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文學結構

自序

2006年8月，允晨文化公司為拙著《詩從雪域來》舉辦新書座談會，我從瑞典赴台北出席。為本書作序的《聯合報》副刊主編陳義芝先生特地趕到開座談會的天開圖藝書坊。這是我與義芝先生初次謀面。在此之前，聯副發表過我多篇評論諾貝爾文學獎的文章，後來收入《百年桂冠──諾貝爾文學獎世紀評說》一書。因此，義芝先生邀約我在聯副開個有關世界文學的專欄，寫些文章既能評介世界優秀文學，又能與世界大事或時事稍有聯繫。我欣然答應義芝先生的雅囑，一起開始醞釀專欄的標題，後來定為「讀文學看世界」。
回瑞典後，我立即清點自己多年來積累的讀書筆記，選擇新的富於人文精神的作家作品。作為文學評論工作者，我力求比普通讀者多讀一些，先讀一點，然後復述一些有價值的故事，賞析一些有意味的詩歌，同時表達我的文學理念。文學可以以小見大，詩歌可以片言百意，文筆可以「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陸機《文賦》），因此，讀者可以跟著我一起讀文學看世界。有興趣的，可以循此頭緒，進一步旁涉博取。
是年八月底發表的第一篇專欄文章〈奧茲的牆紙能拯救中東？〉，可以說有開宗明義的意味。這就是說，我希望和讀者一起思考杜思妥也夫斯基提出的「以美拯救世界」的問題，或謝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提出的詩歌與坦克對峙的問題。
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當代社會，究竟是個什麼世界？我們不是處在現代甚至後現代的商業和科技高度發展的文明世界嗎？為什麼還有野蠻的戰爭，坦克的輾壓，恐怖的威脅？我在〈劃時代的「戰後鋼琴」──談布魯克斯的兩首十四行詩〉中指出：從大時代背景來看，我們仍然處在後奧斯維辛時代。可是，W‧H‧奧登寫於二戰爆發時的〈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一詩，卻喚起了讀者對九一一恐怖襲擊的「九月之殤」的聯想。從更近的時間距離來看，我們處在後九一一時代。至於當代中國，從本書論及的莫言的《生死疲勞》等小說來看，仍然處在前現代後文革或後毛時代。舊傷沒有癒合，新創接連不斷。因此，作家對世界負有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
曹丕《典論‧論文》云：「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對於這種古老的經邦緯國的文學要求，我們必須賦予新意。地球上從來沒有出現一個真正的理想國家，相反，如奧茲所言，國家往往是我們不得不接受的「邪惡」。即使是高度民主化的國家，也是不完善的。因此，文學的經邦緯國，絕不是為王者謀，絕不是歌功頌德粉飾天平，而是像索忍尼辛那樣，把文學作為道義上的「第二政府」來抗衡惡性的權力結構。儘管文學不能對國家統治者產生直接影響，但其潛行默化的力量可以間接影響一切人。
一張一弛，是文武之道，也是藝術之道。如果膠著於具有強烈政治傾向的文學，或在嚴肅文學中始終一本正經，缺乏幽默，我們就會感到一種審美疲勞，因此同樣需要輕松的文學。古語雲：「經緯天地曰文。」（《左傳‧昭二十八年》）。經天緯地，在隱喻意義上是經邦緯國的同義詞，但就其本義來說，還可以體現文學的宇宙學和人文地理學的意蘊，例如本書論及的萊辛的「太空小說」，有經天緯地、經山緯水的懷抱，可以體現天、地、人合一的理想，或現代意義上的人文和生態環保意識。此外，從紀念布雷克的〈東方與西方在這裡相遇〉和評論湯瑪斯的〈從湖畔到戰壕〉等文章中，都可以發現這種審美理想和詩詞的張弛之道。
我在〈佛洛伊德過時了嗎？〉一文中指出，這位精神分析學家是開掘人類心靈世界的文學導師。引導讀者向內看的文學，可以經身緯心。尤其是這類詩歌，與禪頗為接近。向內看，讀者可以像詩人一樣照見自己內在的天國虹霓，內心的淨土福田，也可以發現自己的心理暗角或心獄地牢，經過一番掙扎苦鬥，修持淨化，最後可以像米爾頓那樣「走出地獄」，像羅伯特‧白朗寧（Robert Browning）那樣步入天國，或化輪迴為涅槃，當下解脫。
本書論及的許多詩人，例如米爾頓、布雷克、湯瑪斯、葉慈、辛波絲卡、惠特曼、奧登、高銀、特朗斯特羅默，往往在社會關懷、山水之戀與個人靜修之間保持一種審美的張力，可以品味出佛學禪意。
在拙著《夢境跳傘──特朗斯特羅默的詩歌境界》（即將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中，我把詩人的動中靜修稱為「跳傘禪」。特朗斯特羅默把詩歌視為「交會場所」，以一根紐帶把那些看似隔離的地方割裂的現象聯繫起來。他的靈感可能來自佛經的梵文詞「經」（Sūtra）。「經」的詞根源於動詞「縫」，意即像針線一樣把不同事物縫在一起，因為天下萬物都有或隱或顯的聯繫。
「讀文學看世界」專欄，已經成為我與不相識的讀者的一個「交會場所」。專欄文章，加上筆者在其他報刊發表的評論和多篇首發的文章，輯錄成書，由聯副現任主編瑜雯女士引薦給聯經出版社，經與責任編輯商榷，改題為「地球文學結構」，這就是本書的緣起。在文學領域，結構原本指一部作品的謀篇佈局。書題之借喻，指各種語言的文學家和批評家在世界文壇共同營造的文學結構。文章之於地球，如錦繡有經緯，經緯相錯，成觀賞人文風景之線索。本書從中國文壇發端，一路看世界，只能從步步生景的宏觀風景中采擷一枝一葉。但願借此篇幅進一步與讀者神交，共同領悟人類的生命之樹。
本書最初由現已喬遷的林雲負責編務，後由黃崇凱先生擔任責任編輯，並約請楊顯慧小姐為每篇文章撰寫了作家簡介，附錄文末，謹此深表感謝，同時謹向義芝先生、瑜雯女士和聯經出版社副總胡金倫先生致謝。

莫言的「滿紙荒唐言」索解──評小說《生死疲勞》
在莫言的小說《生死疲勞》中，村黨支部書記洪泰岳向農民訓話說：「春耕生產就是向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走資本主義的單幹戶發起的第一個戰役。」（第十五章）又說：「毛主席號召大養其豬，養豬就是政治，把豬養好，就是向毛主席表忠心。」（第二十一章）諸如此類的時代語言，說明當時的政治滲透中國的每個角落，進入千家萬戶，落實在碗裡筷子上，因此很難避開政治來談論莫言的小說。
《生死疲勞》是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代表作。故事講述勤儉致富的鄉村地主西門鬧在土改中被槍斃後，到閻王殿喊冤，結果進一步遭到懲罰：閻王讓他在故鄉依次轉生為驢、牛、豬、狗、猴和人。小說以西門驢等畜生和多個人物的夢幻視覺來敘述，折射了半個世紀中國農村的變亂。反諷的是，西門驢的主人，是他前世的長工藍臉。解放後，藍臉堅持單幹，由此構成農業集體化與個體主義之間的戲劇性衝突和審美張力。

畜生道的中國農民境況
這部小說可以說是一個政治寓言。大寓言中套著許多小寓言，從中可以見出中國農民的苦難、堅韌和迫不得已的反抗。依照莫言2009年八月二十七日接受法國《新觀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 ）記者採訪時的說法，「主人公西門鬧的轉世輪迴遭遇是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農民遭遇的寫照。中國農民在四九年之後，完全被當作牛羊一樣地對待：他們的處境在隨後便每況愈下。」
在農村合作社階段，藍臉依照毛主席「入社自願」的指示，堅持單幹，聲稱自己不反共產黨，更不反毛主席，也不反人民公社，不反集體化，「我就是喜歡一個人單幹。天下烏鴉都是黑的，為什麼不能有隻白的？我就是一隻白烏鴉！」（第二十八章）這個人物，雖然寫得並不豐滿，卻是當代中國文學中鮮見的農民形象。堅持多年以後，連藍臉的「被臠割了的毛驢」也成了「反動的生產資料」，終於導致大饑荒的一幕：「人變成了兇殘的野獸。他們吃光了樹皮、草根後，便一群餓狼般地衝進了西門家的大院子。」西門驢閉上眼睛，聽到院子裡喊聲大作。他們「名正言順」地搶走單幹戶的糧食，刀砍斧剁，殺死單幹戶的瘸驢充饑。
轉世的西門牛的命運同樣悲慘。藍臉的兒子藍解放背叛他爹加入人民公社後，倔強的牛不聽使喚，遭受殘酷的鞭笞，這個「寧願被燒死也不站起來為人民公社拉犁的西門牛」，最後被自己前世的兒子西門金龍放火燒死：身上著火的「牛走出了人民公社的土地，走進全中國唯一的單幹戶藍臉那一畝六分地裡，然後，像一堵牆壁，沉重地倒下了。」（第二十章）這一章，集中體現了中國農民與土地生死相依的血肉關係。
轉世的西門豬的寓言，有趣的是關於閹割和反閹割的情節。象徵意義上的閹割，即承傳宦官文化的強加或自願的精神閹割，是對人性的扭曲。權勢者對「牛鬼蛇神」或異議者的批鬥、酷刑、囚禁和放逐，以及書報審查，都是精神閹割的形式。獨立作家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或文人風骨，才能免除被閹割的命運，但往往招致悲劇。
早期共產黨人和西方左翼的正義追求和理想精神是不可否定的。但是，歷史推移成故事，結果，悖論的是，入黨當官，既是一種精神勃起又是一種精神閹割。因為，一方面，入黨當官，像加入納粹運動一樣，可以使人「從卑賤的臭蟲變成了一條巨龍身上閃閃發光的鱗片」（希特勒語），因此令人亢奮，並且贏得閹割他人的特權；另一方面，入黨就得絕對服從，就必須接受閹割或自我閹割。因此，弗洛姆深刻剖析過的諂媚上級欺壓下屬的「官僚性格」，以及人性扭曲的現象，在中國官場比比皆是。《生死疲勞》有個閃回鏡頭，洪泰嶽對西門鬧說：「你是個識大體、懂大局的人，我作為個人，非常敬佩你，甚至想跟你交杯換盞，結拜兄弟，但作為革命階級一分子，我又必須與你不共戴天，必須消滅你，這不是個人的仇恨，這是階級的仇恨。」（第五章）由此可見，洪泰嶽一入黨，就接受了精神閹割，是一個被黨性摧毀了人性的黨員典型。
洪泰嶽的正式閹割儀式，由西門豬擔任閹割者。洪泰嶽雖然遭受精神閹割，肉身的陽具卻可以勃起，他在酒後一邊謾罵摘帽地主婆白氏（西門鬧生前正妻）一邊幹她時，西門豬見了，怒火中燒，撲上前去，「本只想把他從白氏身上拱開，但他的睾丸碰到了我的嘴，我實在找不到一個不咬掉它們的理由……。」（第三十四章）這頭救親人的「義豬」深知人類需要閹割公豬以便改善其肉質，對「無恥的人類」，對閹割者許寶充滿「天然的仇恨」，想為被殘酷閹割的公豬兄弟報仇。西門豬趁機撕開許寶褲襠，發現他竟是個天生太監！這個寓言，概括了在極權國家那種既是施害者又是受害者的情形，並且暗示了現代中國與傳統封建社會和宮廷文化的傳承關係。
毛澤東死後，西門鬧轉世為狗，覺得自己被閻王耍弄了，心裡罵了聲「流氓閻王」，表達了被凌辱者的變革渴望和敢怒不敢言的腹誹。西門狗見證了改革開放後的人情世相。導致農民受難的，是官場腐敗。小說雖然無法涉及當今高層領導人令人驚異的奢侈，卻以狗的視角揭露了當時縣級官僚的腐敗。第四十一章，藍臉的兒子藍解放當上副縣長，西門鬧轉世為藍解放的家犬，他說：「我，狗小四，在你們家吃得不賴，……尤其是到了節假日，那些精美的食物，成箱成袋地飛來。你們家在冰箱之後又添置了一個巨大的冰櫃，但依然有許多食物變質發臭。……被稱為山珍海味的東西，剛來時被塞進冰箱、冰櫃，但最終還是進了我的肚腸。因為你很少在家吃飯。……縣城裡許多狗的主人比你藍解放官大，但他們家的狗吃得都不如我好。聽那些狗說，那些送禮的人，往他們家送的是錢和金銀珠寶……」。小說還有多處寫到社會普遍的墮落，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富於「狗精神」的西門狗，最後為了救落水兒童奮不顧身犧牲生命。
西門鬧再次轉世，成了一男一女兩個街頭藝人戲耍的猴子。西門歡和龐鳳凰，這對曾經風光一時終於落魄的「金童玉女」，和西門鬧有隔代的血緣和親屬關係。究竟是誰在耍弄誰？這個故事充滿命運的反諷。

閻王殿的因果輪迴律和小說寓意
小說書題，語出《佛說八大人覺經》：「多欲為苦，生死疲勞，從貪欲起。少欲無為，身心自在。」小說中的「癟三」作家莫言，傳說是閻王爺的書記員投胎轉世，在新編呂劇《黑驢記》中寫了一段唱詞來演繹輪迴之道：

身為黑驢魂是人／往事漸遠如浮雲／六道中眾生輪迴無量苦／皆因為欲念難斷癡妄心／何不忘卻身前事／做一頭快樂的驢子度晨昏

莫言借用的輪迴六道，與佛法不同。依照佛法，閻王雖然掌管生死，但決定轉世的根本要素，是一個人行善作惡的業力。西門鬧自稱：「在人世間三十年，熱愛勞動，勤儉持家，修橋補路，樂善好施。」「三月扶犁，四月播種，五月割麥，六月栽瓜，七月鋤豆，八月殺麻，九月掐穀，十月翻地，寒冬臘月裡我也不戀熱炕頭，天麻麻亮就撅著個糞筐子去撿狗屎。」（第二章）如果是這樣，他應當轉世在上三道的人道。
當然，作家有他的「藝術執照」（artistic license），可以不顧佛法，馳騁想像。《新觀察家》記者提到小說中閻羅王為什麼對西門鬧也不公平時，莫言回答說：「因為西門鬧是一個反抗者。他始終不停地呼叫要回到人間同那些殺害他的劊子手們算帳。閻羅王同北京政權一樣，也會嚴厲懲治那些抗議者。」此外，莫言接受了「六道就在人心中」的佛學觀點，使得小說帶有心理現實主義特色。他借畜生道描寫農民當牛做馬的困境，刻畫他們的心理，是個好寓言。在象徵意義上，這些牛馬也是人，在捍衛做人的尊嚴。
專制總是要靠謊言和暴力來維持，其兩手策略各有其吊詭的兩個方面：一是抹掉人們關於歷史真實的記憶，同時強化「憶苦思甜」的感恩教育，二是消除人們對權勢者施暴的憎恨，同時強化對「階級敵人」的仇恨。這在《生死疲勞》中也有藝術的表現。地獄鬼卒勸西門鬧喝孟婆湯時說：「喝了吧，喝了這碗湯，你就會把所有的痛苦煩惱和仇恨忘記。」歷經三次轉世的西門鬧，記憶已經逐漸淡漠。但是，反諷的是，新世紀西門鬧最後轉世為人時，他生來就不同尋常：身體瘦小，腦袋奇大，有極強的記憶力和天才的語言能力。剛滿五歲，他就有了說故事的本事，告訴人們：「我的故事，從1950年一月一日那天講起……」。
莫言接受《新觀察家》記者採訪時說：「我覺得現在這個社會逐漸在宣導一種和解，或者說在提倡一種和諧，和解、和諧最主要的前提就是要遺忘。」反諷的是，莫言自己以寫作的形式保持苦難的記憶，卻想教他的讀者「遺忘」，不知道詩神繆斯，原本是記憶女神的女兒。儘管作者的主觀意圖如此，他筆下的這一結尾，卻象徵著老百姓不可能像小說中的作家莫言勸告的那樣「忘卻身前事」。這裡出現了作者的主觀意圖與作品的藝術效果適得其反的情形，是無意之間處理得較好的故事結尾。
小說還有另一方面的寓意。第五十三章，西門狗死後再次來到閻王殿，閻王對他說：

「西門鬧，你的一切情況，我都知道了，你心中，現在還有仇恨嗎？」我猶豫了一下，搖了搖頭。
「這個世界上，懷有仇恨的人太多太多了，」閻王悲涼地說，「我們不願意讓懷有仇恨的靈魂，再轉生為人，但總有那些懷有仇恨的靈魂漏網。」「我已經沒有仇恨了，大王！」「不，我從你的眼睛裡，看得出還有一些仇恨的殘渣在閃爍，」閻王說，「我將讓你在畜生道裡再輪迴一次，但這次是靈長類，離人類已經很近了，坦白地說，是一隻猴子，時間很短，只有兩年。希望你在這兩年裡，把所有的仇恨發洩乾淨，然後，便是你重新做人的時辰。」

這個片段，是小說寓意的「文眼」，是把握其主旨的「門道」，那些只會看「熱鬧」的人是看不出來的。作者觸及到我們時代的一大癥結，即「仇恨」教育，但令人遺憾的是，他迴避了問題的核心。《生死疲勞》中的農村青年在文革期間也搬演過的革命樣板戲，是紅色洗腦藝術的標本。劇中鐵梅的唱詞「仇恨入心要發芽」可以作為「仇恨」教育的藝術概括。在中華大地撒遍的仇恨的種子，尤其是「民族恨」的種子，已經到處開花結果。莫言用心良苦，仍然讓閻王充當再教育的教師爺，並且在上面提到的訪談中這樣現身說法：「事實上，因果輪迴律使老百姓得以克制內心的破壞衝動，而繼續忍耐下去。」
滿紙荒唐言，誰解其中味？權且依據全書文脈和作家的夫子自道索解如下：地主及其子弟，當牛做馬的農民，慘遭迫害後的反抗是徒勞的，唯一的出路，是乖乖接受以閻王為象徵的強權的懲罰和教育，從而脫離畜生道的輪迴「重新做人」。
誠然，許多偉大作家都在寫失敗的反抗，但他們的作品滲透一種悲劇美。小說家可以提出社會問題，卻無須提出解決之道。莫言的敗筆在於，他要把「繼續忍耐」的解決「良方」硬塞給讀者。我們有理由提出質疑：小說中老百姓最具「破壞」性的暴力場面之一，是那些饑民衝入單幹戶家裡，刀砍斧剁了西門驢，這在餓死了幾千萬人的大饑荒年代，難道不是情有可原？西門豬為了阻止閹割而向閹割者發起的攻擊，難道不是正當防衛？在此前的莫言小說《天堂蒜薹之歌》（一九八八年）中，那些蒜農之所以衝縣政府砸辦公室，是因為政府「雁過拔毛」，老百姓走投無路。這令我想起托爾斯泰在《復活》中對沙皇專制制度下罪案的分析：有些人犯罪，是因為社會首先犯罪，社會對他們所犯的罪比他們對社會所犯的罪要大得多。當然，莫言對當代中國的認識不可能達到這樣的高度。童年莫言偷了一個紅蘿蔔，跪在毛主席像前承認自己「罪該萬死」，遺憾的是，成年之後的作家莫言，卻仍然有點像毛澤東的好孩子。
要克制老百姓的「破壞衝動」，光靠懲罰和教育，不能奏效，首先必須滿足老百姓的溫飽，保障老百姓的基本人權。與小說中閻王殿的酷刑相比，老百姓的「破壞」算不上大惡大罪。真正充滿仇恨，始終在尋找敵人殺戮無辜，始終在破壞的，不是老百姓而是利慾薰心的權勢者。在《天堂蒜薹之歌》中，莫言借小說情節和人物巧妙地「為我們黨敲響了警鐘」，可是，十多年後，作者卻不敢用因果輪迴律來警告權貴不要繼續破壞和作惡，不要癡妄不化。
促使中國老百姓行善戒惡的，是善惡有報的因果律的信仰。惡報的現世報在文學中的表現，是常見的「詩的正義」（poetical justice）。莫言的想像，不管如何義膽包天，絕不會想到縱火燒了閻王殿。大鬧天宮的孫悟空有這樣的膽量，中文有「火燒閻王殿─鬼哭狼嚎」的歇後語。無常的法教是現成的解構權力結構的慧見。隱喻意義上的閻王殿，也不外過眼雲煙。

精蕪雜陳的莫言小說
從總體來看，莫言的小說往往蕪雜多於精采。如果喻為一串珍珠，讀者便會發現，那裡有幾顆閃光的珍珠，也有仔細辨認下的贗品，有只見繩索沒有串珠的冗長拖沓之處。
瑞典學院在莫言「簡歷」（Biobibliographical notes）中指出：「《生死疲勞》以黑色幽默描繪那個年輕人民共和國的日常生活和暴烈的根本性變化，而《檀香刑》是那個日益崩潰的（大清）帝國中人性殘酷的故事。」
黑色幽默與黑暗美學相關。我一貫強調繼承啟蒙精神的黑暗詩人或作家的雙向燭照：向外燭照社會黑暗，向內燭照自身的心理暗角。早於歐洲啟蒙運動的人文主義，是與野蠻主義相對立的。普世人文主義，與狹隘的民族主義水火不容。我在十年前寫的〈民俗文學的廟堂之音─評《檀香刑》的國家主義〉（《議報》，2003年五月一日）一文中指出：這部以義和拳運動為題材描寫酷刑的小說渲染暴力，有明顯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傾向。瑞典學院看到了《檀香刑》所表現的「人性殘酷」，卻沒有指出作為「人性殘酷」的解毒劑的藝術美表現在哪裡。當然，這也是小說原本就缺乏的。
莫言自己也或多或少看到了這部小說的缺陷。2012年十月二十一日，莫言在《上海電視》與記者劉江濤這樣談到他的遺憾：「《檀香刑》還是受到某些政治方面的影響，描寫農民對外國勢力強烈的仇恨，這裡面還是帶著一點肯定口吻的，包括義和團運動，對鐵路的盲目抵制和破壞。實際上現在用歷史的眼光來看，這個也未必是很進步的。所以西方有一些讀者在批評，《檀香刑》宣傳了國家主義，國家主義就是排斥一切外國的東西，破除一切外國的勢力，實際上是民族主義，他們叫國家主義。這個我覺得倒也是當時老百姓一種盲目的看法。實際上，我覺得還應該把這個問題好好處理一下。」
實際上，國家主義（Statism）並不等同於民族主義（Nationalism）。Dictionary.com 對該詞的界定較為簡明貼切：「國家主義：經濟、政治等方面集中而廣泛的國家控制原則和政策，以犧牲個人自由為代價」。與國家概念相關的，有多個語義有別的詞，例如，祖國（motherland），是與人的誕生地相關的地理和文化概念，與偏重於政體的國家（state），含義有所不同。愛國主義應當是對祖國的熱愛，而不是對政體的熱愛，更不是對專制政體的熱愛。
表面上看來，作為歷史小說的《檀香刑》弘揚的是大清帝國的國家主義，實際上弘揚的是紅色國家主義。這樣的傾向是與普世人文主義對立的。在《天堂蒜薹之歌》和《生死疲勞》等小說中，國家主義的傾向沖淡了，但還是留下的抹不掉的痕跡。
在給莫言的頒獎詞中，諾獎評委主席維斯特伯（Per Wästberg）表彰「他的想像的翱翔穿越了人類存在的全部領域」，「這位作家知道一切而且能夠描寫一切─一切手藝活、冶煉術、建築業、下水道、家畜馴養、游擊隊團夥的花招。他似乎把所有的人類生活帶到他的筆端。」「莫言捍衛小人物反對一切非正義─從日本占領到毛主義的恐怖和當今的生產狂熱。」（依照瑞典文翻譯）
陸機《文賦》云：「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他所概括的文學的這種描繪和想像的功能，是需要許多文人騷客，許多枝如椽巨筆才能做到的事情，絕不是一個作家能獨力做到的事情。一個作家的想像，不管如何天馬行空，也只能建立在他有限的記憶和體驗的基礎上。世界文壇任何一位偉大作家─無論是荷馬、莎士比亞還是托爾斯泰，都不曾以「想像的翱翔穿越了人類存在的全部領域」。莫言的想像，連象徵中國的天安門廣場的上空都不曾穿越，而《生死疲勞》的故事情節的時間跨度，繞過了那個黑暗年代。我們理解莫言的圓滑或苦衷，不指望不苛求他的想像的折射。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反對一切非正義」這種邏輯上的全稱判斷，是不攻自破的。任何一位瞭解中國並且讀過莫言作品的人，都不難發現，思
想貧瘠精神猥瑣的莫言，缺乏反專制體制的正義感，甚至在某些方面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體制的辯護士。
無可否定，莫言在有限的程度上暴露了中國黑暗的一面，為農民說話，表達了他的同情。他的小說超越了政治，超越了意識形態的紅色寫作，但無法達到瑞典學院以浮誇的文風拔高了的精神高度。
我曾把人文精神概括為「陶冶愛心，馴化野蠻」八個字。在《生死疲勞》中，人文精神及其對立面有多層次的矛盾表現：一方面是農民對土地的愛，對牲口的愛，人與人之間的互愛，另一方面，作者筆下的愛情往往多肉欲而缺乏情感深度。作者的馴化野蠻，偏向於以閻王為象徵的霸道來抑制老百姓的「破壞衝動」。這種逆向的「馴化野蠻」，即用大野蠻馴化小野蠻，與人文主義背道而馳，其後果是助長了大野蠻。
《生死疲勞》被法國人視為拉伯雷式的小說。《巨人傳》中的卡岡都亞早年受中古經院教育的毒害，後來是人文主義教育把他解救出來。帶著紅色文化印記的莫言，接受了他配不上的諾獎。我原本指望莫言把獲獎作為一次人文精神的受洗儀式。從他的斯德哥爾摩之行的言論來看，這是不可能的。談到新聞審查制度時，莫言竟然用機場安全檢查的必要性為精神閹割作辯護。更令人失望的是，瑞典學院很難找到新世紀理想的施洗約翰，普世人文主義的淨水已經被攪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