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新文學史（十週年紀念新版）（下）

十週年新序／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

《台灣新文學史》出版於二○一一年十月，當年出版時，曾經非常擔心不會有任何市場。仍然記得那年十一月舉行新書發表會時，竟然有四百餘人湧入現場參加，地點是國家戲劇院的頂樓大廳。有太多參與者是我從未認識，卻都因為文學史的出版而從不同城市湧來。這部文學史的書寫，是從二○○○年到達政治大學校園後才正式動筆。一旦開筆書寫，就無法停止下來。中間穿越過太多的政治起伏，也穿越過兩個世代的學生。從最初在靜宜大學開授台灣文學史，又經過在暨南大學的九二一大地震，最後才在政大的山上校區安頓下來。持續不斷的閱讀，再加上連綿不絕的書寫，那樣的苦讀苦寫，可以說不分晝夜。
那年夏天的七月，終於全稿殺青之際，我一個人在研究室裡發出驚聲尖叫。那是我長期壓抑著情緒，而終於獲得心靈的解脫。那是一種卸下枷鎖的喜悅，也是一種閉門慶祝的解放。如果人生可以捲土重來，我絕對不會選擇文學史的書寫。尤其最初開始動筆撰寫時，就引來陳映真先生的挑戰。雙方大約有三個回合的來回辯論，那是我生命中刻苦銘心的記憶。打完那次論戰時，我對自己的思維方式與感覺結構，已經充滿了信心。
這部書出版之前，中國曾經為了展開對台的統戰，從一九八○年以後就出版十幾冊的「台灣文學史」。每本書的前言永遠都出現固定的兩句話：「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支流」。他們把文學史當作政治史來處理，等於是矮化台灣文學的美學高度與深度。這些粗糙而氾濫的抄寫，正好彰顯了他們的心靈是多麼幼稚。如果台灣學者無法寫出自己的文學史，就只能平白接受北京的踐踏。台灣文學有其主體性與整體性，殖民地時期的台灣作家，就已經意識到為台灣留下自己的感覺與美學。縱然他們使用日文，絕對不是日本文學的下游或支流。只有北京的御用學者，才會如此輕蔑台灣文學主體性的存在，如此貶抑台灣文學的豐富美學。
因為接受過歷史訓練，從輔大歷史系到台大歷史研究所，一直到美國華盛頓大學對宋代歷史的投入，已經讓我養成對原始資料的重視。在書寫《台灣新文學史》的時刻，我非常注意作家的出生年代與他的社會背景。所有的文學作品，不僅是作者生命的產物，也是時代精神的產物。受到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每位作者能夠發揮出來的想像力，自然有其獨到之處，也有他時代背景的限制。重新回顧當年在撰寫這部作品時，總是會特別注意到作者的時空環境。每個歷史階段，都決定作家的創作風格與藝術精神。這部作品出版了十年之後，仍然還可以察覺當年書寫時的心情。面對不同歷史階段的文學作品，還是不能不對每位作家致以最高敬意。他們為自己的時代留下最佳的美學演出，也為自己的社會留下非常特殊的風格。無論是個人創作或是通過結社而形成流派，都已經在流動的時間過程中留下印記。
十年，幾乎就是一個世代。這部文學史作品，能夠讓許多年輕讀者仔細閱讀，那應該是我的榮幸。以我現在的思考能力與健康狀況，似乎已經不可能重新填補或改寫。我強烈感受到自己正篤定進入晚年，已經無法勝任龐大的論述。如今我只剩下撰寫散文的能力，或只是勝任書評與書序的工作。十年來，見證年輕的世代已經誕生，也見證新的文學技巧與批評範式不斷崛起。歷史地平線不斷在我前面浮起時，讓我對台灣文學的發展感到喜悅。我這輩的知識分子，基本上都經歷過二二八事件的血洗，也經歷過五○年代白色恐怖的威嚇。那樣的大環境形成了我這個世代的人格與風格，這是一種先天的生命條件，也決定了我們對文學與審美的態度。穿越過那麼多政治陷阱，在發言之際，總是需要拿捏分寸。我曾經在海外參加過反對運動，返台之後又參加了反對黨的政治活動。這些生命經驗自然而然也形成了我靈魂深處的美學，在撰寫文學史的過程中，也將這樣的美學融入歷史書寫。這也說明了為什麼我一直期待新世代可以寫出一部新的文學史，在不受政治恐嚇的情況下，應該可以更從容品評前人的文學作品。
在校園裡，我仍然在開授「台灣文學史」的課程。我從來不會以這部《台灣新文學史》為課本，而是另外撰寫講義分發給學生。這樣在授課之餘，才有可能對文學作品挖掘出額外的美學與風格。在授課之際，我會介紹最新出版的年輕作家作品，讓他們可以發現並感受當代的文學風景。就像我常常說過，文學史是一種往後看的閱讀。欣賞年輕世代的作品，則是一種往前看的閱讀。年輕作家的創作技巧與文學風格，似乎是帶著我去看未來的風景。出現在我眼前是一片遼闊的水域，新的地平線不斷浮起。每一片波浪都向我強烈暗示，更新的世代正持續不懈地湧來。
完成這部歷史作品已經屆滿十年，不免讓我感到驚心，稍縱即逝的感覺竟是如此強烈。距離當初動筆時，二十年已經過去，內心不免浮起這樣的感覺：「二十餘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這部作品能夠持續讓台灣讀者閱讀十年以上，身為作者自然感到非常幸運。書中對每位作家、每部作品的評價，應該只是屬於我個人的美感。我深深相信，不久以後會有一部嶄新的文學史出現，取代我在上個世紀所表現的美感。非常感謝聯經出版公司與我長期的合作，非常感謝我的學生在閱讀這部作品時也給我意見。
陳芳明
二○二一．十．二十二
政大台文所

（第二十四章節錄）
二十世紀的台灣文學發展，穿越戰前的日本殖民時期，也走過戰後的戒嚴時期。文學若是一個家國、一個時代最佳心靈的縮影，那麼從一九二○至二○○○年，整整八十年的歷史過程中，確實見證台灣作家從最封閉狀態朝向開放境界，完成一個罕見的文學盛世。從日語到漢語的轉折過程，受到政治權力的干涉，幾乎造成文學傳承的斷裂。憑藉微細一線香的信心，終於使文學命脈不絕如縷。在龐大的文化結構裡，文學表現可能相當微弱。尤其純粹是依賴靜態文字的保存，不可能使庸俗的世界具體發生什麼。但是在權力更迭之際，殖民者消失，壓迫者消失，文學家所謳歌的四季節氣、愛情酸甜、人情冷暖、鄉土盛衰，卻都完整保留下來。或者如詹明信所說，文學是一個社會共同記憶的表徵，它是一種國族寓言，即使只是短短的一行詩，卻壓縮了多少悲歡離合在其中。經過時間掩埋，在長久的世代重新出土之後，產生的強烈文化召喚，竟然不是塵世中的權力在握者所能抵禦。最鮮明的證據，莫過於日據時代作家賴和與楊逵作品的重見天日。相對於浩浩蕩蕩的壓迫體制，兩位台灣先人所留下的藝術，簡直無法形成氣候。但是，他們的斷簡殘篇於一九七○年代再度被挖掘出來後，竟然對歷史轉型期的戰後知識分子釋出無窮無盡的暗示。沒有人清楚記得當年這些作家在世時的統治者姓名，當然也無法釐清作品中的故事情節吸引多少讀者。他們的精神一旦復活過來，便開始與新世紀的青年展開對話。
文學的意義不宜誇張，不可能出現隔代遺傳，也不可能造成隔空抓藥。靜態的文字能夠產生意義，是因為經過不同時代讀者的閱讀。日據時代文學在戰後初期完全不能進入讀書市場，一方面是由於高壓政治權力下反日風潮的干涉，一方面是前輩日語作家的作品原典未經翻譯。他們被棄擲在荒涼的歷史墓園，從未接受過追悼或致敬的儀式。二、三十年過去之後，記憶變得零落之際，文學作品一夜之間降臨台灣社會，已呈失落與斷裂的歷史傳統，又再度鍛接起來。日據時期作家的幽靈重訪海島的鄉土時，喚醒多少湮滅的記憶。文字中隱藏的抵抗意志，也燃燒起更多的批判力量。賴和與楊逵在短短十年的傳播中，升格成為經典。他們的接受史，正好可以印證文學從來不會過時。他們在讀書市場據有一席之地，閱讀一旦展開，無止盡的對話也從此就延續下去。殖民地文學所散發的意義，無疑對戰後的戒嚴體制形成高度影射。抵抗與再抵抗的精神，不只是存在於文學本身而已，必須受到具有同樣歷史條件的讀者細心捧讀，從經典中看到自己的時代，並且在對話中進一步產生結盟。文學史觀的建立，就是在如此迂迴的經驗中緩緩構築起來。
台灣戰後時期所形成的漢語文學，固然造成閱讀上的障礙，使殖民地文學無法順利受到解讀。在漫長的歲月中，翻譯工程逐一使日語原典轉化成中文書籍，而終於與戰後文學匯流。漢語時代的到來，使島上住民的不同族群獲得相互溝通的平台。從反共文學到現代主義運動，文學生產力持續成長，而不同世代的作家也陸續加入陣容。一種美學，一種思潮，即使是從外地旅行到台灣，往往必須受到排擠與抗拒，而慢慢被收編成為本地的審美原則。從一九五○至七○年代，威權體制確實干擾了每個作家的身體與思考。但是強勢的權力，最後並沒有成功地侵入個人的無意識世界。壓制與受害，確實普遍發生過；卻因為沒有經過集體的政治鬥爭，也沒有經過細緻的思想改造，作家在內心底層還是能夠維持具有個人特色的私密語言。經由那私密空間，豐富的文學想像終於大量釋放出來。現代主義運動縱然在權力干涉的陰影下，仍然維繫勃勃生機，不分族群、不分世代、不分性別，使這個運動開創波瀾壯闊的格局。現代主義無論被污名化為帝國主義的文化支配，或被妖魔化成為脫離台灣現實的逃逸管道，卻都無法否認它已成為戰後台灣文學的一個重要遺產。
從文學史的長流來看，台灣文學有太多異質的成分不斷滲透進來。沒有殖民地文學，沒有反共文學，沒有現代主義文學，沒有鄉土文學，就不會有一九八○年代的後現代文學。衝突而共存的現象，在後現代文學中表現得最為鮮明。當全球化資本主義席捲海島時，也正是島上代表中國的威權體制開始式微之際。歷史是如此嘲弄，當年把台灣社會關閉起來，是因為有戒嚴文化的存在。當台灣社會開放時，威權體制也不得不走向崩解的命運。台灣的開放，是因為全球冷戰體制的解凍，澎湃的時代潮流，不是島上小小的權力結構就可抵禦。相應於全球經濟形式的改造，台灣民主運動也順勢崛起。沒有開放的社會，命名為後殖民或後現代的台灣文學，就不可能誕生。那是累積多少族群的智慧，匯集多少世代的結晶，才使得世紀末的文學生態進入前所未有的盛況。文字是靜態的，藝術是流動的，歷史閘門打開之後，各種記憶與技藝紛然陳現。「台灣文學」一詞，已經不是特定的意識形態或特定的族群所能規範。所謂後殖民，不能誤解成窄化的受害意義，而應該昇華成寬闊的對話空間。真正的後殖民精神，一方面嚴肅反省過去的受傷記憶，一方面則生動接受歷史所遺留的痛苦與甜美。
整個二十世紀文學史以進兩步退一步的節奏在發展，民主改革的過程可能很緩慢，但是全部加起來，畢竟還是屬於進步。造成二十世紀台灣文學的盛世，不能只從個別事件或個別因素來觀察，而必須把最幽暗與最燦爛的並置起來合觀，才能看清楚真正的藝術果實。在幅員有限的土地上，竟然可以容納多種多元的歷史進程，從而可以接受來自全球各地華文作家的藝術成就。香港作家、馬華作家、美華作家、旅居日本、韓國、歐洲的作家，甚至來自中國大陸的作家，都選擇在台灣發表他們最好的作品。就島上的文化生態來看，女性作家、原住民作家、同志作家，都在一九八○年代以後放膽綻開華麗的文學想像。文學盛世在世紀末已然到來。曾經被排拒或被壓抑的思維，竟然隨著世紀末的降臨而獲得盛放的空間。沒有太平盛世，就不會有文學盛世。苦難可以折磨成文學，但並不能永遠停留在苦難。抱持超越與飛躍的積極態度，才能使文學盛世可長可久地延續下去。
跨入新世紀後，年輕世代作家已然登場。他們都是一九八○年代以後出生的作家，出道甚早，見識甚豐；勇於嘗試，敢於發表。他們純粹是網路世代，台灣社會早已進入晚期資本主義的階段，而民主文化也臻於成熟。尤其他們又是屬於少子化的時代，家族情感的包袱已經沒有像過去那樣重大。如果說他們是輕文學的一代，亦不為過。無論是歷史意識或政治意識，都沒有像從前的經驗那樣沉重壓在他們的生命。透過豐富的資訊網絡，他們可以接收全球的資訊，從而他們的想像力也處在爆發階段。每個時代的文學都是由客觀環境的影響形塑而成，在他們的思考中，並不把統獨對立、藍綠對決視為生活的重心。消費文化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過去威權時代所提倡的新速實簡必須要到這個世代才真正實現。坐在終端機的前面就可看到全世界的都市文化，宅男宅女的生活方式普遍流行。因為看不到苦難，精神上所承擔的使命感也相對縮減。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文學形式，就是他們的人生觀與世界觀。時代背景既是如此，文學形式自然就不能用過去的美學原則予以要求。網路詩或網路小說正在形成風氣，他們不必然選擇在報紙副刊或文學雜誌發表作品，而直接在他們所經營的部落格或臉書大量發表。由於沒有編輯的把關，使他們更積極在自己的版圖建立文學王國。最早釋出光芒的作家，在九○年代就被看見，包括凌性傑（一九七四—）、吳岱穎（一九七六—二○二一）、鯨向海（本名林志光，一九七六—）、何雅雯（一九七六—）、陳柏伶（一九七七—）、林婉瑜（本名林佳諭，一九七七—）、楊佳嫻（一九七八—），這群作者都是以詩取勝，並兼營散文。他們屬於新人類，卻不斷向上個世代的現代主義者頻頻致敬。由於有他們的出現，扮演相當重要的仲介角色，而帶出下個世紀的創作者。張輝誠（一九七三—）則是受到矚目的散文家，由於父親是外省籍，母親是本省籍，他的文字往往會夾雜台語在字裡行間，充滿反諷，也帶著幽默，前景無可限量。
在藝術上，新世代作家表現最為亮眼的當屬詩的形式。開始慢慢受到注意的詩人，如葉覓覓（本名林巧鄉，一九八○—）、曾琮琇（一九八一—）、何俊穆（一九八一—）、林達陽（一九八二—）、廖宏霖（一九八二—）、廖啟余（一九八三—）、孫于軒（一九八四—）、羅毓嘉（一九八五—）、崔舜華（一九八五—）、蔣闊宇（一九八六—）、郭哲佑（一九八七—）、林禹瑄（一九八九—）。他們對於文字的掌握，已具備信心。在感情上能夠以穩定而內斂的節奏，渲染他們的生命態度。其中羅毓嘉與林禹瑄意象鮮明，彈性十足，容許讀者閱讀時融入他們的孤獨與痛苦。在散文方面，受到矚目的作家有唐捐（本名劉正忠，一九六八—）、王盛弘（一九七○—）、徐國能（一九七三—）、孫梓評（一九七六—）、房慧真（一九七六—）、張維中（一九七六—）、黃信恩（一九八二—）、黃文鉅（一九八二—）、言叔夏（本名劉淑貞，一九八二—）、江凌青（一九八三—二○一五）、李時雍（一九八三—）、甘炤文（一九八五—）、張以昕（一九八五—）、周紘立（一九八五—）、湯舒雯（一九八六—）、蔡文鶱（一九八七—）。發表第一篇文章的時候，氣象不凡。他們的感覺特別敏銳，幾乎可以用精確的文字承載情緒的衝擊與迴盪。在小說方面，開始受到議論的作家如徐譽誠（一九七七—）、徐嘉澤（一九七七—）、賴志穎（一九八一—）、陳育萱（一九八二—）、陳栢青（一九八三—）、神小風（本名許俐葳，一九八四—）、楊富閔（一九八七—）、林佑軒（一九八七—）、朱宥勳（一九八八—）、盛浩偉（一九八八—），對於家族故事或人情世故都有成熟的觀察。他們接續後鄉土小說家所開拓出來的領域，迂迴延伸，自成格局。這個世代有其共同特色，都是從文學獎的角逐中開啟文學的閘門。也許在生活的質感上，或生命的重量上，無法與上個世紀比並。不過他們還站在起跑點，還未散發熾熱的能量。十年後、二十年後，較為穩定的評價才會誕生。
檢驗一個時代的最佳心靈，都不能避開文學與藝術不談。走過八十年漫長的歷程，台灣文學所累積起來的高度，完全不會輸給任何一個亞洲的國家。在作家數量方面，或在讀書市場幅員方面，小小的海島也許不能與其他國家相互比並，但是從內容與技巧方面來觀察，文學的內在張力、想像的富於彈性、技巧的反覆求變，那種質感毫不遜於任何時空的作家。在國際上，台灣文學還未受到恰當的重視，這是因為政治上沒有受到承認，而使作家的藝術成就被遮蔽。如果從漢語的傳統來看，或是從華文文學的版圖來衡量，台灣文學已慢慢從邊緣位置向中心移動。近百年的歷史苦難，終於沒有摧毀海島的文化信心。文學藝術的縱深，使整個台灣社會的精神層面加寬加大。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人的尊嚴被壓縮到最小的程度，卻仍然沒有使作家的創造能量萎頓。島上住民沒有政治發言權之際，整個歷史命運還是充滿迴轉的契機。民主改革開放的時代到來之後，儲存在社會底層的民間力量，便適時迸發出來。歷史從來不會走回頭路，只有向前繼續發展下去。如果在最壓抑的年代可以盛放現代主義的花朵，那麼在毫無枷鎖、毫無囚牢的新世紀，飽滿的果實更可預期纍纍豐收。最好的漢語文學，並未發生在人口眾多的大陸中國，而是產生於規模有限的海島台灣。全世界最好的華文作家，都選擇台灣的讀書市場作為最佳檢驗。從歷史角度來看，戰後台灣六十年可以把白話文寫得那麼漂亮，那麼精緻，那麼深邃，這是不容易的文化成就。白話文是一種生活語言，是各個族群相互溝通的一個平台，卻不能成為藝術的語言。必須經過提煉、改造、重鑄、濃縮，才有可能昇華成為文學語言。這種語言變革的過程極其緩慢，透過寬容的競逐與持續的實驗，才漸漸為不同世代、不同性別、不同族群的作家所接受。如果把台灣文壇視為華文文學的重鎮，也不是誇大之詞。畢竟，有那麼多的傑出作家與上乘作品都優先在島上出現。能夠使台灣的文學容量變得那麼寬厚，無疑是拜賜於族群的參差多元與藝術的龐雜豐饒；而且每位創作者都願意接受一個開放的、公平的民主社會。這部文學史，一言以蔽之，正是台灣文化信心的一個註腳。上一輪的文學盛世，奼紫嫣紅，繁花爭豔，都容納在這本千迴百轉的文學史；下個世紀的豐收盛況，必將醞釀更開闊高遠的史觀，為未來的世代留下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