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

編者序言
我收集余英時先生的英文論著，初衷本是為了自己更全面地學習他的治學方法和理解他的論學旨趣。但在閱讀的過程中慢慢覺得，如果能將這些論著譯成中文，也許不失為一件有意義的事情。這意義在我看來至少有兩點：一是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更全面地讀到余先生的論著；二是有助於對海外漢學以及中美學術交流的認識與研究。
《東漢生死觀》取名於余先生1962年在哈佛大學的同名博士論文。由於這篇學位論文中的第一章後經修改以同名發表於1964-1965年的《哈佛亞洲研究學刊》，因此在本冊中用後者取代了前者。此外，另收了同一主題的一篇書評(1981年)和一篇論文(1987年)。時隔20年作者續論這一主題，主要是因為考古的新發現。1978年末余先生率美國漢代研究代表團訪問中國月餘，漢代文獻與遺跡的親切感受大概也起了啟動作用。
《漢代貿易與擴張》取名於余先生1967年出版的同名專著。此外，另收了兩篇論文和一篇書評。論文與漢代有關，發表的時間雖然分別是1977年和1990年，但後者是因所收入的文集出版延後所致，實際上它們同時完成於1973-1975年間。與這一主題相關，作者後來為《康橋中國史》(秦漢卷)(1988年)撰有專章「漢代對外關係」，此書早有中譯本，故這裏不再收錄。1964年刊行的書評是關於唐代財政體制的，雖與漢代無直接關係，但考慮到主題同屬於社會經濟史，所以一併編入此冊。
《人文與理性的中國》由多篇論文組成，討論主題集中在中國思想史，涉及3世紀到當代，體裁有專論、書評、條目和序跋，先後發表於1980-2000年。之所以取名為《人文與理性的中國》，是我以為這個提法能反映余先生的思想，他的所有思想史論著從根本的意義上說，也正是要釋證中國文化中的人文情懷和理性精神。(編按：繁體中文版出版時，依余先生的意思，增收〈文藝復興乎？啟蒙運動乎？──一個史學家對五四運動的反思〉、〈朱熹哲學體系中的道德與知識〉、〈歷史視野的儒家與中西相遇〉、〈20世紀中國現代化與革命崇拜之爭〉、〈歷史學的新文化轉向與亞洲傳統的再發現〉五文。)
《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取名於余先生作為美國漢代研究訪華團團長寫成的同名總結報告。此外，收入了由余先生 總的訪問活動與討論日記，以及差不多同時完成並與主題相關的一篇專論。這篇專論最初以中文寫成發表，後被譯成英文並經作者適當改寫後發表，收入本冊時相同部分照錄中文，不同部分則據英文而譯。
余英時先生的英文論著在1970年代有一個明顯的變化，此後他的學術論著主要是以中文發表，大部分英文論著則概述他中文論著的主要思想，以及他對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的分析性通論。前者顯然是因為他希望更直接地貢獻於中國學術，後者則表明他希望將中國的學術引入美國。促成這個變化的契機大概是他1973-1975年在新亞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的任職。雖然服務兩年後仍回哈佛任教本是事先的約定，且這兩年的服務也令他身心疲累，但深藏於他心中的中國感情似乎更被觸動，更需要得到合理的安頓。1976年1月余英時先生四十六歲時，同在哈佛任教的楊聯陞將自己與胡適的長年往來書信複印本送給他作為生日禮物，在封面上題寫：「何必家園柳？灼然獅子兒！」大概正是體會到弟子的心情而示以老師的寬慰、提示與勉勵吧。
此後，余先生與兩岸三地的中國學界一直保持著密切的學術交流。我在余先生小書齋的書架上翻覽時曾見到錢鍾書在所贈《管錐編》扉頁上的題詞，當時覺得有趣，便請余先生用他的小影印機複印了一份給我，現不妨抄錄在這裏，也算是一個佐證。題云：

誤字頗多，未能盡校改，印就後自讀一過，已覺須補訂者二三十處。學無止而知無涯，炳燭見跋，求全自苦，真癡頑老子也。每得君書，感其詞翰之妙，來客有解事者，輒出而共賞焉。今晨客過，睹而歎曰：「海外當推獨步矣。」應之曰：「即在中原亦豈作第二人想乎！」並告以入語林。

總之，讀余英時先生的英文論著應當注意其中的中國學術背景，正如讀他的中文論著應該留心其中的西方學術背景一樣。

何　俊

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
(1981年)
在我們代表團訪問期間，中國正經歷著一場巨大的思想變革，一場統稱為「思想解放」的變革，它的正式名稱是「貫徹執行雙百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至少對中國而言，在我們所訪問的各個地方，尤其是在北京，思想界的氣氛應該是異常寬鬆。我無拘無束地和中國學者談到胡適、錢穆以及其他海外學術界的人物，沒有感到對方有任何的不自在或尷尬。我也有機會和一些中學生聊天，他們提出了自己對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和偉大舵手的批評意見。這令人想起1978年11月中旬爆發的民主牆運動，它剛好發生在我們離開中國後。回想起來，正值中國步入正確軌道之時，我們訪問了這個偉大的國家，這的確是很幸運的。
當然，此次訪問的官方性質決定了我們很難深入到中國歷史學家的內心世界。而且，因為代表團的重要任務是考察秦漢考古原址，碰到的自然更多的是考古學家，而不是歷史學家。下文中我將根據「四人幫」倒台後的出版物，以及與中國學者的單獨談話內容，試就近來中國古代史研究中的動向談一些個人的看法。
一、反「影射史學」運動
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史學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正如我們所了解到的，不僅「中國歷史中的儒法鬥爭」的主旋律遭到擯棄，而且對孔子的批判也降了調。有幾次在預料到我會持否定意見的情況下，他們還特地邀請我去評論儒法鬥爭。如同我們的中國同行現在看到的，在「四人幫」控制下(特別是從1973年到1976年)，中國史研究的學術規範已完全遭到破壞，史實受到全面地、有組織地歪曲和篡改。「四人幫」的「那夥史學家們」對中國歷史並無興趣，他們是用歷史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孔子先是與周恩來掛鉤，接著是鄧小平，最後是華國鋒。秦始皇與毛澤東，漢代的呂后和唐代的武則天與江青，法家與「四人幫」及其追隨者，儒家與部分老一輩革命家，也都劃上了等號。因此，「影射史學」一詞被用來描述「四人幫」直接影響下所出版的「歷史」著作的特徵。
反「影射史學」運動幾乎在「四人幫」垮台後就立即開始了。據我所知，「影射」一詞最早見於1976年10月份那期《歷史研究》。自從「文革」後期復刊以來，《歷史研究》一直受那夥人牢牢控制。這份專業刊物呈現出非常嚴重的症狀，大多數文章採用影射方式。正如一篇簡要評論所批評的：「(那夥人)借古諷今，影射比附，弄虛作假，斷章取義。」 在我們訪問中國時，這場運動正有聲有色地進行著。從私人交談中，我得知「四人幫」在北京、上海有兩個聲名狼藉的寫作班子，分別以梁效(與「兩校」諧音)和羅思鼎(與「螺絲釘」諧音)為名發表文章。有些人對濫用影射史學也負有很大的責任，其中，楊榮國、趙紀彬、周一良、劉大杰尤值關注。
最近一位中國作者披露，「儒法戰線的鬥爭」這一論題最初是由楊榮國提出的，1972年底楊在共產黨的機關刊物《紅旗》上發表了題為〈春秋戰國時代思想領域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文。從此這個論題被極度引申，以至於「文革」被解釋為儒法鬥爭的延續 。從《中國古代思想史》和《初學集》等早期著作的質量看，楊充其量不過是一個三流的普及者和綜合者。沒有象表明他曾在鑽研原著的基礎上，從事過專題性研究。1973年他突然近乎神話似的成了國內(乃至於國際)中國史方面最富權威性的人物。在「四人幫」時期，由他主編的《簡明中國哲學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1975年修訂版)比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更具正統性和權威性。而且廣東、廣西、湖北、河南、安徽、北京等許多地方邀請他去群眾大會上作反孔演講 。然而，公允地說，楊後來的一些觀點可以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找到淵源。例如，春秋時期「禮」、「法」鬥爭的問題，孔子是沒落奴隸主貴族代言人和韓非子是新興地主階級思想家的提法，都出現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一書中。唯一的區別是早期這些論題沒有因服務於政治目的而被扭曲到極點，可能因為他強烈反孔和贊成法家，所以「四人幫」選他充當官方史學家。據可靠消息說，他死於1978年，那時他已名聲掃地。
趙紀彬與楊榮國不同，他是馬克思主義「文獻學家」。在反孔運動中，他尤以他的「發現」出名。他發現了歷史上儒法路線鬥爭的最早證據——孔子在西元前498年殺了少正卯。在〈關於孔子誅少正卯問題〉的專題論文中，他試圖大膽地證實最初出現於《荀子‧宥坐》中的這個故事。通過多種形式的文獻學歪曲和對原文的曲解，他聲稱已確證「史實」：孔子任魯國司寇時，處死了少正卯，而少正卯是「法家先驅」。還有意思的是，在討論此問題的眾多作者中，趙稱贊楊榮國最接近問題的真相 。最近曝光了一些內幕，據說在反孔運動早期，江青和姚文元覺得需要找一個反孔的法家人物，以便全面展開從孔子時代到現代兩條路線鬥爭的中心論題。法家直到戰國才出現，時間太晚，無法適應政治需要。趙對少正卯問題的研究恰好填補了「四人幫」政治空論上的缺口 。出於同樣目的，1974年趙還修改了他的《論語新探》。正如他在修訂本的後記中所講，他拋棄了較早的看法。以前他認為孔子思想中有「進步」一面，也有「反動」一面。後來他得出結論，孔子思想完全是反動的，所有方面都趨向於「復辟」 。這裡，政治上的暗示和趙的評論中與現代的關聯，都太明顯了，不會被忽略。然而，由於趙的著作總是採用語言和原文分析的形式，所以可能從未得以流行。幸運的是(現在看來是不幸)，他在「四人幫」團伙的青年人中發現了一個叫唐曉文的有力普及者。基於趙的「學術發現」，唐寫了許多爭鳴文章，借孔子攻擊周恩來。例如，他對趙《論語新探》裡的一個章節作通俗翻版的文章〈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嗎？〉，顯然是把周的教育方針當作活生生的靶子。趙也是由唐於1973年6月引薦給江青的 。
周一良是哈佛培養的史學家，專門研究魏晉南北朝史。他在《哈佛亞洲研究學報》1945年卷八上發表的〈中國密教〉(“Tantrism in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8, 1945)和《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三聯書店，1963年)充分顯示了他淵博的學識。我早已得知他投靠了「四人幫」，但直到來中國，才知道他捲入「四人幫」政治中有多深。他是最受江青信賴的主要學術顧問之一和「四人幫」在北京的寫作班子(即臭名昭著的梁效)裡的重要成員。1974年他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關於諸葛亮的法家路線，另一篇關於柳宗元的〈封建論〉 。據最近一位作者說，後一篇尤受江青賞識，因為文章正好包含了針對軍區司令的訊息，即他們必須服從「四人幫」的集中控制 。對諸葛亮的研究也是為「四人幫」的政治需要服務的，他得出的「教訓」是：一群人只要遵循「法家路線」，就可以很快創建一個統一帝國，而他指的「法家路線」就是「四人幫」的「革命路線」 。顯然，在質而不是在量上，周的文章為「影射史學」的興起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
劉大杰是上海復旦大學的中國文學教授。「文革」以前，他一直是受人尊敬的非馬克思主義文學史家。因為借武則天頌揚江青，他犯了影射的錯誤。《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二冊是以儒法鬥爭的觀點來系統闡釋整個唐代文學發展的。第二章第二節則全部留給了武則天時代。很大程度上，作者將初唐的文學成就歸功於女皇的法家政策，並且在唐代文學史上為她保留了極高的位置。在論述古文運動的第七章裡，作者希望採用的理論框架是，「進步的法家」柳宗元(773-819)是運動最重要的領袖，而「保守的儒家」韓愈(768-824)只能被排斥在外。然而有些令人吃驚的是，作者採取歪曲事實的手段，企圖證明柳宗元在一些政論文中聲討過周公。在這種情況中，周公無誤地是指周恩來。最近，劉大杰的著作作為「影射史學」的典型而受到嚴厲批判 。
反「影射史學」的運動大概要占用中國學者幾年時間和精力。為了在中國史領域中開始新的耕耘，必須首先清除關於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錯誤觀念，這種觀念的影響既深且廣。在過去的三年裡，關於孔子、荀子、秦始皇、董仲舒、武則天、柳宗元、韓愈、王安石、蘇軾、宋江、王夫之等人，發表了大量論文。換言之，中國學者用大量時間只是為了清除「四人幫」時期對中國史學產生的影響。
二、「破除禁區」
當我們到達北京時，一個全國性的史學會議剛剛在吉林省長春市舉行，這是我們所知的中國古代史研究領域出現的一個新動向。會上重新討論了中國古代的分期問題。在10月18日的午餐會上，我們的主人于光遠先生告訴我們會上提出了六種不同的分期理論。我們知道分期問題本身並不新鮮，它在五十年代就曾是引起爭論的話題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階段論，中國古代史的分期取決於奴隸制結束和封建制開始的時代。郭沫若的分期被採用為正統的解釋。他認為，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轉變發生在春秋戰國時代。值得注意的是，「四人幫」認可郭的觀點，並非因其本身的價值，而是因為它非常符合他們對孔子的解釋，他們認為孔子是行將崩潰的奴隸制的捍衛者。在「四人幫」猖獗的時候，不允許其他理論的存在，中國古代史的分期問題也因此成為「禁區」之一。
11月初，當我們回到北京時，《光明日報》(1978年11月18日)簡要地報導了此次會議。此次會議由《歷史研究》和《社會科學戰線》兩個編輯部共同主辦，來自15個省市的86位史學家代表51個教學、科研、出版單位參加了會議 。六種分期理論是：
1.西周。這個理論為已故范文瀾所堅持。此論主要建立在兩個論據上：其一，在各種周代文獻和青銅銘文中，民、庶民或庶人指的不是奴隸而是平民，包括擁有土地和農具一類私有財產的農民。其二，井田制下各級地主私田分配給農民耕種，這種土地制暗示著封建主義。
2.春秋時期。郭沫若最早提出此理論，但後來放棄了。他認為轉型發生在西元前770年左右，分封制的發展是這一時期的特徵。新的土地和稅收制度(諸如西元前645年晉國的「爰田」，西元前594年魯國的「初稅畝」和西元前590年從每丘徵兵)，以及鐵農具的出現也被作為封建制開始的證據。
3.戰國時期。這是郭沫若最後提出的決定性意見，可能這一理論在當今的史學家中擁有更多的支持者。戰國時期，鐵農具不僅出現了，而且在北至長城南到長江流域的區域裡得到廣泛使用，這被視作封建生產方式的主要成分而得以強調。其他的技術進步，如使用畜力耕地、修建灌溉工程和施肥，也認為很重要。以這種觀點看來，井田制有些像奴隸制的土地制度，戰國時期廢除井田制意味著封建制的開始。在上層建築領域中，轉變清楚地反映在官僚政治的改革中。從西元前426年(魏)到西元前316年(燕)，各個諸侯國裡都發生了變革。這個理論的一個變體，是將西元前350年商君正式廢除井田制看成是奴隸時代結束的標誌。
4.秦的統一。據此理論，中國的奴隸時代始於夏代，西周時期達到頂峰，結束於秦的統一，整個戰國時代是過渡時期。在戰國時代，「士」階層的出現、官僚政治的改革運動和井田制的瓦解，導致了西元前221年中國完全的封建化。金景芳是這個理論的主要提倡者 。
5.東漢時期。這一派對西漢社會的性質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認為西漢時期奴隸的數量急劇增加，這是史無前例大規模掠賣奴隸的結果。另一種注意到相對於有權有勢的奴隸主家庭，農民也有少量地產。但他們堅持在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方面，奴隸制繼續占統治地位。總的來說，這一派非常重視東漢光武帝頒布的解放奴婢的詔令，這些詔令構成了中國封建國家的法律基礎。
6.魏晉時期。最後這一派也相信，在漢代政府和私人的大型農工商企業中，奴隸是最主要的勞力。這一派的領袖何茲全主張漢代以後奴隸制才向封建制轉化的觀點，他分析了魏晉時期的四類社會經濟變化：一、城市向自然經濟的轉移；二、介於奴隸和平民之間的半自由社會群體(如客和部曲)的出現；三、政府和豪族之間競相控制人口的爭鬥；四、無土地農民的社會身分由游民向農奴轉變 。但在轉變的確切時間上，這一派出現了意見分歧。一些人認為是在三國鼎立開始時，另一些人(包括何茲全)則對比西方的羅馬帝國，認為封建制度伴隨著西晉的滅亡而產生。
正如中國報導所評論的，會議的重要性不完全在於提出了各種理論的根據，因為大部分討論是1950年代的繼續。在大約中斷十二年之後，中國的史學家們在歷史分期問題上可以第一次發表不同的看法，這是這次會議的意義所在 。這一禁區的突破對於研究中國古代史勢必產生重要的影響。譬如當我和一位成都的學者討論這次會議的意義時，他說：「假如中國的封建制並不像過去十年所普遍認為的那樣始於戰國時代，而是始於西周，那麼所有關於儒法鬥爭的討論就會變成毫無意義的事，而且將不得不以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孔子和他的思想。或者如果我們接受產生於東漢或魏晉的假設，那麼我們對秦始皇及其政策的成見可能發生戲劇性的改變。」由此我們看到，潘多拉的盒子已經打開。隨著分期問題的公開化，「影射史學」的基礎開始坍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