錢謙益刊印《牧齋初學集》，刪去了〈瞿元立傳〉中「公仲弟夔與婦徐以奸聞」一句，改成：「徐有通問之奸，公叱去之。」
因為這樣的關係，見諸文獻的瞿汝夔資料很少。由於被家族除名，他沒有走傳統的科舉道路，四處漂泊。他來到廣東，同耶穌會士交往，與利瑪竇成為莫逆之交。他為利瑪竇《交友論》寫的序言說：「萬曆己丑，不佞南遊羅孚，因訪司馬節齋劉公，與利公遇於端州，目擊之頃，已灑然異之矣。及司馬公徙公於韶，予適過曹溪，又與公遇。於是從公講象數之學，凡兩年而別。」很清楚地回顧他初遇利瑪竇時，向他求教歐洲科學的情境。利瑪竇對此有詳細的記載，他的回憶錄有一章，標題就是「瞿太素」。他寫道：「瞿太素是我們將有機會常常提到的人，他是一個被稱為尚書的第二級高官的兒子，蘇州人，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如果繼續學習的話，他肯定會得到最高的榮譽。相反地，他變成了一個公開的敗家子。」瞿太素在韶州拜會利瑪竇，「他請求利瑪竇收他當學生，第二天他邀請老師在他家裡吃飯，送給他綢料為禮……在結識之初，瞿太素並不洩露他的主要興趣是搞煉金術……但他們每天交往的結果倒使他放棄了這種邪術，而把他的天才用於嚴肅和高尚的科學研究。他從研究算學開始……接著從事研習丁先生的地球儀和歐幾里得的原理，即歐氏的第一書。然後他學習各種日晷的圖案，準確地表示時辰，並用幾何法則測量物體的高度」。這些學習使得瞿太素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至於當地的老百姓都知道，瞿太素「這個雄心勃勃的貴人是一位歐洲傳教士的學生，歐洲的信仰始終是他所談論的和崇拜的對象。在韶州和他浪跡的任何地方，他無休無止地讚揚和評論歐洲的事物」。
費賴之認為，利瑪竇名聲大彰與瞿太素的宣揚有很大的關係：「有名士瞿太素者，初識利瑪竇於肇慶，至是至韶州，願奉瑪竇為師。太素初冀從瑪竇得仙丹，然所肄習者為宗教真理，與夫數學、幾何、重學等科目。太素得瑪竇之薰陶，頗有心得，迨至其受洗（一六○五年）後，瑪竇之名遂以大彰，蓋太素學者而兼名士，影響輿論實深也。」
確實如此，瞿太素的巨大影響，可以追溯到利瑪竇初入中國之時的本土化傳教方針。精通儒學的他深知天主教要在中國發展，必須首先符合儒家傳統薰陶出來的士大夫的眼光。瞿太素向利瑪竇建議，放棄先前的和尚打扮，改穿儒生的服飾，「標誌著利瑪竇的傳教路線在適應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方面，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瞿太素為宣揚利瑪竇帶來的科學知識，不遺餘力，所以利瑪竇才會說：「在韶州和他浪跡的任何地方，他無休無止地讚揚和評論歐洲的事物。」這也可以在中文史料中得到印證。白鹿洞書院山長章潢，學問淵博，第一次見到利瑪竇帶來的世界地圖時，「不解其義」，聽了瞿太素的解釋，才恍然大悟。他這樣說：「前十餘載，傳聞有番僧航海入中國者，盤詰身中，止懷昊天圖像一幅，畫天為九瓣……初亦不解其義。近接瞿太素，謂曾遊廣南，睹一僧，自稱胡羅巴（歐羅巴）人，最精曆數，行大海中，惟觀其日軌，不特知時知方，且知距東西南北遠近幾何。因攜其所製之儀，大不盈尺，中分九層，機可轉旋。予細玩而繹之，與九瓣圖義稍相似。」章潢所說的「圖」與「儀」，似為世界地圖與地球儀，經過瞿太素的說明，才解疑釋惑。
瞿太素是第一個結識利瑪竇的名士，但皈依天主教卻比較晚，什麼原因呢？利瑪竇在回憶錄中專門寫了一章，標題就是〈瞿太素終於皈依了基督〉。在談到他不能入教的原因時指出：第一，他納妾並生了兩個兒子；第二，他對偶像崇拜深有修養。這兩點都有悖於天主教教義，因此他左右搖擺，拿不定主意。在反覆分析研究教義後，他下定決心，要求領洗。他的第一步，就是和他的妾正式結婚；第二步，把家裡的全部偶像，以及印刷的刻版和有關書籍，送到教堂，請求把它們付之一炬。萬曆三十二年（一六○四）的聖母領報節那天接受洗禮，教名依納爵。瞿太素寫了一篇洋洋灑灑的信仰聲明：「幾年前，我有幸遇到泰西遠來的真理大師利瑪竇和郭居靜以及助手鍾鳴仁修士，他們是最初告訴我神明的奧祕的人……我謹保證從我接受洗滌靈魂每一種玷汙的洗禮之日起，將把殘存在我頭腦裡的對於偽神和環繞它的不合理的教義的信仰徹底掃除乾淨。我還保證在我的思想中，絕不有意地卑鄙地追求不適當的炫耀個人的那種願望，也不追求世俗的虛榮以及任何其他虛假而危險的誘惑。」
應該說，瞿太素的皈依天主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改變宗教信仰的問題，而是隨著對西方科學文化的深入了解，逐漸改變了對西方文明的認識，反映了當時先進的中國人對於「西學東漸」的積極反應。利瑪竇回憶道：「瞿太素對神父經常是滔滔不絕地加以讚美，還補充說明他所帶給中國的科學知識以及他是怎樣開闊了知識界的眼界的；在他到來之前，他們的眼界一直是封閉的。根據瞿太素的說法，這就是他為什麼如此之受人歡迎，為什麼大家都想見他並願和他在一起的原因。」利瑪竇神父帶來的科學知識開闊了知識界的眼界，改變了過去那種封閉的狀況，人們開始放眼看世界。
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權威李約瑟認為，中國的科學技術在宋朝已經達到巔峰狀態，此後逐漸式微。裴化行神父補充道，到晚明時代出現了復興：「自從一三六八年逐出蒙古人以來實際上已經乾涸的科學發明之風，就這樣一下子又興起了。不僅如此─而在這方面，利瑪竇開創了一個運動，它幾經變化之後，最後於十九世紀歸結為曾國藩，二十世紀歸結為現今的文化復興──據說，瞿太素還『用非常明晰優美的文辭把所學撰寫成文拿去給別人看』。這對中國的未來具有至關重大的意義，因為，如果說中國現時已成一場文化倫理革命的場所，那是因為從四面八方早有新思想浸入，深入人心，攪亂人們的固有觀念，精神的『資產』（如果可以用『資產』一詞的話）已經深刻改變。而在十六世紀，這場運動就有其默默無聞的先鋒，他們並不是出國考察者，因為誰也不能走出帝國之外去異邦尋求這些新科學，他們只是譯者或編者，是他們讓讀者得以接觸外來的著作。且不說那些福建籍秀才和肇慶的其他文人──利瑪竇後來如實說這些人迻譯他的《萬國全圖》實在差勁得很，真正開始有用而又謙虛的中介人，把西方文明的成就引入遠東世界的，是瞿太素。」這段話寫得非常深刻，不僅肯定了瞿太素「把西方文明引入遠東世界」的貢獻，還在於他指出了當時先進的中國人放眼看世界的獨特方式：他們不可能出國考察，只能專注於編譯外來的著作，復興了已經乾涸的科學發明之風。在這方面，瞿太素開了一個頭，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人繼而跟進，形成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

可以與湯瑪斯．摩爾媲美的徐光啟
徐光啟，字子先，號玄扈，松江府上海縣人。他的科舉之路並不順利，萬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他在三十六歲時才成為舉人；萬曆三十二年（一六○四），四十三歲時才成為進士。正是這樣的經歷，使得他在踏入仕途之前，有機會接觸耶穌會士，接觸天主教和西學。
萬曆十六年（一五八八），他在太平府參加鄉試，落第後，前往廣東。在韶州，進入利瑪竇在韶州所建的天主教堂，遇見了郭居靜神父。利瑪竇這樣描述當時對他的觀感：「郭居靜神父在這裡居留的第二年，發生了一樁真正重要的事情。教堂這盞明燈保祿在這個教堂成了一名基督徒……他是一個可以期待成大器的人，上天註定了要他美飾這個初生的教會……他是一名出色的知識分子，天資美好，秉性善良。作為士大夫一派中的一員，他特別期望知道的是他們特別保持沉默的事，那就是有關來生和靈魂不朽的確切知識。中國人無論哪個教派都不完全否定這種不朽。他在偶像崇拜者的怪誕幻想中曾聽到許多關於天上的光榮與幸福的事，但是他的敏銳的思想卻只能是找到真理方休。」
有趣的是，利瑪竇把中國的鄉試（舉人考試）稱為「碩士學位考試」，把會試（進士考試）稱為「博士學位考試」。他說：「一五九七年，他在北京的碩士學位考試獲得第一名，這是帶來極高威望的一種榮譽。他在考博士學位時卻不那麼走運，他認為他的失敗是上帝的殊恩，聲稱這是他得救的原因。」指的是，萬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徐光啟參加順天鄉試，為主考官焦竑賞識，選拔為第一名，成為解元。但是此後的會試，卻意外地名落孫山。利瑪竇之所以說徐光啟把這次失敗看作「上帝的殊恩」，使他「得救」，是因為落第使他在下次會試及第前，有了充裕的時間，進一步了解天主教，並成為天主教徒。利瑪竇說：「由於疏忽，他被算作第三百零一號與試者，而法定人數只限三百名，所以他的考卷被擯斥了。因此他無顏去見他的家人便隱退到廣東。正是在韶州，他和當時住在教團中的郭居靜神父交談，才初次和神父們結識，也正是在這裡他第一次禮拜了十字架。」
萬曆二十八年（一六○○）徐光啟在南京遇見利瑪竇，他忙於趕回上海，來不及深談皈依的問題。三年後即萬曆三十一年（一六○三），他因事返回南京，拜會了羅如望神父。他進屋時在聖母像前禮拜，而且在首次聽到一些天主教的原理後，馬上決定信仰天主教。那一整天直到很晚，他一直安靜地思索著基督信仰的主要條文。他把教義的一份綱要─〈天主教要〉，還有利瑪竇神父的教義問答─《天主實義》的一個抄本帶回去閱讀。他請羅如望神父盡可能多地解釋某些段落，因為他必須在年底回家以前完成領洗。為了弄清他是否真正嚴肅地對待此事，神父要他每週一天來接受教誨。他回答說：我要一天來兩次。他確實這樣做了，總是準時到達。在他動身回家的那一天，他受了洗，正式成為天主教徒，教名保祿（Paul），神父們稱他為徐保祿。
次年，他再度參加會試，進士及第，被選為庶吉士，此後歷任翰林院檢討、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美國學者畢得信（Willard J. Peterson）認為，他可能是當時擔任官職最高的天主教徒，他的達官貴人身分並不影響他對天主教的虔誠信仰，在以後的三十多年中，他多次運用自己的財富、才智和政治影響，支持和推動天主教會活動，正如利瑪竇所言，他成為天主教在中國的「柱石」。
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禮部侍郎、署理南京禮部尚書沈漼向朝廷上疏，主張排斥天主教，以「崇正學，黜異端，嚴華夷」為藉口，揚言天主教「有窺伺之心」，「有傷孝道」，「私習曆法」，「傷風敗俗」，請求朝廷禁止天主教。徐光啟挺身而出，寫了〈辯學章疏〉，維護天主教：「彼國教人皆務修身以事上主，聞中國聖賢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艱難、履危蹈險，來相印證。欲使人人為善，以稱上帝愛人之意。其說以昭示上帝為宗本，以保救身靈為切要，以忠孝慈愛為工夫，以遷善改過為入門，以懺悔滌除為進修。」他的結論是：「諸陪臣所傳事天之學，真可以補益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也者。」所謂「左右儒術，救正佛法」云云，其實就是「易佛補儒」。
萬曆後期，明朝與後金的戰事屢遭敗績，徐光啟多次上疏，建議「京師宜築重層墩臺，鑄巨炮；薊州、遼左諸臺堡宜仿此修建」。所謂「鑄巨炮」，就是引進西洋的火炮技術，大量製造。在一份奏疏中說：「臣之愚慮以為，勘定禍亂，不免用兵；用兵之要全在選練……選用教師，群居聚處，日夜肆習之，又博求巧工利器，如車乘、甲胄、軍火、器械等，盡法製造，以配給之。」在另一份奏疏中，詳細設計了「都城萬年臺」的計畫：「臣再四思維，獨有鑄造大炮，建立敵臺一節，可保無虞。造臺之法，於都城四面切附門垣，用大石壘砌，其牆極堅極厚，高與城等，分為三層，下層安置極大銃炮，中層、上層以漸差小。臺徑可數丈，每臺約用慣習精兵五百人。其最大炮位平時收藏內府，第二三等藏之戎政衙門。聞有警急，既行修整安置，賊寇攻圍，相機施放，雖有大眾，一時殲滅矣。」此後又遵旨陳述「急切事宜」六條，其中「議徵求」條說：「軍中所需精好器甲，大小神器及軍火器材料，教師巧匠，有遠方所有，近地所無者，須一一徵求，以便傳授製造。」主要是指「西洋大小諸色銃炮」，亦即通常所說的西洋大炮。可惜的是，這些建議沒有得到採納。
崇禎二年，徐光啟鑑於遼東形勢日趨緊急，上疏請飭當事諸臣，籌備西洋大炮，由西洋人擔任教練。皇帝採納了他的建議，下旨：「著西洋人留京，任製造教演等事。徐光啟還與總提協商酌行，仍擇京營將官軍士應用，但不得迂緩，多事勸諭。」同年十一月，清軍突破長城要塞，兵臨北京城下。朝廷上下在「守城」與「城外紮營」之間猶豫不決，徐光啟堅決主張「守城」，反對「城外紮營」，他說：「昔遼陽之變，臣再遺書諸當事云，城外列營置炮，萬分不可，只憑城用炮，自足拒敵。寧遠之捷，憑城用炮，殲敵萬眾，事可證焉。」皇帝當場採納這一主張。說：「既如是，定於守城，乃令安民廠造西洋炮，從西士法。」徐光啟遵旨，「晝夜練兵，飢渴俱忘，風雨不避，手面皸瘃，提點軍士。二十三日，德勝門外三發大炮，戕敵甚眾。十二月初九日，公奏請造大鳥銃二三千門，用資戰守。二十二日，疏陳訓練造銃四策。不一月，敵兵連遭挫折，公之力居多」。此事可以看作徐光啟把西學用於軍事最為成功的嘗試，也是他最受皇帝賞識的事功。
徐光啟晚年作為禮部尚書最大的事功，毫無疑問是用西學修曆一事。他自始至終強調向西方學習：

……臣等愚心，以為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蓋大統書籍絕少，而西法至為詳備，且又近今數十年間所定，其青於藍、寒於水者，十倍前人。又皆隨地異測，隨時異用，故可為目前必驗之法；又可為二三百年不易之法；又可為二三百年後測審差數，因而更改之法；又可令後之人循習曉暢，因而求進，當復更勝於今也。……萬曆間，西洋天學遠臣利瑪竇等尤精其術，四十等年，曾經部復推舉，今其同伴龍華民、鄧玉函二臣見居賜寺，必得其書、其法，方可以較正訛謬，增補缺略。蓋其術業既精，積驗復久，若以大統書法與之會通歸一，則事半而功倍矣。

徐光啟在與利瑪竇等耶穌會士的交往中深刻認識到，西學是國家致盛治保太平之策。畢得信說：「徐（光啟）所發現的一種治學方法─向上天學習的方法，這一方法正如傳教士們所示範的那樣，這一方法又使他在繼承傳統的道德價值之上增加了重要地位和約束規條。『天學』集各種學問之大全，並非孕育於任何人的頭腦，而是奠基於被概括為『天』的整個外在世界之上。同時這些學問不是受制於當局的法令批准，而是服從於每個人自身的查究實證。」徐光啟之所以成為一個科學家，與他成為一個天主教徒以及對天主教教義的信仰密不可分。或許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耶穌會士，沒有天主教，就不會有科學家徐光啟。
裴化行在寫到徐光啟受洗時，激情洋溢地說：「就在這時，未來的閣老保祿徐光啟確定不移地歸屬於教會，以後他成為全中國最大的光明。中國理想中最合乎人情、最高度平衡的一切，絕妙地集於他一身，至今也無人不折服（《天主教月刊》一九三三年為紀念他逝世三百週年用漢語出版的專號，刊載了許多表示崇敬心情的文章）。事實上，當我們靜觀『這位偉大的政治家，看見他位極人臣而始終保持謙遜平易，在比我們困難得多的條件下努力不懈地運用其影響為基督為教會服務的時候』，我們不禁聯想到與他同時代的那個人─英國人文主義最純淨光輝之一，即聖湯瑪斯．摩爾。」他還說：「就是在這種相當混亂的情況下，利瑪竇率人數不多的弟子（其中以後嶄露頭角的是保祿．徐光啟），英勇無畏地繼續其促成西方基督教文明和遠東儒教文明之間文化倫理接近起來的工作，其深度、強度和影響，現今的史家才開始予以正確估價。」
《幾何原本》、《泰西水法》、《崇禎曆書》，已經使徐光啟的名字永遠彪炳史冊。如果時代為他提供更好的環境，也許他可以做出更多的貢獻。鄒漪為他立傳，對此頗為感嘆：「文定公固文武全才，即其所學，出入天人，上下經史，而身當筦鑰，一拂意於璫人，再觸忌於司馬，遂不得竟其大用，殊可惜也！後之論世者，屈指兩朝綸扉輔佐，文章節義，蓋不乏人，而求其宏通淵博，足為萬邦之憲，如公豈有二哉！」他所說的「拂意於璫人」，是指天啟五年間魏忠賢專權，指使御史彈劾徐光啟，致使他落職閒住；「觸忌於司馬」，是指與兵部尚書意見不合，遭到御史彈劾，移疾而歸。萬斯同談到崇禎五年（一六三二）徐光啟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也有類似的感嘆：「光啟雅負經濟才，有志用世，及是柄用，而年已老。周延儒、溫體仁專政，亦不能有所建白。」未免令人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