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島與半島：日據臺韓文學比較

「台灣與東亞」發行旨趣／陳芳明

「東亞」觀念進入台灣學術界，大約是近十年的事。但歷史上的東亞，其實像幽靈一樣，早就籠罩在這海島之上。在戰爭結束以前，「東亞」一詞，挾帶著相當程度的侵略性與壟斷性。它是屬於帝國主義論述不可分割的一環，用來概括日本殖民者所具有的權力視野。傲慢的帝國氣象終於禁不起檢驗，而在太平洋戰爭中一敗塗地。所謂東亞概念，從此再也不能由日本單方面來解釋。尤其在跨入一九八○年代之後，整個東亞地區，包括前殖民地的台灣與韓國，開始經歷史無前例的資本主義改造與民主政治變革。一個新的東亞時期於焉展開。

二十一世紀的國際學界，開始浮現「後東亞」一詞，顯然是相應於後結構主義的思考。所謂「後」，在於強調新的客觀條件已經與過去的歷史情境產生極大差異。在新形勢的要求下，東亞已經成為一個複數的名詞。確切而言，東亞不再是屬於帝國的獨占，而是由東亞不同國家所構成的共同觀念。每一個國家的知識分子都站在自己的立場重新出發，注入殖民時期與戰爭時期的記憶，再定義東亞的政經內容與文化意涵。他們在受害的經驗之外，又具備信心重建主體的價值觀念。因此東亞是一個頗具挑戰性的概念，不僅要找到本身的歷史定位，同時也要照顧到東亞範圍內不同國籍知識分子所提出的文化反省。

東亞的觀念，其實富有繁複的現代性意義。所謂現代性，一方面與西方中心論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一方面又與資本主義的引介有相當程度的共謀。當台灣學界開始討論東亞議題時，便立即觸及現代性的核心問題。在歷史上不斷受到帝國支配的台灣，不可能永遠處在被壓抑、被領導的位置。進入一九八○年代以後，台灣學界開始呈現活潑生動的狀態，許多學術工作已經不能只是限制在海島的格局。凡是發出聲音就必然可以回應國際的學術生態，甚至也可以分庭抗禮。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時期，不僅台灣要與國際接軌，國際也要與台灣接軌。

「台灣與東亞」叢刊的成立，正是鑑於國內學術風氣的日漸成熟，而且也見證研究成果的日益豐碩。這套叢刊希望能夠結合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從各自的專業領域嘗試探索東亞議題的可能性。無論是文學、歷史、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的專業訓練，都可以藉由東亞作為媒介，展開跨領域的對話。東亞的視野極為龐大，現代性的議題則極為複雜，尤其進入全球化的歷史階段，台灣學術研究也因而更加豐富。小小的海島，其實也牽動著當代許多敏感的議題，從歷史記憶到文學審美，從環保行動到反核運動，從民主改革到公民社會，從本土立場到兩岸關係，從經濟升級到勞工遷徙，無不細膩且細緻地開啟東亞思維。本叢刊強調嚴謹的學術精神，卻又不偏廢入世的人文關懷。站在台灣的立場，以開放態度與當代知識分子開啟無盡止的對話。

導論／臺灣文學研究方法論─殖民地文學比較史論的提倡

一、殖民地現代與東亞視角
臺灣現代文學的問世，已經有將近百年的歷史。這期間在世界性帝國主義擴散的影響之下，臺灣曾經有過淪為日本殖民地，以及戰後在冷戰體制下建立國民國家和創造高度經濟成長的經驗，即令至今，依然面臨著以資本主義全球性發展為前提的全球化浪潮的衝擊與考驗。由此看來，臺灣文學的過去和現在，始終都跟世界性資本主義的發展維持著密切的關係，而這些問題，我們通常都會以「現代性」課題來加以把握。
不過，大部分的現代性相關研究，一般都以西方普遍性觀點來做為基本的理解框架。這樣的想法背後，其實隱藏著進化論歷史觀的思維：所謂現代性是西方的產物，而其他地區則是透過與西方接觸才進入現代階段，也就是說，西方現代既是人類追求的普遍歷史階段，也是人類憧憬和指向的對象乃至奮鬥目標。不過，回顧二十世紀臺灣的現代，也就是殖民地經驗和戰後面臨中國體制的整個過程，當不難發現所謂「現代」所產生的負面作用。眾所周知，在現代此一歷史階段中，人類雖然在各個領域當中體驗了長足的發展與進步，但不可否認的，也同時在世界各地目睹到極度貧困和不平等的社會狀況，並且必須面對大規模的暴力和毀滅性戰爭。
對現代產生如此的批判性認知，首先在知識界即紛紛湧現各種批判現代及後現代的論述，展現出試圖擺脫壓抑和暴力的強烈意志。壓抑和暴力主要來自國家和市場暴力所支配的現代生活，因此批判現代、後現代或去現代等論述的提出，就是尋找不同角度來重新思考現代的一種努力。如果我們堅持既有的民族主義觀點或把西方現代視作普遍路徑，那麼臺灣的殖民地現代經驗，就容易被認為是有缺陷或者一種不正常的特殊模式。但如果觀察民族主義此現代性的本質，了解到它是在一方面抵抗帝國主義，另一方面又同時模仿帝國主義的情況下所形成，當可知道其實殖民地經驗並不是「有缺陷的現代」，或是「被扭曲的現代」，而應該說它本身就是屬於現代的一種運作機制。也就是說，臺灣的「殖民地現代」經驗，在普遍的現代運作機制中是可以被說明的一個典型例子。因此，只以特殊的民族史觀點來了解臺灣的現代進程是不夠的，必須跳脫普遍／特殊二元論的西方中心思考，同時也要對具有民族中心主義性格的特殊性看法保持警戒的態度。
眾所周知，任何一種形態的權力支配都無法避免引來抵抗，但也可能在某些方面獲得協助，殖民地支配當然也是這種情況。作為一個帶有壓抑和充滿意識形態性質的權力機構─殖民國家，它一方面招來殖民地人民的抵抗，同樣也可能因局部的認同而取得殖民地人民的協助。因為殖民權力更懂得利用現代國家機器，或以細膩的運作方式，將殖民地人民收編為協助主體，因此，我們若以單一的民族主義視角，評斷殖民地時期文學的種種面貌，不僅將失之客觀，恐怕還有礙於對臺灣文學現代性的正確認知。
所謂「殖民地現代」的概念，是將殖民地視為現代世界體制的核心軸，以及現代歷史階段的重要現象之一。西方國家（或帝國）和殖民地所呈現的並非截然不同的現代，反倒是同步顯現了屈折而又多樣的現代性面貌。因此，把西方現代經驗視為普遍現代的看法是不成立的。我們思考在殖民地處境中進入現代階段的臺灣的現代性問題時，並不一定要跟隨著以西方經驗為中心的進化論或文明論的看法，亦步亦趨，也不必要把殖民地經驗定位在西方現代的下層階段。就如同視現代同時擁有解放和壓抑的兩面性價值觀點，已然成為常識，殖民地現代這個概念，也可說是為了同時分析現代的兩面性和殖民地的相克性樣貌，而提出的一種問題意識。再且，這個概念不僅能夠貫通於帝國和殖民地，同時也能觀照殖民地時期乃至其後的時期，可說是能夠同時進行共時性和歷時性觀察的一種思考架構。
本書特別以韓國文學的例子作為比較對象，進行考察臺灣文學發展中所體現的諸多現象，主要即著眼於韓國與臺灣一樣經歷過日本殖民支配統治，呈現日本殖民統治下的當代現實，而且兩國文學也都反映及刻畫了因應「現代」和「殖民地」此雙重時代課題的樣貌。不僅如此，從進入現代此一歷史階段開始，經過數十年的被殖民支配和二戰終結後的冷戰體制，以至目前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雖然在其歷史演進過程中所面臨到的問題不盡相同，但還是共有許多類似的經驗。該階段兩國文學所呈現的具體樣貌，下一節中將做較為仔細的介紹，在這裡要先提出的是，兩國現代文學的展開過程中所呈現的類似面向，特別是在面對「現代」所做出的因應方式，亦即「現代性」的體現方式和其面貌上面，充分具備了相互對照和參照了解的必要性和價值。
「現代性」概念，通常我們會以受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結構的影響所形成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來加以把握，因此可以說，我們目前所處的現在／這裡，其起點即是從十九世紀末淪為殖民地，透過日本進入的現代開始，而此兩者基本上屬於同質屬性的社會。從對外國民國家的形成，到對內的族群對立、社會不公、性別差異、文化危機感，乃至環境生態等等，當今我們所面對的諸多問題，也可說是由此現代的起點開始出現的。從西方現代以來，推動著現代性的資本主義，已完成了它所追求的世界單一市場，整備了全球金融資本主義體系，如今雖因其內部問題而產生危機，但從全球的相互依賴越來越深的現象來看，我們生活的現在／這裡，可說是「現代」的最高峰，而不是如後現代論者所言，人類歷史的現代已告終結，全新的「後現代」已悄然來臨。畢竟資本主義價值觀依然左右著我們，從接觸現代以來所滋生的各種社會問題，即使過了一個世紀，也仍待我們去解決。因此，在克服現代問題的努力上面，我們不應該僅只依賴西方理論，且毫無批判地全盤接受西方為求解決自身矛盾所提出的方案，而應該從自我立場出發，尋找能夠克服西方現代的方法。此時，回到現代起點，重新思考前人所面對的現代情境，以及他們所付出的因應努力，絕對有其必要性。
眾所周知，臺灣的現代接觸經驗，固然在時間或方式上可能有些差異，但基本上，它與鄰近的中國、日本和韓國等東亞國家，呈現的仍是相當類似的樣貌。十九世紀末期，東亞各國普遍是在西方資本主義以帝國主義形態擴張其勢力的氣流當中，被迫進入現代的歷史階段。在此過程中，這些國家必須面對西方現代所帶來的全新歷史經驗，包括現代思想和價值、科技的進步、現代文學的成立等與自身傳統全然不同的異質性文化。在此急變時代的迫切要求下，各國都只能匆忙面對急速的社會歷史變遷，無能走過漸進式的本土化過程。如果說，日本和中國還能在透過與自我傳統進行不斷辯證的過程中，接受外發現代；那麼，淪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和韓國，則由於受到日本經濟剝削和軍事侵略的雙重殖民抑壓之下，被迫經歷更加片面的現代體驗。由此看來，東亞各國的進入現代以及其適應過程，在程度和方式上雖然有些差異，但可說都共同具備「被迫接受」及「趕上西方」的「被殖民」性格。也因此，東亞各國的現代經驗，終究是與西方不同，在試圖達成現代性的同時，還要克服現代性的雙重特質，再加上依著各國所面臨的個別歷史課題，又分別做出不盡然相同的因應對策，從而呈現出許多複雜多端的面貌。
因是之故，一九八○年代中期，當東亞各國分別對自國歷史、社會和文學的研究累積一定成果之後，乃開始在此基礎上進行各國之間的比較對照研究，而在文學領域上面，也成立了以克服西方現代為終極指向的「東亞文學」研究。綜觀韓國的東亞論或東亞文學研究，可說是從一九九○年代初開始即在學界被廣泛提起，究其背景，當可分為兩個脈絡：一為政治、經濟背景，主要是在面對社會主義圈國家相繼沒落，以及世界秩序再編的氣流中，有感於東亞地區的重要性提高，因而主張尋找從近代以前即已存在的東亞特質，以求克服西方的資本主義體制；另一為思想、文化背景，主要是與後結構主義學術思潮的流行，以及它所帶來的批判近代理性傾向的擴散有關，此時學界廣泛主張重新挖掘、恢復被西方理性中心主義所埋沒的東亞特質。
經過十多年的努力，韓國的東亞研究已有初步的成果展現：在歷史、文化部門，他們著重在近代東亞社會的形成以及發展過程的比較研究；在文學研究上，一方面批判了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文學史敘述，同時也進行了東亞諸民族文學史的對等考察，他們認為西方文學理論會一直被當成近代以後世界文學批評的標準，其原因係來自西方理性主義對東洋的文化偏見，而為了擺脫此種被支配和從屬地位，乃從中國文學當中尋找東洋文學論的原型，以追蹤西方現代性再現於東亞文學的模式和過程。如此看來，目前韓國的東亞文學研究，較有深度的還僅止於韓中文學的比較方面，尚未擴及到包括臺灣文學在內的東亞文學範圍。
將擁有相同歷史經驗的地域所發展出來的文化或文學整合起來研究，以現今的學術研究情況來看，說得上是一個趨勢。就當今我們活動的二十一世紀而言，所謂的全球化運動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它把整個世界作為單一市場，在國際間進行著資本的自由移動和文化的傳播翻譯，因而導致各國之間的文化同質性越來越高，也因此反全球化的聲音四處響起，同時也引發了重視各民族文化和個別地域的在地化和地域化的呼聲。在歐盟的實際運作和中國的蹶起當中，亞洲特別是東亞視角的形成，乃受到全球的矚目。臺灣和韓國，過去屬於中華主義秩序的一員，共同歷經過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支配，戰後又成為美國主導下的資本主義試驗場。此外，兩國國民都受過長期的威權統治，也經由長時期的民主化努力過程之後，嚐到了民主化的果實。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在亞洲國家當中，臺韓兩國最能建立起足以阻止中國霸權，牽制日本野心，並開拓多元開放的東亞視角。
再者，韓國的現代文學，就如同臺灣文學一般，一開始即在帝國主義的強力影響之下，將西方歷經幾百年歷史所發展起來的現代性，在短時間內以半強迫、半自願的接受方式建立起來。由於兩國都是在日本的殖民環境下，透過新舊對立和新文化運動建立起新文學，因此，其現代文學的發展上，呈現著非常近似的軌跡。例如：從語言文字的改革、民族文化的啟發、啟蒙民眾的方案、寫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建立等啟蒙主義文學觀，乃至擁護無產大眾利益，主張殖民地弱小民族獨立的社會主義左翼文學的出現，直至日據末期在皇民化激浪中，初期現代文學所指向的民族的、民眾的文學面臨挫敗之餘，從而追求固有傳統等等，在在都呈現了堪可比擬的文學現象。
從東亞視角來看，韓國和臺灣文學具備東亞的普遍性和各自的特殊性：它不僅對西方現代做出時代因應，同時也反映了殖民地現代所具備的雙重曲折特性。而此現象，對應到其他東亞國家，就可發現也有共同的現象：日本積極接受西方價值，以因應現代；中國在受到西方列強和後發日本不斷分割的歷史情境中，接受西方現代；而臺灣和韓國，則在不自主的處境中，共同經歷殖民資本主義現代。東亞各國具有如此相似的普遍性，以及不盡相同的個別特殊性，因此，所謂「東亞文學論」，並不是無差別單一性質的地區文學，而是照應現代這個歷史階段，個別國家按照自身的歷史課題，做出因應並各自反映在自己文學的整體樣貌。在此前提之下，審思初期東亞文學，大致上可看出其發展趨勢：初始從啟蒙主義和現代文學的成立，到社會主義思潮的流入和解放現代性的追求，現代主義文藝思潮和批判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提起，以至日本的帝國膨脹企劃和亞洲主義的提出等幾個階段，依序展開而來。
為了更加客觀地把握臺灣現代文學的初期階段─殖民地時期文學，本書將採取東亞視角和比較觀點，亦即將之拿來與同樣曾在被殖民狀態下摸索現代路徑的韓國文學進行比較，考察出東亞現代性和殖民經驗之間的關係，並且提出以殖民地文學比較史的視角研究臺灣文學的方法論。有鑒於此一時期兩國文學均屬現代產物，在此首先將以現代和傳統指向作為觀察基點，分成三個階段簡單介紹韓國現代文學的形成和殖民地時期的發展推移樣貌，再納入同時期臺灣文學的概況，作為兩國文學的比較基礎。附帶一提的是，本章中有關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的展開過程和現代性相關敘述，基本上是為了方便與韓國文學進行比較了解，而以二○○四年提出的博士論文《現代性與臺灣文學的發展（一九二○─一九四九）》的內容作為基礎，概括整理節錄而成。

第二章　　戰爭時期臺灣文學的審美化傾向及其意義
一、前言
歷經明治維新，積極模仿、學習西方，遂而變身為現代國家的日本，從一開始即採取富國強兵政策，對亞洲鄰國進行軍事擴張行動。特別是清日、日俄兩次戰爭，日本打敗了傳統文明古國清朝以及白人種俄羅斯，信心大增，從而深信戰爭可以做為解決國內問題的手段，也就逐漸發展成為軍國主義國家。其後，從一九二○年代末期開始，因世界性經濟恐慌而造成內部矛盾日益嚴重之際，日本更進一步引發了滿洲事變（一九三一）、全面入侵中國（一九三七），以至開始南進（一九四○）及挑起太平洋戰爭（一九四一），一路走上擴大戰事之途。
相應這些變化，日本不僅在國內同時也在殖民地各處，建立起戰時動員體制，並為總力戰的推動預作準備，開始建構後方意識形態：如中日開戰之後，「東亞新秩序」、「新體制」、「大東亞共榮圈」等政治論述的建構，以及為推動此類論述的各種說法的制定， 即是著眼於此。其中文化部門會受到日本的特別重視，是因日本體認到發動思想戰爭時，殖民地人力動員的重要性，因而開始把臺灣從殖民地概念，收編為直屬日本帝國的一個地方。而臺灣文學被收編為帝國的一個地方文學，或者相應日本內地的一個外地文學，卻也承擔了必須響應戰爭動員國策要求的任務，皇民化文學也就順應產生。
如此，戰爭時期的臺灣文壇，無可避免地必須受到當代支配論述的影響，這其中，作為戰爭文化邏輯的外地文壇和地方文化建設主張最為明顯。當時無論是日本人、臺灣人作家或批評家，都以作為日本帝國的外地來思考臺灣文學和文壇的建設方案，並以實際創作付諸實踐。他們認為必須與中央文壇有所區別，建設具有外地和地方特色文學的主張，如以題材來看，可說得上是臺灣中心主義，但從其思想內涵來看，被收編的臺灣文壇顯然是以日本精神為依歸，亦即以建設大東亞文學為宗旨的日本中心主義。
也就是說，戰爭時期作為外地、地方文壇的臺灣文學，不再是從一九二○年代以來，由臺灣作家所建立，用以描寫殖民支配下臺灣人生活經驗的新文學，而是變身為日本帝國文學的一支，即如何以臺灣所具有南方、南島的地區特性，對大東亞建設做出貢獻為主要焦點的所謂國策文學。依據殖民當局的文化政策，進行皇民文壇的組織改造；雖然各個文人針對這個國策提出的意見不盡相同，但是強調文學和文化的力量，並加以美化的審美化策略，卻已成為該時期文學論的共同樣貌。所謂審美化概念，主要係參考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批判法西斯主義美學時使用的「政治審美化」，它指的是透過「美」、「崇高」、「道德」等形象，進行所有生活的藝術化，來達到大眾動員的文化策略。例如藉由火焰和爆破場面及其聲音的壯觀，來遮蔽戰爭的殘酷真相和痛苦聲音，以崇高、莊嚴的美學刻畫一切帶有破壞及非人屬性，這就是法西斯主義的大眾欺瞞術。 此見解進一步可解釋為法西斯主義的藝術策略，也就是用藝術的靈光（aura）來壓倒大眾，同時將現實世界作為審美對象，並賦予它一次性且又崇高的藝術靈光，此時大眾將淪為被動的接受者。如此用藝術力量來掌握大眾心理的策略，就是「政治審美化」的主要概念。
本文參考此法西斯美學的概念，以日據末期臺灣文學論和小說作品為對象，找出潛伏在文學論的審美化策略，並加以考察臺灣作家的小說所呈現的審美化傾向。相信這個角度可以把皇民化時期的文學論和小說，放在當時的歷史脈絡中觀察，進而思考文學和權力之間的美學問題。

二、日據末期文學論中的審美化策略
（一）作為外地文壇、地方文化的臺灣文學
自中日開戰到二戰結束，日本與各殖民地的關係，迅速地從帝國/殖民地改變調整為內地/外地。尤其臺灣被定位為南進軍事基地後，各種軍事相關產業的投資迅速擴增，有關人力、物質和地理上的重新編制也開始實施。無論在內地或外地，總動員法（一九三八）和新體制運動（一九四○）都同步實施，於此，在精神和法律層面上，殖民地的收編也逐漸完成，加上志願兵制（一九四二）和徵兵制（一九四五）的相繼規劃完成並實施，促使殖民地人民因此而感受到與日本擁有共同的命運。在如此急速的變動中，臺灣文化和文學也被編入日本帝國的外地或地方文壇，被要求擺脫殖民地文學性格，重新建設為配合東亞新秩序和大東亞共榮政治邏輯。
該時期第一個主張建設外地文學的島田謹二，在中日戰爭爆發不久的一九三八年初，即在總督府機關誌《臺灣時報》上刊登〈南島文學志〉一文，倡議臺灣文學研究的必要性。依其說法，所謂臺灣文學，就是「發生於臺灣的文學」、「與臺灣有關的文學」，且以「臺灣」這個土地觀念為共通要素的文學現象。算是屬地主義的此一看法，可說是從當時日本為了對亞洲擴張而建構的「國民文學」的範疇來看待臺灣文學。他所定義的臺灣文學，並不是指以臺灣人為創作主體的文學，他認為無論創作主體為何，只要是描寫臺灣這個地區的文學作品，就可算是臺灣文學，因此，如果要認識及研究臺灣文學，就必須先從荷蘭和西班牙等西洋文學、支那文學和日本文學當中，找出涉及到臺灣的作品。在這裡，支那文學是指明清時期的古典詩文和漢民族的民間文學，例如神仙、傳奇故事和通俗歌謠等。島田謹二說：「不奢望找到具有非常高的美學價值的東西」，他認為「大多文學價值甚低，實在不是我們這群受到複雜、精緻、深刻而雄偉的近代文學薰陶的人所能瞧得起」。在討論臺灣文學的這篇文章中，島田連一句有關一九二○年代以來臺灣人作家所創作的新文學的話都沒提到，可見對他來說，描寫殖民支配下臺灣人生活和經驗的新文學，並不屬於作為外地、地方文學的臺灣文學範疇。而此見解在之後其他文人的臺灣文學定義上，同樣也看得到。
儘管如此，以『臺灣詩人協會』（一九三九）為始的文人組織，先後發行了《華麗島》、《文藝臺灣》、《臺灣藝術》、《臺灣文學》、《民俗臺灣》等雜誌，而《臺灣時報》、《臺灣日日新報》、《新民報》等報紙的文藝欄也開始刊載文學作品，由此形成戰爭時期的臺灣文壇，且以此為舞台，開展了作為地方文化、外地文壇的臺灣文學的建設主張和創作實踐。考察戰爭時期作為地方、外地文學的臺灣文學論，當可知一九四○年新體制產生的前後，其內容已有所不同。在新體制論述出現之前的主要焦點在於作為南方、南島的臺灣特性如何反映於文學當中，而此看法又分成兩種：一為以浪漫性、藝術性刻畫臺灣歷史、風物和宗教的西川滿主張；二為要徹底描寫外地人第二代在臺灣生活的島田謹二主張。
例如，透過對法國及其殖民地文學的理解而重新發現臺灣之美的西川滿，認為臺灣是「無限的歷史的寶庫，百花盛開的宗教藝廊，未經琢磨的史界鑽石」，是「西歐與東洋文化融合的華麗島」，因此他很高興「有幸住在臺灣，對值得開拓的歷史，我心中湧出高昂的興致。」他主張「我們的天職，便是使得華麗島文藝像南方的婆娑之洋，與聳天而立的巨峰。」為實踐此一抱負，他挖掘臺灣的歷史、民俗、風物和宗教，加以浪漫的富有藝術性的文學化。而主張研究臺灣文學的島田謹二，卻批判印象主義的舊式異國情趣為「描寫外地風俗所呈現的外表皮相，而資娛樂不知外地真相的內地讀者，僅以取悅他們為目的，是一種卑賤的幻燈片操作」。他認為重要的是「把感覺遲鈍的土著人、移民看不到的新鮮事物巧妙地挖掘、呈現出來」，並且要「捕捉外地的獨特事物，描寫或歌頌外地生活者特有的心理，必須具有優秀的藝術價值，才稱得上是真正的外地文學。」，表明以此眼光來研究臺灣文學的決心。
如上所述，作為地方、外地文學的臺灣文學論，各個文人的說法固然不盡相同，但基本上都強調與內地相異的臺灣地區特殊性。其中，火野葦平、島田謹二、新垣宏一等日本文人，主要是透過各時期文學中所出現的臺灣形象，或者以日本人作品，如西川滿的詩作或左藤春夫的《女誡扇綺譚》等為對象，談論臺灣文學； 相反的，張文環非常肯定內地文壇不劃地自限，嘗試接納地方風格的氣息，在此他認為比起「講究文章辭句的體質」，更重要的是「一心追求如何將心中所想的事物表現出來」，將外地文壇的創作主體，擴及到臺灣人作家； 龍瑛宗則反對作品的觀念性和通俗性，提倡適合現實的人物創造，他跟張文環一樣，認為做文學，內容要比文章更為重要，他更以為本島人作家所創造的新日語，其新鮮感將對日本文學做出貢獻，而把臺灣作家設定為文壇的主體。楊雲萍也說，臺灣文學原本就是客觀性存在，只不過有了外地文壇的創造此主觀性認知之後，才被重新認知。他自己是透過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和陳迂谷〈偷閑集〉等優秀作品，才知道臺灣文學的存在。他說：「有了臺灣豐富的傳統和精采的歷史，才使得這些臺灣文學的可能」。可見在外地文學的範圍設定、討論對象和美學範疇上，本島人和在台日本文人的立場並不甚一致，但他們共同採取題材上的臺灣中心主義立場。
不過，一九四○年建立「新體制」之後，此種立場開始出現變化，亦即相較於臺灣特殊性的呈現，如何注入日本精神和文學傳統到地方、外地文壇，更受到此時文人的重視。所謂「新體制」是指日本為順利推動其全面性侵略戰爭，而在鼓吹人力和物質動員，建立紀律的政治決策，以及精神武裝一般國民方面，所需求的強而有力的獨裁體制。當然在此背後，隱含著受到德國和意大利在歐洲戰線上連連獲勝，並得以擴展其法西斯支配勢力的刺激，因而企圖在亞洲建立凌駕西方法西斯主義的強大獨裁體制，將其帝國主義侵略和支配範圍從東北亞南進擴展到全亞洲的目的。隨著「新體制」的登場，日本的所有政黨被迫解散，同時為迅速處理政治決策，在軍方法西斯主義者主導之下成立了「大政翼贊會」（一九四○），並在高舉「建設高度國防國家」的大纛之下，國家完全控制著市場和價格，進而實施國家主導型經濟控制政策。在思想控制方面，政府提出比前時期「國體明徵」更為強化的「萬民翼贊，承詔必謹」的口號，全面強調「日本主義」，同時以亞洲為對象，喊出「新體制」的最終政治目標–「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原是從中日戰爭爆發之後所登場的「東亞新秩序」論，加以擴大改編而成。日本預料將來勢必無法避免與西方一戰的可能，因此認為有必要預先建構能對抗西方的「排他性集團」，也有必要以日本為中心，重新改編亞洲，因而提出此一戰術口號。
而在理論上支撐「新體制」的邏輯，或可以「全體主義」和「日本主義」來加以概括：「全體主義」乃日本所稱「世界的新秩序」，其主要內容是以歐洲的德國納粹主義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以及東方的日本法西斯主義為主軸，所建立起反資本主義、反自由主義、反個人主義的新世界秩序；而「日本主義」則不同於「全體主義」的一般性，它主要強調「日本式全體主義」的獨特性，也就是說，與西方的國民國家截然不同的，它是以天皇中心國體精神，以及其歷史、文化、思想為基礎。另外，「日本主義」也成為支撐「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機制，在「東洋主義=日本主義」的旗幟之下，主張只有各亞洲國家彼此團結，才能戰勝西方資本主義的侵略，也才能共同謳歌亞洲的繁榮和平。這些主張，從室伏高信、谷口吉彥等日本官方理論家的言論當中即可明白看出，他們即是植基在「全體主義」和「日本主義」的論點上，強調「新體制」的適切性，以及其與社會主義、自由主義之間的相關問題，並且透過大眾媒體進行傳播。在此時代趨勢和氛圍中，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空襲珍珠港，全面引發太平洋戰爭，接著，日本的文化知識界提出以西方現代的克服為目標的「近代超克論」等論述，來追認日本引起戰爭的正當性。這些論述主張否定西方的近代發展史觀，回歸到東洋的叡智，進而創造出新的文明。看似批判現代性的這種說法，背後其實隱藏著協助及認同戰爭的邏輯：經由神國日本來達到帝國的東洋認同，並在此基礎上超越西方現代，也就是說，透過戰爭打敗英美帝國主義，再以日本為中心建立新形態的國家聯合「大東亞共榮圈」的戰爭意識形態，在日本及其殖民地國家，正發揮其廣泛的影響力。
「新體制」登場之後，臺灣的「國民精神總動員聯盟」（一九三七），更名為效法「大政翼贊會」的「皇民奉公會」（一九四一），強力推動皇民化運動。面對新體制之後的變化，前時期還醉心於臺灣歷史和風物之美的西川滿，在一九四○年十二月在《臺灣時報》上發表〈新體制下的外地文化〉，提出不同於先前的文學主張：為了達成「新日本文化建設以及東亞新文化建設」的翼贊會目標，文化諸團體要互相協力。濱田隼雄也在評論庄司總一《陳夫人》的文章中，提出所謂皇民奉公運動是文化上的啟蒙運動，需要重新認識「文化的政治性」和「政治的文化性」的主張。他高度評價《陳夫人》能透過純日本血統安子作為鏡子，反映出臺灣這塊地方的特性，可見日本精神的有無是他評價小說的基準。大東亞戰爭爆發之後，文壇更加要求批判舊體制的西方文明弊害，以及強調日本精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例如：無論是日本人或臺灣人，都要具備作為日本國民的驕傲與自負來從事文學活動；要認知偉大日本國民的大和情操，以及全世界文化的顛峰–神秘的東洋文化；對於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個人主義等舊體制的習慣，要進行理論鬥爭，並高度評價描寫新舊臺灣思想對立的作品； 國民精神和日本固有精神大和心的強調；反對資本主義享樂文化，主張要體會雄偉、古雅、明朗的日本式文化；拋棄個人主義，具和而不同的日本精神，來邁進文學創作； 強調清明心、明朗、樂天、正直勇敢、名譽尊重、清廉、「得其所，安其堵」的日本精神。如此，日本精神和傳統成為創作和評價臺灣文學的準則，在實際批評當中，更以政治和文化的關係以及國家尺度來評價作品的優劣；並以不具備日本傳統為理由，批判本島人小說。經過這些討論和批評，新體制登場之後的臺灣文學論，從之前的國民文學範疇，轉變為（大）東亞文學；從狹義的地方文學，轉變為以全體國家主義為基調的文學運動， 並強力受到新體制文化論述的影響。新體制之前有關臺灣文學的討論，主要是向內地文壇介紹外地文學的存在，並透過建設不同於內地的外地文壇，來加強帝國和殖民地的交流；而新體制之後，受到戰爭日益擴大影響，文學論也複製了戰爭意識形態，要求擺脫西方文學和文化的餘毒，呈現日本精神和傳統。到了一九四三年之後，為了挽回不利的戰勢，更要求軍人精神的文學化，甚至直接動員作家派遣到增產的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