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的人境詩學

自序

本書是我近年來研究陶淵明詩文著作的結晶，從讀詩、撰文到成書，毋寧是一趟重新發現陶淵明（365-427）的旅程，也是重新獲得自我定位的體驗。這趟旅程的終點在「人境」，起點則始於對「自然」的探索。「自然」不管取古典的意義，或是依當代的用法，它都是一個跨越古今，橫亙中西，而且語義還不斷在成長的概念，它的重要性也與日俱增。「自然」同時是一個跨越學科領域，任何個別的知識部門都很難完全掌握其整全內涵的概念；本書的撰著即源於一群想要共同探索「自然」的夥伴，彼此召喚；我們以跨文化的視域，分工對話的方式，期望對中國人文傳統的「自然」意蘊作一番探究。基於自身的學術背景，我的焦點自然落在中國詩歌的傳統上。由於不論從中國文化史或是中國詩歌史的角度觀察，六朝時期無疑都是「自然」議題的關鍵起點，我原先設想以中古詩人作一系列的研究，陶淵明只居其中一二。然而，在實際深入與陶淵明對話後，彷彿受到一種自然力量的牽引，促使我竟然在陶淵明身上就盤桓了將近八年的研究，至今仍覺欲罷而未能。之所以如此，與「自然」在中國人文傳統的豐富意蘊和陶淵明本身在此傳統上的關鍵地位俱有關聯。

從文學的角度切入六朝時期的「自然」，陶淵明誠然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詩人，本書最早完成的四篇論文，即是對應他以「自然」一語所揭示的四個主題：園田、隱逸、生死、飲酒。這四個主題與時代思潮息息相關，各種與自然議題相涉的重要文化表徵，都投影在陶淵明的生活世界中，成為他的對話對象與詩歌主題。然而，探索陶淵明的「自然」，只是論證其與時代的關係是遠不足夠的，還須進一步追問，在時代的光譜下，陶淵明對於「自然」有何新的衍繹？經過反覆的覃思力索，我發現在前述四個核心主題中都可見出「自然」與「倫理」相即不離的理想始終貫穿其間，陶淵明的形象越來越清晰，本書論述「自然」的主軸也逐漸浮現出來，我相信合乎人性，得以使人與人、人與自然獲致雙重安立的「人境」，才是陶淵明所堅持的實踐「自然」的場域。

當「復返自然」成為「重構人境」，我對陶淵明的理解還作了整體性的重新定位，不僅陶淵明存在論式的「自然」理想更加明晰，他作品中強烈的「懷古意識」與「對話意向」也有了答案，此問題可以從「人境結構」的「歷史性」獲得解釋。陶淵明不僅與古人對話，也與後人對話，陶淵明對自我存在的歷史性有深刻的覺知，這也是他足以啟引後人對話回應的重要原因。陶淵明的「桃花源」能夠成為大家共同的「桃花源」，在他以「人境的自然」為構築基礎時，就己經註定了。

本書即是以園田、隱逸、生死、飲酒、懷古五個主題共同構成陶淵明的「人境的自然」，而結論「對話」則是「人境自然」全幅展現的基礎。回顧陶淵明的研究史，在浩如煙海的古今典籍中，這些議題分開來看，除了「對話」以外多數已被一再論及。這個現象固然反映出這些議題的重要性與關鍵性，但多少也意味著其間或許缺乏一個完整的聯結，無法勾勒出一個具體的陶淵明形象，總讓人有意猶未盡之感，所以才會代代有人不斷的重作。本書嘗試聚焦於「自然」，藉由陶淵明自身文本的指引，以「人境的自然」將這些主題串連起來，在這個結構下，這些主題遂呈現出與前人所論相當不同的側重面。對我而言，探尋結構本身即是部分與全體間無盡的詮釋循環與自我超越的歷程。因此，本書中的文章雖然已先後發表於國內外的學術期刊，但在成書時都做了大幅的調整增修，甚至，最早完成的「田園」一文，也因焦點與整體結構無法密切呼應而徹底重寫。這原本出於一份對讀者真誠負責的心意，如今回首，卻是難能可貴的成長經驗。

陶淵明能夠開出獨樹一幟的「人境自然」，直接受到當世環境的衝擊與傳統儒道思想的啟悟，他的視野遠非一般文人所能企及。為了能夠深契陶淵明在詩與思之間遊刃有餘的本質與變因，為了詮釋其整全性的存在體驗，並探究其與自然世界的聯結方式，我復返於文史哲密切結合的傳統，勉力於究析儒道釋的發展脈絡，浸潤於氣化宇宙觀與身體觀，以尋求答案。陶淵明是一位哲學家詩人，我深信如果無法儘可能趨近於他所理解、感受的世界，我將難以真正走入他的精神境界。

為了能夠更清晰的詮釋陶淵明所揭示的「存在結構」，我也作了許多擴充閱讀的努力，包括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論存在與語言，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論身體與知覺，耶律亞德（Mircea Eliade）論宗教與神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的物質想像與空間詩學，和辻哲郎的倫理學及風土論，史密茲（Hermann Schmitz）、伯梅（Gernot Böhme）的氣氛理論，巴赫金（M. M. Bakhtin）的對話理論，……這些都給予我在詮釋分析上許多啟發與助益。這些理論有的已非常古老，有的方興未艾，但現在回顧這段與各種思潮對話的歷程，才恍然於我所作的不過是填補自身的匱缺，重新架構自己對於世界的認知體系，它們幫助我瞭解人之存在的基本原理，使我得以深入陶淵明的「人境結構」，掘發其中的深刻理境。透過這些異文化的照見，我更加明析自己文化的精髓，理論無分中西也沒有一定的界限，對我而言，只在隨問題發展，而發問的基點總是基於我所身處的當代意識與己身的存在體驗。本書以中國人文傳統為座標，以當代共具的關懷為切入點，由此進入陶淵明的詩歌世界，這一切已不知不覺改變了我過去從事文學研究的「體質」，我由衷感激這樣的改變。

從不惑邁向知命之年的歲月裡，不意竟會和陶淵明結下如此的不解之緣，他成為我生命歷程最重要的導師。以陶詩作為這八年的研究對象，實有著許多偶然的因素，但似乎也是一種必然，因為它來自生命底層最深處的呼喚與共鳴。許多時候我覺得自己不是在研究陶淵明，而是在閱讀過程中不斷對他發問，並聆聽他的教導，他的文字語調很自然的引導我思考問題的方向。經由他的指引，完成這部著作的同時，才進一步理清自己的生命軌跡，也重新領悟了「詩學」的意義。這些年來「唯斯人也，而有斯文也！」的讚歎常在心底迴盪，日日宛若一位織女，在「人境」中勤懇的織紝著陶淵明的「自然圖譜」，期待自己也有「復得返自然」的一天。

本書是兩個三年期國科會整合型計畫的成果，感謝國家的支持；感謝一起執行計畫的夥伴，他們的提攜對於我的思考有開拓之功；感謝計畫助理搜集資料、辛勤校對，他們使我得以突破身心力量的限制；感謝臺大中文系給我開設「陶淵明詩」的機會，並將之列入「經典人文學程」，讓我在教學與研究之間左右逢源；感謝臺大歷年修習「陶淵明詩」的同學，身為陶淵明新一代的讀者，他們對於陶淵明的深切回應，給予我莫大的鼓舞；最後還要感謝我至親的家人，他們永不收手的扶持，使我安然走過風雨與病痛。在「人境」中各種令人感念的互動關係，讓我獲益良多，也促使本書得以問世。

導論：從「人境自然」到「人境詩學」
陶淵明離開人世已將近一千六百年，這位家喻戶曉的詩人，生前即頗受矚目，他隱居於廬山腳下的草廬，成為一種令人無法忽視的文化象徵。他被認為與俗寡諧，具有抗議精神，是一位異議分子；他也被認為與當時最大的宗教勢力保持友善，卻不為所動，是一位另類士人。陶淵明之名一出現在中國典籍中，即具有鮮明的個性，被塑造成一位真摯高逸，安貧樂道，言行一致的隱士，同時也是哲人，雖然他也是一位詩人，但他的詩文在南朝隋唐期間還沒有獲得足夠的重視。

入宋以後，情況大為改觀。陶淵明的人品所受到的肯定有增無減，他的詩作所受到的評價也呈現戲劇性的變化，他被視為晉宋第一流人物，甚至是有史以來最重要的詩人。他的詩作所呈顯的主題和風格同樣受到肯定，他的人品與詩品幾乎同時被提升到典範的地位，這樣的局面，至今未變。

陶淵明的形象經過一千多年的歷史，不能說毫無變化，但其實最大的變化不在形象，而在作品的評價。如果我們貫穿整個文化史來看，世人對於陶淵明的印象可以說相當固定，他是隱逸詩人，田園詩人，酷好飲酒，任真率性。由於魏晉是個體自覺的時代，如何從世俗虛偽的名教之網脫身而出，獲致自由，可以說是當時士人共同的心聲。陶淵明隱逸、躬耕、飲酒的生活，很具體的塑造出一位脫離俗世遁入大自然的抗議士人的形象。但是他的抗議方式在那個時代是很另類的，陶淵明與名士共乘魏晉自由之風，追求個體解放的精神是相同的；然而他隱逸田園，躬耕自給，與竹林七賢硬行衝撞禮法之網，則明顯有別。

雖然從正始名士到陶淵明，他們在反抗時風，追求自性上的傾向幾乎一致，但兩者的表現方式則有相當大的差距。陶淵明較之名士具有濃厚的人倫情味，他對孔子與儒家經典也相當敬重，從無「非湯武，而薄周孔」之事。陶淵明對傳統哲人關懷的議題如死亡、命運、自然、倫理等，不分儒道，都極能共鳴。因此，陶淵明這種足以安頓生命，又能彰顯主體精神的形象，很快的變成理想人格的典範，陶淵明被認為承載了濃厚的精神價值，他的思想歸屬問題，隨之而起，成為探究其精神內蘊的重要課題。

然而，精神內蘊並不等同於思想屬性，陶淵明的思想確實具有很明顯的儒道傳統的根源，但身處晉宋之際佛老大興的年代，他的思想帶有鮮明的與時代對話的色彩，在對話中他強化了，也活化了傳統的智慧，這樣的精神內涵往往不是傳統的學派分類所能範限的。陶淵明作品所顯現出的鮮明個性與他的思想性，可以說是一體的兩面，共同呈顯出他的精神風貌。

結合這些現象，我們可以理解陶淵明的特殊魅力並不落在開創了任何文學體式或是流派，成為創作學習的宗師，而是從其作品所散發出的精神力量，令讀者想要究析其因，與之對話，追和其詩。陶淵明的重要性不僅浮現在詩歌史上，更滲透到整個文化內蘊，甚至可以說，陶淵明在文化史的影響力更大於詩歌史。歷來嗜其詩、慕其人者不絕於途，古今讀者多半深信他是以性情之真作為源頭活水，自然湧現為他的作品。「任真」、「自然」這兩個可以交互詮釋的評語，便同時落在他的人品與詩品之上，對於陶淵明的詮釋很難局限在狹義的詩評角度。

在中國的人文傳統上，「文如其人」、「修辭立其誠」，這樣的理念始終居於極重要的地位，陶淵明則是中國詩歌史上「詩人合一」最重要的典範。為了重探陶淵明在文化史上的重大意義，把握「詩人合一」的內蘊是關鍵所在。過去在傳統視角下，對於陶淵明的思想探究或是過於狹隘，或是過於籠統，遠不符陶淵明所達到的高度與所參透的深度。我們今日重探陶淵明精神境界的成因，必須深入他所展示的多維對話結構，探其究竟。而陶淵明的詩歌在文化史的意義，也必須在人品與詩品的聯結上評價才能真正朗現。

一
「詩人合一」的批評概念，可以說承自孟子「尚友古人」、「知人論世」這樣根深柢固的傳統，它最基本的預設是作者可以經由閱讀活動被讀者理解，詩歌可以表彰作者的人品，進而讀者可以經由涵詠詩歌獲得潛移默化之功。簡言之，作品即是作者的表徵。雖然「詩人合一」這樣的評論原則，從理論層面來看，理應是一個沒有價值意味的通則，它可以提供讀者理解不同詩人性情的根據，但是對於傳統讀者而言，情況卻非如此，放在陶淵明身上尤可見出那是一種真與誠的完美結合。陶淵明成為中國詩歌史上最重要的「詩人合一」的典範，可以說已肇端於中國文學批評第一個興盛時期南朝，此時文學已取得較前期相對獨立的發展空間，鍾嶸與蕭統身為重要的批評與編選家，不約而同的對陶淵明詩文發出「尚想其德」的禮讚，讀者由詩及人的反應表露無遺。只是這樣的閱讀經驗對兩位批評家而言似乎是私領域之事，陶淵明「其德」與作品的聯結尚未展開，所以在進行公領域的文學品評上，他們還是無法給予陶詩最高的地位。
時至唐代，陶淵明的影響是以一種生活化的方式滲透到許多詩人的創作之中，舉凡田園、飲酒的閒適之趣，屢見於唐詩。雖然唐人對於陶淵明的隱逸生活及桃源世界多有嚮往之情，但真正論及隱逸抉擇時，卻不能沒有微詞，王維「忘大守小」之評，即突顯出承平時代的用世觀點。然而，就在唐人並不完全認同陶淵明仕隱抉擇的情況下，這位不免受到指摘批評的前代詩人，反而顯現出他在唐代的親和力，唐人各以自身的回應，共同呈現出生活化的陶淵明，而這個面向同樣說明了作品即是作者的表徵。讀者所感受到的是更貼近自我心靈的作者真性情的展現，這種親近之感對唐詩產生了唐人未必自覺到的深遠影響。只是在唐代極度開放自由的閱讀風氣下，陶淵明無論在人品與詩品面向，都還沒有獲得集中的評價與定論。

真正確立陶淵明詩品與人品同具最高地位的是宋代。宋代詩話蔚興，詩歌批評活動相較於六朝集中於少數人物，是以遍地開花的方式綻放而出。詩人的影響，評論的傳播，對話的頻繁，都是前所未見的。在此時期陶淵明與杜甫同被推至最高的地位，其中固然存在許多不同的因素，但是就其共同的因素而言，當即是詩品與人品合一，同具典範的意義。宋人對於陶淵明既論其詩亦論其人，儘管宋人有時幾近於道德決定論的觀點，引發不少後世評家的怨言，但卻不能否認宋人關於陶淵明的重要評語，諸如任真、自然、平淡、質樸等，也在後世建立起典型的地位，至今仍沿用不絕。這些詞語都有一個特色，即是它們都可以同時指涉其人與其詩，這樣的風尚無疑地和宋代重視道德理想的文化氣氛有關，更重要的，它當立基於陶詩作品本身「詩人合一」的特色。

宋人在建立陶淵明「詩人合一」的典範地位時，自然會對陶淵明的人格思想多方探究，最顯著的即是分別從時代與思想兩個面向著手進行更深入的析辨。在時代方面，主要是參照當時的政治環境，建立其思晉忠憤的形象，對其隱逸的操守高度推崇；在思想方面，則反覆究析其儒道釋的思想屬性。這些探究雖能深化對陶淵明的認知，卻很難避免時代限制所帶來的偏頗與過度詮釋，譬如說，論陶淵明與時代的關係，只重視政治的面向，而忽略了陶淵明與當代思潮的深切對話；論其思想內涵，則偏於思想屬性的分辨，而忽略了陶淵明的融合與創造。在陶淵明身上，傳統與當代正具有緜密的對話關係，後世的研究缺少任何一個環結都不足以窺其全豹。
然而，對於陶詩，宋人仍然是最具有開創性的讀者，他們見出「古今賢之，貴其真也」，也見出諸如「質而實綺，癯而實腴」、「沖澹深粹，出於自然」這些非表象的特質。而「自然」或是其家族語彙如真淳、質樸、平淡等也成為後世品評陶詩最重要的評價語彙。筆者認為以「自然」一語總攝陶淵明有其恰適性，除了它本就植根於陶淵明的評論史，是古今的共識，此外，還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它可以滿足人品與詩品的雙向特質與交互詮釋。其二是，「自然」這個詞語多次出現於陶集，本身又承載著悠久的文化意蘊，不但可為陶詩之鑰，也可解自然之謎。但要探究這樣的課題，實有擴大觀照視域的必要。

宋人雖然是開拓陶詩「自然」境界最重要的推手，但令人費解的是，宋人乃至於其後的傳統詩評，幾乎都沒有從魏晉的「自然」追求來看陶淵明所體現的自然。名教與自然之爭的時代議題，在傳統的視野下，常常被窄化成政治議題，陶淵明邁越塵俗的思想，在他們的體系中，是用與時代徹底絕裂的方式被呈顯出來，成功的塑造了陶淵明清高絕俗的形象。而在後世以創作導向為主的批評視野下，陶詩的「自然」討論，更越來越走向雕琢與否的問題。這樣的古典評論史儘管仍然存在許多發人深省的洞見，卻因視域的限制及論述的篇幅多點到為止，而予今人意猶未盡之感。

近世的陶淵明研究，一方面基於時代的變革，一方面引進新的文藝思潮，才漸漸為各種傳統思維解套，在新時代的評論中，聚焦於「自然」的，仍然大有人在，但方法與眼界則大為不同，如梁啟超便採用「自然」一詞來總括陶淵明的人生觀，並聯結起陶淵明的文藝與品格，強調其對精神「自由」的追求。這樣的詮釋放在民國初年的時代氛圍來看，我們完全可以想像他所寄寓的深刻用意。陶淵明在梁氏的描述下有骨有肉，為現代人打開親近陶詩的大門。但這樣的詮釋具有強烈的現代性，不免忽略了這樣的「自由追求」與魏晉時期「自然追求」的聯結。
同樣是聚焦於「自然」，陳寅恪先生從史學與思想兩個面向，直扣魏晉名教與自然之爭的背景，揭示陶淵明與嵇康、阮籍的「舊自然說」不同，而具有「新自然說」的意義。陳說可謂首次將陶淵明的自然追求放在時代的光譜下，具體點出陶淵明的自然說與時代的對話關係，以及其中具有的創新意義。但陳氏直指陶淵明具有天師道的信仰，綰結道教的詮釋取徑，引來不少批評，再加上他並未對所謂的「新」自然之義詳細論證，而大大削弱了所論的影響力。

在魏晉時期，「自然」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概念，它既牽涉各種存在根源的解釋，也是魏晉文人以生命體現的重要價值。若以作品的具體反映來看，陶淵明確實極有意識地援引「自然」一詞行文入詩，如「質性自然」、「漸近自然」、「神辨自然」、「復得返自然」；可以說是當時除了哲學著作之外，使用最多的，說陶淵明的作品預設了與魏晉時期種種自然議題的思辨對話，是符合實情的，陳氏的揭舉有其見地，問題在於陶淵明是否開出「新」的自然說？他的「新自然說」又具有怎樣的內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