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棘之道：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

序

現代，從來就不曾是人類歷史時期中更為文明，或者更有理想或創造力的時期。在不同社會的人們異腔同調地對變遷、壓迫、斷裂、失落及精神不安進行書寫銘刻的另一端，匯聚出了學院裡稱頌不已的現代文學主潮。現代文學的啟示，究竟是什麼呢？
十九世紀晚期、二十世紀前期，在以殖民主義為主力的早期全球化之威脅與激發下，中、日、朝鮮等東亞主要國家，產生了權衡新舊文化，在爭議中展開現代化的廣泛性歷史連動。今日以國家為名所標舉的各國現代文學，便是相互連帶發生的東亞現代性運動，在文化層面留下的共同特徵之一。這些國家受到十九世紀西方民族國家文學框架的影響，在激烈歷史轉折進程中，審思各國內部不同的背景與需求，孕育了各自的現代文學。現代文學的萌芽受到政治權力、意識形態、公共論述、文化傳統、休閒及審美多種力量的牽引，既包含個人主義，也牽涉集體心理。然而，在現代文學啟始與湧動的過程中所動員與吸納的多種文化潛力與文明能量，最大部份仍被導向於民族國家、帝國主義或世界主義等本質主義的集體想像上了。
緩速不一、漸次被揭開的東亞現代史，在1894年中、日、韓、俄歷史的交會點上，終於一口氣露現。在東亞現代史幃幕全面揭開之際就遭到挾持的台灣，曾引發她土地上不同世代的人，以不同的知識、話語與行動，進行人權、文化主體、經濟生活與政治民主的抗爭與追尋。1895年以後台灣傳統文藝在獨特地域文化的基礎上，接受外來知識與多重文化的激盪，由於內部知識階層精神風貌、文學概念與文體革新的自我裂變，加上來自外部的中、日現代文學的借鑑與影響，而在1920年代左右出現了現代文學的萌芽。文學這個當時最主要的文化媒介，在反殖抗爭中激盪出高揚的生產力。殖民地文藝青年在摸索與創造的過程中留下的吉光片羽，正是筆者所欲描繪的。
1930年代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文壇，除了在刊物團體、文化議題、鄉土運動、、創作語文、文藝大眾化、讀者啟蒙方面，持續深廣嘗試之外；以日本為主流的留學生文藝界的出現，更為島內的文藝生產輸入了新的視野、新的氛圍、新的文藝網絡和話語形式。本書所討論的「台灣藝術研究會」集團，從旅日台灣人左翼文化運動團體的批判性土壤中抽芽，於1933-1934年間發刊《福爾摩沙》。從台灣旅日殖民地青年文藝史觀之，相較於堅持社會主義文藝的楊逵、推崇象徵主義的「風車詩社」之楊熾昌、林修二，以及作品書寫介於通俗與純文學中間的陳垂映，《福爾摩沙》成員有著更為活絡的海外群體意識與集團活動。成員們廣泛嘗試現實主義、社會主義文藝、新感覺派各種書寫，並在1935-1936年間與島內最大的文藝團體合流。發揮聯繫台灣與中、日、朝、滿現代文藝界樞杻性角色他們，是殖民地時期台灣最活躍的留學生文藝群體，他們的努力為島內文壇向東亞文藝界推出一扇希望之窗。此後受到中日戰事的影響，30年代前期以東京左翼文化陣地為掩護所集結的跨國文藝共同基盤消逝，1937年以後進入了低迷緊肅的年代。但是隨著「大政翼贊運動」新體制運動的發起，在標舉「地方文化」建設的契機下，這一股跨文化接觸以及左派文化聯合運動中積累的文學運動經驗，再次在「共榮圈」地方主義框架下被這些作家所轉化挪用，成為活化1940年代台灣文化復甦及文化菁英地方政治參與的潤滑劑。
位於國家權力、語言、文化、族裔夾擊的土地上，現代文學鮮明地體現了人民進入現代時期所遭遇的震盪、災變與困難。伴隨殖民壓迫湧入的資本入侵，自我／他者各種意識形態的區分及貶抑，釀造了普遍性的軍事侵略、社會壓迫以及人的悲劇。殖民主義的擴張加速滾動全球資本主義前進的車輪，帝國撤離之後全球資本繼續衍生出其它形式的新殖民主義。民族國家在與殖民主義格鬥的同時卻在某種程度上落入文化本質主義的視野。民族主義扼殺了各種本土差異，壓抑了地方文學的多重可能，也化約了複數的地方文化傳統。在全球與地方持續鬥爭的今日，在國族與本土易於混淆的歧途裡，壓縮在現代文學裡的現代地方體驗，傳送被遺漏的歷史回音，使我們有機會反思全球化中「地方」被殖民的歷史議題。
「非國家」的台灣現代文學，提供了民族國家文學想像及其之外更為多樣的凝視現代的契機。無法順利向上凝結到民族國家想像(或社會主義世界主義想望)之中的文化論述能量，向下沉澱的結果，蓄積出一股「批判性地域主義」的力道。當代台灣活躍於國內及國際的民間社會、文化團體、慈善運動與非營利組織，都是很好的證明。在描繪旅日青年文藝理想及其行動的過程中，可以看見今日台灣社會的活力來自多方涵育行諸長遠的地域文化勢力。專注凝視一片土地細節的歷史與文化，使我們更容易形成普遍性的覺察。既然台灣不過是步履蹣跚、卻不得不急促邁入(或被捲入)全球現代隊伍的眾多「傳統失地」的一處。那麼，台灣現代文學也應該能夠在見證、思辯或意圖抗拒全球化襲捲地方文化的洪流中，提供啟示。
在西方中心的現代性神話依舊徘徊在當代全球化論述中陰魂不散之際，我們需要更為詳盡的「地方的現代史」，從地方、人民、傳統與環境的角度回溯與保存經歷千錘百鍊的地方生命與生活。正是在這樣一個歷時性與共時性的交叉點，台灣不論作為全球化之下的一個地方，或作為現代史中的一個案例，其與全球依存共生卻不消滅的文化主體意義，才是獨一無二、歷久彌新的。
最後，深深感謝在艱困的年代創造與書寫台灣文化與文學的前賢；長期奉獻於台灣文獻保存與文史教育的引路人；諄諄教誨孕育我文史生命的恩師林瑞明、吳密察、陳萬益老師；慷慨協助東京調查與學習的藤井省三、垂水千惠、河原功、黃英哲、下村作次郎、中島利郎、山口守教授。此外，我也要由衷感謝和我一起讀書成長、給我快樂、溫暖與勇氣的學友和道友們；我摯愛的親人手足與子女；許多熱忱而純真的年輕朋友；以及不斷督促並為我承擔枯燥校正工作的佩均、鈺淩、安琪和姿雅。生命是相互教導、相互依存的，謹將此書獻給──所有對我有恩德者。

第一章 緒論

一、作為文學史重述工程之一粒砂土

1990年代前後台灣文學以學院化方式 ，展現催生台灣多元文化的新動能。十餘年來隨著文獻出版、作品編纂、翻譯／外譯、台灣文學系所設置、學術／學位論文、研討會／研究計畫、藝文展演、記錄片製作、中小學教育課程調整、文學館設置……等等累積，過去被矮化為地方文學、鄉土知識的台灣文學，逐漸被視為重要的社會公共文化資產，無論運用於台灣歷史經驗的反思或當代多元價值的教育與傳播方面，皆成效斐然。長久以來沉浮於抗爭中的台灣文學地景日益攫取學者與民眾的眼光，在地文學板塊透過無數吶喊與論述，終於朝多重文化意義的當代史舞台浮靠。這美麗文化花朵的綻放，來自社會眾多資源與人力的點滴積累，確實得之不易。
九○年代後期學界陸續萌露新研究風氣，後學論述以他山之石的姿態成為台灣文學研究的另類生力軍。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越來越多不同學科學人從理論與實踐各方面投入，將台灣文學納入宏觀的文化研究範疇之中。十幾年來比較文學、文化研究學人，在世界流行理論的傳播以及理論在地化的辯証方面，具有開創性貢獻。相對地，以中文系為主人數眾多的文史學人及學生，則將民間文化人長年累積的論述資源與學院專業研究作了進一步的結合與創新，在出土台灣文學作品文獻及促進基礎研究的快速積累方面，功不可沒。 整體而言，前者應用理論重估本土文化，為台灣文學研究乃至廣泛的台灣學注入了新穎豐沛的刺激。後者致力於作家論、作品論、文壇研究，豐富了本土學的視野與內涵，也提供了後學論述在台灣落地生根的土壤。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台灣文學研究逐漸開拓出更為深廣的面向。在今日無國界、零時差的生活型態下，全球化論述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而近幾年崛起的東亞觀點、東亞共同體想像之論述，更擴大了台灣研究的視野，提供台灣經驗與東亞社會經驗交流與對話的平台，激起台灣文學研究另一波燦爛火花。由此，明顯可見越來越多不同學科、不同國籍的學人從理論與實踐各方面，投入將台灣文學納入宏觀的東亞／全球研究範疇的探索行列，實踐了跨學科、跨文化、跨語際的跨國性文化整合。在這波跨文化實踐的浪潮中，台灣文學研究在經過十多年的經典化、學科化過程後，藉此更可以漸次擺脫自我窄化、自我排除的畸型效應，讓台灣文學研究朝向跨文化流動的東亞共時性面向發展。與此同時，台灣文學研究除了以「全球」網絡中的一個獨特「地方」，積極與東亞／全球化的文化脈絡接軌外，更著重台灣社會文化經驗在「東亞在地化思考」中的具體意義。也就是，在東亞／全球化的共時性時代效應中，台灣文學研究擁有何種反制或是反省的動能，這種尊重地方知識、珍惜地方歷史／文化／人情傳統之「批判性地域主義」，將使得台灣文化經驗在東亞／全球化的洪流中，不會被沖蝕殆盡，反而能夠找出自我的特殊性與主體性位置，從而向世界發聲，參與日益活絡的「全球中的地方」之知識、傳統與現代經驗的交換過程。
在學界當前關注的課題方面，接續八○年代後期兩岸台灣文學史的書寫與出版之後，台灣文學史的史觀與敘寫問題仍受相當矚目。國內標榜後學史觀的新書寫嘗試，以及環繞文學史問題引發的不同立場辯論，都是很好的證明。 此外，日本方面也有不少學者，基於研究台灣文學、日本境外文學或日本的台灣文學觀察等不同立場，選擇不同文學議題，進行相關書寫。 文學史書寫熱潮予研究界帶來什麼樣的啟示呢？筆者認為，世界性後學論述的普遍特質與本土後學的獨特內涵，不容偏廢；在後殖民文化重整的領域，多面地召喚被壓抑的記憶與重述歷史為兩大課題。然而，受到整體社會氣氛及政治環境的影響，與當代政治議題相關性高的熱門歷史段落容易受到注意，其餘卻疏於關注，因此仍有許多文學史面向等待開展。
面對現有的不足，從原住民文學、客家文學、古典文學、民間文學、女性文學、台語文學……等不同文學範疇，豐富文學史觀與史述的視野與內涵，不失為改善之道。此外，在東亞研究／全球化成為今日台灣文學研究新突破口，以十餘年來學院中累積的研究成果為基礎，透過跨學科整合朝東亞或全球化研究領域邁進，也是重要努力方向。 然而，不論擴展研究面向如何必要或者受到如何研究風潮影響，更為耐性地挖掘與闡釋既有文學研究範疇中非單一的、繁複的文學史開展過程，盡可能地展示其繁華詳實的細節，毋寧是基本工作。在以作品或理論重述文學的歷史或文化的歷史以前，對於重述歷史的基礎工作，譬如構成文化記憶的基本歷史活動、記憶再現與共同體凝聚的歷史情境等，學界是否能夠自信地認為已作了充足的調查與研究？在援引後學理論之際，對外來理論於實踐層次上粗率的套用、印證危機，我們可曾有所自省？筆者有感於現有台灣文學史重述基礎薄弱，文學詮釋疏離社會時空脈絡，文化內涵之闡述與評價偏重政治性，導致台灣文化知識化的過程面臨空泛化、扁平化的危機。因此，不自量力潛入日據時期文學文獻的森林中，擇選一兩株花樹，企圖從小處考究福爾摩沙作家發展蛻變的一鱗半爪，嘗試藉此為重述文學史的繁複工程提供些許歷史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