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上的帝國：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引領世界文明發展的中亞史

序文（節錄）

這本書將會以一種新的視角來呈現中央歐亞（Central Eurasia）和與之直接有關的歐亞大陸其他地區的歷史。在最開始時，我的計畫是寫一個中央歐亞史最核心的主題性概論，而且不用太多的編年敘述。我腦中的念頭是那種法國的寫作傳統，是為有基本了解的一般讀者撰寫專業訊息詳實的作品，但同時可讀性也很強，並且盡量少用注釋。我本來設想的題目是 Esquisse d’une histoire de l’Eurasie centrale（中央歐亞史綱）。在實際的撰寫過程中，我按照正確的時間次序書寫了人物和事件，我發現自己在整個歐亞史的背景下，對中央歐亞的政治、文化史提供了一個基本綱要，有時還加入大幅的注釋，偶爾才會涉及對原始資料的重新研究。
然而，我一直牢記最初的主要目標：釐清中央歐亞史中的根本問題。據我所知，這些問題從來就沒有被正確地解釋過，或者是像某些事例一樣，甚至從未被提起。如果沒有這樣的解釋，我們就仍然無法理解歐亞史上的起起伏伏，而只能依靠那些充斥許多幻想和想像的記載。神祕的故事引人入勝，而且有時它們必須要維持一種「未解之謎」的狀態，但現在已有足夠的資料來源，足以釐清中央歐亞史中許多曾被認為是「未解之謎」的問題，我們再也不必求助於「慣常的猜想」。
在這種史料和解釋之間的聯繫上，存在著一種流傳甚廣的想法，認為中央歐亞史的存世資料很少，因此幾乎沒有什麼好討論的。這種想法是錯的。關於中央歐亞的存世史料來源十分豐富，關於中央歐亞和周邊文明之間聯繫的史料尤其如此。因為這是一段跨越了四千年的浩瀚歷史，因此在涵蓋了該地區和時期的議題上，存在著相應十分豐富的二手文獻；若要詳述這些內容，需要由一組學者團隊寫出卷帙浩繁的系列著作才能完成；這不是一個獨自寫作的作者就能完成的，因為一個人的知識、能力和時間畢竟都有限。一個作者能夠完成一本主題如此宏大的著作的唯一途徑，就是稍微後退，採取宏觀的視角——而這剛好是我感興趣的寫作方式。
因此，總而言之，除非是針對我特別感興趣的內容，這本書的內容並不是針對任何一個具體的話題、人物、政治集團、時代或文化（甚至不是針對中央歐亞文化綜合體〔Central Eurasian Culture Complex〕的文化，此話題需要用專書來探討）。這本書也不會耗費時間來記錄事件、人名和日期，但是細心的讀者會注意到，我努力提供了所有重要事件和人物的資訊，我有時甚至會花驚人的長久時間來尋找這些資訊。最後，這也不是一本史料研究或綜合性研究目錄。近年來，有關最重要的人物、地點、時期和其他主題的著作已經大量問世，裡面充滿了各種注釋和參考資料，我會為有興趣的讀者提供推薦讀物。
我已經完成的工作，是要重新審視對於中央歐亞史已經多少達成的統一意見，並試圖予以更新。因此，本書的書末注釋主要會出現在一些我認為值得深入討論和考察的地方。無論是我在論述或在主題段落中插入了哪些細節，幾乎都是因為它們在我看來特別重要，而我不想遺漏它們。這意味著也有另外一些無疑相當重要的內容沒被提到，因為當時我不認為它們特別重要，或者只是因為它們被我忽略了。我本來打算盡量讓注釋能少則少，以保證能集中在我的論點上。但正如讀者會看到的，最後的書末注釋數量還是不少。多年的寫作習慣很難控制，而且我也的確喜歡在書末注釋中對有趣的話題進行更深的評論。（有些大段的書末注釋是給專業學者的，要是把它們放在正文中，可能會妨礙閱讀，因此我把它們放在專門的書末注釋中。）
然而，這本書也沒有走向另一個邏輯極端。它不是歷史的概括理論著作，我也無意在其間暗示任何這類的理論。最近有許多這種著作，但是我的書並不是其中一員。我也不會花很多細節來研究近幾十年來所出版的關於中央歐亞國家形成的許多理論—或該說是當下主要理論的各種變種。但我會在最後一章簡要地討論它們。我的詮釋和術語都不是從這些理論性或後設理論性（metatheoretical）作品衍生的。我的意圖，是讓我的詮釋自然地從我認為最重要資料的直接呈現和分析中出現。我的這一嘗試可能並不成功，但是無論如何，我有意要讓這本書能夠免於或明或隱地和世界史理論和後設理論有所瓜葛，而且我對它們大多所知甚少。
就一般的資料和歷史作品來說，也許我有必要對自己使用的研究方法做些評論，尤其是考量到最近的「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方法在歷史、藝術和其他領域裡的使用。根據現代主義（Modernism）的規則，舊的東西總是且不停地被新的東西取代，從而產生了永久的革命。後現代主義是現代主義在邏輯上的發展，它反對所謂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這種實證主義是根據一個特定的廣被接受標準來評估、判斷問題或事物，這種作法在本質上是非現代的。與之相反，後現代主義者主張所有的判斷都是相對的。「在我們的後現代時代裡，我們無法再求助於所謂『客觀』的迷思了。」「由於這個領域的最高權威在意見上的巨大差異，因此提出懷疑是十分正當的。」歷史只是看法而已。因此，無法做出實際有效的判斷。我們無從得知發生了什麼、為什麼發生，而是只能依據現代動機來猜測，也許是為了一個國家的現代「認同感的建構」、反智性和非學術的民族國家辯術等等。所有的手稿都同等珍貴，所以花時間校勘它們只是在浪費時間—或者更糟，那些手稿之所以被認為是重要的，只是因為其內容揭示出它們的抄錄者及其文化背景，所以，勘定手稿的校勘本（critical edition）反而會剝離這項珍貴的訊息。此外，我們無論如何也無從得知任何作者真正想說的是什麼，所以試圖找出作者真正寫了什麼的努力毫無意義。藝術是任何人主張它是藝術的東西。藝術沒有高下之分。沒有好的藝術或是壞的藝術，一切都只是看法而已。因此，從形式上而言，改善藝術是不可能的，人們只能改變它。不幸的是，必須的不斷變化，以及所有標準的消除，必然會等於停滯或生產出停滯：沒有真正的變化。政治也是如此，現代「民主」制度只允許表面的變化，因此生產出停滯。因為人類拿不出實質判斷——所有的人類判斷都只不過是看法——所有的資料都必須是平等的。（因此，後現代主義者關於無實質判斷的判斷，也必然是無實質的，但後現代主義者似乎不太想批評後現代主義的教條。）按照後現代主義的觀點，要麼是宗教性地相信任何被告知的東西（即懸擱不信），要麼就是完全的懷疑論（即同時懸擱相信與不信）。不管是哪一種，若將邏輯推演至極端，那麼結果就是停止思考，或至少是連批判思考的可能性都要剔除。如果絕大多數人只能選擇前一種（完全相信），而知識分子和藝術家也加入其中，都同意放棄理性的話，結果就會是一個輕信盲從的時代、壓迫的時代，而且是羞辱所有前人的恐怖時代。我不認為這是件「好」事。我認為這是件「壞」事。我反對現代主義和它的超現代變種——後現代主義。它們是反智的運動，幾乎在人類投注心力的所有領域中都造成了巨大破壞。我希望未來一代的年輕人能夠受到啟發，去攻擊和拒斥這種運動，以便有一天，（至少會）有一個藝術的新時代將會降臨。

引言（節錄）

中央歐亞的範圍十分廣闊，主要是位於歐洲、中東、南亞、東亞之間，再加上亞北極區和寒帶針葉林區的內陸地區。它是歐亞大陸的六個主要構成區域之一。
由於地理邊界會隨著人類文化和政治的變化而變化，中央歐亞所包含的區域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從上古時期（High Antiquity）一直到凱撒（Julius Caesar）及其繼任者展開的羅馬征服，再從羅馬帝國到中世紀早期的結束，中央歐亞在一般情況下包括了地中海以北的大部分歐洲區域。因此，從文化上來看，中央歐亞是個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橫向長條形地帶，它處在南部較溫暖的周邊地區和北部的北極地區之間。在中世紀早期（事實上，這時的中央歐亞到達了其最高峰，並發展到了其最大範圍）以後，它的大致範圍並不包括以下區域：多瑙河以西的歐洲；近東或中東（黎凡特〔Levant〕、美索不達米亞、安納托力亞、伊朗西部和南部、高加索地區）；南亞和東南亞；東亞（日本、朝鮮半島和中國中原）；北極和亞北極區的歐亞北部。當然，這些地區之間並沒有固定的邊界——所有的地區都會逐漸變化，而這些變化不易察覺——但每個中央歐亞以外地區的中心點都是差別明顯，而且十分清楚地不屬於中央歐亞的。隨著中世紀時西部草原上的斯拉夫人的歐洲化，以及中國人在十九和二十世紀定居滿洲和內蒙古，傳統的中央歐亞區域進一步地萎縮了。
因此，在中世紀早期以後，可被稱為「傳統的中央歐亞」的地方大致包括了以下邊界之間的溫帶地區：多瑙河下游地區以東、鴨綠江地區以西、北極圈針葉林地區以南、喜馬拉雅山脈以北。它包括西部草原（Western Steppe，東歐草原）和北高加索草原（North Caucasus Steppe，今日烏克蘭和俄羅斯南方）；中部草原（Central Steppe）和中亞西部，該地區也稱為西突厥斯坦（今日哈薩克、土庫曼、烏茲別克、塔吉克和吉爾吉斯）；中亞南部（今日阿富汗和伊朗東北部）；準噶爾和中亞東部或塔里木盆地，該地區也稱為東突厥斯坦（今日新疆）；西藏；東部草原（Eastern Steppe，今日蒙古和內蒙）；滿洲。在這些地區中，西部草原大部、內蒙古和滿洲大部分地區在文化上已經不屬於中央歐亞了。
對於世界文明的形成，中央歐亞民族做出了根本、關鍵的貢獻，以致於若不把中央歐亞各民族和周邊民族的關係包括在內的話，就無法理解歐亞史。因此，一部中央歐亞史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會涉及歐亞的大型周邊文明——歐洲、中東、南亞和東亞——它們都曾深深捲入中央歐亞的歷史。
傳統上的中央歐亞和古代大陸的內部經濟和國際貿易體系是同源的，它被誤導地概念化並貼上「絲路」的標籤。人們常常把它和沿海地區的海上貿易網絡區分開來，後者自從史前時代就在某種意義上存在，並在整個古代和中世紀裡穩步地變得益發重要，但是在貿易體系的起源上，兩者之間並沒有這樣的區分。陸路和海路貿易的路線都必須視為一體的國際貿易體系的組成部分。這個體系的中心，毫無疑問且壓倒性地是以歐亞大陸經濟（及其地方經濟）為基礎的歐亞大型政治實體，所有這些實體的重心都不在海上，而是在中央歐亞上。作為一種具有重大意義的單獨存在之經濟，沿海體系（Littoral System）是在西歐人於公海建立了歐洲與南亞、東南亞、東亞之間的定期貿易後才發展出來的，這部分的內容將會在本書第十章討論；只有在絲路不復存在之後，沿海體系才完全獨立出來。
中央歐亞的文化地理區域必須和中央歐亞民族和語言區分開來，這些概念都有其不同的定義。雖然本書的主題是中央歐亞的歷史，但它實際上是關於中央歐亞的民族。因此，本書的內容也包括那些離開故土，帶著他們的中央歐亞語言和中央歐亞文化綜合體（請見〈序曲〉），前往其他地方的中央歐亞人的歷史。從某種程度上說，作為一個整體的歐亞史從最開始時直到今天，都可以看作是一個中央歐亞人和中央歐亞文化不斷進入周邊地區，以及周邊地區的民族和文化進入中央歐亞的歷史。
在糾正早期對中央歐亞和中央歐亞人的一些錯誤理解上，現代學者做出了很多工作，他們貢獻了許多針對這個地區和各民族的資料。遺憾的是，所做的糾正並未被大多數史學家採納，有很多基本觀點沒有被看到，更別提糾正了。尤其是，對於中央歐亞人和他們在歐亞史中上扮演的角色的一般觀點上，甚至是在中央歐亞學家的研究中，都存在著大量沒有被認知到的文化曲解和偏見。有些曲解和偏見是近來的，但其他的則是源自文藝復興時期，還有一些——尤其是關於蠻族的觀念——可以追溯到古代。以下只是對於一些主要觀點的簡要總結，我會在〈尾聲〉中詳談。
對於中央歐亞人，大多數現代史學家都默認大抵上負面的觀點，它們表述在周邊民族的歷史和其他書面史料中，但他們卻沒有認真考慮出現在同一個周邊文化史料中的正面觀點，更遑論中央歐亞人對於周邊民族的看法。雖然周邊民族的作品多少提供了我們關於許多中央歐亞人的現存唯一紀錄，而且直到中世紀開始許久以後，才出現用中央歐亞語言書寫的當地書面史料，但是完全不同於史學家的普遍認定，大多數周邊民族的作品並未對中央歐亞人抱持一面倒的態度。中央歐亞人對周邊民族的厭惡，既出現在來自周邊地方的史學家和旅行者的記載中，也出現在他們自己的記載中（以他們的語言留存的史料）——比方說，斯基泰人（Scythians）對希臘人和波斯人的厭惡、匈奴對中國人的厭惡，以及突厥人對中國人和希臘人的厭惡。透過希臘人、中國人和其他與中央歐亞人共同生活的民族提供的正面評價，以及來自同樣早期的旅行者的大量中立的、純粹描述性的訊息，希羅多德（Herodotus）和其他早期史學家那種譁眾取寵的描述本應早就該要修正了。

推薦序一／翻轉「核心」與「邊緣」／孔令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絲路上的帝國》，是一部以長時段史觀寫成，而具有高度原創性的中央歐亞史著作。本書以歷史時期的中央歐亞為出發，進而觀照古今的歷史觀點，頗富有挑戰性與思辨性，對於開闊臺灣乃至於華文世界讀者的歷史思維以及人文視野而言，具有相當意義。以下分別就作者的學術背景以及本書的寫作主旨進行扼要簡介，以期讓讀者能夠更加貼近中央歐亞史的研究脈絡，進而培養以獨立思考能力評價本書及其徵引文獻的能力。

本書作者白桂思（Christopher I. Beckwith），現任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分校中央歐亞研究系教授，是國際知名的古代中央歐亞史以及歷史語言學學者，曾獲得有天才獎之稱的麥克阿瑟獎（MacArthur Fellowship）等學術榮譽。白桂思的研究領域十分廣博，對上古乃至中古的中央歐亞乃至於東亞歷史以及語言，均有相關著述。其中部分著作已透過翻譯引介至華文世界，除本書外尚有《吐蕃在中亞：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爭奪史》（英文原題：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A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among Tibetans, Turks, Arabs, and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付建河譯，二○一二年新疆人民出版社發行），而該本吐蕃史專書也正是白桂思早年的代表之作。

白桂思多年來雖將治學範疇拓展至吐火羅、高句麗等各種古語文之歷史，然究其學術根基，實淵源自歐美東方學研究脈絡下的古代西藏史研究。一九七七年，白桂思在德裔藏學家霍夫曼（Helmut Hoffmann）的指導下，以「關於前帝國時期西藏之早期中古藏文、拉丁文以及漢文史料研究」（A Study of the Early Medieval Chinese, Latin, and Tibetan Historical Sources on Pre-imperial Tibet）為博士論文題目，取得印第安那大學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從其學術師承以及博士論文寫作而言，白桂思早期的學術歷程與強調語文學方法的德國東方學以及藏學研究，關係密切。然而與一般鑽研語文學學者不同的是，白桂思並不只是專攻個別中央歐亞語文的歷史文本，而往往更加傾向透過還原、構擬古代語言作為基礎線索，進一步就中央歐亞的整體脈絡開展宏觀的歷史敘事，而本書即為一顯著的實例。

在著述之外，白桂思多年來執教印第安那大學，培養出一批學有所長的中央歐亞研究者，其中不乏出身臺灣者，如曾任原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並任教於政治大學民族系的張駿逸教授，以及原文化大學文學院院長、現任教於該校史學系的林冠群教授等臺灣藏學研究專家，皆是白桂思的高足，對於中央歐亞研究在臺灣學界以及高等教育界的發展均有卓越貢獻，由此可見白桂思與臺灣學界的淵源。此次本書中譯本的出版，可以視為白桂思與臺灣讀者們進一步的廣泛交流。

作為一位中央歐亞史的研究者，筆者多年來因研究、教學以及會議等各種學術機緣，閱讀白桂思的著作，深受啟發。因此請允許我以「過來人」的身分，向本書讀者，尤其是尚不熟悉中央歐亞史的朋友們，提供三點思考問題，作為閱讀本書前的思想熱身。

首先，該如何定義並理解作為本書關鍵詞的「絲路」、「帝國」乃至於「中央歐亞」等概念？在概念意義上，本書所定義的「中央歐亞」大致涵蓋「絲路」的範圍。所謂的中央歐亞，即是被歐洲、中東、南亞、東亞等傳統定居文明所包圍的廣大區域，其具體範圍又隨著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而有所浮動，並非一成不變；而作者所定義的絲路，並非一般華文世界所理解溝通中國與歐洲的中亞交通網，而是用來指涉不同族群在中央歐亞地區所共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系統。又對於華文世界的讀者而言，「帝國」的意象經常是以「大一統」的秦漢帝國為認知基礎，然而就本書所研究的中央歐亞史而言，「帝國」的本質往往強調多元文化、族群以及語文的交流。

其次，本書主要的寫作目的與史學觀點為何？本書並不是一本為了向讀者娓娓介紹歷史事件、人物、年代等歷史事實的傳統通史或者教科書。作者的主要目的，在於試圖透過重構中央歐亞文明與週邊地區的脈動，來闡發他對世界史以及歷史書寫的整體觀點。白桂思在本書中最為核心的觀點，主要是以中央歐亞的視野出發，重新反思古今的歷史書寫，最終達成翻轉「核心」與「邊緣」的權力敘事。更具體的來說，毗鄰古代中央歐亞的中原王朝乃至希臘羅馬等定居文明所形成的傳統歷史書寫中，中央歐亞的多元族群往往被籠統地歸結為好戰、貪婪、貧困的游牧野蠻人；然而根據白桂思以及其他學者的考察，這些傳統史學對中央歐亞的描述更像是一種帶有文化偏見的歷史建構而非確切可靠的歷史事實。換句話說，中央歐亞並不完全是游牧社會，也有不少定居的商業城市以及聚落；另一方面，中央歐亞的游牧社會所積累的豐富文化與經濟資產，並不亞於周邊定居的農業文明。要言之，東西方傳統史學中強調善惡褒貶的二元框架，無法充分詮釋中央歐亞的多元本質。

最後，讀者應以何種態度看待作者的論點？對此讀者不妨將本書的歷史觀點乃至於古語構擬，以開放心態視為作者的一家之言，而非教條式的準則答案。如白桂思在反思古代歷史書寫的同時，亦強烈批判現代主義以及後現代主義史學對中央歐亞乃至世界文明的衝擊，破壞了古典文明對藝術、宗教、哲學等超越性追求，作者的傾向在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中尤其顯著，以上觀點至今頗具爭議。此外，本書書末豐富的附錄與注釋，展現出白桂思博學的古語構擬學力，在令一般讀者不明就裡的同時，這些充滿爭議的非凡論斷也並非被學界完全接受。因此與其全盤接受作者的結論，不如嘗試以開放心態與獨立思辨審視本書，如此一來，相信定能透過閱讀本書，享受一場精彩跌宕且翻轉思維的中央歐亞歷史之旅。

推薦序二／擺脫蠻族刻板印象，重新審視中亞史／陳健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長期執教於美國中央歐亞史研究重鎮印第安那大學的白桂思教授，早在一九八七年曾以《吐蕃在中亞》（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已有簡體譯本）一書蜚聲學界，白氏的重要著作另有二○○四年出版之《高句麗語》（Koguryo, the Language of Japan’s Continental Relatives）一書，論證早期韓語與日語之間的親緣性問題；二○一五年則出版了《希臘佛》（Greek Buddha: Pyrrho’s Encounter with Early Buddhism in Central Asia）一書，探討早期佛教思想對希臘哲學的影響。在二○○九年《絲路上的帝國》此書出版之前，早期類似的著作在中文學界被譯介者，較為重要的有麥高文（W. M. McGvern）的《中亞古國史》（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與格魯塞（Rene Grousset）的《草原帝國》（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法文原名：L’Empire des Steppes），曾對中文學界的中亞（內亞）史研究助益甚多。近來台灣也開始正視中亞史在世界歷史中的重要性，像韓森（Valerie Hansen）、高登（Peter B. Golden）、日本學者林俊雄與森安孝夫的著作都相繼在台灣出版譯本，現在再加上這本《絲路上的帝國》正體中文版的問世，相信將大有利於台灣中亞史研究的推動。

本書甫出版後便在學界引起迴響，亦有幾篇書評在西方學術刊物中評介此書。人類歷史脈流中的「變」與「常」，向來是歷史研究的重心所在，當然在多數時候史家會較聚焦於個別歷史事件的解析，但有時能否揭示諸多個別歷史現象背後的共性，才是品評史家洞察力的關鍵所在。個人認為白桂思教授在本書中最重要的貢獻，即在於指出中亞歷史流變中的幾個重要共性，也即學界現在越來越重視的所謂「中亞性」。白氏提出中亞文化複合體有三個重要特徵：即英雄起源神話、從士團（comitatus，王任光譯為戰友團、岑仲勉譯為親兵隊）與貿易，這是相當有見地的歷史觀察。特別是從士團，在早、中期的中亞史中更是一種明顯的歷史現象，不僅是在中亞草原地區的游牧政權，而且在西方的歐洲日耳曼人、中東地區的阿拉伯世界、一直到東方的中國與日本，都可觀察到此種特殊的「中亞性」在該區歷史所造成的影響。以中國中古史為例，最近張廣達院士的研究也呼應白氏的觀點，即唐代歷史中常見的親兵或牙軍制度，如所謂「柘羯」、「曳落河」、「蕃落健兒」等，其實是來自中亞族群的文化影響，而個人認為此種親兵制度在中國歷史的出現，甚至可以上溯至先秦時期。儘管部分學者對白氏書中的詮釋有稍嫌空泛的批評，但如果我們運用韋伯（Max Weber）所說的理念型（ideal type）概念來理解白桂思的見解，即便是「以假說真」，但這是否正可協助我們去留意一些被忽視的表象背後所隱含的歷史訊息？

白桂思此書的優點在於在通俗中又不失學術，全書讀來淺顯易懂，已能讓一些門外的讀者可順利領略整個中亞史之梗概。個人在此提醒讀者們絕對不能錯過本書的注釋，特別是附於書末的兩個附錄與書末注釋，有不少白氏精彩的學術觀點都在此處展現，如果想一窺中亞史之堂奧，這絕對是不能錯過的部分。白氏此書最大的貢獻在提醒我們應必須避免用刻板印象來看待中亞族群——即所謂的「蠻族」，游牧民族常給人貧窮、落後與野蠻的既定印象，然事實並非如此。以漢代為例，在漢、匈衝突之際，卻有邊地漢人因「聞匈奴中樂」而寧可選擇亡入匈奴；又如歐洲人的海洋貿易和中亞游牧民族的絲路貿易，就動機與本質而言並無大差異，但後者常被冠上「貪婪」的汙名。有趣的是書中有一些白氏的推測，就考古發現而言可能並非空穴來風，如白氏提出中國在先秦時期可能早與中亞的希臘化王國有過接觸，而近來秦始皇陵的考古發現證實秦朝所鑄造的水禽青銅器，曾使用過西亞特有的銅板鑲嵌補綴工藝，說明秦朝可能受過地中海地區古文明的影響。順帶一提，台灣的高中歷史課綱長期以來都未給予內陸歐亞史應有的地位，台灣高中生可以學到拉丁美洲史、非洲史，卻不知中亞史對世界歷史的巨大影響，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閱讀白氏此書，能讓我們明瞭中亞史是如何造就現代世界的形成，正可彌補高中歷史教育所帶來的缺陷。現在「全球史」已成為史學研究的一股新潮流，個人認為其實中亞史應是全球史研究的先驅，有學者已指出其實「全球化」的現象並非始於西方的地理大發現，而應追溯至稍早蒙古帝國時代的東西交通大開。

總之，本書展示了白氏長期研究中亞史的學術功力，西方中亞史與漢學研究原本皆脫胎於所謂的「東方學」（Oriental studies），讀畢此書，可讓我們見識到作為一位西方漢學家與中亞史學者的通博學養，以及其會通東西歷史的強大本領。尤其是書末對現代主義的批評，更展現出白氏人文素養涉獵之深廣，頗有西方貴族學術傳統強調通才的「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遺風。近聞白桂思教授尚有一本新著《斯基泰帝國》（The Scythian Empire: Central Eurasia and the Birth of the Classical Age from Persia to China）正在計畫出版中，喜好中亞史的讀者們可以拭目以待。

第十二章 中央歐亞的重生
■ 第四個區域性帝國時代
二十世紀末，資本主義在中國和印度快速發展，這兩個帝國的經濟成長非常迅速，但在政治上都沒有什麼變化。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後，冷戰的緊張局勢似乎有所緩解。前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被重組為一個獨立的俄羅斯民族帝國。其他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也恢復獨立，包括位於中亞西部、高加索地區和曾經的黑海草原西部的各國。突如其來，也出乎意料，中央歐亞的大部分地區再次獨立。
這段時期最引人注目的發展之一，是歐盟在規模、統一程度和經濟實力上的增長。到二〇〇七年時，位於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以西的幾乎所有歐洲國家都已經進入歐盟。雖然經常受到民粹主義政客自私、短視政策的妨礙，但歐盟和新生或改革後的帝國在政治上與歐亞周邊的經濟一起發展，產生了新的帝國世界秩序。中央歐亞周邊的所有大國——中國、印度、歐盟和俄羅斯——都快速發展。
但是，中央歐亞本身並沒有這麼幸運。雖然半數以上的中央歐亞主要民族都再次獲得獨立，但由於一直缺乏一個團結一致的中央歐亞政體（無論是政府，還是像歐盟這樣的經濟政治集團），弱小、貧窮、落後和外國勢力的宰制依然存在。使用波斯語的中亞南部（阿富汗）和西南亞（伊朗和庫德斯坦），以及近東和巴基斯坦，仍然被宗教和民族主義暴政主導。整個地區的虛弱，大幅導致鄰近中亞西部（前蘇聯中亞）的經濟和政治虛弱。
也很不幸地，俄羅斯人並沒有對他們控制的其餘中央歐亞民族鬆手，包括卡爾梅克人、圖瓦人（Tuvins）、阿爾泰人（Altaians）、薩哈人和鄂溫克人（Evenkis）， 以及北高加索地區的車臣人。隨著俄羅斯經濟的復甦，一個新的民粹主義專制政權開始發展，它再次以暴力威脅國內和國外的批評者。與此同時，中國繼續對東突厥斯坦、內蒙古和西藏等地進行軍事占領，並且無差別地使用恐怖和暴力手段。俄羅斯人和中國人，直接導致這段時期的整個中央歐亞在經濟上無法復元。
在文化上，中央歐亞也因周邊國家的長期壓迫統治而遭到破壞，尤其是曾經或繼續處於共產主義帝國統治的區域。激進現代主義的衝擊，摧毀了該區域的大部分傳統藝術和科學，並且未能提供有效的替代物。隨著獨立或資本主義的到來，官方長期以來在藝術領域對完全的歐洲現代主義的壓制，在歐亞的大部分地區結束了。藝術現代主義由此蔓延，但這些地方幾乎已經沒有穩固的傳統文化來加以制衡。另一方面，宗教團體則歡欣鼓舞，許多倖存的古老教堂、清真寺、猶太會堂和其他宗教建築獲得修復和重新開放，同時也興建了新的宗教建築。

■ 中央歐亞復元的開始
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世界性冷戰，以蘇聯最終崩潰、資本主義陣營勝利而告終。蘇聯崩潰的原因在於內部的結構性失敗，還有部分原因在於，蘇聯在支持不斷貧困化的中央歐亞各國的同時，還要維持龐大的軍隊並發展新的軍事科技，以保持和資本主義陣營的競賽，這給蘇聯帶來沉重的負擔。一九九〇年時，以波羅的海小國為首的共和國開始一個個宣布獨立，蘇聯政府試圖加以鎮壓。但在一九九一年八月的一次政變失敗後，更多的加盟共和國宣布獨立。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一九三一年生，一九八五—一九九一年在位）宣布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解體。
包括高加索和中亞西部在內的各個加盟共和國，就這樣出人意料地突然獨立。俄羅斯人也從蒙古和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蘇聯占領的中歐、東歐國家撤軍。但令人遺憾的是，所有的「次級」蘇維埃自治共和國和其他自治區都沒有獲得獨立。儘管蘇聯解體，但對於在沙俄時期和社會主義時期征服的領土，許多俄羅斯人還是決心不惜一切代價要緊緊抓住。有鑑於政府仍然幾乎完全由前共產黨的原班人馬組成，私營企業獲得合法經營的腳步十分遲緩，因此在最開始時，俄羅斯對資本主義的接受多半只是停留在理論上，而不是實踐上。然而，隨著中國對國際貿易和投資的重新開放，到二十世紀末時，歐亞的大部分地區已經轉變為資本主義型態的經濟體系——即使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
現代主義在二十世紀政治裡獲得的成功相當驚人。到一九五一年時，民粹主義者 成功地在歐亞幾乎所有國家建立了某種現代的非君主制政府——從極權法西斯或共產主義獨裁到自由的「民主」共和國。到二十世紀末時，民粹主義已經完全取代了所有其他形式的政府。世界上每個國家（除了少數孤立的小國）都聲稱自己是現代的民主國家。但事實上，它們沒有一個是真正的民主國家，大多數甚至不是共和國，它們充其量只是獨裁或寡頭政治。現代主義的勝利已經完成。

■ 中國的經濟復甦
一九七八年（毛澤東過世僅僅兩年後），中國領導人開始慢慢地將他們極度貧窮的國家轉向資本主義。他們先是允許少量的資本主義投資，主要是讓外國公司把中國作為廉價勞動力市場來發展製造業。這個舉措十分成功，因為它對外國投資者及共產黨領導人來說，都極其有利可圖，他們突然變得富有、強大。中國人發展出一種「國家資本主義」形式，這種經濟型態迅速發展成由國家監督的全面資本主義。中國經濟和科學及科技的極速發展，使它在短短三十年內，從貧窮的未開發國家之列，成為世界領先的經濟體之一，並擁有強大的太空計畫。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看起來是光明的。然而，與俄國人不同的是，中國人並沒有放鬆對任何一個被他們占領的中央歐亞民族的控制。 相反地，他們對這些民族的壓迫變得更加嚴重，尤其是東突厥斯坦。更糟糕的是，雖然許多中國人似乎很強烈地希望加入文明世界的行列，但它的政府領導人卻在同時威脅中國周邊的獨立國家，他們聲稱這些國家「屬於」中國。同樣的語言，也被使用於已經在軍事上被中國占領的國家。在新的千禧年到來時，中國民族仍然未能認識、抵抗和克服其政府的洗腦宣傳，這對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來說並不是好兆頭。

■ 印度的經濟復甦
雖然很少有人注意到，但到二十世紀末時，印度的經濟成長速度幾乎與中國同樣快速，它的人口成長速度比中國更快。印度在世界的經濟和政治實力已經日益成為公認的事實。 不幸的是，印度教原教旨主義的蔓延，威脅了政治穩定和文化增長的可能性，而印度的大部分農村仍然徘徊在相對原始的階段。此外，在與西藏接壤、以印度教為主的尼泊爾，毛派共產主義的發展，進一步威脅了該區域的穩定。雖然如此，印度快速的經濟成長和科技進步，保證了該國在新世紀的世界將會扮演重要的角色。

■ 俄羅斯的復甦
在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人放下周邊的負擔，但保留了俄羅斯帝國時期所征服的最寶貴領土，最重要的地方是已經俄化的領土，其中包括港城聖彼得堡在內的波羅的海附近領土、索奇港（Sochi）和黑海東北岸以及內陸裏海北岸，還有包括海參崴港在內的太平洋日本海俄羅斯遠東地區，以及北冰洋巴倫支海的莫曼斯克（Murmansk）。
隨著蘇聯解體，俄羅斯人將注意力轉移到他們滿目瘡痍的經濟。這個國家正式採用了非共產主義的「民主」政治制度，在大多數共產黨政客的反對下，舉步維艱地允許了一些合法的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當葉爾欽總統（Boris Yeltsin，一九三一—二〇〇七年，一九九一—一九九九年在位）及其政府成員挪用了意在穩定俄羅斯貨幣和新興銀行體系的數十億美元外援時，復甦的早期希望便遭到粉碎。結果是銀行倒閉、貨幣嚴重通貨膨脹，以及政府無力支付公務員和國有企業數千萬職工的工資。在一些地區，特別是西伯利亞和遠東部分地區，在好幾年的時間裡，許多人在冬天餓死或凍死，使俄羅斯成為全世界人口減少速度最快的國家。
由於在本質上與黑市無異的非官方平行經濟的持續存在，俄羅斯得以挺過解體初期的衰退，這種平行經濟是種自然經濟，在共產主義時期就已經發展出資本主義的特色。二十一世紀初，雖然政府對商人的打壓、組織化犯罪（和政府作為難以明顯區分）無所不在的破壞、極端民族主義的蔓延（包括對俄羅斯猶太人、非俄羅斯人或任何看起來不夠「俄羅斯」的人的種族主義攻擊的增加），以及許多蘇聯時期政治政策和軍事計畫的恢復，但是新的俄羅斯經濟仍然蓬勃發展。

■ 中央歐亞大部分地區的重新崛起
當非蘇聯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後，高加索地區的喬治亞、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等國也與蘇聯中央歐亞的大部分地區一起獨立。在過去的黑海草原西部，烏克蘭獲得完全獨立，但黑海草原東部直到黑海的亞速海，以及北高加索草原直到阿斯特拉罕的裏海，仍然屬於俄羅斯的一部分。其中一些地區當時已基本俄化，但許多地區在文化上仍然是非俄羅斯的，特別是北高加索地區，包括伏爾加河下游和高加索之間的北高加索草原使用蒙古系語言的卡爾梅克共和國。
在中亞，有著大量俄羅斯人口的大國哈薩克與土庫曼、烏茲別克、塔吉克、吉爾吉斯 均已獨立。這些國家在經濟上只是勉強維持，而且大多被貪婪的政客把持，使得它們窮困、羸弱並仰賴外界的援助。不過，獨立給了它們希望，也給了它們通往更廣闊世界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