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世界與多元璀璨文化並存的時代
突破「中華世界」的新國際秩序，
矛盾對立、相映而生，中國歷史上最糾纏難解的一段。
魏晉南北朝是激烈變動的時代，舊體制崩潰，亟需新秩序穩定社會。貴族是這個時代的核心，他們壟斷統治階層、加劇社會分化、激化異族起而自立；他們成就輝煌，不僅在藝術、文學等領域卓著，也促生新自覺與新思潮，創造豐富的玄學思想，更讓佛教、道教快速發展並深入民間。他們既是僵化的特權階級，高壓的統治者，卻也是平民的守護者、文化的傳承創新者。
本書統合學界最新研究，以多元視角爬梳魏晉南北朝紛亂的局勢，指出在此文化多元交流時期，外族首次入主中原並自視正統，漢族與周邊民族關係劇烈變化，國際秩序因此生變。以亞洲史、世界史的視野，民族問題、社會經濟的角度，探討四百年動盪的根本原因，更並重文化、宗教、經濟等面向之發展。透過重新審視階層的極端分裂、族群之間的矛盾抗爭、通貨膨脹與緊縮夾纏的經濟，重構出豐富多元的中古世界圖像，深刻描繪魏晉南北朝的光與影。
▍【聯經中國史】簡介
l 聯經出版公司五十週年鉅獻
l 戰後臺灣中國歷史研究的總整理
l 亞洲視野，國際視角，全新解讀
l 終於，我們有一套新的中國通史
過去幾十年，臺灣的歷史學者們在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研究領域取得了許多嶄新成果。對於這些學術成果的積累，我們認為有必要展開一項全面的整理工作，因此有了「聯經中國史」的出版計劃。
這套書有以下幾項特點：
第一、寫作對象是對中國歷史有興趣的一般讀者與學生，因此採用敘事性的手法，而非僅僅純粹的史學論述或理論解釋。
第二、融入最新的研究成果，呈現新的視角，讓讀者對中國的歷史與文化有新的瞭解與認識。
第三、敘述的重心放在社會經濟、日常生活與文化發展，減少對宮廷政治的詳細描述。
第四、不再將漢族或漢字視為中國歷史的唯一中心，更加強調自古至今中國歷史與周邊不同族群的互動和交融。
第五、強調中國歷史與亞洲和世界的緊密聯繫，從更廣大的視野中突顯中國歷史的特色。
▍【聯經中國史】預定書目與作者
主編／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2024年2月出版：
《華麗的貴族時代：魏晉南北朝史》／呂春盛（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北南角力中的新秩序：遼金元史》／陳昭揚（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跨國交織下的帝國命運：近代史》／吳翎君（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陸續出版：
《上古史》／黃銘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秦漢史》／李訓詳（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助理教授）
《隋唐五代史》／陳登武（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宋史》／梁庚堯（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
《明史》／徐泓 編（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榮譽教授）
《清史》／葉高樹（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作者：呂春盛
1960年生於臺灣臺中縣。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畢業、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博士。曾任教於國立臺南師範學院、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現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研究領域為魏晉南北朝政治史、族群史。著有《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陳朝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關隴集團的權力結構演變──西魏北周政治史研究》，另已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
總序
中央研究院院士 王汎森
在過去一百多年中，我們對中國歷史的認識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些改變，一方面源自於近代中國幾次重要的史學革命，從梁啟超在《新史學》「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的批判，到胡適的國故整理運動、傅斯年創立歷史語言研究所、再到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興起。這幾波的史學革命，雖然彼此關注的重點各不相同，但對於歷史的定義、史料的範圍、解釋的角度等議題，都產生重大的影響。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國際間對中國歷史的演變，無論是在歐洲、日本還是美國，一代又一代學者，不斷推陳出新，提出新的觀點與詮釋。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臺灣的歷史學者在這個領域，同樣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並發展出獨特的學術風格。他們既繼承了近代中國新史學的脈絡，又吸納了世界各地不同的學術潮流，加上引入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並在上個世紀末，接受到後現代主義的衝擊與洗禮。
幾年之前，有一位編輯朋友來信提及，臺灣已經很久沒有編寫成套的中國斷代史，聯經出版公司的發行人林載爵先生也與我談起，覺得有必要將這些累積起來的成果作一個整理。二〇二四年，適逢聯經出版公司創立五十週年，因此有了這項《聯經中國史》的出版計畫。
將近二十年前，我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任內，為了慶祝史語所成立八十周年，曾組織一項「集眾式」的工作，與史語所同仁共同完成《中國史新論》，當時也是由聯經所出版。不過，《中國史新論》是專題式的論文集結，旨在呈現臺灣學者對中國史研究所開展的新課題、新領域與新方向。
《聯經中國史》也是一項「集眾式」的工作，但定位截然不同。在策畫之初，我們便希望這套書是要服務大學生和對中國歷史感興趣的一般讀者。也因此，我們訂下了幾點寫作的基本原則：
第一、書寫方式採取敘事型的手法，而非純粹學術論述或理論分析，引文也只限於必要的範圍。
第二、必須融入近年來新研究之成果，但並非研究回顧，而是以新研究為基礎，融會貫通而成的新通述（synthesis）。
第三、反映近年來新研究之趨勢，避免只聚焦於上層政治、宮廷政治，而多著墨社會經濟、日常生活、菁英與大眾文化（high culture and popular culture）之交流、性別、地方社會的多樣性等議題。
第四、重視非漢族群與非漢字中心的觀點，以及不同朝代與亞洲其他地域互動的關係，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理解中國史。
第五、在參照融會新近研究時，注重中文（特別是臺灣）學界的研究，以期與其他相類似叢書在見解與框架上有所區別。
為了完成這項計畫，我們邀請了精熟各個時代的資深歷史學者擔綱作者。我要在此感謝各冊作者，承擔起這項不容易的工作。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認識和書寫歷史的方法。我們期待這套叢書，能代表這個時代對於中國歷史的認識，聯結起過去與現在，並為所有想要了解中國歷史的人，提供一個全面而深入的視野。
導言
魏晉南北朝作為夾在秦漢帝國與隋唐帝國之間，一段長達四百年動盪不安的年代，常被形容為中國歷史曲線上兩次高峰間的低谷。在傳統的「治亂史觀」下，被認為是一個黑暗的分裂時代，是一段只有戰亂沒有光彩的年代。這不能不說是一大誤解。其實魏晉南北朝儘管政治動盪，但在社會經濟、學術、宗教以及文化藝術各個層面，都是多彩多姿的。
一、政權分立與均勢演變
政權分立與「分合史觀」的謬誤
東漢靈帝光和七年（一八四）爆發了黃巾之亂，導致漢帝國走向崩潰，歷經群雄割據，最終形成魏、吳、蜀三國鼎立。再經數十年的演變，由司馬氏的西晉再造一統。然而，西晉王朝短暫承平不到十年，就因政爭導致八王之亂， 再引爆永嘉之亂。司馬氏流寓江東，成立東晉政權，華北則陷入五胡政權的統治，此後大致維持南北對峙的情勢。南方在東晉之後，又歷經宋、齊、梁、陳四個王朝的遞嬗。北方則由後起的北魏鮮卑拓跋氏入主中原，後來北魏分裂為東、西魏，再各自演變為北齊、北周。最後北周滅北齊，隋文帝楊堅篡北周，又滅南朝的陳（五八九），結束了長久分立的局面。
魏晉南北朝政權分立，戰亂頻仍，令人眼花繚亂。相較於兩漢四百年的大帝國，以及其後三百年的隋唐帝國，確實可稱之為大分裂的時代。元末小說家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一句氣勢磅礡的名言：「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更深刻地影響後世，認為中國歷史演變是依循「統一」與「分裂」而循環，成為一種以大一統為常態的「分合史觀」。然而，小說家之言雖然精彩動人，但不應該盲目地奉為金科玉律。就邏輯上而言，「分合史觀」可說是一種套套邏輯（tautology），即恆真式，因為就狀態而言不是分就是合，因此到底多久會分？多久會合？如果不說清楚「多久」，就是詭辯。而且這種史觀只拘泥於形式，完全忽略了更為重要的實質內涵，無意中陷入了「形式論」的謬誤。何況就世界史的經驗來看，「分合史觀」也不是普遍的法則，譬如歐洲的「天下」，就無法用「分合史觀」來理解了。
至於把「分裂的時代」進一步認定為「黑暗的時代」，則可能是受孟子思想「一治一亂」、「天下定於一」（《孟子．滕文公下》）的影響。事實上不論政治上是否維持統一的秩序，都不必然決定歷史其他方面的走向。換言之，政治上的動盪不安，不必然會導致文化的黑暗。譬如孟子自認所處是「禮樂崩壞」（封建體制瓦解）的「一亂」時代，但從後世來看，當時在文化上卻是中國歷史上「百家爭鳴」的古典黃金時代。同樣的，儘管魏晉南北朝在政治上確實是動亂不已，但也是中國歷史上繼春秋戰國之後又一次文化輝煌燦爛的時代，此點稍後再述。
由均勢平衡論大分裂
話再說回來，探討東漢帝國崩潰之後何以迎來四百年的大動亂，才是值得關注的重點。從外在形勢來看，這四百年的大動亂可簡單地由國際政治的均勢平衡來解釋。兩漢以前，中國政治經濟的重心在華北，因此統一華北即意謂著新王朝即將成立，然而三國時代曹魏統一華北，卻無法併滅孫吳與蜀漢，這又是為什麼呢？略而言之，魏晉南北朝時期有四個財富區，即（一）以長安為中心的關中地區、（二）以冀州為中心的關東地區、（三）以揚州、荊州為中心的東南地區、（四）以益州為中心的西南地區。三國的鼎足實際上是南北各二個財富區對峙的均勢平衡，後來蜀漢被滅而均勢破壞，才會有西晉的統一。
永嘉之亂後，東晉主要據守江南，巴蜀另有成漢，華北則有前、後趙的對立，形成四方對峙的平衡。前趙併後趙，經過後趙末年的動亂，最後由前秦苻堅統一華北。南方則東晉併滅成漢，與前秦形成南北對峙的平衡。
淝水之戰後，華北再度陷入分裂。東晉趁勢追擊到黃河以南，但是內部隨即陷入政爭，並引爆孫恩之亂，最後由北府兵將領出身的劉裕平亂，進而篡東晉，建立南朝的劉宋政權。北方經過一段混亂，由後起的鮮卑拓跋氏入主中原。局勢又回到南北對峙的平衡。
到了北魏末年爆發六鎮之亂，北魏分裂為東魏與西魏，而與南朝的梁國再度形成三足鼎立，可稱之為「後三國時代」。東、西魏互爭正統，形同水火，東魏交好梁國又連結塞北的柔然、青海的吐谷渾，對西魏形成四面包圍之勢。西魏實力最弱，猶如三國時期的蜀漢。但東魏始終未能併滅西魏，而南朝梁國也沒有積極進取，因而維持三足鼎立。
六世紀中葉，整個形勢又有了大變化。南方爆發侯景之亂後，由陳霸先收拾殘局建立的陳國，已失去江北、巴蜀之地。華北則演變為北齊、北周，雖然仍是三足鼎立，但是由西魏蛻變的北周，已攻取巴蜀之地，領土貫穿關中與巴蜀二個財富區，三百多年前蜀漢諸葛亮試圖由巴蜀北伐關中沒有成功，如今西魏宇文泰卻由北而南完成了。北周聯合新興的突厥威脅北齊，後來滅了北齊，形成對陳三面包圍，均勢平衡的局面再遭破壞，最後由篡北周的隋文帝楊堅滅陳，重歸一統。
以上的均勢平衡與破壞，只是就「中國本部」概要言之，若再把東亞與北亞的情勢考慮進來，則更為複雜。近代日本、韓國學界多留意中原動亂對東北亞地區的刺激，以及東亞歷史世界的形成問題，就是跨越「中國本部」，而關切整個東亞歷史的發展。
均勢的演變，看似雜亂無章，但仔細觀察仍有脈絡可循。大致上，力圖突破平衡的力量主要來自北方，一方面當時北方仍為政治經濟的重心，在生產秩序逐漸恢復後，客觀實力上對南方仍然保有優勢；另一方面，北方政權無論是西晉司馬氏、胡族君主或隋文帝楊堅，主觀上都有較為強烈的南侵野心。相對的南方政權則漸趨保守，因此雖然局勢一再重整均勢平衡，但北強南弱的氣勢仍然一再破壞平衡，而這種均勢平衡與破壞的一再拉鋸，遂造成長達四百年的動盪局勢。
以上只是從外顯形勢來說明而已，如果要再深入解釋長期動亂的原因，勢必要再追察造成均勢平衡與破壞的複雜因素，而這些複雜因素，多源自於兩漢以來深藏於社會底層的種種矛盾，可簡單歸結為「社會階層分化」以及「嚴重的民族矛盾」兩大問題，而這也是魏晉南北朝的另一項時代特色。
二、社會階層分化與民族矛盾
社會階層的分化
兩漢四百年相對和平的統治，社會經濟的發展雖然累積了巨大的財富，但也導致土地兼併、貧富差距的擴大，所謂「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地方社會形成擁有大量土地的各種形態的豪族階層。又由於漢武帝之後「獨尊儒術」，熟讀儒家經典，考試及格就可當官（通經致仕），因而也出現許多知識官僚階層。其結果是原本以龐大庶民百姓（編戶齊民）為主的社會結構（即一君萬民），發生巨大的變化，社會上出現許多具有地方勢力或深具民望的領導階層。這種發展趨勢在魏晉南北朝達到最高點，傳統史書對其較上層者多以門閥、門第或士族（甲族、膏腴等）稱之，日本學界則多以貴族稱之；至於地位稍次者，則又有豪族、豪強、大姓、寒門等等稱呼。
由於門閥貴族利用曹魏以來的選官制度「九品官人法」，長期任官而維持權勢，造成所謂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士庶天隔」的現象，因此這個時代又被稱為門第社會的時代或貴族時代。
另一方面，一般「編戶齊民」的小自耕農，由於疾病或天災等種種原因而出售土地，成為半自耕農或「無產階級」，淪落為大地主的佃客、部曲、奴客、奴僕而賤民化。再加上長期的動亂，大量的流亡人口投靠豪門，社會的中上階層都掌握著大量的依附人口，甚至後來佛教發展出寺院經濟，也有大量的依附人口，都不在朝廷掌握的戶籍之中，政府的稅基也因此大量的流失。
社會階層分化與長期動亂的關係
據《通典．食貨》記載，東漢桓帝永壽三年（一五七）約有一千零六十八萬戶、五千六百四十九萬口，但到晉武帝太康元年（二八○）再統一時，只剩約二百四十六萬戶、一千六百一十六萬口。一百多年間，戶數減少超過四分之三，人口減少超過三分之二。其中固然有部分是死於戰亂、饑荒或疾疫，但更多的是投靠豪門，成為隱藏性的戶口。因此這時期的政治可說是帝王與門閥豪族瓜分戶口而治的政治，當彼此的利益激烈矛盾，常導致政爭或動亂。總之，此時期的社會階層分化，衍生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乃是造成長期動亂的結構性因素之一。
民族矛盾的由來
兩漢以來盤據在邊地的外族非常複雜，漢帝國對外的擴張，不論是征服外族或接納外族來降，最後都衍生出「少數民族」問題，成為帝國的隱憂。以西南邊的羌族為例，早在東漢之初，《漢書》作者班固的父親班彪就曾上書說：「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後漢書．西羌傳》）
再以南匈奴為例。南匈奴來降之初，漢以「客禮」待之，尊匈奴單于位在諸侯王之上。但是魏晉以後南匈奴地位日益低下，匈奴貴族形同帝國屬下的官僚。一般匈奴民眾漸習農耕，或農牧並行，但遇荒年天災不免貧困，經常遭受地方官吏的剝削，或受地方豪強的欺壓，以致有淪落到賣身為奴的悲慘境地。西晉末年南匈奴貴族劉宣鼓動劉淵起兵時，曾說：「晉為無道，奴隸御我。」（《晉書．劉元海載記》）充分顯示「少數民族」淪落到奴隸般的命運。
據日本學者田村實造的估計，四世紀到六世紀約有一千萬的匈奴、烏桓、鮮卑、氐、羌（即所謂的五胡）等民族移動，潛居華北，其人口之多、規模之雄偉，在中國史上的重要性可比擬歐洲史上日耳曼民族的大移動。或許民族移動的數量有所高估，但即使是打個折扣仍然是很驚人的。
民族矛盾與長期動亂的關係
基本上，「五胡」起兵帶來的「永嘉之亂」，以及隨後牽動的南北民族大移動，都可以看做是漢帝國對外擴張帶來的後遺症，或者說是漢帝國對四邊擴張的反作用力。如上述帝國內的「少數民族」，數百年來遭受到奴隸般的壓迫，民族矛盾形同潛藏的火藥庫，因此傳統所謂的「五胡亂華」，實際上是被奴隸的「少數民族」的獨立運動。
此時胡族進入華北已數百年，既已習得農耕生活，又長期受到漢文典籍的影響，具有大一統的中華帝王思想。因此他們起兵叛變後，並不想要回到塞外再過游牧生活，而是要在中原建造統治包括胡漢的大一統帝國。然而，胡漢之間長期累積的矛盾與仇恨，並不是那麼容易化解的，因此這個時期的民族衝突此起彼落，如何超越胡漢之間的藩籬反而是有作為的胡族君主的歷史課題。像後趙石勒、前秦苻堅、北魏孝文帝、北周武帝，無不致力於「民族融合」的政策，包括任用漢人、採用漢人制度、推行儒教等等，一般泛稱之為「漢化」政策。
話再說回來，不論胡族君主本身如何的「漢化」、實行多少的「漢化」政策，胡族國家的主體性仍然在胡族。因此當漢族勢力威脅到胡族統治時，其血腥鎮壓絕不手軟，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屠殺漢族名門崔浩的「國史之獄」，「清河崔氏無遠近，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魏書．崔浩傳》）。另外，華北的民族衝突不限於胡漢之間，各胡族彼此之間的衝突也非常激烈，譬如前秦在淝水戰敗之後，內部各種胡族勢力趁機叛離，帝國也隨即土崩瓦解。
華中、華南的民族問題，又是另一番景象。華中、華南的非漢族土著族群（蠻、越、俚、獠、溪等等），在總人口數上雖然遠多於漢族，但由於地形多山川沼澤、部落組織鬆散、缺乏有力的政治組織，大多處於被漢族分化統治的狀態。早在三國時代的孫吳政權，就對土著「山越」展開大規模的征討，掠奪其土地與人民，動輒數以千計的斬殺，大肆搜括人口，「彊者為兵，羸者補戶」（《三國志．吳書．陸遜傳》）。永嘉之亂後大舉南逃的北方漢族，在大致上是孫吳舊境的華中、華南地區建立東晉流亡政府，其領導階層被稱為僑姓士族，把持政經大權，壓抑吳人。即使到了南朝，連南方的吳姓士族也還是受到壓抑，更何況是居於社會最底層的非漢族土著，幾乎是永不得翻身。
東晉南朝政權以開發之名，對非漢族土著進行無止境的搜括與屠殺。其慘烈之狀，梁代沈約在《宋書．夷蠻傳》記載，劉宋將領「恣行誅討，自江漢以北，廬江以南，搜山盪谷，窮兵罄武，繫頸囚俘，蓋以數百萬計」，連孩童老人都一律斬殺，沈約行筆至此，也為之鼻酸。
總之，當時的北方與南方民族矛盾都非常嚴重。不論是忙於解決內部的民族矛盾，或抵禦外部不同民族政權的侵略，都是造成這個時期動亂的結構性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