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文學的實像與虛像

前言／陳芳明

「東亞」觀念的建構，是伴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力量的擴張而逐步成形。在20世紀之初，基本上都是使用「亞洲」或「大亞細亞主義」來稱呼。確切而言，亞洲與大亞細亞是屬於地理上的觀念，必須等到「東亞」一詞誕生之後，才開始產生政治權力的暗示。這種命名日益鮮明，尤其是日本軍閥的西進政策與南進政策確立之後，東亞開始有了清楚的指涉。最初東亞的地理範圍，包括日本、朝鮮、滿洲、中國、台灣等地。直到1937年日本侵華行動正式開展，「大東亞」的稱號更具有膨脹的意義。因此，東亞是日本的帝國想像，也是日本軍閥企圖建立亞洲霸權的目標。如果所有的東亞國家都統合在帝國力量之下，日本在全球的範圍內，就可以跟西方霸權分庭抗禮。

在被侵略國家的知識分子思維裡，東亞始終是一個模糊的概念。畢竟在語言、文化上，並未有相通之處。由於氣候與地理位置的差異，也決定了各自不同的世界觀。日本企圖運用戰爭手段把文化相當分歧的地域統合起來，終於不能不創造東亞一詞。為了有助於侵略行動的持續，日本知識分子積極參與建構中國歷史的論述。他們提出「征服王朝」一詞，把歷史上所有侵略漢人王朝的外族排列成為系譜；上至北魏開始，下至清朝為止，都在這個行列裡。在這種論述的基礎上，做為阿爾泰語系重要成員的日本，也企圖參加這個行列。至少日本人與朝鮮、滿州、女真、契丹，都是屬於阿爾泰語系，從而可以套用征服王朝的歷史論述。東亞的命名，當然也強烈富有征服的意味。

藉由戰爭的進行，權力的支配，文化的控制，日本帝國主義者成功地壟斷了東亞的詮釋權，即使在戰敗之後，有關東亞的任何解釋仍然繼續由日本學術界來操控。但是，進入1980年代以後，東亞的政治經濟開始產生根本性的變化，特別是在1980年代以後，台灣與韓國經歷了民主政治的轉型，學術風氣也跟著開放，因此所有的歷史論述也到達一個需要重新解釋的階段。如果東亞一詞可以繼續沿用的話，就不能由日本學界單方面來賦予定義。台灣與韓國在朝向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化的進一步歷程，顯然也開始回頭重新檢討過去的歷史論述。在東亞這個政治場域，曾經淪為殖民地的兩個國家，也開始要奪回自主的發言權。東亞，正是在這種新的文化風氣席捲之下，開始注入新的觀念與新的詮釋。

台灣與韓國，在現代的歷史進程上都承擔了極為相近的政治命運。戰前，同樣都是屬於日本的殖民地；戰後，也同樣是屬於美國的反共基地。兩個國家都扮演著帝國權力支配的樞紐角色，因此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個層面上，都同樣帶有強烈的悲情色彩。兩個國家在1960年代以後，同時朝向資本主義與現代化的發展道路前進。全球化的浪潮襲來之後，兩個國家也開始焦慮地思考文化主體性的問題。到底台灣與韓國是屬於後現代還是後殖民，這樣的問題迫切地拷問兩地的知識分子。

高度資本主義發展與高度民主改革擴張，縱然在台韓兩國日益鮮明，卻不意味歷史記憶從此可以淡忘。站在東亞的立場，不能不思考全球化所帶來的衝擊力量。過去資本主義的侵蝕，幾乎都是伴隨著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而到來。如今，文化強權則是伴隨著所謂後現代文化，對殖民地前身進行著不懈的挑戰。因此，在最開放的年代，最自由的環境，反而必須對過去歷史所犯的錯誤，保持高度警覺。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與高麗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的「東亞文學的實像與虛像」學術研討會，便是在這種嚴肅的思考基礎上召開。這個會議有其豐富的暗示，一方面可以顯示台韓兩國學者開始在殖民地議題上展開對話，一方面也有意在東亞的解釋權上奪回自主權。不僅如此，對殖民地歷史的重新思考，是為了尋求殖民地時期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如何把他們的受害經驗轉化成為今日的受惠遺產，才是這場會議的最高期待。有第一次的會議，就會開啟以後無窮的對話。至少「東亞」的概念不再是具有強烈的帝國意涵，它已經開放成為所有知識分子的共同議題。

戰爭動員、日常生活與台灣女性：以《阮木筆日記》為中心（曾士榮）

一、前言

台灣研究學者在過去二十多年來，針對二次大戰期間台灣的相關議題，從不同的學科訓練與研究視角出發所進行的研究，迄今已經累積相當的成果。新近的相關研究學者在這個研究基礎上，試圖尋求進一步的研究突破的可能性，因而選擇採取不同於以往的研究視角、方法論、解釋觀點乃至透過田野調查出土新的研究史料，期待能夠進一步創新。例如，李文卿將台灣的皇民文學及作家的相關活動置於「東亞」乃至「大東亞」的研究視野加以理解，試圖「建構出大東亞文學圈的文學者們的『交流』系譜」，以及各地域的文學者各自展開的「共榮的想像」；至於Lo Ming-cheng，則針對殖民地醫生的專業社群進行個案研究，試圖論證皇民化時期台灣人醫生，如何透過族群性的混融（ethnic hybrids）以克服他們在追尋認同的過程中所遭遇的障礙。筆者本文主要目的在於從個人日記的研究取徑出發，特別是採用日治時期相當少見的台灣女性日記手稿，從「私」的個人視角檢視二次大戰期間戰爭動員體制下台灣女性的「公領域」的參與經驗，以及戰爭動員活動在「私領域」中的多元呈現及其本質。

關於台灣女性在二戰期間的公共參與，歷史學者楊雅慧針對台灣女性與戰爭動員之間關係的研究告訴我們，日本殖民政府因戰爭動員的需要，在二戰期間逐漸開始重視此前處於社會邊緣位置的台灣女性；楊雅慧此一觀點引起游鑑明進一步的相關討論，游鑑明結合道德判斷的問題意識，側重台灣女性對於戰爭的反應，特別是台灣女性置身於總督府積極動員環境中顯現出「戰爭熱沉」的傾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呢? 此一傾向是主動的或是被動的呢? 游鑑明將這些問題聚焦在探討台灣女性究竟是戰爭動員的「受益者」或是「受害者」這個問題上。她指出，從和平的角度所見，台灣女性並未具有拒絕總督府透過動員體制而發起的戰爭的權利；但就受益或被害的角度出發，則可從以下兩方面加以說明：首先，戰爭雖造成破壞與混亂，卻也帶來新秩序；台灣女性因大量男性出征戰場而得以在職場(與家庭)中獲得更多開展的機會，脫離過去長期處於邊緣地位的「苦境」，這是台灣女性受益於戰爭之處；然而，因戰爭而造成家庭乃至親人傷亡，則讓台灣女性成為明顯的受害者。

游鑑明上述關於台灣女性因戰爭導致在公領域獲得更多開展空間的論點，在洪郁如《近代台湾女性史》一書中獲得進一步的討論；洪郁如指出，在戰爭動員期間，殖民政府基於特定的動員倫理標準，針對全島各地台灣人菁英家庭的妻子們，相應於她們丈夫的職業與社會地位，將她們編入保甲組織、部落振興會與皇民奉公班等地域組織，其目的在於讓她們得以對非菁英的廣大基層婦女進行思想教化與政令傳達，並賦予她們戰時防空、救護訓練與家庭經濟的生活指導職責；並且，這些台灣人菁英家庭女性在戰爭期間因教化基層民眾而累積的豐富經驗、人脈與聲望，為她們在戰後初期從事政治活動提供了重要的基礎。洪郁如此一論點說明因戰爭動員而開展的台灣女性公共參與經驗的特殊性與重要性，並觸及這些公共參與經驗對於戰後初期女性從政得影響，其論點頗有新意，但作者的論點似乎侷限於台灣菁英家庭的女性，而未能觸及其他台灣非菁英家庭女性的公共參與經驗也獲得明顯開展的事實。

有別於歷史學者實證式的研究取徑與論述觀點，台灣文學史研究學者的相關研究傾向強調台灣女性因受制於殖民體制以及父權體制的雙重壓抑，而導致她們在戰爭動員及公共參與上的邊陲與被動性格。邱雅芳透過台人／日人的男性／女性作家所代表的四種不同文本的皇民文學作品進行交叉分析，從性別研究的視角指出：「生活在日據時期帝國主義下的女性，無論是內地人或本島人婦女，都被男性納入戰時體制下的運作。在以國家利益為優先的考量下，女性通常是配合男性的一方。而女性作家的家國想像，也都傳承自男性」，「女性無能擁有自己的心靈與肉體，雖然她們被形塑成響應聖戰的聖女，卻是這場戰爭最卑微的邊緣者。」邱雅芳此一論述強調因戰爭動員而開展的台灣女性公共參與經驗的被動性；然而，此一關於台灣女性在戰爭動員過程中「被動」與「邊緣」的雙重角色的論斷，在台灣女性日記新史料的出土下，究竟有無重新思考的可能性？

二、阮木筆與《阮木筆日記》

筆者首先介紹阮木筆的生平與《阮木筆日記》的大致狀況。

根據1953年新竹縣議會史料，當年35歲的阮木筆獲選為第二屆新竹縣議員（任期二年），成為該屆數十位縣議員中僅有的三位女性議員之一（另兩位是較為年長的劉玉英與江蘇籍的鄭韻琴），也是戰後初期台灣社會相當少數直接參與政治的女性之一；這位經歷過日治後期戰爭動員以及戰後初期政權轉移導致的政治動盪，並於稍後白色恐怖初期以黨外身份短暫投入地方政治的台灣女性，留下一冊日文書寫的女性日記，這是目前出土的日治時期日記史料中相當少見的。阮木筆的日記書寫涵蓋1941年1月與1942年上半年期間，合計大約有六個月的日記記錄，這些日記紀錄後來無意間混入她先生黃繼圖近四十冊的日記之中，直到兩年多前筆者的國科會研究助理河尻和也整理《黃繼圖日記》時才意外發現。

阮木筆於1918年出生於屏東溪洲的大地主家庭，九歲赴日本讀小學校，寄讀於日本人家庭，之後隨哥哥返回台灣，於1935年考入當時每年招收不及五分之一本島人學生的屏東高女，成為知名畫家陳進的第二屆學生；陳進於1934年進入屏東高女任教，是當時第一位任教於高中的本島人女性教師。阮木筆畢業後於1938年底（時年20歲）經長輩介紹，嫁給當年剛通過司法科文官考試的黃繼圖（1936年京都帝大法科畢業），結婚後隨即跟先生前往東京。當時黃繼圖加入東京律師會，同時隸屬於一家律師事務所，開始長達一年半的律師實習訓練。1940年夏天阮木筆隨著先生回到新竹，輔助先生經營律師事務所，因隨後太平洋戰爭爆發，她也涉入一些基層動員事務，她的日記便是在此一時期書寫的。日本投降之後，黃繼圖成為三民主義青年團新竹分團的主要負責人（黃旺成為新竹分團籌備處主任），該分團的婦女部門由劉玉英負責；1946年3月新竹婦女會成立時，阮木筆成為該會的常務理事（劉玉英任該會理事長），同年5月台灣省婦女會成立，該會主要發起人為當時台灣島內的女性菁英，包括謝娥、謝雪紅、許世賢與劉玉英等人。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期間，黃繼圖律師因擔任新竹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治安部長，當事件遭到政府軍隊鎮壓以後，他被政府當局視為暴亂的附從者而遭到拘禁訊問，隨後遭到新竹地方法院收押，同年五月高檢處以內亂罪名對他進行起訴，稍後他獲得釋放。在戰後初期，黃繼圖也與戰爭剛結束時在日本發起「烏秋會」的楊廷謙兄弟等人，在新竹發起「竹風俱樂部」，該會由黃繼圖擔任主席。楊廷謙兄弟等人稍後在白色恐怖肅匪掃紅的浪潮中被當局指控涉嫌叛亂，導致包括楊廷謙兄弟的俱樂部成員中，有數人遭到判刑或處決。黃繼圖在此一事件中倖免於難，但他因遭到當局列入監視名單，而一度逃亡一段時間。後來，他在新竹的地方政治圈中以「黨外路線」出發；在當時的新竹（1950年代初期），以許振乾（「西許」）為首的黨外陣營經常在黃繼圖（與阮木筆）家中聚會，商討政治主張或擬定支持的地方選舉候選人。黃繼圖所屬的此一黨外陣營於1951年推舉新竹婦女會理事長劉玉英競選縣議員成功，稍後因為劉玉英改走親國民黨路線，於是他們在1953年改推阮木筆參選次一屆縣議員；阮木筆當選之後成為當時新竹地區黨外參政的一股勢力，也是當時台灣社會相當少數的女性參政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