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島讀：臺灣性別文學的跨世紀革命暗語

作家的「我們的年代」／李昂（作家）

那麼，臺灣作家和他（她）的時代，又有怎樣的關聯呢？這本書當中談論的性別、性，無疑的可以作為一種觀照。

我，和年齡與我相近的作家，大概從一九五〇年前後出生的這一代，可以說是這個時期有機會行走於風尖浪頭的一代。我們來自戒嚴的白色恐怖；高壓的「中華文化復興」教育；嚴格的傳統君父社會制約。可這樣的時代背景，給予我們開創的機會。只要我們有足夠的前瞻性、足夠的勇敢。

我是一個作家，不是一個學者，所以就只以我個人作例子，或可作為參考。六〇年代末我發表第一篇小說〈花季〉，首度觸及了青春期萌發的性；八〇年代的《殺夫》，寫於「美麗島事件」後，性成為暴力的侵入並帶來死亡；《迷園》則開始了國族論述。

到了九〇年代，性與政治兩者結合，《北港香爐人人插》展開兩者之間的關聯，而且著重於女性，便在在都挑戰到了當時社會的禁忌。名人來對號入座，其實可能只是將潛藏的問題引爆出來。隨著抗爭得來的臺灣民主化與自由，在政治、性別、性的書寫，在上個世紀九〇年代末期達到了高峰。當酷兒、女性主義、同志書寫群出後，我們看到了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我們可以書寫任何想要的，只要你（妳）有足夠的才華，而且，五〇年代出生的我們，還沒有老到不再能創作。

我則自許作為一個臺灣作家，有機會衝撞成規，使我在華文文學創作上能走在先遣前鋒。回顧之時，我會説，我的〈彩妝血祭〉，恐怕是第一個將同志╱變妝書寫入二二八以降的政治迫害中。而長達三、四十年，我因為書寫到性、政治，小説被新聞局禁、個人遭受的歧視與攻擊，當然自不在話下。這些都是需要付出的代價。

此與我們的完整性有關：寫在《性別島讀》出版前夕／張亦絢（作家）

文學是「論述的姊妹與身先士卒」——如果說十八歲的我，能對若干經典倒背如流，那也是直到面見女性主義後，才擁有取捨的勇氣，能夠決定哪些是我的菜，哪些是「待改良」。以進駐生命的時序而言，文學最先，性別次之，而臺灣殿後，這並非意願所致，而是「時代的限制」。如同文學創作與性別敏感度，臺灣意識也非落地天成。記得李昂先於許多人願自稱「臺灣作家」，一度受到圍剿。場面之火爆，令當時涉世未深的我心底，留下了印記。偶爾碰到非難性別或本土的文學長輩說客，我總在心底亂亂畫符，如同擊退吸血鬼。終於，我也走過了對臺灣「敢愛不敢言」的年代。

文學究其根本，與發現與保存人的完整性有關。而臺灣或性別之所以是有力的元素或方法，原因在於，它得以返還人們被貶抑、拒認與減價的存在與歷史，也就是說，恢復我們的完整性。

觀察最新一代、若干也已被寫入本書的作者，我發現眾人在表現上，已無我這一代，帶著掩護前行的形態。新一代較少帶有偷渡或修辭的機警，更多的是，直接擁抱主題的俐落與放閃力——這個可喜的現象，顯示臺灣性別文學不再是需要辛苦建立合法性基礎的階段，已進入各就各位，兵分多路的時代了。在最明顯的案例裡，楊双子、簡莉穎與邱常婷已做出不容忽視的成績，另方面，能夠灌注個人特殊關懷以使成長╱性別文學更加質變與多元的佳例中，神小風、楊莉敏、楊婕、張郅忻、林佑軒、陳又津、馬翊航、三陳柏（陳栢青、陳柏言、陳柏煜）、鍾旻瑞、洪明道、李琴峰、方清純、連明偉、Apyang Imiq （程廷）、謝子凡、林新惠、顏訥、謝凱特等，都可說已播下極其秀異的種子，令性別文學的園地，花影扶疏，祕境綿延。

從臺灣女性文學研究到性別文學論述：一九九〇—二〇二〇／邱貴芬

王鈺婷教授主編的《性別島讀：臺灣性別文學的跨世紀革命暗語》顯然是部有其歷史視野的研究著作。從臺灣民俗女鬼傳說和原住民女巫文化傳統開始，歷經日治時期和戰後各個文學斷代，來到二十一世紀初的臺灣性別書寫。由於章節的作者是以中壯年世代為主的臺灣文學研究者，因此其議題和論述傾向，標示了二十一世紀初臺灣文學研究領域裡性別議題的向度。此書的一大貢獻，即是讓讀者得以管窺這一代的研究者如何以性別研究角度探討臺灣文學。

回顧性別文學批評在臺灣的歷史發展軌跡，其前身應該是一九九〇年代在臺灣學院扎根，進而蔚為風潮的臺灣女性文學批評。在這之前，不僅「臺灣文學」這個概念不被視為一個學術研究概念，具有嚴謹研究方法的臺灣女性文學批評也不存在。一九九〇年代的臺灣女性文學批評一方面建立一套研究方法，一方面也開始爬梳女性文學在臺灣的發展，築構歷史觀和文學傳統。李元貞、范銘如、劉亮雅、林芳玫、楊翠、張誦聖、應鳳凰、江寶釵、梅家玲和我都恭逢其盛，參與了這段歷史。而外文界的張小虹則以性別越界理論為臺灣同志文學論述開啟了一條道路。《性別島讀》的出版，代表這個文學批評傳統不僅後繼有人，而且從主編王鈺婷教授全書結構的安排，以及章節作者所探討的主題和挑選之素材，讀者可看到這個世代學者不同的關懷，以及他們與新世紀社會對話的方式和思維。這部書見證了文學批評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到性別文學研究的微妙變化。

作為一個經歷一九九〇年代臺灣女性文學批評時期的研究者，我注意到《性別島讀》有幾個特色。第一，文類的豐富性。臺灣女性文學批評時期的論述，以被視為文學小說（literary fiction）的研究成果最為豐盛。林芳玫解讀瓊瑤和李元貞的女性詩學是少數其他文類研究的傑出之作。《性別島讀》中的作者則把民俗誌（如謝宜安和陳彥伃臺灣女鬼的章節）、原住民口傳文化習俗（如巴代談卑南族女巫文化）、日記書信（如洪郁如討論日治時期女性書寫表現章節）、通俗小說（如高鈺昌有關郭良蕙《心鎖》的「小專欄」）、文學改編（如謝欣芩談陳玉慧《徵婚啟事》的舞臺劇和電影電視改編）皆納入視野。詩的研究也占有一定分量（如李癸雲和楊佳嫻的章節）。這一方面豐富了文學的視野和跨界的連結，一方面也重新提問：「文學是什麼？」「文學的疆界在哪裡？」這兩個問題，其實並非新課題，但是本書章節的探觸方式，正反映了二十一世紀在「民主化」（因此「大眾文學」的地位抬升）、現代多媒體科技衝擊（如電影、電視劇等）下作家創作，以及相關研究所面臨的新局。這一代的學者對於文類和媒介，有更多的關切。

探索性別社會的三組魔法／吳嘉苓（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幾年前我的社會學同行群策群力，以「性別作為動詞」當作書名，分享探查社會的新目光。我們採用巷仔口議論的科普形式，探討洗頭、托育與內閣組成等現象，透視性別壓迫、拆解異性戀霸權，指向性別改革。《性別島讀》也把性別當作動詞，一樣想引領大家重新看待性別世界。然而文學研究界同行施展了獨門的魔法，讓我感到新鮮而著迷。魔法一組一組開展，2D閱讀也彷彿經歷4DVR，眼前的性別社會變得超立體。

第一組魔法是穿越時空召喚術。女巫、藝旦、孽子在不同的頁面站了出來，帶著我們經歷秩序繽紛的年代，從百年前即開始。開場是滿滿的女鬼故事，透過本書的視野，成為控訴父權的豐富養料。陳守娘與林投姐，受害於既有的性別禮教，卻能透過鬼魅帶給人的恐懼，反嗆既有的權威秩序。接力的是卑南族的女巫，處理生死難題，又氣魄又細緻。即使我們難以親臨現場，已有巴代的女巫小說讓我們見識。超有畫面的還有一九三〇年代就出現的車掌小姐，在摩登新世界裡從事身體工作，力求向上流動，算票錢也維持秩序，是詩歌小說的熱愛。這些人物是書中各篇的例證說明，可能要回到源頭文學作品才會更加完整，但已然活靈活現。

讓邊緣性別重新浮上地表，堪稱女性主義考察宇宙的利器。排不上主流名人榜的戲班旦角、公共政策也難以觸及的國父國母的情慾，得以文學形式堂堂正正地發揮。當然我們透過歷史材料、田野工作、深度訪談，也能挖掘底層，張望不同的人生。可是許多掙扎與矛盾，特別是性別研究關切的情感、情慾與情分，也許文學更擅勝場。元配要從第三者爭回丈夫的那場裝暈、因為家國崩離反倒促成的身體解放、在同志大遊行之際的捷運車廂體驗志同道合⋯⋯書中召喚出的一幕又一幕常讓人怦然心動，也像是流轉一輪不同歷史時期的性別難題與衝撞。

關於性的轉型正義：在受傷與受害之間贖回自己／葉佳怡
辨識加害者與無聲的結構
回到臺灣，臺灣文壇一直以來也不乏探討女性困境的文學作品，比如一九八三年就有李昂的《殺夫》出版，其中的女主角在遭受丈夫的各種性暴力虐待後，以殺掉丈夫作為最血腥赤裸的控訴。但確實有很長一段時間，比較少有作品探討婚家生活以外的性騷擾或暴力問題。不過隨著臺灣的性別意識逐漸抬頭，《性騷擾防治法》也於二〇〇六年實施，相關作品似乎更有了現身空間。二〇〇六年，胡淑雯的短篇小說集《哀豔是童年》出版，其中〈浮血貓〉就是一個小女孩遭到老人性騷擾的故事：
　　夏末的溽暑中，男人掌心冒汗，像肉食者分泌的唾液。要等到被揉得很煩很累很莫名其妙了，殊殊才懂得抽身。殊殊並不了解肉體的價值。她不知羞恥。假如她不怪罪那個人，大人們會說，是這女孩自找的。
不過，〈浮血貓〉這篇作品絕非純然的控訴，而是更幽微的辯證。相對於老人，女孩在性別及年齡上是弱勢，但這位老人又是比她更窮、更沒有未來的外省老兵。老人確實誘騙女孩為自己手淫，但透過作者的鋪陳，我們又能感受到女孩對情慾的好奇心，她甚至早在遭誘導替老人手淫之前，就跟隔壁的哥哥有過一次出於好奇的性愛冒險。小說中反覆出現一句話：「假如她不怪罪那個人，別人就會說，她是自找的。」比起女孩對性的好奇及渴望，人們更期望看到她表現出被動、純潔的姿態。大家認定她是受害者，然而她更感到受傷的地方，卻是自己在這個事件中完全沒有發言權。
而就在美國好萊塢爆發Me too事件的前一年，二〇一六年六月的臺灣爆發了輔大性侵爭議，一位男子在網路上公開發文，表示女友在二〇一五年遭到另一位同學性侵，但兩人就讀的心理系卻沒有妥善處理，社會科學院院長夏林清甚至還要求受害學生：「我要聽你做為一個女人，在這件事裡面，經驗到什麼！不要亂踩上一個受害者的位置！」此事件在網路上引起激烈論戰，媒體也參與報導，夏林清在九月底被暫停職務，加害人後來因為強制性交罪遭判三年六個月，於二〇一八年三月全案定讞。
而在這次事件中，最受到廣泛討論的主題之一，就是什麼算「踩上受害者的位置」？女性若想奪回話語權，就必須「擺脫」受害者的身分嗎？認定自己為受害者，會更鞏固自己是弱者的地位嗎？就在相關討論稍微退燒之際，二〇一七年二月，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出版，其中講述了女學生房思琪遭到男老師長期性侵害的故事，同年四月，林奕含自殺，她的父母透過出版社發表聲明，表示書中講述的是女兒親身經歷，臺南地檢署隨後也以疑似涉及妨害性自主起訴故事中影射的加害人，也就是現實生活中的補教名師陳國星。不過因為無具體事證，最後確定不予起訴。
於是早在好萊塢之前，臺灣的Me too能量便已開始醞釀。在兩次事件期間，許多女性都在網路上分享自己曾受性侵或性騷擾的經驗，一則則都彷彿是《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的預言、改作或續寫。
當然，無論小說是否影射了作者自身的經驗及感受，《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都是臺灣極少數以性侵受害女性為主角的故事。在故事中，林奕含提出跟胡淑雯〈浮血貓〉一樣的控訴：「他發現社會對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強暴一個女生，全世界都覺得是她自己的錯，連她都覺得是自己的錯。罪惡感又會把她趕回他身邊。」除此之外，作者也提出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故事中除了房思琪受到性侵，還有另一位女性伊紋長期受到丈夫家暴，兩人首次隱晦地彼此坦承受暴經驗時。伊紋說了，「我們都不要說對不起了，該說對不起的不是我們」。根據故事脈絡，該道歉的是傷害她們的男性，但若將社會的禁忌感一起放進來看，我們會知道，真正必須有所改變的是從家庭到社會的整體結構，其中甚至包括那些默許、協助加害者的女性。

與性和解
時間來到二〇一九年七月，張亦絢的短篇小說集《性意思史》出版。不過在談《性意思史》之前，我們得先談談張亦絢這位作家。在臺灣文壇，張亦絢一直是透過故事探討性別議題的重要小說家，二〇〇一年和〇三年，她分別出版短篇小說集《壞掉時候》和《最好的時光》，其中訴說了女同志的感情世界及女性的情慾生活。之後她在二〇一一年出版《愛的不久時》，二〇一五年出版《永別書》，兩部小說都提到誘姦的主題，但她也用不同細節反覆強調，「強暴靠的不是性器官，而是心」。比如明明父親強姦了女兒，母親卻為了維護「家庭幸福」，將父親的照片寄給離家的女兒，這也是一種強暴。此外，張亦絢也細緻探討了強暴這項行為內含的權力遊戲：
　　強暴者所摯愛的，是這個東西——在殘酷的權力遊戲中勝出，不是做為一個單純的勝利者，而是即使嚴重破壞規則，也沒有被逐出遊戲的勝利者。——特—權—者。他是立法者，用他的法對抗既定的法。
——張亦絢，《永別書》
這樣一個作家，在《性意思史》的前言提起了林奕含。她強調此書不是對林奕含事件的回應，但仍指出：「這個事件的影響是，使我感到為少女而寫（但也並不排斥其他讀者），為性處境而寫，有其刻不容緩的急迫性。」相對於前兩部作品，《性意思史》反而沒有談誘姦，而是女性在成長過程中的各種性啟蒙體驗。張亦絢當然明白，只要這個社會遵從父權結構的秩序，讓男人或擁護這個結構的女人繼續擁有「特權者」的地位，受害者就會不停產生。然而，若想改變結構，除了推動相關立法或說出受害經驗，也必須為女性「充權」（Empowerment）。
充權又有賦權、培力等譯法，此學術詞彙有各種定義，但大致來說，是透過心理、社會或政治不同的路徑，幫助弱勢或受汙名化的族群擺脫無力感。確實，充權能幫助女性離開受害者的位置，然而如何從肯認自己身為受害者，到真正獲得離開的力量，卻是一個複雜而漫長的過程。張亦絢則是透過文學的視角，讓女性重新凝視自己身上生氣蓬勃的性能量：性不但不令人羞恥，還非常多樣而美麗，「妳生命中沒有一個性，是跟另一個性，一模一樣的⋯⋯。它們從不重來，一朝一命」。
同時在這幾年間，直接探討女性性處境的文學作品開始以更高的頻率出現。二〇一八年六月，楊婕在《聯合報》副刊上發表一篇散文，題名為〈我的女性主義的第一堂課〉，談及前男友在關係中對自己身體及精神上的控制及侵害：「我曾以為我深愛他，其實只是受害者為了活下去，對加害者的信仰。」同年十二月，李維菁出版散文集《有型的豬小姐》，其中就有兩篇談到女記者在採訪時受到性騷擾，比如有男醫師在受訪時直接評論「沒想到平面記者也長得這麼好看」。二〇一九年九月，李屏瑤出版散文集《台北家族，違章女生》，其中的〈紙山〉談及成長過程中遭遇的性騷擾，並點出這幾乎是所有女性的共同體驗：「第一次被摸屁股的時候我國中。不太早，也不太晚，大概是中間值。」
另一本與此風潮相呼應的作品，是劉芷妤於二〇二〇年四月出版的《女神自助餐》。這本短篇小說集收錄了八篇故事，每篇都講述女性處境，其中〈同學會〉的女主角夢到參加同學會，在夢中，她緊張地想避開曾騷擾她的男同學，又忍不住在人群中尋找傳說中被已婚男教官甩掉後自殺的女同學：「她也想起，那張臉其實不是她二十年前的同學，是每天上班公車站旁那個早餐店老闆娘的女兒，只是發生了幾乎一樣的事。」
透過這樣一段歷程，我們彷彿看到「性」在臺灣進行轉型正義的可能：一方面辨識出加害者及其所屬體系，一方面尋求療傷及和解。從胡淑雯的〈浮血貓〉開始，我們看到女性在受到性騷擾時，其實是受到雙重壓迫：她確實是受害者，但這個受害者的樣貌非常單一、扁平，沒有她本人參與討論的空間。然而在《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及許多其他作品中，我們看到受害者的各種樣貌，聽到她們的不同聲音。受害者或許在結構上是弱勢，但絕非毫無反抗能力的弱者。至於要如何療傷，如何和解，我們則有《性意思史》提供出一種可能的途徑。尤其針對同名的〈性意思史〉這篇小說，張亦絢表示「知識不是重點，只要心智不受打壓，求知並不難，我希望完成一個『反打壓少女心智』的性心理基礎」。
於是，在對抗各種形式的性暴力時，除了透過社會運動發聲及爭取權益，文學也以獨特的位置參與其中，幫助還原出所有性體驗的複雜樣貌。Me too運動是幫助大家尋找夥伴，但即便在同樣的陣線中，每個人仍有各自的美麗，而或許正是文學的力量，能幫助我們的吶喊變得更厚實，進而贖回一切的Me on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