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文本╱政治

導論／空間的再現政治

空間的再現政治

空間是私人也是政治的。空間是個體據以生存、居住、生活、庇護、組織、繁衍、哺育、安養、勞動、休憩和埋葬的基礎。人的一生所有活動都離不開空間。正因為空間如此重要，從原始人社會到全球化時代，空間的占有、界定、吞併、擴張、開發、挪用、交換、分配和捍衛，對個體和群體都至為關鍵。不管我們稱呼為地盤、家、祖厝、故鄉、領土、疆域或江山，空間具備私人化與公共性的雙重特質。

空間培養了我們的認識論。空間對群體的形成和意義的凝聚不可或缺，任何身分的建構以及關乎此身分的行為、規範、言語、論述、想像和表述，從小範圍的家族和省籍到大範圍的族群和國家，階級、性別、性向、宗教或年齡都有一套相應於空間的實踐。我是誰、我的所屬身分是什麼，跟我所居住或活動的空間息息相關；甚至於，我居住或活動的空間決定了我的身分。人群在不同尺度地理空間裡的聚集和隔離、距離、移動與互動是身分認證的物質基本條件之一。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指陳，空間生產社會關係也被社會關係生產，依據經濟、政治或文化因素被銘刻了身分秩序，編碼了居住者的社會位置和相互對應的方式。姑且不談國家這個大的地理範疇，個體生在哪個家庭，這個家位處哪個村莊、省份，而這個地區的勞動條件和生產模式，對許多個體來說已經決定了很大部分的身分屬性；再加上這個地區居住人口的種族屬性或信奉實行的宗教信仰，以及不同性別和年齡在區域內的活動範疇與性質，都已經讓主體從出生到進入社會體系的過程中奠下了身分識別的根基。空間因此是各種權力必須爭奪、擁有、掌控、管理、規畫和表述的據點，空間上以及關於空間的論述也已是充滿並持續進行各式權力的操作。身分政治與空間政治有千絲萬縷的瓜葛。

對個體來說，空間的意義跟群體的要求並不全然一致。一方面，空間的確具有培養集體意識的社會性質，但與此同時，亦是逃避或對抗前者的私密基地。隨著個體成長步入體制，規訓與懲罰愈來愈鮮明嚴密，空間的個人性需求也隨之增加，允許個體藏匿逃避或反抗。這樣的私人空間形形色色，從小孩到成人，在不同社會文化裡存在和持續開發；也許是合法規畫下讓個體暫時從體制內隱形、調節的異質空間，或許就是個體自己對社會空間權宜性的挪用。去政治性的空間始終是空間政治的銅板的另一面。

俗語總是說，人不可能超越他／她的時代；同理，人也無法跳脫他／她的空間，而且無法跳脫的空間有許多重。同一時間點上並存著許多平行的空間和宇宙，聽起來像是科幻作品裡的幻想，對進入全球化網絡的現代人來說已經是某種程度的現實。五花八門的空間切片豐富了人的經驗並帶來新的挑戰。相較而論，每個人都只能活在一個時態中──亦即當代──儘管思想行為等會受到過去的影響，然而人的一生，尤其是移動交往愈來愈頻繁的二十世紀以迄，緣因學業、事業、婚姻、旅遊、逃難、居留種種原因，或長或短經歷過許多不同屬性的地域甚至國度。交通網絡的便利和運輸工具的進步使得一日生活圈的範圍適用於國內和跨國。透過影像和網路等傳播科技與多種媒介認識熟悉其他空間，甚至早已經和原本日常生活工作的空間密不可分。多地多國的同時視窗不只應用在商務教育等公共場所，也頻繁出現在家庭裡的電視和電腦螢幕裡。現代社會裡個體的空間經歷不只是線性、來來回回循環式或跳躍性的，尚有複合式的空間模式並存。由於每個空間型態及其文化各自迥異、甚或彼此矛盾衝突，多元的空間歷程和互動使得我們的認知處於歧支而不穩定的狀態。主體受到多重空間的制約，也可能在多重空間文化的夾縫中偷得某些自主性。空間的私人與公共的雙重性，歷時性的空間歷程加上同時性中多重空間的彼此鑲嵌互文，空間較之時間對人的影響更加錯綜複雜。

女性為什麼不寫鄉土

本文將是一盆冷水，潑向為女性書寫暨研究的成就興高采烈、甚至認為不需要再為此費心的同行們。很抱歉。題目並無誤寫，女作家確實不喜歡寫鄉土題材的小說，儘管女性常常跟土地、自然這些傳統隱喻連結。此處所謂的鄉土泛指一般概念的鄉下，如小城、鄉鎮、農村、漁村、聚落或部落等等。這當然不是說沒有個別的女作家從事鄉土類型的創作。耳熟能詳的代表範例至少包括蕭麗紅、陳淑瑤、凌煙、蔡素芬、李昂、施叔青、鍾文音、陳雪等等，我的同事們甚至我自己都做過部分作家的相關研究。但我們若逐一檢視就不難注意到，即使是上述作家，除了蕭麗紅與陳淑瑤，以都會文化為書寫背景的比例都遠遠超過鄉村。放大到台灣文學史的脈絡來看，這個現象格外觸目驚心。十幾年前當我開始爬梳台灣女性小說的發展源流時，我嘗試以一般台灣文學史的分期為經，平行地對比出同時期女性小說的特徵，她們與男性主流文學的類同與差異，以此來建構出台灣女性「自己的文學」。在研究的過程中，我注意到女作家人數有些不尋常的起伏。在以新近遷移來台的外省女性為主、偏向寫實形式的一九四○、五○年代，作家數高達百人以上，進展到現代主義興盛的一九六○年代時，新進文壇的（外省加本省籍）女性寫手卻銳減至十人以內；當時我認為肇因於台灣女作家對現代主義美學的隔閡陌生，部分也是因為戰後本地女性教育人口還未全面成長，文學養成的時間還不夠久，創作人數大幅下滑倒也合理。到了又是寫實主義形式抬頭但以鄉土素材為內容的一九七○年代，真正以鄉土題材成功進軍文壇的大概只有兩人，而且創作數量不多，以至於我無法專立一章女性鄉土小說去對照台灣文學史裡一九七○年代的鄉土文學。雖則有些納悶，我卻不疑有它。反正一九五○年代女作家們開創出來第一波的婦女寫作黃金年代暫時落幕，一九八○年代的女作家們很快就贏來了聲勢更加浩大的第二波黃金年代。一九八○年代至一九九○年代間以都會生活、身分議題為主的大量女性創作人才，無論在寫實、現代或後現代等各類形式實驗遊刃有餘，從文學市場到學院口碑上都大獲成功。適逢本地女性主義運動與國際性女性主義／文學論述相繼在台灣蓬勃發展，三方加持之下女性文學及其研究獲得了正典化的地位，一舉將台灣文學界扭轉成女人天下的盛況。直至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鄉土文學又以後鄉土文學的新形式重新稱霸台灣文壇，我赫然發現，此一類型的寫作者全是男性；從一九八○年代以降歷二十年培育出堅強的女性書寫世代竟然在後鄉土文學潮中面臨後繼無人的窘境。台灣文學史上兩次女性書寫的黃金年代都被鄉土文學終結。台灣女性寫作的黑暗期促使我去思索，此空白的兩頁或者不僅只是歷史性的偶然。

帶著這個疑問轉而檢視其他華文寫作區，我發現，重都會、疏鄉土並非台灣女性文學獨有的現象。香港女性小說家從西西、鍾曉陽、李碧華、黃碧雲、陳慧，以迄更年輕一代的謝曉虹、韓麗珠等人，無一不是以都會元素見長，罕見書寫鄉土題材。就連近一百年歷史的中國大陸現代女性小說，專寫鄉土的作家也寥寥可數。一九四九年之前，專以描寫農村經驗或鄉野生活風俗習慣見著文壇者雖有如蕭紅、梅娘、羅淑、羅洪、白朗等東北或左翼陣營女作家，但以總人數來看比例仍舊不高。中共建國以後號稱無產階級專政，農民與鄉村一躍而成知識分子學習謳歌的對象，下鄉是知青必要的訓練過程甚或是懲罰的手段，鄉土一度變成了文學的主旋律。一九七○年代後期改革開放，意識型態的管控鬆動，女作家又紛紛轉向都市風華，即使仍有部分篇幅著墨於田野鄉俗。雖然無法做出一個具體的統計表列，總的來說，台港中三個不同地理區域的女作家，不拘一時一地，對鄉土書寫的興趣偏低，應該是一個沒有爭議的文學趨勢。

不爭的現象卻是令人不安的傾向。我可以想像長期以來輕視女性文學的陣營見獵心喜，斷章取義地引述女性主義批評家的內幕觀察，重彈女人「就是視見狹窄」、「貪圖虛浮奢華的物質文明，不關心廣袤的社會土地」之類的陳腔濫調，或者訕笑嘲弄個一句，原來女人要建造的房間不過是這種小豪宅啊。捍衛女性書寫的同僚則可能會翻出更多寫鄉土背景的女作家人數或文本拉近城鄉的比例，以技術細節的爭議質疑命題的可信度──要是我就會這麼做。不管是針對哪一方的陣營，我都必須鄭重申明，我並沒有贊成或反對都市主義（urbanism）的預設立場；城鄉題材或描寫的空間幅員大小類型更與作品和作家的宏不宏觀、偉不偉大沒有本質性的關聯，無涉其藝術評價。城鄉比重的失衡如果是一個現行女性書寫的特徵，令我感到興趣的是造成這個傾向的緣由。捫心自問，我不認為這篇專文能夠提供充分完整的答案，因為它牽涉到性別與空間、書寫與空間，以及性別、書寫和空間三者之間的連動關係，而不管是我個人或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結合空間研究上的累積還相當有限。明知是瞎子摸象，本文仍期許在偌大的問題迷宮中擲下幾條線索，為女性書寫與空間的結構性勾連留下一些思索的足跡。我將從作家個體經驗與城鄉的關係、文學生產機制對城鄉空間的偏好以及城鄉敘事與性別等三個大方向進行討論。本文的分析對象雖然以台灣女性書寫為主，也會參照其他中文書寫區域的女作家和十九世紀中期美國女性文學潮，尤其是幾個女性鄉土書寫熱出現時的歷史條件。我要論證不管是經驗論、生產機制和敘事傳統裡，都市空間皆與女性位置較為親近，除非在特定的狀況下。女性書寫的空間偏好一直受到內外緣結構的重重限制，空間的性別區隔始終銘刻在女性的現實與書寫之中，儘管我們習而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