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體與身體

自序

以五年的時間來研究一個問題和寫一本書，並不能保證書中的論證和分析必然無誤。畢竟，時間不能做為瑕疵和疏漏的藉口。與前一本書《歷史、身體、國家》的寫作心境相似的是，這本書的醞釀和寫就也是在回答一個基本問題，即現代性在中國的開出和演變究竟對存活在其中的人，產生甚麼根本改變？透過蘇維埃革命的進行與其中包含的理念和理想，我試圖經驗地解析「人」的存在與可能性。這個複雜的問題可以透過各種不同的討論來思索，而所得的答案也將因為學門和知識的性質而有差異。在無意追求絕對與單一答案的前提下，我希望透過歷史的考究和解析提供一些思索的條件。這個社會學和歷史學的結合就是我用以解答這個問題的進路。也因為如此，我的討論不能做為瞭解「人」的全部線索，這個不足是讀者和作者都應該知道的部份。
在一片告別革命的聲響中討論革命與身體的牽連，這個動作不能被看做是脫離潮流。因為革命蘊含的善意和義理，並不會因為革命不再成為可能的出路就消逝無影。對解放的企求也沒有因為革命的暴力和恣意，就此終結。隱含在革命理想中的解脫，依舊是難以企及的夢想。在此情況下，反省和檢討革命等於是提供我們一個觀看現世不合理的有力進路。這種透過革命和革命遭遇的阻滯，來省視現世的蒙昧和革命本身蘊含的蒙昧，是本書試圖達致的目標。當然，學術研究不必然需要配合政治潮流，或形成媚俗的宣稱，也是我們必須堅持的立場。這種挖掘真實和探索未知的工作才是學術應該進行的工作，蘇維埃革命的探索就是秉持這個原則進行的知識之旅。
在過去的十年中，我的研究一直受到國科會的長期支助，這是我首先需要感謝的對象。沒有這些點點滴滴的經費支助，我的好奇和焦慮不會變成具體可見的文本。與此同時，我也要感謝東海大學和國科會在2001年提供我一年的進修時間和經費，到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進行訪問研究。這段期間，我的資料蒐集和寫作深深受惠於哈佛燕京圖書館(Harvard-Yenching Library)和偉德納圖書館(Widener Library)的豐富收藏。沒有這些圖書和資料蒐藏的提供，這本書會有許多缺陷。當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豐富蒐藏，也是這本書得以問世的重要條件。在這裡我也要感謝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給予我的一切方便。沒有這些機構的支持，學術研究的奢侈和昂貴將無以實現。在過去幾年中，我曾陸續透過學術會議和演講的方式發表本書的一些篇章，這些會議包括2002年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的「生活、知識與中國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2003年由東海大學社會學系主辦的「殖民現代性與身體建構」小型研討會，和2003年由政治大學社會學系主辦的「台灣社會學學會年會」。我要在這裡感謝會議的評論人沈松僑和吳介民等人，和與會的學者與同學對於這些文章的批評與建議。
雖然學術研究是一條孤獨的道路，而東海的地理位置更讓這種孤獨在空間上顯露無遺，但因為有網路的出現和研究助理的協助，這條路走來並不寂寞。在這本書出版的同時，我要特別感謝過去幾年來陸續協助過這本書的資料蒐集的助理，他們是徐秀琴、林庭瑤、許裕昌、陳惠萍、吳哲良、黃洛晴、蔡洪玥、林碧茵和蔡連裕。沒有他們的協助，這本書將無法以現有的面貌呈現出來。另外，我也要特別感謝我的飯友蔡瑞明和丘為君，沒有這些「酒肉朋友」的分擔壓力和鬆弛精神，學術會變得有點單調。聯經的編輯委員會對本書部份論點的批評與建議，以及協助本書的評審與出版，也是我要感謝的對象。
我的家人對我的支持是我衷心感謝的部份。他們的寬容和付出讓我得以優游在學術的世界裡，享受探索和爭議的樂趣。這裡我要特別感謝我的父親和姊姊對我的無盡支持，也要特別感謝咸惠和安婕帶給我的溫暖與平靜。看到安婕每天愉快地成長，是我最感到高興的事。藉此機會，我要把這本書獻給我的妻子和女兒，感謝她們讓我充實地活著。這本書的完成需要感謝許多人的幫忙，但他們都不應該為書中的任何錯誤論點負責，這個責任應該由作者個人負擔。

第一章 脈絡化的身體歷史
革命與身體
以身體做為線索來討論革命的歷史，不但會牽涉到歷史的「應然」與「實然」辯稱，也會將討論的焦點從舊有的政權更迭與階級鬥爭，轉移到人的處境與身體的遭遇。這個觀看焦點的轉移也許不會改寫一場革命的全部歷史，卻能讓我們以新的，更貼近「人」的角度來觀看歷史的發展，體認客觀現實如何限制或激發人的欲想與抗拒，使歷史形成預計或未預計的結果。這種應然與實然的交錯發展，不單顯現在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過程中，也顯現在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統治挑戰上。這個共通的面貌自然也會對存活於其中，並構成革命能夠開展的個體身體產生牽制和影響。也因為身體的這種遭遇，讓我們可以對革命的本質與矛盾，乃至表象和真實，有特定的瞭解。當然，這個努力沒有排斥我們可以從其他進路來研究革命，甚至形成不同的觀看興趣。Lynn Hunt對法國大革命的符號和語言解析，就清楚呈現革命的不同解釋可能。 這種以不同進路來理解革命的做法，自然也適用在無產階級的革命上。雖然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解釋中，「階級」具有無上的概念重要性，而圍繞在「階級」周邊的相關概念和因果解釋，也確實提供一個觀看階級革命的有力進路，但這並不代表無產階級革命沒有其他的描繪和解釋可能。
以身體做為觀看革命的線索，並不是要取代階級的解釋地位，而是要讓階級革命的善意、理想、矛盾與衝突，透過身體的經歷更具體地顯露出來。這種經由身體來理解革命，經由革命來體現身體的做法，可以讓我們對革命與身體的交錯發展有深入的瞭解。由於革命涉及的範圍甚廣，而作者也無意對所有革命進行跨時空的比較和檢討，以形成諸如Barrington Moore和Theda Skocpol式的研究結果，因此在這本書中，我將緊扣蘇維埃革命在中國的出現來評論革命與身體的關聯。 這個討論將盡力標示出革命在身體層面的發展，與身體在革命過程中的遭遇和反應。我將把分析的焦點置放在革命如何和為何因為身體的存在與抗拒，而產生策略性的動員與計算。這個身體的政治經濟計算，又如何在實踐的過程中折損革命的善意，使革命走上自我背離之路。這個矛盾和關聯就是這本書要探討的主題。
在討論革命的議題時，我們不能忽略現有關於革命的諸多討論，對於這個議題的論述貢獻。除了以革命起家的馬克思主義外，以法國大革命、蘇聯革命、中國的共產革命、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國家的反殖民革命做為主題的討論，更是所在多有。對這些革命行動的個別或比較性研究，構成了歷史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的重要研究領域。如果我們能以「革命史學」來稱呼這些相關研究，它的趣味、價值和重要性，不會比現有的任何研究或流行討論來得輕微多少。雖然在當下的學術和政治市場中，革命已不若半個世紀前具有吸引力，但它所掀起的變動已然改變這個世界的基本風貌。然而，隨著蘇聯革命的走上專制統治，第三世界反殖民戰爭的相繼勝利，和共產政權在上個世紀末業的相繼倒台，以市場經濟來挽救社會主義的破敗，革命的風采和允諾的出路也不再具有說服力。在一片「告別革命」的呼聲中，這個曾經振奮人心，並予人以無限想像的政治動作，開始成為邊陲選擇。 如果學術討論不必然需要以現實發展和政治出路做為取捨，我們顯然不能低估和遺忘這個牽動著政體、政權、階級關係和身體利益的力量，對於個體身體的影響。同樣地，我們也不能忽略身體對革命的抗拒和挑戰，以及造成的動員挫敗。這個重估不是要去歌頌或喚起革命，而是要瞭解人在歷史中的存活樣態，和革命對身體的啟動、引導與抑制，以及身體對革命的牽制影響。這個交錯的發展和反映的真實，可以讓我們對革命和身體都有比較好的瞭解。
在討論革命與身體的關聯時，我們必須對既有的分析觀點進行某些調整。最明顯的是，在討論革命的發生時，我們在乎的不是政權的更迭與階級關係的更動。這個一般以政治革命或社會革命來稱呼的動作，不是這裡要討論的課題。雖然在一般的革命研究中，政權的更替和造成這種更替的原因，以及社會剝削關係如何因為革命的誕生而產生實質改變，經常是這些論述的主要內容，但這種以政治權力和階級關係為焦點的討論並不是我想要遵循的取徑。這個方向的修正無意否認政權的誕生和階級關係的改變，通常都以大規模掠奪個人身體做為發展條件，但這些重心的置放卻容易忽略掉，革命對身體的「應然」宣稱，究竟對身體造成甚麼實質影響。而身體的實然存在，又對革命產生甚麼抑止和消磨作用。這些關乎革命發展與成敗的因素，是討論革命時不能忽略的因素。這個看重沒有否認革命的發生和演變，還牽涉到許多結構性、外在性與國際性的原因存在。在本書的討論中，我將盡量把這些因素擺置在革命的進程中來陳述，並顯現它們對身體的牽制和影響。
以身體做為線索來討論革命的發生與變化，這個企圖將使身體從隱而不顯的狀態，變成權力揮使和對抗的對象。當然，就身體與權力的互為建構關係來看，這只是一個較為激烈的過程而已。因為在日常生活中，身體從來就沒有逃脫過權力的凝視與支配，差別只是程度、範圍，和權力的從出與涉及對象不同而已。在家庭的權力體系、學校教育、工廠勞動和軍事操練中，我們都可以看到規訓性權力的存在。相對產生的紀律發展和勞動效果，則是權力行使在身體上的外顯結果。在傅柯對教養院和監獄等刑罰體系的討論，乃至性意識史的探討中，都可以看到規訓性力量的存在與造成的馴服效應。 不過在討論革命與身體的發展時，規訓性權力卻不是唯一涉入的權力形式，雖然它的存在是革命能夠發生和進行的重要條件，但鎮壓性權力(如武力的威嚇和使用)和行政權力的存在，也是革命能夠開展的重要原因。這個交雜著不同權力形式的運作，是革命呈顯於外的重要特質，也是它能夠調動和領導身體的原因。這些以軍事武力和行政權力做為表現管道的權力形式，是討論身體發展時不能低估的力量。
然而，也在這些不同權力的存在上，我們看到一個折衝、矛盾與聯合的權力行使圖像。這些發生在不同權力形式之間和之內的矛盾與合作，使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和權力之網，與實際的權力行使效果之間產生難以磨合的落差。而存在於其間，並受其約制和調動的身體，也因此獲得喘息與抗拒的空間。另外，身體的原始欲求和情慾，也會對革命的訴求產生一定的消抵作用，使革命和身體處在矛盾、對立的狀態。這兩個事實說明，我們不能把權力的存在和行使視為綿密、沒有罅隙的過程。我們也不能把身體視為是沒有慾望和需求的生物體。這兩種看法都不符合事實。權力有其起源上的限制。從實際的革命過程中，我們將發現權力之間存在著競爭和互斥關係。這個矛盾關係不見得是歷史的必然，但它的發生卻足以讓革命產生自我消解，影響到革命對身體的支配與調動。這些發生在革命過程中的細微矛盾和對這些矛盾的檢討，將可以讓我們對革命的所以然有更清楚的瞭解。
如果說革命的發生必然隱含一個「應然」與「實然」的宣稱，甚至它本身就是「應然」對「實然」的強制與凌駕，我們顯然必須面對一個問題，那就是為甚麼有些人會選擇走上革命之路，有些人卻從中逃逸？這個問題其實不會有一致的答案，而每個人也不見得只以一種理由來決定自己的路向。走向革命或拒絕革命，在不同的個人、團體或階級身上，都有不同的理由和考量。這裡並沒有共同的標準－如馬克思所宣稱的階級利益－可以做為最後判準。而「應然」也不見得是所有人都必須遵循的標準。我之所以要提出這個問題，主要是想打破一個迷思，即一般認為社會革命比政治革命來得具有群眾基礎和群眾跟從性，而且這種跟從性還可以用階級來區隔和名稱之。當然，就革命的發生來說，被革命者(如地主與布爾喬亞階級)通常會因為既得利益的受損，而反對和拒絕革命。這個現象在各個政治和社會革命中都可以看到。但這種利益與行動的一致，卻不一定會在革命者，和革命者所處在的階級成員身上顯露出來。在利益從來就不是只有一種，而存活的人又陷在各種慾望和想像的交織鞭策下，我們實難假定社會革命必然會因為它的階級屬性，就產生普遍號召力。
因此，比較貼合現實的是，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一樣，都隱含一定的內聚和離散力量。政權的腐敗和國權的受損，乃至階級剝削關係的惡化和社會不義，都可能增加革命的情緒與道德條件，使革命成為內聚力的延伸。但與此同時，革命的「應然」宣稱和強制排他性格，以及個人的利益考量，也會讓革命隱含離心力量。這個正當性的建構和離心力量的發揮，是同時存在在革命的過程中。有些時候，前者甚至還是後者所以出現的原因和條件。因此，在考究革命的開展時，我們不能把眼光只置放在革命的性質和正當性上。在進行因果探查時，我們必須把革命內含的離心條件，以及產生這種離心條件的原因列入考慮，才能對革命有深入瞭解。當然，在做這個考察時，也不能忽略諸多客觀因素對於革命的支持和限制。這個多因的觀察和反化約的分析，是本書希望達致的目標。
至於為何要翻轉觀看的重心，以身體的遭遇來取代政權更迭和階級鬥爭，這個選取和兩個議題有關。一個是人的存在問題，一個是歷史的書寫問題，特別是有關中國革命的書寫問題。以前者的情況來說，它的出現和二十世紀中葉後，社會學領域中出現的去主體化論辯有著直接的關聯。這個由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者主導形成的論辯，明顯地將人的主體性視為是一個虛空、被決定的產物。人不是歷史的主體。他只是經濟生產結構、國家體系、權力技藝和論述生產，衍生出來的結果。更明白地說，人成為主體只是一系列論述生產美化出來的結果。它的誤認和論述裝扮是人成為主體不可或缺的條件。這個由阿圖塞(Louis Althusser)和傅柯領銜進行的去主體化過程，讓我們清楚看到既有的生產體系和權力結構如何在建構自身存在的前提上，透過意識型態和論述生產，把人模塑成為行動和認知主體。 這個虛幻的主體意象和造成的否定效應，是我想要檢討的部份。
很顯然地，這裡牽涉到一個主客易位的問題，或者，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一個客體世界對創造它的主體的牽制與支配問題。事實上，阿圖塞和傅柯都不是無中生有地提出主體消逝的問題。因為隨著一次大戰後，國家資本主義的出現和表現出來的技術控制韌性，以及現代國家體系隨著民主國家、共產國家和法西斯國家的出現，而產生的競爭與質變，我們確實看到生產方式和國家體系對於人的前所未有凌駕。而且，這個過程並沒有因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崩潰而就此打住。甚至，馬克思對異化勞動和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已經顯露這個主客易位在十九世紀中葉的存在。阿圖塞和傅柯只是以更細膩和極端的方式，透過結構主義和系譜學的語言，把客體世界對人的支配，或者用阿圖塞的話來說，「歷史是一個沒有主體的過程」顯現出來。要斷然否認這種主客倒置的發展，和人不是歷史的主體聲稱並不容易，因為歷史確實隱含這種凌駕趨勢。然而，在接受這個聲稱時，我們也不能忘記，人對於自身的利益和身體的愉悅從來就沒有忘情。從無可化約的生物需求，到各種慾望的滿足和成就的營造，人都試圖把自己的興趣和利益透過自身的行動表現出來。這個存有和現實的驅力，讓人不會片面地接受世界對他的支配，或放棄他的策略行動。結構主義者可以聲言結構的存在和其支配作用，但這不代表歷史就是一個結構的綿延體現。放棄或否認人的主體性，歷史學和社會學將會變成令人遺憾的學門。它們的存在價值也將面臨嚴肅的考驗。
把人的存在放回到歷史中來討論，我希望彰顯出歷史的發展不是生硬的結構延續或複製，甚至它也不是個人的意志能夠恣意主導的結果。這兩個極端的解釋，或者用更學術的語言，以結構或行動來解釋歷史的動作，只是對歷史做片面的強調與描繪而已。歷史從來就不是只以結構或行動做為開展的線索。這個虛假的對立和二元解釋只是分析上的權宜之計，它不是歷史的真實。因此在解釋歷史時，我們也不能把這種片面的描繪當做是歷史的全部。同樣地，在討論人的存在與身體的遭遇時，我也無意把這種真實的存在和際遇當做是解釋歷史的全部因素。我甚至無意把歷史看做是走向進步或完美的歷程。這個古典的歷史觀低估了歷史的複雜度，以及人在歷史中遭遇的支配、扭曲和政治調度。以革命的發生和開展來說，這個關乎著歷史進步與否的暴力過程，就是一個參雜著善意與權謀、自由與強制的同構過程。這個與革命同始終的內在對立，讓革命很難變成進步的代名詞。只有把人置放回歷史，才能顯現這些矛盾與對立，和歷史受到的干預與影響。
至於歷史書寫的問題，它所造成的瞭解與誤解，一直都存在在歷史的寫作過程中。以革命史學的撰寫來說，以往對於革命的研究多半把它當做集體暴力來看待，而暴力則是孕育新社會和新的政治秩序不可缺少的助產婆。這個功能性的觀看，其實和革命所欲達成的目的，如政權的更替和階級關係的改變，有不可分割的關聯。 以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歷史來說，這種以政權和階級關係做為標的的改變，確實是革命的主流。對於這些革命的描述和分析，也多半以自由和貧窮的解除做為陳述要點。這個大方向並沒有因為討論範圍和對象的擴充，乃至理論的引用與爭辯，就產生大幅改變。這種史事和敘事的交相印證，讓我們對革命有更多瞭解，這個認識和啟發是我們必須感謝的部份。然而在承認這個受惠時，我們也必須留意歷史書寫的侷限問題。這裡我要談的不是詮釋的對錯問題，也不是理論或方法的運用問題，而是歷史分析造成的可見與不可見問題。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在習慣以政權或階級鬥爭來陳述革命的動作後，我們喪失了討論革命的其他可能性。這個觀察焦點的置放容或有必要，但我們也為此付出不小代價。
以中國革命的情況來說，它的發端和進行，以及對於這種發端和演變的描繪，就清楚受到這種視野的侷限。從王權的消失到民國的肇建，乃至國民革命的進行，政治革命一直是我們用以定調這場革命的主要語言。這裡邊又以辛亥革命和之後的國民革命最具有代表性。這個以政權更換和主權營造做為標的的過程，它所改變的並不是社會的階級關係，而是上層權力體系和國家與人民的權利義務關係。從排滿到建立民國政府，從北伐到訓政的開展，政治權力都是鬥爭的中心所在。相對於這場二十年的政治權力競爭，1928年出現在中國的蘇維埃革命，則是以地權和社會階級關係的變革做為革命的基調。從土地革命的進行到蘇維埃政權的建立，鄉村的地權、統治關係，和它們造就的不義，就一直是這場革命的訴求所在。除此之外，國共之間的結盟和交惡，以及農村革命路線的定奪，也影響這場革命的進行。這個從下而上的階級關係改造，是社會革命不同於政治革命的主要差別。從無產階級革命旗幟的擎起，到階級成份的劃分和土地革命的開展，我們確實看到一場以階級翻身為名的革命在中國的出現。相較於共產黨人的努力，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在後來的史書撰寫中，一直被稱為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暫不論這個源自共產國際的認定和政治二分，是否符合國民革命的所有面貌，以階級的立場和語言來觀看、描寫近代中國的革命，已然成為中國史學界書寫近代史的主要方向。這個以階級鬥爭做為分析焦點的論述，同樣也是許多西方論著，特別是受到馬克思理論和語言影響的論著，經常採用的進路。
這些關乎中國革命的歷史書寫，就是我們賴以認識近代中國歷史的主要進路。透過它們的描寫與鋪陳，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變成解釋歷史的主要軸向。然而，這個強調也讓一些關乎革命發展，但卻不屬於政治和經濟領域的因素，逐漸被淡化或遺忘。這種可見與不可見的雕琢，或者說顯性與隱性歷史的構作，讓涉入革命的其他關鍵因素變得不再重要。當然，指出論述的殘缺發展和修補這種殘缺，並不代表過往的討論必然為錯。這種質疑不應該被解釋成一種全面否認，否則學術研究永遠必須從零點開始。聲言身體可以做為研究革命的進路，並不是要去否認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的歷史重要性。毋寧，它是要在既有的認識和討論之外，顯露革命的一些錯置現象，和隱含在革命理想與實踐中的矛盾。過往對於中國革命的討論，多少已經對一些錯置和矛盾現象進行過分析，但這些以國民黨或共產黨做為主角的歷史書寫，並沒有在論斷革命的發生與成敗之外，討論革命與身體的交互建構關聯。個別人物的傳記式討論雖然都會提到理想與現實的落差，以及這些革命人物對於時代的反應，但芸芸眾生的革命遭遇卻依舊是個迷樣的過程。
這個對於革命和身體的好奇，沒有暗示革命是造成近代中國身體演變的所有因素。這種推估無疑不符合事實。因為在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出現在歷史舞台前，身體就已經因為現代時間的引用，學校和勞動體制的改變，以及刑律和民律的制定等，而在作息、勞動和權利的伸張上產生一定的改變。 現代兵器和軍事訓練方式的引進，以及尚武精神的講究，也讓肉體和紀律產生道德上的聯繫。這個前所未有的發展也是我們在考察近代的身體發展時，必須計及的成份。 與此同時，從嚴復以降對於民智和民德的鼓吹，以及新民論述的出現，也讓國民精神和體能素質成為眾所關注的焦點。至於女學的講究和天足會對婦女裹腳的批評，更是前革命時期身體改造的主要重點。這些時程不一與散落各處的發展，說明身體與革命的交互影響其實是十分晚近的事。它不是長期或普遍存在於中國的歷史現象。
也在於身體有著早於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的變化，因此在考慮革命與身體的關聯時，就不能忽略既有身體發展對於革命可能產生的刺激和牽制。特別當革命是以激烈手段來改變既有秩序與生活方式時，它所造成的身體衝擊就更值得注意。當然，在強調這些歷史變革時，也不能忽略身體的生物成份對於革命可能產生的強化或反作用。這個雙面的影響是我們必須加以留意的發展。由於本書研究的對象是蘇維埃革命，因此在後續的討論中，我將把焦點置放在蘇維埃身體的解析上。這裡我要先陳明的是，蘇維埃革命雖然因為它的階級革命屬性，使它不能把既有的，特別是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引進的思想、學制、法律和勞動體系，當做是既成的體系來對待，甚至這些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遺跡，以及資本主義的國家形式和生產關係，就是它要推翻的對象。不過在做這番考究時，我們也必須注意，蘇維埃革命並不是以全面否定的態度來面對既有的身體生成。例如，它雖然批判資本主義對個體身體的剝奪，卻毫無保留地沿用鐘點時間，並使其成為各種學習、勞動和軍事操演的時間計算方式。這種對身體的時間治理，就是複製自資本主義的身體管理方式。另外，它對婦女身體的解放講求和對人民身體的紀律要求，也因為革命的需要而有徹底的表現。這些延續的發展和對身體的紀律化操控，雖然沒有降低蘇維埃革命做為無產階級革命的一種形式，卻讓我們必須以謹慎的態度來面對革命與身體的關聯發展。
事實上，如果革命可以不以政權和階級做為字母來書寫的話，身體在近代中國的演變也可以當做一種「革命」來看待，只不過它的變化不若前兩者來得直接可見，而且經歷的時間和擴及的範圍，也遠較暴力革命來得長久和廣泛。當然，在做這般理解時，我們不能把身體抽離於它的存在脈絡，特別是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脈絡來觀看。這個從晚清到民國的政經氣候改變，和相應的文化覺醒，是造成身體從精神到肉體都產生明顯改變的原因。新制度的誕生和文化語言的使用，以及勞動環境和權力技藝的改變，都會讓生活於其中的身體產生對應的調整。這種調整最後都會落實在身體的某些部位或活動的改變。例如，鐘點時間的取代時辰時間，現代工廠的取代手工作坊，學堂的取代私塾，和西式軍事訓練的取代刀毛棍棒訓練等，都讓生活於其間，並受其牽制的身體產生實質的變化。至於髮膚和穿著的改變，也可以在這時期中清楚發現。這些領域和身體的變化並不是以同一的速度在進行。它們也不是像政治或社會革命一樣，由特定的政黨所承載推動。這個散落、進程不一的發展，讓我們忽略掉中國身體正在經歷的改變。這個以身體為中心的思索，是匯集和瞭解身體變化不可缺少的條件。
然而，在強調這個改變時，我們也必須留意其間的因果關係。這是因為身體並不像建構論者所描繪和認識的那樣，單向地受到社會結構和權力體系的穿透。建構論的討論讓我們清楚看到既有的社會建置和結構力量，如何因為自身的利害考量，而把身體當做制約和改造的對象。這種以身體為果，以社會現實為因的解釋，讓權力的部署、技藝使用和身體的治理獲得線性的關聯。在許多以傅柯為首的身體研究中都可以看到這類的思維存在。不過在肯定身體的建構面向時，也必須留意這種因果關係本身隱含的認識危險。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建構論忽略掉身體的存在和行動，可以在某些特定時期改變歷史的進程，和相關的政治真理框架。這個源自身體的抗拒和產生這個抗拒的原因，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來源，而造成的結果也不盡相同。它們的發生顯示，身體不只是結構和權力運作的結果，它也是挑戰結構和權力的來源。這個交錯著征服和抗拒的發展，在宏觀和微觀的權力場域中都可以看到，差別的只是我們採取甚麼進路來觀看這種發展而已。在蘇維埃的革命進程中，我們清楚看到這些征服與抗拒對於革命的影響。
在約略討論身體的近代發展與建構論的盲點後，我將把焦點置放在對蘇維埃革命的檢討上。與其他以解放為名的革命相似的是，蘇維埃革命也面對一個內在的善意難題。這個從馬克思鼓吹無產階級革命就存在的問題，並沒有隨著革命偉人的消逝，與無產階級革命的出現就聲銷跡匿，反而因為革命的進行變得棘手難解。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解放一旦成為革命的道德基礎，這個「人回歸人，人成為人」的訴求就會變成革命的最後目的。相對產生的，則是對異化勞動和剩餘價值分配關係的挑戰。這個階級解放的立場讓馬克思可以宣稱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政治統治，皆為非人化的歷史過程，因此必須加以否定和推翻。置諸到個體的層面上，這個否定將以個體的自由，或者說去除異化和物化的狀態，做為實踐的對象。這個道德訴求無疑具有一定的善意。然而，弔詭的是，解放的實踐也必須以人的工具化做為條件才能實現。這種身體的政治調動和經濟使用，在無產階級的革命中幾乎是歷歷可見。它的發生和顯露的操控，讓解放變成一個矛盾的過程。在蘇維埃的革命中，這種善意的弔詭幾乎與革命的發展同始終。它甚至也是各種暴力，如對地主與富農的清算，對貧農和僱農的徵發等，所以師出有名的原因。共產黨人或許能夠以「必要的過渡階段」來名稱這種矛盾，但它所顯露的悖離卻如影隨形地跟著革命而存在，甚至侵蝕革命的理想。
在考究革命與身體的關聯後，我要說明的是，這本書不是要提出一個關於革命的一般性考察或理論宣稱，也不是要對蘇維埃革命進行總檢討。甚至我也無意把蘇維埃的失敗對比於延安的成功，形成一個關於中國革命的歷史解釋。這些成敗和對錯不是我要爭議的主題。書中如有觸及這些議題，也是要把人的存在和身體的遭遇放到更尖銳，以人為解放的境域中來試煉和考察而已。這裡我要探究的是人的生存困局，和身體的主動與被動經驗。我想透過不同的提問、關注和概念使用，來描繪人的存在與身體的遭遇。這個討論不否認我們可以透過其他歷程來瞭解人與人的存在。這個我稱為身體史學的討論，雖然把身體當做研究的對象，並視為是瞭解人的必要策略和手段，並沒有把目光侷限在個別身體的研究上。在考察身體的存在與變化時，它傾向以身體的所以然和產生這個所以然的生產場域與權力意志，做為瞭解與研究身體的必要條件。這個立場沒有否認蘇維埃革命的重要與善意。事實上，對於革命善意的討論反而有助於我們瞭解，革命中的人究竟面臨怎樣的身體處境？他們的切身遭遇又反映怎樣的歷史真實？這些探究將使我們對革命的發展與身體的存在，有更好的認識。

流動的歷史

以身體做為思考和分析主軸，可以讓我們對歷史有不同於以往的認識。最明顯的是，除了將人擺回歷史來觀看外，它的關聯思考也可以把原來屬於散落，甚至被不同學科所佔據和割裂的歷史重新連結在一起。這個走脫學科本位和分析的努力，可以讓我們不再以政治史、經濟史、思想史、社會史和文化史的學科分際，來切割和觀看歷史。這個跨視界的思維和疆界破除，是浮現新討論必要的過程。當然，把身體當做分析範疇，需要一些概念和策略配合才能進行，而且這部份也不能經由類型學的分析來進行。類型學的討論可以讓我們在功能或行動的層面，理解身體與社會的關聯，或者身體與個體行動的關聯。Bryan Turner和Arthur Frank對身體進行的類型劃分，已經顯現這種理念類型建構具有的分析力道。 這些站在社會或個人層次上的分析，雖然昭示出身體的多樣性，卻無法彰顯出身體與社會的動態發展關聯。在凍結歷史脈絡的情況下，我們無法看到身體的現實遭遇，和歷史如何因為身體的諸般運作和抗拒，而產生未預計的結果。這個交互發展和造就的結果，只有緊扣歷史才能理解，而這也是我們必須對建構論的立場，即身體是社會建構的一個過程和結果，抱持謹慎態度的原因。這個聲稱沒有否認身體的社會建構面向。但在承認這個建構成份時，也不能忽略身體的生物需求和自然慾望－這些被建構論排除的成份－對社會建構產生的抵制和修正作用。這個拉鋸過程和產生這個拉鋸的原因，將提供我們一個認識蘇維埃革命的新進路。
以身體做為線索來瞭解歷史，就如同以歷史來體現身體的流動和變化一樣，必須考慮兩個問題。第一是討論的層次問題，第二是討論的關聯性問題。層次問題指的是個別身體與集體身體(即人口)，在研究上顯現的差別問題。關聯性問題指的則是個別或集體身體的存在，與社會建置的關聯問題。這兩個問題所以重要，主要是因為身體研究很少將個別身體或集體身體當做互不相屬，各自獨立的領域來研究。以微觀和生命史的角度來研究身體的做法，或許可以把個別身體的生老病死和社會存在當做研究的對象，但這種孤立做法不會讓我們看到個體之外的力量，如何尖銳影響身體的生成。相似的理論盲點也出現在集體人口的研究上。這些以出生率、死亡率、人口遷移和人口健康等做為議題的研究，通常停留在統計數據的換算和解釋上。它無法具象化為解釋個體身體的原因。這個落差是身體研究所以出現，並試圖彌補的部份。當然，這種彌補不能被看做是一種取代。它只是提供我們一個融合兩者來觀看的條件。特別當研究的課題包含濃厚的時間、空間向度，和權力的策略使用時，對個別身體的研究很難不與集體的人口操控和管理產生關聯。相同的情況也表現在集體身體的研究上，特別當這種研究所欲掌握的是集體身體的管理與動員時，這種交叉的認識更是必要。這個交互指涉說明，分析上的權宜與劃分不代表我們可以捨棄人口，只談身體，或只談人口，不談身體。偏於任何一方都可能產生認識上的不足。至於關聯性問題，我想強調的是，身體與外在空間和權力其實有著一定的關聯差別。不是所有社會建置都以身體做為發生條件和對象，也不是所有權力都以身體做為行使對象。這個親疏關係必須被充分認識，否則容易形成一個誤解，即誤以為我們可以透過身體來解釋所有的歷史。這個聲稱不但誇大身體的重要性，也將身體誤植入錯誤的因果解釋中。
立基於這些認識，這本書將以身體做為向度來考察蘇維埃革命，同時以蘇維埃革命來審視身體的發展。由於書中採行的是宏觀的歷史考察，因此在討論身體議題時，將以總體人口和個別團體(如少年先鋒隊、紅軍、婦女、兒童和勞動者)的身體做為討論對象。在資料允許與論證需求下，也會以單一個體做為例證，說明身體與革命的關聯。這個探究沒有否認我們可以從其他議題和行動來考察身體的發展，而且它們顯現的身體面貌，也是我們必須加以注重的部份。以個別團體做為考察對象，可以讓我們在群體的層面上證成革命對身體的影響，以及身體的相對反應，但付出的代價則是個別生命史的付之闕如和個別差異的無從交代。這個取捨除了和宏觀分析本身的視界有關外，也和個別生命史的缺乏史料有直接關係。更多的口述歷史採擷，或許可以解決這部份的資料匱乏。這個缺失仍有待來者的繼續努力。
將身體扣連於歷史，身體研究將變成一種對人的深度研究。這個向度的開展始自於每個人的存在，都必須以身體做為物質存在條件。因此，研究身體的精神和肉體發展就成為研究人的一個進路和策略。這種以人為目標，以身體為切入點的考察，可以讓我們對人的存在有更多的討論可能。 這種選擇性切入不但可以豐富我們對於人的理解，同時也讓「人」成為可以分析的對象。這個努力只有在我們把「人」做具體轉化，體現為活生生的精神與肉體活動時才有可能。畢竟，分析身體要比分析「人」來得具體可能。我們不能像分析紅軍、婦女與兒童的「身體」一樣，分析紅軍、婦女與兒童的「人」。後者的全稱、抽象和不可分解，會讓這個工作無由進行。因此，我們必須另闢蹊徑來理解人的存在。而從身體的生成中，我們看到啟蒙以來對「人」的倫理塗抹和道德想像，一種把人視為自主與理性的道德主體，並不足以彰顯人的實際存在，或反映人的真實遭遇。相似的問題也出現在費爾巴哈和馬克思對人的存有描述中。 這個以類存在(species being)著稱的描述並不能在存有論之外，提供我們一個觀看人的實然存在的路徑。做為特定的種屬，人在現實中究竟經歷甚麼非人遭遇，需要更多的歷史和社會分析才能解答。馬克思對異化勞動的解釋已經對此做了部份說明，但問題是他的解釋過於受到經濟生產面向的牽制。他忽略了其他非人化機制的存在，這是我們必須留意的缺陷。
相較於馬克思的經濟解釋觀點，傅柯強調的是作用在身體上的規訓權力。他對啟蒙的質疑和對道德主體的否定，讓他能貼近身體，觀看身體的權力生產過程。不過與傅柯的強調略微不同的是，身體並不只受制於知識和規訓權力的宰制。同時，這些宰制也不只發生在專業的知識和權力空間中。這些制度性場域(如醫院、學校、軍隊和監獄等)無疑是馴化身體的重要場域，也是紀律化身體最容易表現的領域。然而，在正視規訓性權力的威力時，也不能忽略其他權力的存在。這些以行政權力和武裝暴力表現於外的權力形式，也可以對生存於其中的身體，產生制約作用。同樣地，身體也會受到的來自生理需求、情感、慾望、想像和人倫關係的有形與無形牽制。這些足以影響身體活動，甚至使身體產生特定變化的力量，也是身體研究必須探究的力量。它們的同時存在和對身體造成的牽制，使身體變成權力、情感和倫常拉鋸的力場(force field)。這種多力並存，但又沒有一個永遠獨大的狀態，是身體存在的狀態，也是身體能夠抗拒權力支配的原因所在。這個角力過程說明，國家對身體的支配、要求和調動只是許多外於身體，但又能牽動身體的其中一個力量。就如同經濟生產體系一樣，它的有效性必須被置放在一個同時性的場域中，才能獲得檢測。它的挫折與失敗同樣也必須透過這個過程來檢定。正因為如此，我們不能把規訓性權力的佈署和施為，當做是身體生成的全部來源。就像國家權力一樣，它只是身體生成中相對關鍵的力量。這個相對性的釐清可以讓我們對身體的存在和流動變化，有更清楚的掌握。
把身體置放在同時性的切面中，可以讓身體受到的關注和要求同時顯露出來。這些不同的關注和要求讓身體時而變成權力的客體，時而變成情感與倫常的載體，有時則變成意志與行動的主體。這個多變和流動的發展，與權力、情感、倫常和利益等對身體的驅動有直接關係。它們之間的磨合與對立，使身體只能以變動、未完成的狀態存活於社會中。類型學的分析或許可以顯露這些並存樣態，但對於動態、連續和交集的發展則無力給予交代。因此，如何掌握這些流變、交集和未完成的發展，便成為重要的課題。本書的寫作就是試圖在宏觀的層面上，交代這些流變和交集的發展。我將透過歷史脈絡的鋪陳來檢視身體的存在與遭遇，同時驗證身體如何成為一些事件發生的條件。這個努力沒有否定歷史還受到一些結構性原因的約制，但歷史不是這些原因機械性反應的結果。這個置諸歷史，透過歷史來瞭解身體的做法，可以讓我們對身體的存在與歷史的演變，有更貼切的瞭解。
當然，以身體的存在和遭遇來觀看歷史，它的解釋能力必須受到謹慎對待。因為不是所有的歷史都可以透過身體來解釋，也不是所有的歷史事件和趨勢(conjunctures)都以身體做為發生條件。這個關聯性是身體研究，特別身體史學，必須具有的警覺。提出身體的流動特質主要是讓我們意識到，身體與歷史的流變一直是處在互為因果的關係中。兩者之間並沒有誰必然為因，誰必然為果的順序。事實上，沒有身體的行動和慾念投入，歷史將變成沒有意義的過程。這就好像沒有歷史的先行存在和現實囿限，身體的動能和抗拒將無從展現一樣。兩者都不能缺少對方而獨立存在。這個互為因果的問題是討論身體流變時，不能忽略的課題。而從蘇維埃的革命過程中，我們也將看到這場為時十年的革命，究竟對身體產生甚麼干預和影響。這個交錯著解放、干預和反抗的歷程，清楚表現革命與身體，或者說，歷史與身體的關聯究竟如何。

蘇維埃身體

選擇蘇維埃革命做為討論中國身體的窗口，我要顯示的不只是身體的實然發展，還有身體受到的應然要求與矛盾對待。這個以善意為出發，以人的解放為目的的革命，將證示善意與恣意是如何處在一線之隔。提示善意的存在不是要掩蓋革命的暴力本質，而是要披露暴力的義理基礎，和這個義理如何使暴力的行使對象，由統治階級擴展到芸芸大眾身上。革命是一個暴力過程，這是我們都熟知的命題，但必須注意的是，革命並不只以統治階級和其政權做為對象。芸芸眾生在革命過程中經歷的暴力支配和改造，也是必須留意的問題。特別這些飽受政治、經濟和軍事支配的群眾，他們的福祉還是這場革命所以爆發的原因時，這個矛盾就更值得注意。這個悖反並不能用革命是一個暴力過程，或革命必須付出一定代價，就一筆帶過。毛澤東的說法，「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那樣溫良恭儉讓」，是我們沒有忘記的名言。 但在承認革命是一個暴力過程時，我們更在乎的是，它對芸芸眾生的政治領導和身體干預，究竟對蘇維埃革命產生甚麼內在消磨？這種領導和干預如何型塑我們所知道的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革命？
另外，必須說明的是，這種實然發展與應然要求並不只表現在蘇維埃的革命過程中。它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生命歷程。它存在於過去的歷史中，也發生在非革命的場域中。太平天國革命初期的區分男營、女營，和將童子兵視為「牌尾」，歸屬男營管轄和訓練的動作，就說明政治力對身體的干預和凝視並非蘇維埃革命所獨有。 一次大戰後出現的總動員作戰形式，也深刻雕繪出戰時動員對個人身體和生活的干擾與影響，以及國家對人民身體的極致操控。這些事例的出現都說明，政治力對身體的滲透和干預是普遍存在的事實。它不是偶發的歷史境遇。它的出現只能以「古已有之，於今為烈」的角度來端視和說明。就作者的立場來說，關鍵的不是它發生於何時，而是在甚麼樣的歷史處境和技藝協助下，身體被模塑成為政治上有用、經濟上有益的器具，而人居然以如此的態度來自視自己的存在，不發生反省性的疑問，這才是我要質疑的問題。當然，現代史中相對豐富的資料記錄，和現代史與每個存活的人的親密關聯，也是我傾向討論現代史，而不是古代史或中古歷史的原因。
選擇蘇維埃革命做為這本書的議題，除了和作者的好奇與興趣有關外，也和蘇維埃革命本身具有的歷史地位有關。它除了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第一個政權外，也是許多政治統治技藝和制度被引入中國，甚至被創造出來的時期。從延安和之後的歷史來看，許多出現在這時期的統治技藝，也確實成為共產黨人後來傳承和學習的對象。這個治理能力的建立和學習，本身就是一個值得被探討的課題。另外，做為中國革命的重要轉折時期，這場革命的發生也再次讓我們看到，身體受到的強力干預和支配。這個國族利益或政治理想凌駕身體的發展，從晚清以後，就一直成為政治活動和文化發展的主流。隨著國族論述的高漲，它的正當性變得無可質疑。共產黨人雖然因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立場，而有終結國族邊界的使命，但這個「工人無祖國」的命題，和他對國家的敵意，並沒有禁制他以國家之名來統治世界，甚至調動人民以為國用。這種以國為界的發展，雖然和無產階級必須建立自己的武裝政權，以對抗資產階級政權的理論有關，也和當時出現的圍剿與反圍剿作戰有關，但它的作為也讓晚清以來，國家治理能力不足的問題開始產生實質改變。相較於晚清和國民政府，蘇維埃政權以更為實際和有效的手段，將治理性透過政治制度的設計和經濟與軍事動員的手段，表現出來。這種統治政略的貫徹，甚至讓他的政治宿敵－南京政權－都不得不為之折服。
然而，在有關中國革命的書寫上，蘇維埃時期的重要性卻一直無法和延安時期相比擬。相對於延安受到的政治和學術重視，蘇維埃的歷史地位和學術可見性一直受到有意或無意的壓抑。在中國共產黨的史書撰寫中，它被當做革命的前歷史時期來看待。甚至，為了符合革命敘事的一致性，它的名稱和重要性都被嚴重改動。這個低估和改動與三個原因有關。首先是它一直被定位為大革命失敗後的革命低潮時期。這個隨著「聯俄容共」政策的終結，與國民黨的清共動作而產生的失敗氣氛，使共產黨人只能以潛藏和暴動的方式存活在中國的城市與鄉村中。相對於延安的精兵簡政作為與之後的成功建國，它所承受的失敗氣氛和最後的流離失所(即長征)，都讓它和1949年的建國產生不上因果關聯。再來是蘇維埃革命所複製的蘇聯革命路徑，以及裡邊包含的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領導，也讓後來的黨史學者不能賦予它過高的歷史地位。這種一邊淡化共產國際的領導，一邊建立革命主體性的動作，讓「土地革命時期」終於取代「蘇維埃革命時期」，成為認知和書寫中國歷史的新根據。當然，這個名稱的改動也等於是對毛澤東歷史地位的肯定。這種重塑正統，讓中國革命從「以俄為師」轉變為以毛澤東為中心的革命，在許多關於土地革命時期的研究中都可以看到。這些習以為常的陳述，除了讓毛澤東成為一個落難英雄外，也讓他的真知灼見成為領導革命的必要火炬。對比於毛澤東的英明，共產國際和蘇共自然成為革命失敗的歸罪對象。特別當建國後的共產黨想要建立和蘇共平起平坐的地位時，消除或減少這個被領導的事實，或聲稱這個領導根本就是個錯誤，就成為論述上必須進行的工作。這種貶抑多少都會影響到蘇維埃革命在中共黨史上的地位。除此之外，延安本身進行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教育改革，讓群眾得以參與地方政治和經濟互助活動等，這個賽爾頓稱為「延安道路」的正面發展，也加強這個對比的存在。
第三個原因則是和史料的殘缺不全有關。在1980年以前，蘇維埃革命的史料多半散落不全，而且也沒有留下諸如延安時期的訪問、調查和報導資料可以做為參考。這些來自外國記者和日本情報機關的報導與調查，讓延安的透明度與群眾的生活較江西時期來得具體可見。1980年代後出版的蘇維埃革命史料，多半是以黨團的決議、文宣、法令，和省委與特委的報告做為蒐集和出版的內容，關於群眾生活的報導和記錄委實不多。同樣的缺陷也出現在《紅色中華》、《鬥爭》和《青年實話》等蘇區的重要刊物中。 在缺少寫實和個人的革命經驗報導下，研究者只能在數量龐大的文件中扒梳和拼湊革命的關鍵歷程，以還原革命與個人生命變化的關聯。為了突破文獻記載的侷限，研究者甚至必須以文件上的應然宣稱，來反推實然的情境可能如何，這也是作者偶而採取的閱讀資料方式。在資料闕如的情況下，要對蘇維埃革命進行全面的討論自然不易，相對的研究結果也就不若延安時期來得豐富。
除了史料本身的殘缺外，研究蘇維埃還有三個研究者經常會碰到的困難。首先是二手研究和相關出版的問題。過去對蘇維埃的寫作多半受到政黨立場的牽制和影響，這使得相關的討論充滿著道德歌頌和譴責。在國共雙方各執一詞的情況下，我們不難想像其中的武斷成份是如何影響他們對這段歷史的描寫。這個親共和反共的立場多少也出現在冷戰體系下的歐美學術界，成為他們觀看和書寫中國革命的立場。這個分歧的爭辯和價值判斷，是研究蘇維埃的學者必須面對的障礙。再來是蘇區群眾對革命的回憶出版。這裡我指的是1950到60年代，出版於中國大陸的回憶作品。這些以老蘇區的革命經驗做為題旨的出版，並不是要還原革命的全部面貌，而是要對比老中國與新中國的差別，以及土地革命曾經給予工農群眾的恩澤。為政治服務的目的是這些千篇一律的回憶，所以被當做教材來出版和散發的原因。也因為如此，我們不能把這些回憶資料當做是史料來運用。這種盡信書，不如無書的警覺，是研究蘇維埃必須要有的心理準備。第三是口述歷史的採集問題。這個被視為補足文獻資料不足的手法，的確可以在個人的層次上顯現革命對個體、家庭或村落的影響。不過在進行這種貼近生命歷程的考察時，研究者也必須注意個體長期內化的政治價值，對於研究可能產生的誤導。由於中國共產黨對於蘇維埃革命已有既成、統一的答案，這個政治定調也成為黨員和群眾看待這場革命與自身經歷的座標。因此，在進行口述歷史的考察時，如何突破這種政治正確的答案封鎖，就成為研究者必須正視的問題。這種記憶的單音化發展，和內中隱含的敘事政治，只有透過更多的「反事實」論證才能翻轉過來。本書的寫作就是要產生拋磚引玉的效果。
在決定以身體做為線索來考察蘇維埃革命後，我將把重點置放在分析與身體有關的意圖、制度、動作和反抗上，以形成我對革命與身體的看法。這個重點置放無疑具有某種排他性。因為過去常被討論的高層權力鬥爭，共產黨與地方菁英的聯合與鬥爭，乃至共產黨與槍會和綠林的鬥爭，都不會成為本書的重點。 即便是與政權建立息息相關的圍剿與反圍剿作戰，也只是以一種脈絡性的背景，存在於本書而已。這個聚焦自然是為了要凸顯身體的存在，以及它的遭遇和反抗如何影響革命的進程。期待這本書能鉅細靡遺交代蘇維埃革命的讀者，可能會失望於它的選擇性。另外，這本書也試圖在陳腐的反共言說外，評述蘇維埃革命的歷史功過。因此，蘇維埃革命的善意與矛盾，也將成為全書的背景議題。這裡我要爭議的不只是蘇維埃革命為何會失敗的問題，還包括人做為歷史的主體和客體，如何在成為主體的過程中，把自己客體化的問題。這個矛盾的發展和產生這個矛盾的歷史，在以下各章中會有清楚交代。
本書將以五章的篇幅來討論蘇維埃身體的誕生和其矛盾發展。第二章將以政治殖民和自我殖民的角度來反省蘇維埃政體的建構，特別是它如何透過體制建構與論述行動，塑造出符合政體生存需要的身體。這種政體與身體的結合其實是十分晚近的產物。它的發生和解放論述的出現，以及「國」與「民」必須結合，國家才能生存的認知有直接關聯。共產黨人雖然堅持國家的過渡性格，但他們也知道沒有建立無產階級的政權，既有的階級政權不會自動消失，而他們所欲求的人民身體和生活改造，也不會獲得實現。因此政體的建構和階級身體的區隔，就成為許多論述、制度和行動所以產生的原因。這個以蘇聯革命做為學習對象，以馬克思理論做為義理基礎的自我殖民，它在身體上形成的效果是這一章要討論的內容。
第三章將以身體領導權的建立做為框架，考察現代身體的誕生與國家競爭之間的關係，以及國家用以統御人民身體的政治技藝，究竟為何的問題。這個以童子軍、青年團、少年先鋒隊和兒童團等做為線索的考察，將清楚說明蘇維埃的身體統治技藝，其實和稍早出現的童子軍訓練有高度的血緣關聯。這個跨越國界、階級、意識型態和生產方式的演變，與二十世紀初葉各國面對的生存競爭脫離不了關係。這個競存壓力同樣也為國民黨和共產黨所深切感受，並導致他們採取各種手段來強化自己的生存和領導能力。這種以國為主的對人民身體領導，在童子軍、青年團、少年先鋒隊和兒童團的建立中都有清楚表現。這也是這些統治技藝備受南京政權和蘇維埃政權所青睞和使用的原因。透過這一章的討論，我們將看到現代性身體的誕生，如何與國家體系的出現關聯在一起。而傅柯和馬克思又如何低估這個領導權的存在和其操作結果。
第四章將以土地革命和身體動員做為範疇，討論土地革命內含的合理性限制，與動員技藝所以無所不在的原因。與共產黨的唯物設想不同的是，土地革命並沒有造成志願性的革命氣候，而且它的不可預測性，也讓許多農民無法對共產黨產生推心置腹的信任。這個理想和現實的脫節，最後只能以各種動員技藝來彌補。這也是各種群眾集會、遊說、命令和革命競賽手段不斷出現在蘇區的原因。這些無所不在的動員除了和反圍剿戰爭有關外，也和政權的建立與人民身體的改造，有急切的關係。不過若要因此就認定蘇維埃革命只是一個充滿權力、惡意和意志玩耍的過程，可能也不符合事實。因為就革命的實況來說，善意也是許多論述、支配和身體動員所以產生的原因。這個混雜著善意、權力與意志操控的過程，就是革命實際的過程。
相較於第四章的政治經濟動員分析，第五章將以擴大紅軍運動做為線索，討論軍事動員與個體身體的關聯。這個攸關蘇維埃政權生存的軍事動員，不但讓黨、政府、軍隊和群眾之間的矛盾達到白熱化狀態，同時也讓軍事作戰和經濟生產孰為重要的難題，直接暴露出來。另外，擴大紅軍引起的身體調動和情緒抗拒，也讓身體變成各種權力技藝鎖定的對象。除了必須制止徵兵單位的搶兵和搶人外，嚴重的逃跑現象更讓蘇維埃政權不得不使盡全力，來防止開小差的出現。從十人團的成立，優待紅軍紅屬條例的制定，歡送技藝的建立，到歸隊運動和清算委員會的成立，我們都可以看到一個以身體為對象的權力競技正在蘇區出現。共產黨人並不是在一開頭就知道怎樣進行這些技藝統治。他們是透過階級鬥爭理論的指導，蘇聯革命經驗的學習和自身鬥爭經驗的積累，才摸索學會這套克制群眾的知識和技藝。這種將身體當做戰場來征服的歷練，是這場革命在政權鬥爭外最精彩的部份。
第六章將以婦女、兒童和勞動者的身體遭遇做為線索，討論革命的悖反發展。透過婦女、兒童與勞動者的遭遇，我們將看到義理與義務如何處在互為表裡的狀態，以及義理與義務的邊界究竟何在。這些不同的遭遇將證示，這個以消滅「人剝削人」做為職志的革命，本身就是開啟人宰制人的一道大門。這個內在矛盾是蘇維埃革命無法掙脫的包袱。而婦女解放底線的暴露，兒童工作的不能兒童化，和勞動紀律崩潰造成的兩難，都顯示真正的解放並不存在。在革命的當頭和革命真正結束前，「解放」只是一種語言遊戲。它不能也不會變成一個真實。這個道德上的可欲和現實上的落差，在本章的議論中會有清楚交代。
我希望透過上述的篇章，讓我們對蘇維埃革命的發生和其義理基礎有更多的瞭解。我也希望透過身體的存在和遭遇來勘定蘇維埃革命的功過和作為。這個結合經驗分析、人道思維和歷史批判的努力，是這本書想要表現的主要內容。當然，要說這些討論可以給予蘇維埃革命一個鉅細靡遺的省視，這個講法可能過於誇大。同樣必須保留的是對於蘇維埃身體的描寫和刻畫，這個工作仍有待更多的努力才能完成。這本書只是在發生學的條件上，給予蘇維埃身體一個特定的描寫。我希望透過這本書的討論，讓我們對人和人的存在，以及身體的所以然，有更多的瞭解。這個簡單的期許就是我動筆寫這本書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