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統治的藝術：中華帝國晚期的日常政治

臺灣版序

在二〇二一年的今天回想我做研究、寫這本書的那段時間，似乎是另一個歷史時期，甚至可說恍若隔世。我非常幸運，我的整個學術生涯正好與兩件事情同時發生。首先是這段時間傳統文化的許多不同面向在中國鄉村再度興起或重新再發現；其次是中國與世界其他地方的學術交流大量展開。而如今第一種趨勢受到都市化快速腳步的威脅，鄉村社會迅速凋零，但我想在傳統鄉村生活的最後遺留永遠消失之前，我們仍有很充分的機會對它們進一步探索。第二種趨勢在短時段上受到Covid-19疫情的威脅，在較長的時段上則受到另一種令人擔憂的發展的威脅，而我們似乎對此無法控制：中國研究的處境日益惡化、中美雙邊關係的惡化，以及在兩邊推動互相了解的我們在各自國家遭受到愈來愈多的質疑。我學術生涯的後半段似乎至少有部分要致力於對抗這第二種趨勢。
中國的狀況及在這樣的中美關係之下所帶來的非預期副產品，或許是美國學者與臺灣過去數十年間衰減的聯繫的重新加強。我樂見這樣的發展，但我同時也會盡我所能地建立並維持與中國學者的聯繫，其中許多人也是我的朋友。
我也非常幸運，在我的老師科大衛（David Faure）帶領之下，加入一群優秀的中國學者，之後被標誌為中國史中的華南學派或歷史人類學。他們熱情地歡迎我加入他們的群體、帶我造訪他們自己的田野點、教我如何解讀鄉村社會的文獻與儀式傳統。此後的數十年，我所嘗試的回報是向我年輕一代的學生引介這個令人興奮的研究方法，當中許多人現在也在美國、中國與臺灣的大學擔任研究與教學職位，對此我引以為傲。李仁淵是其中之一。我很感謝他協助這個翻譯工作，而且為本書寫了一篇很好的導讀。
讓這本書成為可能的田野研究或許永遠不再可能。與當地老人聊他們的家族史與村史，收集與閱讀他們祖先所製造、由他們自己保存下來的民間文獻，見證慶祝與重生地方社群的古老儀式，以及重回歷史現場，種種經歷所帶來的快樂是我人生中最寶貴的經驗之一。撇開其他不說，這本書也許可以是一種紀錄，紀錄基於歷史的田野工作可以帶來怎樣的可能性。
本書原來的英文書名選的不好。出版社和我原先是希望可以因此吸引更廣的英語讀者。現在我體會到這個書名有兩個缺點。首先，英語讀者只是我希望會讀這本書的讀者群之一；中文世界認為我的作品有趣、可以讓我對中國與臺灣的同行所參與的重要史學論辯有所幫助，這對我也同樣重要。其次，這個書名會造成誤導，對更廣義的社會科學理論有所貢獻從來不是我的主要考量。我的目標一直是以微觀歷史的方法讓我們更理解中國社會的長久特性與歷史變遷，並且展現出從底層而上的歷史對中國研究來說是可能且重要的，即使回溯到明朝也是如此。
過去中國普通百姓解決問題的那種特出的細緻純熟一直讓我著迷，無論是社群內部的問題，還是與國家或村莊以外的世界互動的相關問題。有些他們所面對的最棘手的問題同時也是最經久的問題，像是如何協商與國家之間的關係。這是《被統治的藝術》的重要主題。在我現在與廈門大學的夥伴一起進行的永泰經濟史研究，以及我現在進行的現代中國鄉村歷史的專書計畫，這些主題會繼續是我工作的核心部分。盡力訴說普通老百姓的故事，如英國史家E．P．湯普森（E.P. Thompson）所說的，將他們從「後世的不屑一顧」中解放出來，對我來說始終是值得去實現的目標。

宋怡明
費正清中心，劍橋
二〇二一年九月

當代的迴響／影響：重游平海
我們今天依然在中國聽到的一句老話「陽奉陰違」，很好地概括了本書所討論策略的精髓。碰巧的是，這句老話的早期出處之一是明末一篇關於徭役的奏疏──儘管今天使用這句話的人大多不知道這一點。 當代中國「陽奉陰違」的事例多不勝數。許多在改革開放初期發家的中國暴發戶都從事制度套利，他們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購買各種東西，又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以更高的價格出售這些東西（這裡所指的是狹義的、在當代帶有負面色彩的「制度套利」）。明代福全所的蔣繼實與他同夥的水師軍官在一九八〇到九〇年代的中國海軍會感覺回到家一樣，在那裡走私及與走私者合謀相當盛行。
我在上文的三點觀察當中──關於契約、非正式組織以及國家語言的使用，至少第三點似乎在某種程度上適用於當今中國社會。我和中國人談起這個課題時，他們往往最關注這一點。在毛澤東時代，百姓依然有意利用國家語言包裝他們的政治訴求；時至今日，他們仍這麼做。 舉例來說，在中國某些地區，我們不難發現近年來重修的一些地方廟宇同時充作「老人娛樂中心」和「民俗研究所」。高丙中解釋，當百姓重修法律地位模糊的寺廟時，他們同時會故意創造出一個地位明確合法的社會組織。他把這個現象稱為「雙名制」。籌建寺廟的人利用某個監管制度（如負責管理老人活動或民俗研究的機構）來確保另一種活動（如民間宗教）可以得到授權。魏樂博（Robert Weller）進一步闡發了這個觀點，提出「盲眼治理模式」（blind-eyed governance）的概念：有些社會形態和行動嚴格來說是違法的，但政府依然容忍它們的存在。一言以蔽之，就是對這一切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他主張，官員對處於法律灰色地帶的行為視而不見，實際上是當代中國政治的一項基本原則。 但是，它也是明代官府依賴非正式管理手段在當代的寫照。
古今中國社會在語言實踐上的另一個相似之處，在於當代抗議的手段。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批評了「當代抗議行動反映出公共論述正處於萌芽狀態的權利意識」的觀點，主張所謂的「權利意識」實際上是「規則意識」。抗議者清楚瞭解「照著規則玩的重要性……採用國家語言來表明個人的抗議行動並沒有質疑中央政府統治的合法性」。 促使高丙中、魏樂博和裴宜理提出他們理論方面的見解的那些爭議課題，如家庭教會、環境保護等等，在中華帝國晚期的社會中並沒有明顯的對應物。但看到地方社群為了自身利益而進入、操縱並扭曲國家體制，不難想到古今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日常政治可以有很有趣的對應。裴宜理寫到中國的抗議者只是「鸚鵡學舌般」重複國家的語言，就如許多其他地區的抗議者一樣。但是，我們也可以將語言的創意運用視為在地組織與中國國家共處之長久歷史中的一部分。花太多時間討論這些相似性沒有多少意義；「照著制度玩」並非中國獨有的現象。但是，考慮到帝國晚期普通百姓爭取並追求自身利益的方法，以及他們在沒有訴諸法律權益的情況下提出訴求的方式，仍影響當代中國的政治爭鬥，這些政治模式就不是某種永恆不變的文化下產生的原始遺存，而是他們長期與新舊國家政權互動之悠久歷史的產物。
至於明代日常策略與當代日常策略之間是否存在連續性，這是我無法給出肯定答案的問題。但是，毫無疑問，前者對社會制度和社會關係影響久遠。軍戶利用的策略所造成的影響並沒有隨著明王朝滅亡而消失，而這些影響的證據也不僅僅見於圖書館和檔案館。我們依然可以在中國農村地區看到它們留下的遺跡。
明代軍事制度將個人和家庭移到別處，迫使一些人離開他們所熟悉的社會環境，再把他們放到新的社會環境裡。這轉而激發他們建立新的社會關係和新社群的努力；「解域化」催生了「再域化」。沒有擔任正軍的軍戶成員努力和擔任正軍的宗親保持聯繫──有時這種關係跨越千里之遙並維持好幾代人。士兵們一旦定居在衛所或軍屯，他們就加入或組織利益群體，且透過婚姻習俗、寺廟網絡、參加科舉制度以及主持其他活動，最終與其他士兵或原本的居民產生身分認同。因此，明代中國百姓的流動導致有些社群被拆散，又把許多之前相互隔絕的空間聯繫起來，同時使已有的社群經歷蛻變，並催生出許多新的社群。國家的干涉行動以及受其影響的人的反應，在社會空間的構築上引起轉變。即使在引起這些變化的制度早就被廢除之後，這些轉變依然持續，有些甚至延續到今天。透過把這些遺緒聯繫到導引它們出現的現象，可以看到帝制時代晚期塑造地方社會的這些過程。跟隨宮廟繞境路線或搜集宗族結盟歷史的證據，不只有助於我們瞭解遙遠年代的日常政治，還能夠將過去和當代的中國社會聯繫起來。
歷史學家為歷史中處於主宰霸權結構之外的人發聲時所受到的挑戰，有時以「底層人民能否發聲」的問題概括。 既然「底層」（subaltern）這個詞最初指的是下級軍官，對本書的研究對象提出這個問題豈不是再好不過？明代的底層／下級軍官能否發聲？本書利用的族譜、碑刻和其他家庭文書，可說是一種非常分散的檔案，這種檔案提供了非常豐富但低度利用的資源，讓學者可以研究中國農村的社會史。這些史料使我們有可能追溯普通百姓數個世紀以前的歷史。當然，我們透過文本聆聽族譜和其他史料中明代底層人民的聲音，並非沒有經過中介。除此之外，我們還能透過另一個方法聆聽明代底層人民的聲音。我在本書描述的遊神繞境在今天都是大張旗鼓、聲勢浩大的慶祝活動，隊伍裡往往有身穿旗袍的婦女、「炮車」和霓虹燈。但是喧囂之下有低語，在遊行隊伍往這邊而不是那邊轉彎之時，在甲村的婦女帶來供品而乙村的婦女沒有這麼做之時──如此安靜以至於容易被錯過。這都是明代士兵傳遞給我們的真切訊息。我們唯有透過地方史研究，才能接觸這些材料，建立這座檔案庫，讓我們有可能講述這個故事。我們必須到訪這些即使正在經歷劇變，卻依然執行這些儀式的社群，閱讀社群成員歷盡艱辛保留下來的材料，並聆聽本書提到的明代百姓的子孫講述的祖輩故事。
在平海，城隍再次開始一年一度的遊神繞境，如同幾百年來做的那樣。震耳欲聾的炮聲，令村民的耳朵嗡嗡作響；鞭炮的濃濃煙火，令村民眼睛流淚。繞境行經的道路已經被打掃乾淨，以保證儀式的純潔；現在則滴上了乩童的點點鮮血，他們刺傷和割傷自己，以顯示自己完全感覺不到疼痛。村裡的孩童四處亂竄，希望先睹為快；老奶奶們把他們拉到一邊，不要讓他們受到鬼神的邪氣影響。當村中壯丁抬著城隍以及象徵其權威的各種符號時，他們喚回了六百多年前城隍還沒成神之前，創建這座城鎮的情景。他們紀念並展示自己作為平海居民的身分認同以及他們有別於其他周遭村莊的獨特性。籌辦方很清楚，自己應該把遊神繞境稱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或「民間文化」，否則可能會被官方貼上「封建迷信」的標籤。無論是遊神會的籌辦方還是參與者，都微妙地紀念並展示著日常政治的一種特定形態──一種他們與中國過去、現在，可能還包括未來的普通民眾共有的「被統治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