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年代：意識形態、排外、極端局勢如何摧毀民主和走向戰爭

一本透過歷史了解世界局勢的書／胡川安　「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主編

我們的世界
近兩年的世界局勢並不穩定。從未競選過的美國富豪川普投入總統選舉，而在選舉期間即發生一連串的爭議，當選後則排斥移民，要在美國和墨西哥間築起高牆，並且強迫國會通過。近來川普開始拿中國開刀，一手以國家安全的大義，在中國電信巨擘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過境溫哥華時加以居留，並且阻斷其在全球的發展；一手透過關稅的手段，強化貿易壁壘，重創中國經濟。
美蘇冷戰結束後，美國獨強了二十年以上的時間，在國際上所向無敵。但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雖然仍維持極權的體制，卻展現出驚人的經濟實力，危害美國獨強的地位。兩個國家的關係牽動著世界局勢的發展。川普出人意表的政治運作方式，讓全世界都摸不透，但強化美國的利益，以維護美國的霸權為第一優先，對未來的世界會帶來什麼改變呢？是否會走向一個以科技為主的冷戰？還是更極端化的未來？
如果我們將眼光放到大西洋彼岸的歐洲，同樣也會發現不穩定的局勢。二○一六年決定脫離歐盟的英國，新上任的女性首相泰瑞莎．梅伊（Theresa Mary May）雖然延續脫歐的政策，但卻面臨了組閣的困境，英國國內在脫與不脫歐間繼續拉扯，消耗國家的實力。今年六月下臺的首相，讓未來英國的局勢更加撲朔迷離。德國的梅克爾（Angela Merkel）同樣岌岌可危，在面臨組閣的難題之外，關於中東難民的議題始終困擾著德國的政局。二○一七年法國大選籠罩在極右派勢力抬頭的陰影中，最後獲得民眾青睞的馬克宏（Emmanuel Macron）讓一切悲觀的局勢似乎獲得轉機。然而，上臺不到兩年，法國就面對來自國內新型態的「黃背心運動」的抗爭，重創馬克宏的支持度。
局勢動盪紛擾，不禁讓人擔心世界是否有走向互相毀滅的可能？上個世紀人類歷經了極端的處境，兩次世界大戰死傷超過數千萬人，我們在戰後痛定思痛，透過各種國際性的組織保障人類的和平。但隨之而來的就是美國與蘇聯的長期冷戰，世界被劃分為兩個陣營。蘇聯垮臺後，東歐共產國家也跟著倒臺，大家相信人類會走向一個自由民主的未來，一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說的「歷史的終結」的時代。
然而，世界局勢的發展從來就不是一條坦途。除了英國以外，歐盟國家間對於歐盟的質疑聲浪愈來愈大。美國在蘇聯垮臺後，雖然成為世界獨霸，但隨著經濟局勢的轉變，還有中國與俄羅斯的崛起，彼此相互爭雄、一較高下的意味相當濃厚。俄羅斯在蘇聯瓦解後，相較於冷戰時期的叱吒風雲，從上個世紀末到本世紀初，憤慨在國際上無法與美國平起平坐，使得傳統的意識形態和擴張主義逐漸無可遏抑。二○○八年俄羅斯入侵喬治亞，接著吞併克里米亞，並且在歐洲議題上和德國爭奪對歐洲的控制權、插手中東的政治，再加上普丁大權獨攬，頗有以往帝俄時期的氣勢與權威。
由於經濟衰弱，歐洲國家出現大量的失業人口，加上伊斯蘭世界部分地區長年的戰亂，使得大量的移民進入歐洲，造成歐洲國家的負擔，讓原本負債的政府雪上加霜。趁著政經局勢的混亂，激進的政客開始操弄輿情。「民粹主義」在美國與歐洲都成為關鍵詞，拋棄以往進步、穩定和自由的形象，政客直接要求人民給予領導者更大的權力，抵抗奪走他們本國工作的外國人，把他們趕出去。

關鍵年代
前幾年還在國外攻讀博士時，我每天閱讀國際新聞總有一種感覺：「我們的世界怎麼了？」然後接著問：「我們能做什麼？」作為一個新媒體的主編，作為一個歷史學專業出身的學者，擁有超過二十一萬的FB粉絲、每個月觸擊率高達百萬的「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網站，自詡為臺灣最有影響力的人文內容網站，能夠帶給讀者什麼樣的內容，又能怎樣反思現在的世界情勢？
「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網站不是報導時事，也不是政治和社會評論的媒體，沒有辦法立即回應現在的國際局勢，但不代表我們不想或是無法回應。我們選擇的方式是更具有時間深度的思考，嘗試理解上個世紀人類「如何」因為意識型態、排外和極端局勢而走向戰爭？
透過歷史無法了解未來，但能審視過去。我們可以透過歷史了解以往人類的瘋狂，並進行相關的反省。在本書裡我們並非單純的以古鑑今，如此太簡化歷史的複雜性與人類的自主性，但希望透過歷史加以理解我們現在的處境，因此特別以多元的方式呈現相關議題的複雜性。
本書分為六大部分，一開始以「川普崛起敲響了全球化的警鐘嗎？」為起點，先從川普贏得美國大選的原因開始分析。透過川普，讓我們回想起美國不光彩的過去，回想一九五○年代麥卡錫主義當道、反共氣氛瀰漫的當時，知名廣播電視人德華．蒙洛（Edward R. Murrow）曾說：「這位總統的行為，已經令盟邦憂心忡忡、讓敵國稱心如意，這是誰的錯呢？不能完全歸咎於他，恐懼的情境並不是他創造出來的，他只是善加利用並大有斬獲。」雖然是六十五年前的言論，現在看來仍有十足的現實感。
從美國總統川普帶起來的恐懼，我們繼續回溯歷史，將視角放到歐洲大陸。第二部「脫與不脫之間」分析歐盟與英國，從近來歐盟的治理危機談到英國脫歐的歷史根源。第三部「我們如何喪失民主與自由？」回顧過去德國強人希特勒崛起、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放棄民主、義大利邁向極權的過程。歐洲的例子告訴我們在民主制度不健全和公民社會發展不足的時刻，再加上政治人物的操弄，很有可能會被激進的民族主義占據，接著只需要一次經濟危機和一些時間，就能達到如此劇烈的轉變和引發戰爭。
除此之外，引發人類走向極端，並且發動戰爭的原因還在於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如此偏狹的想法仍然盤踞在當代的政治中。第四部「種族主義與排外」敘述達爾文學說如何意外成為種族排外政策的「科學」根據，以及華人移民在澳洲發展史上扮演的角色，探討二戰時期風行的種族主義如何塑造國家，又如何邁向今日的多元風貌。
分析國家如何走向極端、邁向戰爭的過程，從國際局勢、經濟壁壘和民主制度的危機等面向來看都很重要，我們在本書第五部「傳統價值的崩壞與重建」更進一步指出對於日本、中東和俄國而言，傳統價值的崩壞與現代化過程中，對於自我認同的尋求也是不可缺少的面向。這些國家的現代化同時伴隨著西方文化的進入，容易使得傳統價值失落、認同喪失。在自我認同與西化間，為了回歸到以往的「純潔性」，透過戰爭的方式讓世界的局勢更加動盪。最後一部於綜觀歷史脈絡後，尋求哲人的反思，提出一個當下與未來都必須深入思考的問題：「我們能免於戰爭的恐懼嗎？」
「關鍵年代」是由一連串的時間、一連串錯誤的決定所造成。一百年前，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大公（Franz Ferdinand）夫婦遭槍擊，成為引發世界大戰的導火線，戰火擴及歐洲、亞洲和中東。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原來支持世界的根基遭到拔除，舊有的體制崩潰，像是奧匈帝國、俄國沙皇和蘇丹等王朝。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傷亡和慘烈程度遠大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但很多學者認為它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問題的延續，根源必須回到一次大戰尋找。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不必要的悲劇。」這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基根（John Keegan）的名言，他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由於人性中的自私、貪婪和懦弱所產生的劇烈反應。在克里斯多福．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的著名作品《夢遊者》（The Sleepwalker）中認為「一戰的爆發是一場悲劇，而不是一樁罪行。」當時的皇帝、外交官和將軍像是一群夢遊者，在莽撞無知和軟弱無能的狀況下，將歐洲帶入一場無法收拾的戰爭。
我們目前正在經歷另外一次的「關鍵年代」，上個世紀因為各式各樣的因素，我們走向了極端，選擇了毀滅性的戰爭。經歷了一個世紀，現在的我們能否做出更明智的決定呢？

失控的汽車：一九四○年法國陷落
一九四○年六月的法國是特別的。那年夏天，陽光燦爛、萬里無雲、冷熱適中，堪稱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最美好的季節。也正是在那年夏天，法國陷落，法國人自己終結了長達七十年的自由民主。
六月四日，當最後一批英國遠征軍離開敦克爾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正式進入了亡國的倒數計時：它最精銳的部隊已被摧毀，僅存的盟友逃回海上，而進擊的德軍則已兵臨城下。雪上加霜的是，野心勃勃的義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更在此時對英法宣戰，粉碎了法國透過義大利居中調停的最後希望。
納粹鐵蹄步步進逼，法國政府連夜出逃；百萬難民流離失所，巴黎街頭人去樓空。
海峽彼端，英國首相邱吉爾正在國會發表演說，呼籲全民抗戰到底，並聲稱這是不列顛「最光輝的時刻」；但對海峽此端的法國總理保羅．雷諾（Paul Reynaud）來說，法蘭西最黑暗的時刻才正要開始。
六月十二日，甫逃出巴黎的法國政要，陸續聚集在巴黎以南圖爾市的一座城堡，參加影響法國命運的會議。在會議中，法國陸軍的最高指揮官魏剛將軍（Maxime Weygand）沉重地宣布：法國已經戰敗，眼下只有停戰求和一途。
這個消息震驚了內閣官員。這不是政府第一次遷離巴黎，上一次大戰中法國也曾遷都他處。真正讓他們震驚的，是陸軍高層放棄抵抗的態度，這是前次大戰中不曾有過的。
雷諾反對停戰。長期對抗姑息主義的他，反對向希特勒無止盡的野心低頭。「希特勒就像成吉思汗！」身形矮小、體格壯碩的雷諾如此比喻道。他主張將政府與軍隊撤至北非殖民地，繼續抗戰。

魏剛對雷諾的提案嗤之以鼻。他認為流亡海外會讓軍隊名譽蒙羞，政府官員應該留下來承擔戰敗責任，而他也絕不會接受政府撤往北非繼續抵抗的命令。
失敗主義很快蔓延，雷諾只得求助於德高望重的貝當元帥（Philippe Pétain）。在不到一個月之前，雷諾才剛任命這位八十三歲的老將軍出任法國的副總理，期望這位在上次大戰中挽救法國低迷士氣的國民英雄，能夠再次鼓舞國人士氣。
然而雷諾錯了。這位備受國民崇敬的一戰英雄，並未在此關鍵時刻站在雷諾這邊，反而支持魏剛將軍的停戰提案。貝當宣示自己絕不離開法國本土，更宣稱那些逃走的政客將喪失領導法國的資格。
貝當元帥的介入，讓輿論風向完全倒向停戰。除了內政部長曼德爾（Georges Mandel）與雷諾破格提拔的國防部次長戴高樂等少數人外，多數閣員傾向支持兩位資深將領的判斷。面對主和聲浪的高漲，雷諾不得不辭去總理一職，倉皇帶著情婦逃往北非。
雷諾沒能抵達他的目的地。他駕駛的雷諾汽車突然偏離道路，失控撞上路邊的梧桐樹。情婦當場死亡，而負傷的雷諾則在醫院中被貝當元帥的新政府逮捕。「我失去了國家、失去了榮譽、失去了愛人。」這位悲慘的總理難過地說道。
沒有人知道為什麼雷諾的汽車會突然偏離道路。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法蘭西第三共和的國運就像這臺偏離正軌的汽車一樣，一去不復返了。
貝當領導的新政府很快就與希特勒簽署了停戰協議，並在國會議員的「選舉」之下，被賦予了至高無上的權力。新政府定都在維琪（Vichy）—法國南部一座以溫泉出名的小鎮，並立刻廢除了國民議會與第三共和國憲法，擁抱威權獨裁。
手握大權的貝當，著手推動國家革命（Révolution nationale）來重建法國，更將法國的國家格言從「自由、平等、博愛」換成了「勞動、家庭與祖國」（Travail, Famille, Patrie）。
維琪法國（Régime de Vichy）於焉誕生，第三共和則走入了歷史。

民主在退潮：是誰謀殺了第三共和？
二十世紀是個極端的年代，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的衝突以最激烈的方式在國與國之間上演。面對納粹德國和共產蘇聯等極權主義代表的挑戰，根基不穩的自由民主制度遭到重大挫敗。而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遭到極權主義挑戰的國度中，在一九四○年自願放棄七十年民主歷史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特別值得二十一世紀的我們研究。
隨著蘇聯的解體與東歐國家的民主化，我們的世界經歷了一段短暫的樂觀時期，民主制彷彿定於一尊，難以撼動。論者如法蘭西斯．福山等人甚至大膽預言，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將是人類社會的演化終點。
那個樂觀的年代畢竟沒有持續很久。二十一世紀也不過才走到第二個十年，我們已開始聽到各式各樣的質疑。一度看似能夠突破民族國家藩籬的歐洲聯盟，如今看來處處皆是分裂的牆角，更不用說極右派在歐洲的得票率正年年增長；川普在美國一連串具有爭議的舉措，猶如在自詡世界民主領頭羊的美國自由派頭上敲了一記悶棍；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則似乎有愈來愈多的國家意欲仿效所謂的「中國模式」或「俄羅斯模式」。
「民主在退潮」的言論一時甚囂塵上。
我們的世界正在遠離一九四○，但我們的世界彷彿也愈來愈像一九四○。
歷史不會重演，但有時會驚人的相似。無論我們是否正在重返極端的年代，有一件事情倒是確定的：我們正在失去對既有民主體制的信心，就像一九四○年的法國人一樣。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回頭檢視七十年前的法國人，為什麼選擇揚棄自身的民主制度，或許就不再是一個那麼遙遠與抽象的課題。
那麼，一九四○年的法國人為何放棄了民主？
軍事潰敗是最顯而易見的原因。民主的法國在短短六週之內敗給了獨裁的德國，無疑會讓法國人對自身的制度產生懷疑。
然而，軍事上的失利無法完全解釋法國的選擇。法國並不是歐洲唯一受到納粹軍事入侵的民主國家。一九四○年陷落的不只有法國，還有丹麥、挪威、盧森堡、荷蘭與比利時。但法國卻是這些國家中，唯一在戰敗後「自願」放棄自由民主與既有憲政體制的國家，也是除了丹麥以外，唯一民選政府沒有流亡海外繼續抵抗的國家。而與丹麥不同的是，法國政府甚至沒有試圖在德國占領下維持民主制度，反而迫不及待地宣布民主共和的死刑。
用美國駐法記者威廉．夏伊勒的話來形容，就是第三共和在戰敗後「切腹自殺」了。當民主遭難時，法國在第一時間的反應並不是起身捍衛，而是將過往的民主共和視為戰敗的元凶。就像日後擔任維琪法國副總理的右派政治家拉瓦爾（Pierre Laval）在鼓吹國民議會將大權授予給貝當時說的：「導致這場大災難的制度不能再保持不變了。」
表面上來看，法國的選擇是務實與理性計算的結果。貝當掌權前夕，絕望的邱吉爾曾突發奇想，提案英法共組政治上的統一聯盟，試圖讓法國有理由繼續抵抗。對此貝當只是冷冷地評論：「法國為什麼要與一具屍體瞎攪和？」對貝當來說，納粹德國已經征服歐洲，英國的臣服也只是時間的問題。現實的風向已經變了，識時務者為俊傑，法國應該趁早服膺於這個新秩序之下。
然而，貝當與維琪法國的支持者們並非只是單純的投機主義者。法國之所以從民主走向獨裁，還有其理想與意識形態上的因素。
「法國已經受夠了。」最先主張停戰的魏剛將軍，在法國陷落前曾私底下表示：「由共濟會、資本主義與國際思潮所組成的政權與舊秩序，是導致我們落到這步田地的原因。」這位天主教出身的保守將軍多年來始終同情君主體制，並對「失序」的共和政體憂心忡忡。
當雷諾總理主張要遷都至北非繼續抗戰、並舉出同樣流亡海外的荷蘭為例時，魏剛嚴詞反駁，他認為法國第三共和「這種在短短七十年間就換了上百個政府的短命體制」無法和荷蘭的君主制相提並論。那些每隔幾年就會被人取代和遺忘的民選政客，根本無法代表國家。魏剛的回應頗具有代表性，除了暗示他個人鍾情於君主政體外，也明示了像他這樣的陸軍高層，對當時法國的民主共和制所持有的輕蔑看法。
法國需要一個新的秩序、一個智識與道德上的復興。
國民英雄貝當元帥在向法國人民宣布對德停戰消息時如此宣稱。也就是說，在貝當眼中，法蘭西第三共和不但失序，在智識與道德上也淪喪。為此，法蘭西必須矯正她過去的錯誤，才能重新恢復勞動、家庭與祖國的優良傳統價值。
就像貝當一樣，維琪法國的支持者將戰敗看作變革的契機，可以一口氣擺脫第三共和時期種種他們所不樂見的「民主亂象」：頻頻更迭的政府內閣、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所引發的罷工與社會動盪、政客與媒體的腐敗，以及人民對天主教信仰的不虔誠。
沒有人能夠比里昂的樞機主教熱利耶（Cardinal Pierre-Marie Gerlier）更能表現出這種將戰敗視作贖罪機會的看法。這位主教在法國陷落後坦白地表示：「如果戰勝了，我們或許永遠都會是自身錯誤的囚徒。」
一九四○年法國陷落，意外給了所有對過去法國民主體制抱持敵意或心灰意冷的人們一個難得的機會，而這個機會的產物就是維琪法國。極右派政客、法國大革命後被壓制的保皇黨人、保守派軍人、天主教會與各式各樣的投機分子們聯合起來，在第三共和最脆弱的時刻，給了它致命的一擊。
這些對第三共和民主政體的憤恨與不滿從何而來？是什麼導致這樣的不滿長成足以撼動共和的基石？又是什麼因素使得民主的捍衛者愈發噤聲？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維琪也不是。讓維琪法國得以在一九四○年萌芽的種子，也必然有片適合它生長的土壤。
為此，我們必須回頭追溯第三共和的歷史，重新檢視第三共和追求民主、以及最後自毀民主的歷史。我認為法國的經歷有助於讀者理解，民主國家在極端的年代可能面對的挑戰與困境，並在二十一世紀的關鍵年代裡重新思考，捍衛民主必須要付出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