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的大歷史：從蔡倫造紙到數位時代，跨越人類文明兩千年的世界之旅

王舒津（佛光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二○○八年北京奧運，中國重回世界舞台，迫不及待且雄心壯志地向全球展現自身文化，令人目眩神迷的文房四寶、竹簡論語與舞動的卷軸展演的，不僅是一個崇尚書寫與紙張的歷史文明，更隱晦地指出此文明自竹簡邁向紙張的軌跡。紙張作為書寫的平面與文字的載體，在數位發達的今日，顯得有些過時甚至岌岌可危。然而也拜科技之賜，這個圍繞紙張發展的文明及紙張本身，才能被展演至全世界的觀眾面前。這樣一個拗口迂迴的邏輯，與此番展演所聯繫的歷史、文明與全球，被《紙的大歷史》這本書的作者以一種更戀物、更懷舊、更宏觀也更鉅細靡遺的方式呈現出來。
本書的作者孟洛，在劍橋大學與北京研讀中文，對於中國歷史與紙張的熱愛在本書中表露無遺。在語言與文字的巴別塔中，作者試圖以紙張為媒介，黏合出一個世界性的文明地圖。或許是作者身上流竄著大英帝國的血液，因此關於紙張與發明者的故事，作者以一種世界帝國般的宏觀視野，熱烈繾綣地回望著一個遠方的文明；並以一種達爾文進化論式的視角，讓紙張從中國到全球的傳遞過程，緊緊呼應著世界文明的進程。紙張的傳奇，雖然自東亞發軔，得經由西方的認證才能完成。
本書第一章便是以馬可‧波羅（Marco Polo）拉開序幕，《馬可波羅行記》中描述的元帝國，每天有一千輛馬車將白銀往京城裡送，並且擁有鍊金術般的紙鈔製造法。紙張在元帝國不只握有財富的象徵，也握有統治的權柄。此一橫跨歐亞的帝國靠著撰寫中文、藏文、波斯文與蒙古文等各種語言的敕命律令，治理著轄下幅員廣闊的疆域。馬上民族的驍勇善戰只能征服，得是紙張才能砌起一個帝國。這一切或許都要感謝千年前的蔡倫。
《紙的大歷史》顧名思義是在追索紙張從發明到發展的歷程，作者將本書的內容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紙張在東亞的故事，第二部分為紙張在中亞與中東的發展，而第三部分則為紙張在歐洲的凱旋。紙張的產生先決得是文字書寫的需求提升，並且讓紙張之前的書寫媒介屈居下風。因此，蘇美的楔形文字、埃及與中國的象形文字，以及其後衍生的語言巴別塔，為紙張的出現築建了舞台；而蘇美泥版的厚重、埃及莎草紙的脆弱，與中國甲骨青銅竹簡的不食人間煙火，則預告著紙張的登場。西元一世紀，皇帝命宦官蔡倫為皇家藏書閣整理圖書，為尋求更好的書寫材質以便詳加記錄藏書，蔡倫浸漬植物纖維來磨成紙漿，此番程序研發出來的紙張製作快速且易於使用。鄧太后青睞的這種「蔡侯紙」取代過去神祕又尊貴的青銅與竹簡等書寫載體，進入官僚體系與知識階層。竹簡成就了先秦的聖哲經典，卻也因為亂世中的散佚而遺失了經典。紙張的便宜、大量、易於攜帶與書寫自由，不僅能縫補秦朝焚書坑儒的傷痕，更打開了漢朝經典詮釋的話匣子。紙張的柔韌與親民性格更預示了隨後中國歷史的走向：一個書法的文明與佛教的興盛。
人稱書聖的王羲之，開啟了中國書法文明的璀璨篇章，據悉王羲之是從對天鵝彎下脖頸的觀察當中悟出運筆揮毫的技法。可想而知，承繼王羲之遺澤的中國書法，自當飽含生機氣韻與流暢優美。紙張的柔韌賦予中國文字表達情感的可能，更提供中國文人一方仕宦之外，得以吐納天地、揮毫己懷的自由空間。另一方面，紙張的親民性格則使其德澤遠及邊陲之地，如敦煌藏經洞所見證的。二十世紀初西方考古隊絡繹不絕地進入中國西北之境尋寶，讓此地數以千計的佛教石窟重見天日。其中，敦煌藏經洞中總數超過四萬兩千卷的手抄經卷，尤其驚為天人。
藏經洞中四萬多件的卷軸，幾乎全是紙張，佛教經文即占了五分之四。紙張書寫出一個佛教盛世，與一個靠文字與紙張便可得渡的信仰。抄錄經文、保存經文與供奉經文皆是功德，簡單重複的梵唄唱頌，亦可取代艱深晦澀的經文讀講。紙張成為佛教渡化眾生的信使，隨者佛陀的恩澤雨露灑向日、韓與越南諸國。韓紙、日紙相繼問世，紙張在這些國度不僅披上炫目的金銀華裳，更催化了在地文字的產生。
藏經洞中的經卷不僅數量龐大，使用的語言更高達二十幾種，漢文、藏文、梵文、波斯文、粟特文、回鶻文……，絮絮叨叨唱和出一個紙張譜出的大唐盛世。藏經洞如一個時光隧道，我們得以望而遙想各國僧侶、各式人種與奇珍異獸不絕於途的大唐盛世。在這一個盛朝底下，紙張進得了上層菁英的書閣，也出得了眾聲鼎沸的市肆；紙張承載得起聖哲的智慧、經典的重量、文人的情思、庶民的救贖與異國的旅程。如同唐朝的詩人白居易，藉著紙張，他可以文思泉湧成一名詩人，也可以經世濟民如一介儒家聖哲，亦可以抄錄謄寫如一佛門弟子。紙張至此，在東亞的故事即將告一段落。
藏經洞向我們預示了紙張即將開啟的世界旅程，而《馬可波羅行記》的出版，則證明紙張的旅程至少在相當於中國的元朝時已然在歐洲落腳生根。《馬可波羅行記》出版問世後二十年間，便出現另五種不同語言的新編版本。藉由紙張，馬可‧波羅筆下那個物資豐饒的帝國，讓西方心神嚮往，觸發之後的航海大發現，西方終於征服了世界。紙張在東亞統治帝國、書寫帝國，而最終在西方完成了它的世界霸權。而這個紙張霸權能夠環遊世界，還得仰賴《一千零一夜》的魔法地毯助其一臂之力。
如果說，紙張在東亞幫助佛陀普渡眾生的方式，是不斷地抄寫經文，那麼紙張在中亞成全阿拉拿下天下的方式，便是為《古蘭經》描繪美麗的扉頁。
紙張在唐朝已經遍布朝廷、士大夫、詩文、宗教與貿易市場，迎來了它在中國發展的巔峰。與此同時，不斷擴張的大唐版圖也在怛羅斯河畔與大食帝國（阿巴斯王朝的伊斯蘭哈里發帝國）短兵相接，大食帝國的軍隊在怛羅斯之役後所帶回的俘虜，將中國的造紙技術傳到了中亞，紙張由東亞往全世界的交棒傳播正式開始。
怛羅斯河流經之處，自古為商旅絡繹不絕的絲路。遠方物品經此輾轉買賣，異國風情的妝點，將能輕易為其標上奇珍與昂貴。相傳白居易為胡人之後，而胡服、胡服與胡毒，迄今仍是大唐電影《通天帝國》的吸睛之處。中國書籍在畏兀兒胡人手中自然也搖身成為神聖而充滿魅力的事物，即便以游牧為傳統的畏兀兒人大多不識字。然而，畏兀兒人在西域所建立的回鶻王廷尊摩尼教為國教，此一追求書籍之美的宗教，替畏兀兒在紙張西傳的故事中占了一席之地。
摩尼親自撰寫經文，因此摩尼教打從一開始便視書寫為極端神聖之事。摩尼教將書寫等同於靈魂，優美的字體必來自潔淨的靈魂。隨著驚人的傳播速度，摩尼教東至中國境內、西至北非，成為第一個世界性的宗教。遠比語言更能溝通世界的圖像便成為摩尼教經書的重心，因此，顏色、圖畫、幾何線條與花卉藤蔓爬上宗教的扉頁，藝術找到了救贖之處。摩尼教的美在中亞花繁葉茂，或許得力於早先在此地撒下種子的波斯。
伊斯蘭隨後強勢地征服了中亞十數個世紀，繁忙的貿易與遷徙自古為此地匯聚的多元文化，並沒有因此銷聲匿跡。縱使此地分歧龐雜的語言與文字，促使穆罕默德的女婿為了成就一個團結的帝國，而將阿拉伯文的《古蘭經》版本定於一尊。然而，中國的繪色、摩尼教的裝飾技法，以及受到影響的波斯細密畫，仍持續不懈地令《古蘭經》更加璀璨奪目。《古蘭經》上作者與繪者皆能留名，這樣的雙署名昭告著日後伊斯蘭經文與藝術共生的特質。當蒙古的鐵騎踏上這塊土地，興建起無數在陽光下閃耀著青綠光芒的清真寺，是鑲嵌其上的《古蘭經》文令其更加熠熠生輝，幫助起草設計的則是紙張。
隨著真主的神力日益遠播，《古蘭經》的數量也日益增加。伊斯蘭來自一個熱愛吟詠而對文字冷漠的民族，而最終這個宗教所締造的哈里發帝國，其統治基礎卻是一本仰賴紙張的經書。

台灣版作者序

我在二十出頭的年紀時，曾經騎著馬、搭乘吉普車遍遊蒙古。這裡一片壯闊景色，而圍籬、道路和房屋，這些尋常的文明印記，在此毫無蹤跡。在離開以前，我已經在地圖上標記出所有和成吉思汗有關聯的地方，特別是他青年時期和早年崛起時經歷之處。
我到斡離（Onon）河去旅行，這裡是成吉思汗出生長大的地方。我跟隨他的人生進程，看著他逃離殺父仇人的追捕，充當馬賊直到有朝一日崛起於草原，在蒙古各部的一次大盟會上，升起氂牛尾製成的帥旗。
他完全沒有接受過教育，在各個定居文明的堂皇威嚴面前卻顯得毫無畏懼。然而這位有史以來最大帝國的創立者很快就發現，在以紙張施行統治時，帝國運作方能臻於至善。
在此時紙張已經遍及亞洲多數地方，但是它在十三世紀的歐洲仍是新奇而無足輕重的物事，還靜待著屬於它的時刻到來。
我在倫敦長大，說到這座城市，就令人想起那惡名昭著、而且還無休無止批評抨擊這座城市的報業媒體。它們在城市西側的弗列特街發展起來，這裡是舊日倫敦的金融中心。這是一座充滿書籍、雜誌和報刊的城市。我父親會穿著他那件細條紋西裝步行去上班，他一邊讀著舊式寬版《泰晤士報》，一邊還得忙著設法在街衢之中穿行─這可是一項須同時兼顧平衡、節奏和專注力的壯舉。不過，這樣的舉動在一座滿是由律師、詩人和匠師們所寫下、刊印出文字的城市裡，這並不是罕見的事情。
這本書說的就是我父親如何能夠讀到手中報紙的故事。它首先在亞洲開場，當中滿是皇帝、狂熱信徒、傳教士、詩人、激進分子、文官公僕、書法家、神學家、宣傳家和清潔工的記載。與其說這是由一群心志堅定的天才譜寫下的記載，不如說是一則關於識字大眾的故事，大眾閱讀的緩慢進展，先從亞洲開始，然後是歐洲，最終遍及全世界。
而最重要的，這本書說的是一個平淡無奇的書寫平面，成為知識和理念傳遞者的故事。隨著這些思想理念受到更多的人們閱讀，它們在宗教和政治層面上，就受到愈來愈多的人們所信仰秉持。
即便我們已經減少對紙張的使用，我們的世界仍舊持續見識到它不可或缺的價值所在─紙張在多元社會裡的角色，與在由政府宣傳所主導宰制的社會一樣。時至今日，我們仍然在一個由紙張所構成的世界裡生活。

譯後記／廖彥博

記得剛拿到英文版《紙的大歷史》翻譯用書時，立刻迫不急待地匆匆瀏覽過一遍。除了羨慕作者孟洛享有得以深入思考的寫作環境，從讓人意外的角度入手，兼顧宏觀與細節，勾勒出紙在人類文明裡扮演的關鍵角色，是我對這本書的第一印象。
從滿載文字的書本、承載商業宣傳口號的傳單，到食物包裝紙、揩手的紙巾，在我們日常生活裡，紙的身影可以說是無所不在。既然紙的蹤跡隨處可見，該當如何看出趨向所在呢？在全書一開場，孟洛別具心裁地帶領讀者，跟隨馬可‧波羅這個威尼斯商人的腳步，回到元代的大都──那是中國歷史上紙張做為商業貨幣使用的黃金盛世。元朝開國皇帝忽必烈的祖父成吉思汗所打下的偌大帝國，就是在紙張的基礎上遂行統治的。
紙的蹤跡與文字息息相關。文字書寫問世的時間早於紙張許多，卻一直到了紙張成為主要的書寫平面以後，才能夠完全施展它的影響。在紙出現以前的各種書寫平面，像是竹簡、絹帛、莎草紙或獸皮卷，或受限於篇幅，或因為成本過高，書寫者不能暢所欲言，知識因而成為少數人才能掌握的奧祕。紙張容易製造，成本低廉，而且篇幅可延展性高，它在中國的普及運用，使知識受極少數人壟斷的情況發生變化。孟洛以白居易的一生做為例證：人的親情、事業、友情及各種感懷抱負，全都可以在紙面上呈現。透過紙張上保存的文字訊息，千百年以後的我們，還可以看見唐代文人的往來情誼。
與中國史相關的篇幅，大約占全書的一半。孟洛藉由唐朝與伊斯蘭帝國交鋒的怛羅斯之役，將敘事的重心移往中東地區。怛羅斯一役並不算是改變中亞政治態勢的關鍵事件，但是在紙的歷史裡卻至關緊要：被俘虜的唐軍中有不少製紙匠人，因此而讓造紙術傳入中東伊斯蘭世界。因為紙張的傳入，強盛的伊斯蘭帝國擁有擴張帝國版圖的新工具。待至紙本冊裝《古蘭經》出現以後，昔日以莎草紙、獸皮書寫的各種經典，加速轉換為紙本。原本靠口說文化傳承歷史和教義的阿拉伯社會，就此搖身一變，成為愛書、重視知識學問的國度，也成就了中世紀時代保存古典文明的知識寶庫。
伊斯蘭勢力統治西班牙時期，造紙術傳入歐洲。而正是藉由紙張的逐漸普及與活字印刷術的大規模應用，馬丁‧路德「因信稱義」、直通上帝的宗教改革主張才得以出現。有了紙張和活字印刷的臂助，宗教改革運動打破天主教會對信仰的壟斷，而從此之後，先是各種語言的《聖經》譯本，接下來是樂譜、著作、小說，文藝復興之後是啟蒙運動，隨即而來的是美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文明在紙面上銳意前進的速度，猶如衝決閘門而出的洪流，浩浩蕩蕩，不可遏止。
就這樣，孟洛一步步地以紙的蹤跡，帶出歷史的進程。北京公寓裡揮毫寫大字的退休老教授、哈薩克草原上昔日伊斯蘭征服者的陵墓、普魯士城堡裡被迫軟禁的宗教改革領袖、美國開國元勳退休後的莊園……，這些看似完全不相干的場景，全都因為紙張的緣故，而成為有意義的串連：人類文明的軌跡。紙的蹤跡，就是文明的軌跡。在人類文明這場歷史大戲裡，它像是一位經驗老到的演員，不搶戲，卻極有存在感，你絕對不會忽視它的重要性。
那麼，處在數位時代，紙本會不會成為明日黃花呢？孟洛根據紙的本質，給出了一個頗為樂觀的答案：紙本著作雖然不能保證登載的絕對正確（有時候還滿紙謊言），但是它不需能源，隨翻隨看不必啟動，也沒有被遠端敵方駭入竄改的風險，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更重要的是，紙張將閱讀的權力，徹底地交到讀者的手上，這是其他任何界面（包括電子書、平板電腦在內）都不能替代的；你可能會因為忘了充電，而無法打開電子書，但是你絕不會在翻開一本紙本書籍時，遇到同樣的問題：閱讀與否，完全在你。
翻譯這本書，對我的寫作技巧和知識格局實在是獲益良多。如果說作家是在紙面上運鏡的文字導演，孟洛在《紙的大歷史》這本書裡，調度場面和掌控節奏的功力，真可以說是爐火純青了。翻譯《紙的大歷史》，讓我能跟隨作者的筆端，從紙張入手，串聯起一部世界文化史。而我更從中看見作者敘事格局的宏觀、平衡，講述伊斯蘭世界和近古歐洲，同樣能深入淺出，廣博曉暢。
本書英文版是對西方歷史有基本認知的歐美讀者而寫的，中文譯本對若干華文世界讀者較不熟悉的人事物，盡可能地加以補充，並修訂了英文版裡的少許謬誤。希望中文譯本在知識資訊方面，能夠比英文原著更加豐富。當然，本書裡如有錯漏舛誤之處，還請賢明的讀者賜教指正。

第二章　　文字始末

那些紙頁仍然是一片空白，但是卻讓人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認為文字就在那裡，由隱形的墨水寫成，吵嚷著要浮出紙面，被人看見。
──伏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文學藝術與常識》（The Art of Literature and Commonsense）

書寫是紙張的必要條件。回頭看看兩千多年之前，紙的早期歷史，在它還未成為書寫文字的載體以前，看來有如一個更加久遠龐大故事的序曲。以麻布為主要材質製成的中國包裝紙，自西元前二世紀末即存活至今，它是紙張在文字出現以前的遺跡；而當距離中國古都長安（今天稱為西安）三百二十公里遠的放馬灘，出土一張時間標定為西元前二世紀初期的古地圖時，表明了一個紙張的新角色。關於紙張上書寫文字的證據，另有若干可以將時間標定為西元前一世紀後期的例證，但是這些證據的數量相當稀少，而且幾乎都只剩下碎片。
馬可‧波羅記載道，早在紙張經由人們努力嘗試後，被用來當作書寫的平面以前，中國人將紙張拿來做風箏（風箏在當時被稱為「紙鳶」），運用紙張來發送軍情信號、做為窗紙和裝飾之用。
要是沒有書寫這項功能，紙張的成就雖然不會那麼光輝璀璨，卻也能有相當豐碩的成果，不過，當我們回顧紙張初始使用那蹣跚的起步時，我們就如同坐在書桌前的納博科夫一樣：對著一張空白的紙頁，確信隱匿在紙面之下的文字，終將浮出紙面，被人看見。因此，書寫的問世是紙張「史前史」的一部分，這個「史前史」是紙張其中一項角色的背景因素，而這項角色將能改造世界。而書寫則是人類的各種發明裡，最為奇特、也最巧妙的一項，因為它保存了最是轉瞬即逝的事物：話語。
畢竟，話語是人們彼此間包裝自身理念與經驗的方式。而話語做為一種溝通工具，自然是有缺陷的；作家福婁拜（Gustave Flaubert）寫道，人們的言語「只像走江湖賣藝人耍猴戲時敲打的破鑼，哪能妄想感動天上的星辰呢？」可是，這種遲笨而缺點多多的工具，仍是我們所擁有最為通用的溝通方式；語言仍然是溝通交流時使用的貨幣。它將我們的思緒和經驗從歷史長河裡搶救出來，再存活一小段時間。
然而話語的最大缺陷，並不在於它們不夠精確，而在於它們必將消逝。話語通常在我們說出口的那一瞬間就告消逝。有某些字句的生命可以維持數十年，而某些話語則能夠傳衍好幾個世代。但是即使如此，這些話語在由男人說給女人聽，以及女人告訴男人時，在形式上都發生了變化。由於沒辦法查證，這種口述歷史的過程顯然就成了一種傳話遊戲。
然而在五千年前，事情有了巧妙的變化：語言開始有了具體物質的形態，有時候是信筆塗鴉，有時則是雕刻銘記。突然，就算已經沒有人記得它們，這些話語或許還能繼續存在好幾年、幾十年，甚至數百年之久。
書寫文字起源於蘇美，這是一個位於美索不達米亞的王國（位於今天的伊拉克南部），這裡像是定居文明的某種原型版本，是目前已知首先懂得廣泛運用車輪、灌溉、耕犁和拱門的地方。距今八千年前，這群「黑髮人」民族（這是蘇美人對自己的稱呼）停止原先的四處徘徊，或者只是向南方遷徙（他們的發源地至今仍在爭議當中），開始建造城市。在這些蘇美人建造的城市裡，有一座名為烏魯克（Uruk），在西元前四千年時，開始以記號圖示保存話語。
牆上一道畫有一頭野牛與獵人的雕刻，或許就可以說明一個故事。這些圖畫的出現，距今已經超過三萬年。不過，隨著蘇美人口的增加，其統治者需要將財產歸屬、商業貿易、神廟占卜的解釋等記錄下來。蘇美社會的複雜性質，因而就促成記號的誕生，而由這些記號，再演變為形象，這些形象不但代表物體，也代表這些物體名稱的發音。慢慢的，形容詞、動詞和連接詞紛紛出現，而蘇美人從中造出一種原始的字體。這種語音的起源，也就是將模仿實體的圖像變為抽象的聲音符號，被稱作「通假原則」（rebus principle，即假借同音字表達意思）。舉例來說，依照這種原則，通常可以畫一隻眼睛（eye）來表示「i」的發音，而不去管它的意思；這種重要連結的產生，不會晚於西元前四千至三千年之間，產生的地點，則可能是蘇美人的京城烏魯克。關於如何定義「文字書寫」的爭論，則尚未獲得定論。某些人認為這些記號就是某種「文字」，而另有人堅持主張，這些記號只有在它們用來表示某種聲音（或音位）時，才算得上文字。不過，在人類溝通交流的歷史上，形式上向語音轉變是一項劃時代的創新之舉，這一點很少人抱持疑義。
可是，在書寫上的創新發明並不意味著文字可以快速傳播。蘇美城邦的抄寫人必須以尖銳的針作筆，在泥板上寫作。這項器皿，連同他們在泥板上雕刻的文字，被稱為「楔形」（cuneiform），意思就是「以楔狀物刻出的文字」。因此，蘇美人的文字看起來就像是一連串彼此呈直角的高爾夫球球座，即便它們是取材自日常生活中物品和形狀的圖案。
刻寫文字的泥板很重，通常是長方形，不過偶爾也有呈筒狀的泥板，或甚至呈稜柱狀，六或八角柱體，每一柱面都能夠刻字。有些泥板的尺寸小於今日我們使用的信用卡，它們通常做為收據使用，例如：一群羊的購買證明、土地款項或稅賦的繳納證明等等；至少它們是方便人們攜帶的。有一塊西元前二十一世紀時的泥板，現藏於大英博物館，它是一份交易的收據，上面記載了交付一頭羔羊。這塊泥板長大約一英吋，寬一點五英吋，重量大約為一盎司（等於二十八點三五公克）。
要寫下一首詩，或記載一個故事，所需的泥板體積要大上許多；那些用來記載重要歷史事件或政治文件的泥板，通常有半英吋厚，長、寬可能為十二英吋和十八英吋─幾乎是一張A4紙的兩倍長度。黏土做為人們用來書寫的平面，最起碼相當的牢固耐用；一等泥板乾燥以後，刻在上面的文字就算是定型了。但是泥板卻沒能廣泛流通，原因出在它們的大小、重量和易碎脆弱。體積小的生意收據泥板便於攜帶，但是很少能用在其他方面，而且也很少有菁英階層的人士，能夠負擔得起小泥板的昂貴成本，用來記載重要文件。
就算蘇美人沒能將他們這項發明的作用發揮到極致，它同樣還是一項令人激動的技術。文字改變了以下這些事情：我們決定事情、和人溝通、述說故事、記憶要事、建立信用、勝任工作、表達自我，以及找尋一個與社會上不同團體對話的共同基礎。自從頭幾個率先使用書寫文字的文明開始，這項發明或發現就太過於神奇，以至於它和季節遞嬗、農業耕作、生產繁衍和當空照耀的太陽一樣，需要神的解釋。從北歐的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到埃及和中國，因此而產生諸多神話故事以闡釋這項奇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