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多元共生的赤道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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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書名:Malaysia: An Equatorial Nation of Co-existing Multiplicities
出版日期:2019-03-08
編著者:廖文輝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528
開數:25開,長21× 寬14.8×高3.9c
EAN:9789570852752
系列:South書房

已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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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分為兩種,一者隱惡揚善,一者不可告人
任何國家的歷史都並非獨立存在,乃是由世界地理、文明、人類、戰爭相互影響交織而成。而我們所信仰的,究竟是真實的歷史,或只是歷史書寫下的真實……?
馬來西亞這個國度,種族多元,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原住民、新移民……在此交會。
印度教文化、伊斯蘭教文化、佛教文化、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西方殖民文化……在此交融。
馬來西亞的歷史,多面向、不單一!震撼的各種聲音和語言!
《馬來西亞:多元共生的赤道國度》全新史觀,一部馬來西亞人寫給世界的馬來西亞史
揭開隱晦不明、輕描淡寫的官方歷史!還原被消失的昨日

我們活在歷史中,卻渾然不覺;過去像破碎的紙片,風吹四散,無從拼湊全貌。巫裔、華裔、印度裔,甚至在馬六甲王朝前就已存在的住民,在由他人譜寫的故事中,追尋自己究竟是誰?在歷史中,究竟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由廖文輝編著的《馬來西亞:多元共生的赤道國度》以地理為點,時間為線,延展出涵蓋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的面,記錄馬來半島自史前時代至近代,文化及種族發展的深長歷史。各章看似各自獨立的故事,其實彼此牽連、內外鑲嵌。馬來民族、華族、印度族群、原住民族,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佛教文化及外來西方殖民文化,造就了豐富的大馬歷史;而隱藏在多元民族背後的,卻是暗暗湧動的民族衝突和矛盾。
這是一部由馬來西亞華人以中文寫成的馬來西亞史,填補近半世紀來華人社會書寫大馬史的空白,博採華文、巫文及其他外語文獻研究。揭開被覆蓋的昨日,追尋真實的過去,探問未知的未來。沿襲馬來西亞的歷史發展軌跡逐一開展,從遠古石器時代先民的原始活動,到當代馬來西亞二○○八年的國會大選,貫穿古今,兼及東西馬,詳略論述考古新發現、各分期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選題層次清晰,融集現實性和指向性,體系完整、結構縝密,論述穩健、語言樸實,綜述馬來西亞上下幾千年的歷史,並且以文化融和、政治角力、經濟動力和民族團結的視角,看待馬來西亞歷史發展的變與常。

※ 專文導讀
張正(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負責人):馬來西亞的歷史不只是馬來西亞的……而是每一個讀者都可以用來認識世界的切入點,讓你在時間軸上向過往回溯、向未來追問,在地圖版面上向內探索、向外開展。

※ 專文推薦
阿潑(轉角國際專欄作家):我們現在閱讀的「馬來西亞」其實並不是一個有著具體輪廓與形狀的國家,應該是由這個國家為開始,引領我們去認識過去歷史的浩瀚、相互影響與往來的文化族群,在偌大的尺度中定位自己。

廖雲章(獨立評論@天下主編):在台灣,說起東南亞,最常被想起的國家,肯定不是馬來西亞。台灣人對馬來西亞其實並不陌生,但對於馬來西亞的歷史卻所知甚少,這個多元族群融合的國家,很少成為被關注的焦點……《馬來西亞》將是一切的解答。

※ 國內學者專家一致熱烈好評
宋鎮照/成功大學政治系暨政經所特聘教授、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
李美賢/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
高嘉謙/台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張蘊之/東南亞文化資產講師
楊昊/政治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執行長
廖雲章/獨立評論@天下主編
蔡增家/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教授
蕭新煌/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特聘研究員
(姓氏排列以筆畫順序)

貨號: 9789570852752 分類: , ,
編著者:廖文輝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馬來西亞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中國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中文系副教授、馬來西亞歷史研究中心主任、華僑大學華僑華人文獻資料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研究領域為東南亞史和東南亞華人。著有《許雲樵評傳》、《馬新史學80年:從南洋研究到華人研究(1930-2009)》、《華校教總及其人物(1951-2005)》、《華教歷史與人物論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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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前言 South─南方視點的跨國人文書房 高嘉謙
推薦序一 彌補單一史觀 平實且均衡的馬來西亞通史 陳劍虹
推薦序二 我們都需要一本馬來西亞史 阿潑
台灣版序
自序

導讀 誰的馬來西亞史? 張正

總論 馬來西亞歷史文化之總體發展趨勢
概論
第一章 馬來西亞史前史
第二章 印度化時期
第三章 馬六甲王朝
第四章 柔佛王朝與葡屬馬六甲
第五章 柔佛王朝與半島的發展
第六章 英國勢力的介入
第七章 近代馬來亞雛形的出現
第八章 東馬來西亞砂拉越和北婆沙巴
第九章 戰前馬來亞的社會發展
第十章 戰前的商業與經濟活動
第十一章 從日本入侵到馬來西亞的成立與發展
第十二章 傳統馬來文化

附錄一 一九四一年以前的馬來亞通史研究
附錄二 大馬民族英雄芻議
附錄三 馬來西亞各州蘇丹任期表
注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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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論

馬來西亞歷史文化之總體發展趨勢

如果要總結這幾千年馬來西亞(Malaysia)歷史文化的發展特徵,一言以蔽之為異文化異民族的應對與融和。這是因為馬來西亞的一切,從地質、氣候、國名到各種族與文化,無不受外來的影響。著名歷史學者許雲樵曾謂:「馬來亞史料的搜求須向外發展,並不足奇,因為馬來亞的,都有其『外來』的傳統—這也是她所以成為馬來亞的特徵。地質學家告訴我們,馬來亞的土地是七千萬年前,中國發生的『燕山運動』所造成,那是她受外來影響的開始。考古學家告訴我們,馬來亞的人種和史前文化,都是從亞洲大陸移植來的。氣象學家也告訴我們,馬來亞的氣候受季風所操縱,而季風卻是澳洲和中國兩地的高低氣壓中心輪流輻散和輻合的結果,從而影響到她的土產和人民經濟活動。最奇怪的,甚至連『馬來亞』或『馬來』這個名稱,也是外來的。」這樣的一個研究結果,在其他族裔學者中均得出大同小異的結論。
外來既表示新因素的進入,相對於本土而言即是一種挑戰。面對挑戰,本土文化就要有相應的回應。剛開始的接觸通常是痛苦、排斥和對抗,久之則為接收、吸納和融和。縱觀數千年來馬來半島的歷史文化發展,莫不循此模式演進和發展。外來元素的不斷加入,亦表示不斷豐富和多元本土文化,無形中形成一種百花齊放春滿園的格局。這樣的一種演進和發展格局,如洪潮般沛然莫之能禦,不是任何政治勢力或統治力量所能抵擋的。如今當權者的種種所為,莫不是對本國歷史文化演進發展大勢不明所以而產生的盲動和不自量力的螳臂當車之舉。無論當權者多麼努力的推行單元同化的政策,他們皆不能抹煞因為外來而形成的多元內涵,最後他們也勢必難逃從對抗到融和的發展模式。


馬六甲(Melaka)王朝是馬來西亞歷史上最光輝的篇章,她的影響反映在以下四件事情上。首先,馬來民族政權之確立。馬六甲王朝的成立,其最大貢獻厥為確立馬來民族在這塊土地上的主流地位,奠定了往後馬來民族的說話權。半島上各州的王室若不是系出馬六甲,也與馬六甲有難以分割的關係。其二,政治制度之確立。馬六甲王朝建國後所制定和採行的朝廷禮儀、典章制度、律法風俗,莫不成為往後各個馬來土邦的藍本,沿襲因循,只是略事增刪損益。其三,宗教文化的確立。馬六甲第五任蘇丹目扎法沙(Sultan Muzaffar Shah)在位時將伊斯蘭教定為國教。蘇丹目扎法沙此一國策,其功能無異於漢武帝之獨尊儒術,使伊斯蘭教從此在馬來半島定於一尊,成為主流文化,形成往後馬來民族即伊斯蘭教,伊斯蘭教即馬來民族,馬來民族與伊斯蘭教不分的局面。其四,版圖的確立。
惟其如此,有一點是吾人不能抹煞的,即馬六甲王朝的光輝是由外來多元文化所摶積而成的。首先,確立馬來民族政權的是來自蘇門答臘深受印度文化影響的巨港(Palembang)王子。而屬於馬來西亞第一大種族的馬來民族,是在十二世紀左右才開始大量移入。他們大多是從蘇門答臘的室利佛逝(Sri Vijaya)、米南加保(Minangkabau)、亞齊(Acheh)等國移來,而武吉斯人(Bugis)的移入,已是荷蘭殖民時期的事了。其二,在政治制度的確立上,也烙上了大量外來文化的影子。拜里米蘇拉(Parameswara)曾親蒞明朝學習中國朝廷之禮儀,現時馬來王室以黃色為主色,採用黃傘,皆是明朝制度的沿襲。
馬六甲典章制度的大致抵定是第三任統治者斯里馬哈拉加(Seri Maharaja)仿效室利佛逝的遺制而來。此外,馬六甲的四朝首相敦霹靂(Tun Perak)在任期間,採用許多印度的制度,使馬六甲的行政更有效率。其三,在宗教文化方面。伊斯蘭教的傳入是從阿拉伯途經波斯、印度、蘇門答臘,最後才進入馬來半島。在伊斯蘭教傳入以前,馬來半島主要信仰佛教或印度教,許多地區甚至仍處自然崇拜。由於馬六甲王朝極力推廣伊斯蘭教,使她獲得「小麥加」的美譽。在文化方面,馬來民族的舞蹈,皮影戲、建築、風俗等等莫不有印度、伊斯蘭教、米南加保等民族的影子。
無可否認,馬來半島在蘇丹目扎法沙定伊斯蘭教為國教以前,印度文化在馬來半島少說已有近十二或十三世紀的歷史。但是在印度文化成為主導文化的同時,伊斯蘭教也開始傳入馬來半島。已有學者考訂,早於八、九世紀時在吉打已有伊斯蘭教的蹤影,但伊斯蘭教在馬來半島活動,有文物佐證,並確實可考的年分為一三○三年,這是因為登嘉樓(Terengganu)石碑的出土。可見伊斯蘭教從傳入到成為國教,至少花費數世紀來融和,始取代印度文化在馬來半島的影響力。即使在被欽定為國教的馬六甲王朝時代,印度文化仍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與伊斯蘭教時相衝突,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馬六甲王朝覆亡,兩者之間的衝突可說是馬六甲王朝滅亡的原因之一。在敦霹靂主政期間,他致力於調和兩者的關係,使其相配合而非相衝突,此一時期可說是馬六甲王朝的黃金時期,國勢一時無兩。可惜敦霹靂身後,兩者糾紛再起,最後引致葡萄牙的入侵而亡國。由此可見,伊印文化的相處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合則兩美,分則兩傷。兩者的和平相處成就了馬六甲王朝的偉大,敦霹靂在國史的地位由此可見。


馬六甲王朝除須面對伊印文化對抗的棘手問題,同時也得妥善處理其與土著之間的關係。第二任統治者伊斯干陀沙(Megat Iskandar Shah)為了調和雙方之間的關係,曾經迎娶土著公主。這是因為馬六甲王室是來自蘇門答臘巨港,相較於馬來半島的土著無疑是外來民族。這些土著長久盤踞沿海與內陸森林,握有龐大的海上優勢,同時也掌控了一定的經濟力量。馬六甲王朝立國之初,國基未穩,和當地土著和睦共處,攜手建國,成為馬六甲王室的當務之急,也可被視為馬六甲立國的國策。而與當地有權勢者聯姻,無疑是最直接和有效的方法之一。
來自蘇門答臘的巨港王室除了在統治上積極與內陸土著合作,取得其認同之外,在國防軍事上也因其與室利佛逝的淵源,而得到以海為生的海人(Orang Laut)之絕對效忠和配合。馬六甲王朝的海防力量主要得力於這些海上土著,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一六九九年柔佛王朝的馬六甲血統斷絕,始出現一些變化,其中有一批拒絕效忠非源自巨港神聖血統的海人因此離棄柔佛王朝。蘇丹馬末沙(Sultan Mahmud Shah)的後裔為了反攻復國,以柔佛為基地所建立的柔佛王朝,其軍事力量可說完全來自海人毫無保留的絕對效忠。據統計,柔佛王朝四百餘年的歷史,遷都次數不下四十次,其中因兵戎摧毀而遷都占絕大多數。但柔佛王朝卻往往能在短期內重新建都並結集軍隊,主要便是依賴靈活機動,難以捕捉主力的海人。換句話說,如果沒有海人的絕對效忠,就難有柔佛王朝的四百餘年歷史。以馬六甲和柔佛之例比照馬來亞的獨立,若非三大種族共同努力,馬來亞焉能輕鬆如意取得獨立自主權?馬來西亞的建設和發展,若無華印族的血汗,焉能有今天安定成就?當政者不見及此,一意孤行,實行單元趨同的政策,無疑乃是對歷史的無知和蠢動。


地理大發現以後,歐人憑其海上優勢,紛紛向海外殖民。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紀初期進入馬來半島,標誌了西方勢力入侵的開始。由於葡萄牙的入侵是以傳教和商業壟斷為主,除了葡萄牙村和甲必丹制(Capitan),葡萄牙對馬來半島的影響可謂少之又少。接著葡萄牙之後進入馬來半島的是荷蘭,葡屬馬六甲的淪陷,幾乎可歸因於荷蘭和柔佛王朝的合作。由於柔佛王朝的協助,使得荷蘭能夠順利地在東南亞建立橋頭堡,雙方的關係可謂合作夥伴多於敵對狀態。但荷蘭發展的主力主要在以巴達維亞(Batavia)為中心的東印度群島,在馬來半島則以錫米壟斷為務,故對馬來半島的影響也不大。十八世紀後期,英國人重回東南亞,先後占領檳榔嶼、新加坡、馬六甲和其他馬來土邦,並設置了三個行政單位,即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馬來聯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和馬來屬邦(Unfederated Malay States)分別管治。英國在經濟剝削之餘,也進行了許多相應的建設,從硬體的學校、醫院、郵局、鐵路和馬路,到軟體的人才栽培、文官制度、官僚行政體系等皆是。馬來西亞的獨立建國,從憲法、政治體制到各種的行政措施無不仿效英國,現今馬來西亞的政治制度基本上可說是英國體制的遺銳,英人的影響可謂至深且巨。
西力的入侵,對當家作主的馬來民族而言無疑是主權的喪失,因此反抗殖民與帝國主義的統治無日無之,直到英殖民政府退出馬來半島為止。即便如此,到了十九世紀下半期馬來土邦各王室,也不得不隨順潮流,進行維新改革。十九世紀後期的各馬來土邦,在面對強勢的西方官僚與律法制度的衝擊之下,從最早的強烈反抗過渡到逐次接受英國人引進的文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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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六甲的興盛及其國際地位
馬六甲在西元十五世紀崛起成為國際大商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先天條件和千載難逢的客觀因素,更為重要的是本身的努力經營和建設。馬六甲地處馬六甲海峽最狹窄處,容易控制來往船隻,同時背山面海,居高臨下,易於防守,加上又位於亞洲兩大季候風,即東北季風和西南季風的起點和終點,各國船隻皆匯聚於此。這時候,適值東南亞海權強國滿者伯夷日漸衰落,無形中出現權力真空。即便如此,更為重要的是馬六甲能憑藉與外在勢力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方能在此空隙乘勢而起。

與中國的宗屬關係
馬六甲立國之初,國小勢弱,四鄰強敵環伺,尤以暹羅最具威脅。為了抑制外敵,在外交上馬六甲延續室利佛逝與中國的朝貢關係,一方面發展貿易,一方面可以借助中國的力量威嚇暹羅,使之不敢輕舉妄動。為了與中國維持良好關係,馬六甲前三任統治者就曾經先後五次(一四一一年、一四一四年、一四一九年、一四二四年和一四三三年)入朝覲見明成祖和宣宗皇帝,締造三世五入朝的佳話。此外,明朝共冊封馬六甲統治者七次,馬六甲共遣使入貢二十九次,明朝共遣使至馬六甲十次,馬六甲受明朝保證免受安南侵略者凡四次,在在證明馬中關係的密切。
馬六甲建國伊始,正是明朝國勢最為強盛之時。一四○三年,明成祖派遣尹慶詔諭馬六甲,宣示天德,賜織金綺羅、銷金帳幔。拜里米蘇拉大喜,即刻安排使節跟隨尹慶回航的船隊入貢,乘機要求明朝保護。一四○五年,馬六甲再次遣使入貢,明成祖冊封拜里米蘇拉為滿剌加國王,地位與暹羅等同,同時解除滿者伯夷的宗主地位,成為明朝的藩屬,雙方開始建立密切關係。一四○七年和一四○八年,馬六甲皆遣使隨鄭和寶船入貢。一四○九年,明朝正式冊封馬六甲為國,為了答謝冊封之恩,拜里米蘇拉特於一四一一年親率妻子陪臣五百四十人入朝奉貢,並投訴暹羅的侵擾,請求明朝出面制止。當時訪問團規模之大可謂空前,明成祖也親自接待,並賜予大量物品,臨別前又賜宴餞行。一四一二年時,拜里米蘇拉派其侄兒到中國答謝。
一四一四年,第二任君主伊斯干陀沙親自入朝告訃,稟告父喪,並受成祖賜封,往後則成常例,或每年或間隔入朝。一四一九年,伊斯干陀沙再度率妻子陪臣入朝謝恩,並於辭歸時向中國傾訴暹羅侵犯之事,明成祖即行敕諭暹羅,使之不敢隨意侵犯。一四二四年,斯里馬哈拉加繼位,親率妻子陪臣入朝告喪。一四三一年,斯里馬哈拉加派遣使臣控訴暹羅的入侵,時為宣宗宣德六年。一四三三年,斯里馬哈拉加再次親率妻子陪臣來朝,此後雖有使臣往返,但君主未曾再親自入朝。往後還有如下六次的遣使入貢:一四四五年,馬六甲使臣請勅封其王子斯里拜里米蘇拉帝瓦沙為王;一四五五年,蘇丹目扎法沙貢馬及方物,並請封為王;蘇丹滿速沙(Sultan Mansur Shah)有兩次遣使入貢請封的紀錄,一次在一四五九年,一次在一四六一年;一四七四年,蘇丹阿拉烏丁.利雅沙(Sultan Alauddin Riayat Shah)遣使入貢。
成化十七年(一四八一年),安南劫馬六甲貢使,貢使入朝稟報控訴,明朝詔勅遣責安南,並派遣官員冊封蘇丹馬末沙(Sultan Mahmud Syah)為王。一五○八年,使臣端哈芝(Tuan Haji)等入貢,到廣東時卻為其同伴所殺。日後葡萄牙入侵馬六甲,蘇丹馬末沙稱王於柔佛、廖內(Riau)、甘巴(Kampar,在蘇門答臘)等地,而馬六甲朝貢明朝之事就此絕跡。終馬六甲一朝,馬六甲統治者至少曾二十九次遣使入朝進貢方物,明朝也先後十次派遣特使到馬六甲,並四次給予有效保護,免其受暹羅和安南的騷擾和威脅。
自從尹慶於一四○三年到訪馬六甲以後,從一四○五年到一四三三年的二十八年間,鄭和七次下西洋,其中五次以馬六甲為駐紮地(一四○五年第一次、一四○九年第三次、一四一四年第四次、一四一七年第五次、一四三一年第七次)。這個駐紮中心,也稱「官廠」,以為囤積錢糧之用,同時也建立行轅安置其隨員部隊,《瀛涯勝覽》謂:「凡中國寶船到彼,則立排柵,如城垣,設四門、更鼓樓,夜則提鈴巡警,內又立重柵,如小城。蓋造庫藏倉廒,一應錢糧頓在其內。」這不僅幫助馬六甲立國抗敵,帶來政治穩定,同時更吸引了大批商人到來,使馬六甲成為本地區重要的港口,經濟繁榮,聲威遠播。
馬中的交往,最明顯的影響有三個方面,首先是參照了中國的典章朝儀所擬定的制度,成為馬來民族傳統的一部分,如斯里馬哈拉加之重視黃色,即模仿自中國;而其樂隊中之銀質喇叭,上附有一馬來人所稱之龍(naga),亦是受中國之影響。其次是仿照明朝的銅幣,將沉重大塊的「斗錫」,改為圓形中間無孔的錫幣,一直通行至葡萄牙時代才被廢除,可謂馬來各邦貨幣的老祖宗。其三是鄭和下西洋時在馬六甲留下的痕跡,至今仍然有跡可尋。如馬六甲著名的三寶山和三寶井,不但是馬中兩國友誼的見證,也是華人在這土地上開荒墾殖的例證,而留下的青花瓷器更是無價之寶。當時華巫通婚,其後代便是今天的峇峇。此外,《海錄》也記載了滿剌加「王居前屋用瓦,乃永樂中太監鄭和所遺者」。

改信伊斯蘭教
馬六甲的強大與伊斯蘭教有莫大的關係。在伊斯蘭教傳入以前,島嶼東南亞主要受印度文化影響,遲至西元十世紀以後,印度化國家雖然已經大不如前,但其文化已經深深烙印在各地人民的語言風俗、政治社會和音樂舞蹈等方面。大約在西元十五、十六世紀,伊斯蘭教及其文化始在島嶼東南亞取得主導地位。
自西元七世紀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創立後,隨著商業活動的進行,伊斯蘭教的教義也跟著傳播出去,在西元八世紀中國唐朝南方的大港廣州已經出現穆斯林的足跡,作為中轉站的東南亞,相信穆斯林也在此進行商業活動。其實,吉打在西元八、九世紀時已經有穆斯林的存在,為七七四年的兩位阿拉伯商人,一為庫塔斯.貝(Khurthas Bey),一為來吉打傳教的蘇萊曼(Sulaiman),只是這些史實至今仍缺乏文字史料的佐證。伊斯蘭教何時傳入東南亞島嶼地區,學界雖有爭議,但一般咸認西元九世紀唐末的動亂,迫使中國穆斯林移居東南亞,但礙於居留時間短促,只專注商貿,也無意於傳教,加上東南亞印度文化深刻的影響力,基本上伊斯蘭教仍然無法廣布。直到西元十三世紀蘇門答臘島的巴塞改宗伊斯蘭教後,伊斯蘭教才算正式傳入東南亞。西元十五世紀,馬六甲的第二任統治者迎娶巴塞公主,並改信伊斯蘭教,鄭和隨使馬歡在《瀛涯勝覽》中曾說:「國王國人皆從回門,持齋受戒誦經」,指的正是此事;第五任統治者則宣布宗伊斯蘭教為國教,馬六甲遂成為東南亞伊斯蘭教的傳布中心,並有「小麥加」之稱。故此,有學者認為這是伊斯蘭教在東南亞的第一次大發展。
奠定伊斯蘭教在東南亞的地位,是較為晚期到島嶼東南亞經商的胡茶辣(Gujerat)商人。他們主要來自印度西海岸的信奉伊斯蘭教的印度商人,擅於利用沿海的優勢進行東西方貿易。約莫西元十三世紀,他們來到東南亞從事買賣時,就積極地傳播伊斯蘭教。蘇門答臘北岸的商港,是島嶼東南亞中最為靠近印度的區域,無形中成為伊斯蘭教最早傳入的地區。巴塞因此成為最早的東南亞伊斯蘭教國家,接著巴祿頭(Perlak)、亞齊(Ache)也相繼成為伊斯蘭教的中心。
由於東南亞在伊斯蘭教化的過程中,除了阿拉伯的伊斯蘭教商人,印度商人和中國人也發揮作用,加上有不少改教者是一般百姓,故此其信仰內容涵蓋不少其他原始信仰和文化的元素,有相當的包容性,也有一定程度的本土化。這是為何伊斯蘭教中以蘇菲教派(Sufism)聞名的神祕主義思想,能很快地與混合原始萬物有靈及印度文化的宗教信仰相結合,深深觸動馬來人的心弦,在短短的一個世紀內征服馬來半島的原因。有學者認為:「在北大年、西蘇門答臘、森美蘭土邦,他們根據《可蘭經》(也譯作《古蘭經》或《古安天經》)制定的宗教法典,不得不接受許多建立在母權制基礎上的同她極不相同的習慣法……而在砂拉越,西元十六至十九世紀來自馬六甲半島和馬來群島的移民浪潮中遷來的馬來亞居民,他們的宗教法典,從一開始就融合著若干習慣法。」也有學者認為馬六甲在伊斯蘭教化的過程中,「大體上保留了傳統的社會政治制度,她的主要官職名稱大多是本地傳統的和印度式的,很少有伊斯蘭的職稱。」
伊斯蘭教所以能在此廣泛傳布,原因在於其傳教方式頗為得宜,主要有兩個大方向,即自上而下的傳播方式,以及從沿海貿易點向內地推進的策略。西元十三、十四世紀東來的穆斯林商人皆以宣揚伊斯蘭教為己任,商業活動和傳教熱忱促進了伊斯蘭教在東南亞的發展。他們和當地女子結婚,並以他們所帶來的實際經濟利益,吸引當地土酋主動改教,甚至與當地貴族土酋勾結,反抗印度教或佛教政權,建立伊斯蘭教國,使伊斯蘭教得以從上而下傳播。由於伊斯蘭教傳入時,島嶼東南亞缺乏強大而穩定的中央政權,沿海地區的首領和政權除了可從與穆斯林商人交易中獲取實際好處,同時也認為轉向伊斯蘭教有助於保護他們的利益,鞏固他們的地位和擴大他們的勢力,伊斯蘭教最終得以由沿海對外貿易點或城市逐步向周圍或內地推進。另一方面,由於島嶼地區在民族、語言、文化或習俗方面都有較高的一致性,也利於伊斯蘭教化的同步擴散。
關於伊斯蘭教傳入馬來半島,最早的文字記載,可溯源至一九二四年發現於登嘉樓河口,阿拉伯伊斯蘭教徒於一三○三年所豎立的石碑,碑上刻有以爪夷文書寫的伊斯蘭教教義和一些犯姦淫罪的罰則,是目前馬來半島上最早的伊斯蘭教遺跡。馬六甲的第二任統治者伊斯干陀沙由於迎娶巴塞公主而改奉伊斯蘭教,成為馬來半島上首位皈依伊斯蘭教的國君,故此在政治勢力的庇護下,臣民皆逐漸改信伊斯蘭教。
馬歡於一四一四年到馬六甲時,也發現居民皆信仰伊斯蘭教,這時正好是二世王統治時期。
但是到了第三任統治者斯里馬哈拉加時,卻出現了短暫反動之勢。他曾於回曆新年時,昭告人民其會依據新加坡國祖先之習俗,即依照當時酋長掘地得王冠為新一年的開始,戴冠披服接受祝賀的傳統來慶賀新年。此外,他採用伊斯蘭教國家禁用的「Maharaja」稱號,也可以視為對伊斯蘭教的一種背叛行徑。但畢竟伊斯蘭教化是大勢所趨,到了第五任統治者目扎法沙就正式宣布以伊斯蘭教為國教,君主改稱「蘇丹」,並正式確立伊斯蘭教的兩大節日,即開齋節(Hari Raya)和進香麥加(Mecca)後之哈芝節(Hari Raya Haji)。每逢這些節日,王宮前的廣場就會築起一高出地面許多,可以瞭望的亭子,節慶當天會有無數行列在市集遊行後集合於廣場,老百姓就跟隨亭內的國王和王妃進行禱告儀式。儀式後國王便會出遊,與民同樂。在他任內編訂了內含伊斯蘭教法的法典,在其統治範圍內採行伊斯蘭教法,創建清真寺、宗教學堂和蘇菲道堂。此後,在統治階層的鼓勵下,不僅老百姓皈依伊斯蘭教,王室也和非伊斯蘭教徒通婚,以吸引新的皈依者。
隨著馬六甲王國商業的繁榮與國力的強盛,伊斯蘭教更進一步傳播到各地,一般上或以商業作媒介,或通過政治手段,或軍事擴張。其中,彭亨和吉打是因與馬六甲王國建立聯姻關係而信奉伊斯蘭教;北大年、吉蘭丹及登嘉樓則是因臣屬馬六甲王國而改教;蘇島上的甘巴、錫國(Siak)、英得其利(Indergiri)和占卑等則由於先後被征服,也同樣改奉伊斯蘭教。當時,伊斯蘭教向外的傳播主要有三條路線,一路傳到蘇門答臘的中南部各港口;一路則經婆羅洲的汶萊,往東傳到蘇祿(Sulu)群島、棉蘭老(Mindanao)及其鄰近各島,這時馬六甲王國便取代了巴塞,正式成為東南亞伊斯蘭教傳播中心,並被譽為東南亞的「小麥加」。
馬六甲改奉伊斯蘭教,不僅吸引了來自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印度和中國商人前來經商,帶動了馬六甲成為國際商港,更重要的是,伊斯蘭教也同時形塑了馬來民族的性格,不致因政治失敗而潰散,對馬來民族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政治上採行政教合一,統治者為阿拉(Allah)在世間的代表和伊斯蘭教的護法,並以宗教為手段來對抗西方勢力的入侵。經濟上,伊斯蘭教鼓勵教徒自行累積財富,所以經商是穆斯林的主要活動,也帶動了東南亞的經濟活絡。社會習俗方面嚴守《可蘭經》的戒律,以清真寺為社交活動中心,穆斯林聚集在清真寺舉行宗教儀式和祈禱,社會上的階級之分也明顯淡化了。此外,宗教法也被應用到法律上,如馬六甲的海事法中就納入了宗教法。文化方面,鄉村的祈禱所、清真寺和宗教司住所都是宣教的場所,伊斯蘭教教義的傳授為穆斯林的基本教育。伊斯蘭教中的阿拉伯語也被吸納成為現代馬來文的組成部分,「jiran」、「mahkamah」、「rezeki」、「sejarah」、「selamat」等,都是受阿拉伯文影響的詞彙。此外,爪夷文也成為當時伊斯蘭經典、宮廷書信、法律規章、私人書信及文學作品的書寫文字。在伊斯蘭教文學的影響下,馬來古典文學開始出現傳奇小說(Hikayat)和敘事詩(Syair)等文體。伊斯蘭教獨特的圓頂、拱門和尖塔,並以《可蘭經》為裝飾藝術的建築形式,在馬來半島也隨處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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