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文學史（卷上）：1375年之前

聯經中文版序／孫康宜

《劍橋中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中文全譯本即將出版。首先我們要感謝各位作者的努力，同時必須感謝幾位細緻嚴謹的翻譯者：劉倩、李芳、王國軍、唐衛萍、唐巧美、趙穎之、彭淮棟、康正果、張輝、張健、熊璐、陳愷俊、梁淑雯、劉威廷、楊華慶。他們的譯文大都經過了作者本人的審核校訂。復旦大學古籍所的吳冠文先生也指出一些錯誤，並予以更正，我們也要特別感謝他。此外，對於兩位在百忙中努力堅持自譯（即使是部分自譯）的作者──李惠儀和奚密──我們也要獻上謝忱。
必須說明的是，當初英文版《劍橋中國文學史》的編撰和寫作是完全針對西方讀者的；而且我們請來的這些作者大多受到了東西方思想文化的雙重影響，因此本書的觀點和角度與目前國內學者對文學史寫作的主流思考與方法有所不同。下面我將把《劍橋中國文學史》的主要出版構想和編撰原則簡單介紹給中國讀者。
《劍橋中國文學史》的最初構想是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文學部主編琳達．布瑞（Linda Bree）於二○○三年底直接向我和哈佛大學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提出的。在西方的中國文學研究的發展史上，這是一個非同尋常時刻。當時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剛於二○○一年出版了一部大部頭的、以文類為基礎的中國文學史。同時，荷蘭的布瑞爾公司（E. J. Brill）也正在計畫出版一部更龐大的多卷本。就在這個時候，劍橋大學出版社邀請我們編撰一部具有「特殊性」的《劍橋中國文學史》。正巧我們當時也正在考慮著手重寫中國文學史，所以，我們的研究方向與劍橋大學出版社的理想和目標不謀而合。
《劍橋中國文學史》乃是劍橋世界文學史的系列之一。與該系列已經出版的《劍橋俄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劍橋義大利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talian Literature）、《劍橋德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erman Literature）相同，其主要對象是受過教育的普通英文讀者。（當然，研究文學的學者專家們也自然會是該書的讀者。）然而，劍橋文學史的「歐洲卷」均各為一卷本，唯獨《劍橋中國文學史》破例為兩卷本，這是因為中國歷史文化特別悠久的緣故。巧合的是，第二卷的《劍橋中國文學史》在年代上大致與劍橋世界文學史的歐洲卷相同，且具有可比性。
與一些學界的文學史不同，《劍橋中國文學史》的主要目的不是作為參考書，而是當作一部專書來閱讀。因此該書盡力做到敘述連貫諧調，有利於英文讀者從頭至尾地通讀。這不僅需要形式與目標的一貫性，而且也要求撰稿人在寫作過程中不斷地互相參照，尤其是相鄰各章的作者們。這兩卷的組織方式，是要使它們既方便於連續閱讀，也方便於獨立閱讀。卷上和卷下的導論就是按照這一思路設計的。
所以，除了配合在西方研究中國文學的讀者需要之外，《劍橋中國文學史》的目標之一就是要面對研究領域之外的那些讀者，為他們提供一個基本的敘述背景，讓他們在讀完本書之後，還希望進一步獲得更多有關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知識。換言之，《劍橋中國文學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質疑那些長久以來習慣性的範疇，並撰寫出一部既富創新又有說服力的新的文學史。
此外，《劍橋中國文學史》還有以下一些與眾不同的特點。首先，它盡量脫離那種將該領域機械地分割為文類（genres）的做法，而採取更具整體性的文化史方法：即一種文學文化史（history of literary culture）。這種敘述方法，在古代部分和漢魏六朝以及唐宋元等時期還是比較容易進行的，但是，到了明清和現代時期則變得愈益困難起來。為此，需要對文化史（有時候還包括政治史）的總體有一個清晰的框架。當然，文類是絕對需要正確對待的，但是，文類的出現及其演變的歷史語境將成為文化討論的重點，而這在傳統一般以文類為中心的文學史中是難以做到的。
分期是必要的，但也是問題重重。《劍橋中國文學史》並非為反對標準的慣例而刻意求新。最近許多中國學者、日本學者和西方學者也已經意識到，傳統按照朝代分期的做法有著根本的缺陷。但習慣常常會勝出，而學者們也繼續按朝代來分期（就像歐洲學者按照世紀分期一樣）。在此，《劍橋中國文學史》嘗試了一些不同的分期方法，並且以不同的方式去追蹤不同時期思想所造成的結果和影響。例如，初唐在文化上是南北朝的延伸，因此《劍橋中國文學史》把初唐與唐朝其他階段分開處理。此外，本書不將「現代性」的開端設置於「五四」時期，而是把它放在一個更長的歷史進程中。近些年的思想學術成果致力於重新闡述「傳統」中國文化在遭遇西方時的複雜轉化過程，我們對此多所參考與借鑑。在卷上、卷下的導論中，我們都對分期的理由做了說明。
另一個隨著文學文化的大框架自然出現的特點是：《劍橋中國文學史》較多關注過去的文學是如何被後世過濾並重建的。這當然要求各章撰稿人相互之間進行很多合作。重要的是，過去的文學遺產其實就是後來文學非常活躍的一部分。只有如此，文學史敘述才會擁有一種豐厚性和連貫性。當然，將「文學文化」看作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這不僅要包括批評（常常是針對過去的文本），也包括多種文學研究成就、文學社團和選集編纂。這是一種比較新的思索文學史的方法。其中一個關鍵的問題是：為什麼有些作品（即使是在印刷文化之前的作品）能長久存留下來，甚至成為經典之作，而其他大量的作品卻經常流失，或早已被世人遺忘？
有關過去如何被後世重建的現象，還可從明清通俗小說的接受史中清楚看出。例如，現代的讀者總以為明朝流行的主要文類是長篇通俗小說，如《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等等，但事實上，如果我們去認真閱讀那個時代各種文學文化的作品就會發現，當時小說並不那麼重要（至少還沒變得那麼重要），詩文依然是最主流的文類。這些小說的盛名，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後來喜歡該文體的讀者們的提攜。有關這一點，北京師範大學的郭英德教授也大致同意我的意見，他認為至少在明代前中期，文人最注重的還是詩文的寫作。
還有一個有趣的問題，是有關文學的改寫。人們通常認為，〈漢宮秋〉、〈梧桐雨〉是元朝作品。但很少有人知道，這些作品的大部分定稿並不在元朝。根據伊維德（Wilt Idema）的研究，許多現在的元雜劇版本乃是明朝人「改寫」的。至於改寫了多少，很難確定，因為我們沒有原本可以參照。當然，西方文學也有同樣的情況，比如有人認為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的成就，主要來自他能把前人枯燥乏味的劇本改寫得生動傳神，其實他自己並沒有什麼新的創造發明。對於這種所謂創新的「改寫」（rewriting）跟作者權的問題，我們自然會想問：到底誰是真正的作者？後來改寫者的貢獻有多大？版本之間的互文關係又如何？這一類的問題，可以適用於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文學。
此外，必須向讀者解釋的是：我們這部文學史後面所列出的「參考書目」只包括英文的資料，並未開列任何中文文獻。首先，如前所述，本書乃是一個特殊情況的產物，是劍橋大學出版社的約稿，所以有關讀者對象（即非專業英語讀者）有其特殊的規定，同時出版社對我們的寫作也有特別的要求。所以我們所編寫的「英文參考書目」是為非專業英語讀者而準備的，其目的也只是為了幫助有興趣的讀者將來能繼續閱讀一些其他相關的英文書籍。同時，我們要強調的是：寫作文學史首先要參考的是原始文獻，其次才是二手文獻。當然這並不表示我們這部文學史的寫作沒有受到二手中文文獻的影響。事實上，在撰寫每一章節的過程中，我們的作者都曾經參考了很多中文（以及其他許多語文）的研究成果，如果要一一列出所有的「參考」書目，篇幅將「浩如煙海」，會無限增大，所以劍橋大學出版社完全支持我們的做法，即只列出有選擇性的英文書目。同時我們覺得中文版的《劍橋中國文學史》應當反映英文原版的面貌──我們這部書是為非專業英語讀者而寫的。現在我們既然沒有為中文讀者重寫這部文學史，也就沒有必要為中文版的讀者加添一個新的中文參考書目。
總之，《劍橋中國文學史》的宗旨和理想是既要保持敘述的整體連貫性，又要涵蓋多種多樣的文學方向。希望中譯本能夠傳達出我們真誠的努力。最後有兩點需要有所交代，一是本書由十餘位作者合作而成，中譯本又經過了多位譯者的參與工作，故而每一章的學術與表達方式不盡相同，必然帶有各自作者和譯者各異其趣的風格印跡；第二，從前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簡體中譯本的下限時間只截至一九四九年。但這次聯經出版公司終於能出版「全譯本」，這真是對本書的最好補充。因此我們要對聯經的胡金倫先生特別獻上衷心的感謝。

英文版序／孫康宜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這部兩卷本《劍橋中國文學史》橫跨三千載，從上古時代的鐘鼎銘文至二十世紀的移民創作，追溯了中國文學發展的久遠歷程。在全書編寫過程中，作者們通力合作，對主題相關或時段交疊的章節予以特別的關注，力求提供一個首尾連貫、可讀性強的文學史敘述。我們亦認真考慮了每個章節的結構和寫作目標，並斟酌在何處分卷以便讀者的理解。
當代中國的文學史寫作浸潤於兩種傳統之中：其一為中國古典學術範疇；其二為十九世紀的歐洲文學史書寫。出於對學術習慣的尊重，當代西方學者在介紹中國文學時往往襲用中國學界術語，對西方讀者而言這些語彙常常難於理解。本書試圖解決這些問題，採用更為綜合的文化史或文學文化史視角，特別避免囿於文體分類的藩籬。對中國早期和中古文學而言這種方法較為適用，但應用於明清和現代文學則多有困難。雖然如此，通過清晰地架構總體文化史或政治史，我們還是有可能實現最初的目標。例如，卷上的唐代文學一章沒有採用「唐詩」、「唐代散文」、「唐代小說」、「唐代詞」等標準範疇，而是用「武后時期」、「玄宗時期」等主題，敘述作為整體歷史有機組成部分的詩文、筆記小說等作品。與此相似，卷下關於明代前中期文學的一章分為「明初─一四五○」、「一四五○─一五二○」及「一五二○─一五七二」，分別關注諸如「政治迫害與文字審查」、「對空間的新視角」、「貶謫文學」等文化主題。文體問題當然值得注意，但是相對於以文體本身作為主題的敘述，文體產生發展的歷史語境更能體現其文學及社會角色。這種方法面臨的一個問題是，有些作品經過了漫長的發展歷程，因而不屬於某個特定的歷史時期。這樣的作品主要是屬於流行文化的通俗文學，就文本流傳而言它們出現較晚，但是卻擁有更久遠的淵源。伊維德在卷下第五章處理了這個問題，將他自己的寫作與其他章節的歷史敘述融合起來。
由於這項工程的規模和複雜性，我們決定不提供冗長的情節概括，只在必要的時候對作品進行簡短介紹。中國學術界的文學史寫作通常圍繞作家個體展開，其他劍橋文學史作品同樣如此。這部文學史不可避免地也會討論不同時代的偉大作家，但是我們在大多數情況下更關注歷史語境和寫作方式而非作家個人，除非作家的生平（不管真實與否）已經與其作品的接受融為一體。
隨著文學作品本身及其傳播途徑的多樣化，明清和現代文學更難以用統一的方式敘述。篇幅所限，我們決定暫不討論當前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同時，基於我們的歷史維度，我們也不得不排除韓國、越南以及日本境內的漢文作品。但如果這些國家與中國之間的文學交流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則適當予以關注。
除了作品本身，文學史寫作無疑還會受到一個民族國家的學術傳統和標準範疇的約束。就中國文學而言，年號、人名、文體以及中文語彙的傳統漢學翻譯方式都可能對歐美讀者造成閱讀障礙。鑑於此，我們努力保持術語翻譯的一致，儘管我們要求作者根據各自時代的需要選擇最恰當的英文譯文。每部作品首次出現時都給出英文譯名，並在括弧中注出中文拼音，漢字原文則收入書後詞彙表。除特別說明外，本書所引中文資料的英語譯文均為作者自譯。同樣由於篇幅所限，引文出處一般隨文提及，未以注釋形式標出。本書的「書目」所列出的英文參考文獻也只選擇性地收入了部分著作，尤其鑑於中文出版物數量之龐大，作者們所參考的中文文獻一律未予列出。不必說，我們對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所給予的啟發是永遠充滿感激的。

卷上導言（節錄）／宇文所安

漢語與梵語、希伯來語共同享有一份殊榮，它們都擁有持續不斷時間最長的文學傳統之一。這幾大傳統的遠古時代晦暗不明，其源頭在某種程度上都受到了後世建構、附增、編訂等活動的塑造。不過，每一種文化都從未忽略忘記其早期文本，這些文本是這些傳統數千年來滄桑變化的參照點。特別是漢語和梵文，在數千年間，覆蓋了廣闊的地理區域，積累了數量龐大的文學文本，它們至今仍被人研究、閱讀。
姑且不論各種銘文──由於介質經久，這些銘文得以留存至今──中國文學傳統的傳世文本始於西元前一千年左右，此後作品數量穩步增長。全中國各地的小學生至今還在閱讀那些選自上古、中古時期的文本，儘管離不開詳盡繁複的注解。紙張──書面文字最成功的媒介，約在西元一、二世紀逐漸得到廣泛應用。紙張的耐久性不及牛羊皮紙，但製作一部書籍亦無須整群牛羊；像同樣廉價的紙莎草、棕櫚葉一樣，紙張能夠保證各種程度上的流通，文學文本不再是難以企及的寶藏。而且，到了十世紀，中國就已有了政府贊助主管的印刷；到了十一世紀末期，商業印刷業已經相當發達。正如歐洲人日後認識到的那樣，就知識傳播而言，紙張與印刷術的攜手聯合是無往不利的。
書籍、作品問世之後，就要面臨收集、保存、散失等問題；作品一旦散失，又只能得到部分恢復。文本在被某種形式的文化權威──無論是宗教的、政治的還是學術的──固定之前，它們往往或增或減，通常會有所改變。讀者常常在文學史中尋找由一系列特殊時刻組成的譜系，這些特殊時刻體現為那些可以繫於往昔某一特定時刻的文本。但更多時候，尤其是印刷時代之前，我們看到的是文本變化的沉澱物，後人借助這些沉澱物，通過重新抄寫、編輯、修訂等方式，按照他們自己的趣味和利益塑造文本遺產。
中國有一個致力於重估、保存文本遺產的悠久學術傳統。現存最早的皇家圖書館目錄出現在西元前一世紀末。自此之後，目錄學傳統一直連綿不斷，十二世紀之前多為政府主導，其後則是私人目錄學家居功至偉。對於保存文本遺產，帝王們感到一種特殊的責任；他們頒布詔令，搜求珍稀書籍，然後對之進行抄寫、傳布；皇家圖書館若是毀於祝融，新的詔令便又再次頒發。書籍的損失時有發生，謝天謝地有很多書籍佚失了；但是，也有很多書籍為一個重視書本的文化保存下來並珍重收藏。比起其他文化，我們對前印刷時代中國文本遺產的變更知之甚多，正是因為我們對這份遺產本身知之甚多。一個文本文化的歷史不是單憑那個文化的偉大就能賦予的；它是動機與材料的歷史，為了某種當下的需要而不斷再造出文化的往昔。
一部「中國文學史」可以意味著好幾種不同的東西。它可以包括所有用漢語寫作的文學，古代漢語也曾作為朝鮮、越南、日本文學的書寫媒介。一部「中國文學史」也可以包括現代中國政治邊界內的所有文學，這一邊界內有多種語言，還有一些完全獨立於漢文學之外的古老博大的文學傳統。在本書中，我們的研究領域採用的是一個較為有限的定義：即在漢族社群中生產、流通的文學，既包括現代中國邊界之內的漢族社群，也包括那些華人離散社群。儘管本書所論的作者不全是漢人，卻都參與了漢文化。
這一表面上顯得很簡單的定義引發很多問題。這一定義只能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一是多個社群的種族自我認同，而這些社群有數千年的發展變化歷史；二是多種語言之間具有共通身分的假定，而這些語言在語言學家們看來是不同而又密切相關的。如同所有這類「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其本質上都與某一政體密不可分，這一政體在今天就是「民族國家」（nation state）。中國政體與外在於該政體的華人社群的關係，還有這些社群自己與該政體的關係，依然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
無論我們如何試圖給文學史劃出範圍，比起這一學術體裁在十九世紀初首度成熟的時候，這項工作已經變得遠遠更為複雜。兩個世紀前，對文學史家而言，無論是作為一種歷史事實還是作為一種理想，語言、種族、民族國家，這三者之間的同一性都是不證自明的。即便在當時，一個民族國家內部，往往也有使用其他語言言說──而且常常也使用其他語言書寫──的社群。現在，我們意識到問題要複雜得多。過去有一些古典語言──有時與口語截然不同──構成了文學生產的主體，卻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各個「國家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s）的歷史之外。從過去到現在，都存在混合式的語言（macaronic languages），因翻譯的壓力而發生變化的語言，在殖民地與前殖民地、在離散人群與多種族移民中傳播、變異的國家語言。
所有這些現象都為文學史帶來了難題；這些現象清楚表明，作為一項現代工程的文學史，在何種程度上與民族國家及其利益綁縛在一起，為民族國家提供一部連綿不斷的文化史。如果沒有民族國家的形成，某一特定族群的文學史往往就變成了對一個「人民」的文化史的確認，和一種特定的語言聯繫在一起，而這種語言為這一情況的可能性提供了根據。
儘管早在現代時期之前，中國文學就已服務於為一個社會階級建構一個共同的文化身分這一目標，中國文學史的現代書寫，從一九二○年代首次全面成熟之後，卻一直持守著十九世紀對語言、種族、政體的同一性的信念。從二十世紀初到現在，將近一個世紀以來，它不斷重述一個漢民族的史詩，重述從遠古到現代、散布於極其廣闊的地域的中國文學文化的歷史與連續性。
這把我們帶到漢語語言的問題，思考二十世紀的「語言政治」（language politics）所發生的變化如何產生了這兩卷本的《劍橋漢語文學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而不是一卷稱為《劍橋古代漢語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一卷稱為《劍橋白話漢語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Vernacular Chinese Literature）。在西歐，這樣的兩卷書不會只用同一個字：卷上會用「拉丁語」，卷下則會使用歐洲「地方語言」（vernacular）中的一種──這裡且以「義大利語」為例，直到很晚，義大利語都還不是一種民族國家語言，而是「地方語」，「volgare」。在中國，兩卷可用同一個字；在歐洲，兩卷須用不同的兩個字。這一事實是「政治性的」──既在通常的意義上，也在文化的意義上。
眾所周知，漢語是一種以字元為基礎的語言。這一事實帶來的種種後果尚未得到充分理解。同一個字的讀音，在語言史上，包括了各種既相互區別又相互關聯的語言和方言的大語言區域內，都變化很大。此外，漢語只有上古語言形態變化（morphology）遺留下來的辨認不出的痕跡，它的單詞似乎沒有屈折變形（uninflected）。如果說書面語語法的最初功能是為了控制語言的區域差異和歷史變化，那麼，漢語並不需要書面語語法，因為漢字發音有各種變化，而且從表面看來明顯缺乏形態學。如同所有語言一樣，字詞和句式因時因地發生變化，但讀音的變化，使得以上古語言為基礎的一種簡單的「文言」看上去不過是口語的正式的書面形式。在一九二○年代的語言改革之前，中國的狀況近似於教師指導學生進行的美式英語寫作練習：gotta（代表口語），got to（轉化為書面語的口語），have to（非正式用語，但在某些場合的書面語中可以接受），must（正式用語，「正確得當的」書面用法）。的確，就承認各種差異不過是語言修辭層次（register）的問題而言，漢語與英語極其相似，它們皆承認所有這些變化都屬於同一種語言（「漢語」或者「英語」）。

第一章　早期中國文學：開端至西漢
一　漢語及其書寫系統
／柯馬丁（Martin Kern）
漢語──以及作為一種書寫系統的漢字──的最早證據是在今日安陽附近的殷商末代（約前一二五○ ─前一○四六）都城發現的甲骨文與青銅器銘文，安陽位於今天河南省的最北端。從那時起至今，中國文學表達的語言和文字，在過去三千多年間，可以勾勒出一個連綿不斷的發展脈絡。在人類歷史上，漢字是少數幾種獨立創造的文字之一，也是迄今為止最初的書寫系統仍在被繼續使用的唯一一例。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僅中國人用漢字書寫，其他東亞、東南亞國家如朝鮮、日本、越南等也使用漢字，中國文學傳統的影響遠遠跨越了口頭語言的疆界。
刻在牛胛骨和龜甲上的商末甲骨文，是與王室祖先神靈交流的記錄。從首次發現甲骨文的一八九九年以來，至今已發現了十五萬多片刻字甲骨。甲骨文的長度，從幾個字到幾十個字不等，保存了王室對各種大大小小問題的占卜記錄，如君王的健康、軍事勝利、祭祀時機、天氣情況等等，關乎君王本人及王朝的繁榮昌盛。刻在龜甲、牛骨上用於占卜的這些文字，記錄了君王與其祖先的成功交流，因而具有宗教、政治的雙重意義。此外，另一類商末文獻數量較少，是澆鑄在用於祖先祭祀的精美青銅容器（多為食器、酒器）上的銘文。至少在西元前十五世紀，商王朝就已開始鑄造青銅禮器，但直至西元前一二五○年左右才出現青銅器銘文。這些最早的青銅器銘文（又稱「金文」）絕大多數只有一至五個字，表明該青銅容器的器主身分與祭祀目的。不過，這些西元前二千年晚期以來的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說明中國的書寫系統已經相當精密發達，其起源、發展可以追溯至更早的年代。而且，儘管這些文字不純粹是為了歸檔備案或記錄歷史而創造出來的，但卻似乎基於那些最初寫在竹、木等易於朽壞的材質之上的文本。沒有什麼證據可以表明商都發現的文字僅限於甲骨文或青銅器銘文；那些寫在不那麼經久耐用的材質上的文字，不過是消失不見了而已。
但有一點事實並非出於流傳史的偶然，即早期中國人只把他們最貴重的材質用於與占卜、祖先崇拜等宗教實踐密切相關的書寫。西周時期（約前一○四六─前七七一）同樣也是如此。在新王朝治下，甲骨文迅速消失不見，青銅禮器的製作──無論是刻有銘文還是未刻銘文，卻開始大幅度激增。青銅容器、鐘、禮儀兵器等等，即便不是數以十萬計，至少也是數以萬計。而且，西周青銅器銘文有時還多達數百字，無論就其外觀，還是就其節奏、韻律與象聲詞的運用而言，都更有規律可循。與此同時，這些美學手段也見於那些流傳下來的最早的中國文學文本：《尚書》（《書經》）、《詩經》、《易經》的核心部分，很有可能成於西元前九至前八世紀。不同於青銅器銘文，這些文本均以規範化的書寫形式保存下來，所有早期傳世文本也都是以這種書寫形式流傳到我們手裡。
漢字字形最早的標準化運動，可以追溯至秦（前二二一─前二○七），這也是新的帝國統治所制定的整個行政管理規範化的組成部分。在隨後的四百年間──包括西漢（前二○六─九）、東漢（二五─二二○）以及兩漢之間王莽的短命新朝（九─二三）──古代文本被抄錄為當時的標準字體。六朝時期（二二○─五八九），這種標準字體進一步完善。在這一發展過程中，由於系統應用語義分類──以形符表示不同的意義範疇──從形狀上區別了同音異義字，使文字數量大幅度激增；最後，文字的音、義、形，配合得比過去更為精確。以音韻為序編排的字典《切韻》，便是這一學術努力的最高成就，由陸法言（生卒不詳，五八一─六○一年在世）及其合作者於六○一年編訂完成。
今天，漢字──不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創造的簡化字──總共約八萬個；具體數字取決於如何計算各種異體字。相對而言，商代甲骨文文字較少，約有五千個；儒家經典「十三經」包含了從西周至漢的歷時性文本層面，共有六千五百四十四個不同的文字；《倉頡篇》，據說乃秦丞相李斯（卒於前二○八年）所作，後又經過揚雄（前五三─一八）的補充完善，共收字五千三百四十個；許慎（約五八─約一四七）《說文解字》，最初由九千三百五十三個字組成，另有一千一百六十三個異體字（今本共一萬零七百個字）。這些統計數字表明了書寫系統的漸進發展。書寫系統發展的第一個高峰，大約出現在《說文解字》問世之際的西元一二○年左右，當時的東漢學者試圖製作一份標準化的文字清單，以確保經典文本的閱讀規範化。不過，書面語言字庫的成倍增長，主要還是系統化地增加義旁以來文字分化的結果。
有一定數量的漢字明顯源於象形文字。這一事實造成了人們對漢字的一種誤解，以為漢字總體上是象形文字（事物的形象）或表意文字（觀念的形象）。應該說，漢字是一種記號（logographs），將漢語語言書寫為文字。漢字主要代表的不是觀念，而是聲音；總的說來，漢字的功能，與其他書寫系統的字母或字符相同，雖然更加繁瑣一些。不過，漢字所具有的某些特點，不僅影響了漢語寫作、文學的發展，甚至還影響了整個文化的發展。由於其文字表示音節，也由於絕大多數的早期漢字多為單音節字，古典文獻裡的單個漢字書寫的就是單個詞語。與此同時，單種漢語方言裡的音節僅有數百；哪怕有音調的區分，這一極其有限的語音庫依然產生了大量相同的音節，從而導致同音字。在漢代以後大規模的文字分化與標準化之前，無處不在的同音字與有限的字庫相結合，結果便造成了「假借字」的濫觴；也就是說，一個字被「借用」來書寫一連串的同音詞。廣泛存在的以語音方式運用書寫系統的現象，使得除了刻板沉悶的行政文書之外的所有文本，都存在相當程度的歧義性；這同時也表明，寫作──尤其是上古文本的寫作──只能在闡釋、評論、抄寫與師徒授受的框架內運作。我們所能見到的古典時期以來的所有中國文本，都經過了這類試圖保證文本連續性的闡釋活動的過濾。至少直至六朝晚期，書寫系統都不能收納文本傳統；為了保持其連貫性，傳統（及其書寫系統）必須在動態中演化發展。
漢字的第二個特點，與漢語的孤立性尤為吻合，便是其形式上的不變性。古文寫作通常避免過多使用助詞（虛詞，也稱為「功能詞」），這種書面語言，在時態、數詞、性別、語法關係上，既非常經濟，又極不確定。同時，漢語口語應用的地域十分遼闊，各種方言數量繁多；但由於漢字的穩定性，這些方言的歷時性變化，既從文字上體現不出來，也無從討論。但或許更重要的是，文字的穩定性，製造了一種語言、文化穩定性的幻象，這本身就產生了一種令人望之生畏的現實，即一個歷經三千年而連綿不斷的文學傳統；其中，任何新的書面文本都能從各種更早的書面文本的表達中豐富自己，既不需要披上復古的外衣，也不存在語音不相容的問題。自前帝國時期以來，這一現象已經產生了一種永恆的文學共同語（koine），它隨著時間而漸變，卻始終堅守其基本的同一性與連續性，囊括了不斷擴大的文本世界。
漢字利於保持書面傳統的權威性與連續性的第三個特點，是它可以用來書寫外國文字，或音譯，或意譯（真正化為漢語）。六朝時期，佛教強勢進入中國文化，數以千計的新術語、新名詞，以各種方式滲透到漢語之中。這些進入漢語字典的外來詞彙是用既有的漢字書寫的，而後者同時又保持了其書寫本土詞彙的通常用法，這利於對外來詞的同化吸收，使之成為中國思想傳統、文學傳統的一部分。
最後，大多數漢字基本的單音節構造（表現為單個、不變的字元）為詩歌、散文寫作提供了韻律。古代漢語似乎自然而然就具備了簡單的節律，後者本身又是詞語：如《詩經》的××／××結構，五言古詩的××／×××結構，駢文的四六句交替模式，諺語、口號的四言結構，以及其他使得古代漢語極具節奏感的詩韻形式。詩歌韻律的這些規律性，也自然而然形成了講究尾韻、對仗的美學特徵。尾韻與對仗，中國文學這兩大定義性的形式特徵，貫穿了整個傳統。
古典書面語言的上述這些特徵，極大地促進了中國文學傳統的形成。如今，這個傳統已邁入了它的第四個千年。書寫系統的吸引力與文化力量，部分基於其早期的神話傳說。這些神話認為漢字系統不是人為設計的結果，而是從自然現象中發現的，書寫是宇宙自然秩序的一個元素。既然沒有一個造物主，書寫的秩序，便被視為起源於自然現象，是自然界對上古聖賢的啟示。許慎〈說文解字序〉對這一書寫的神話、同時也是整個文明的神話，有過成熟的論述：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

在這裡，中國文字的發明既是古代聖賢的文化功績，又是在自然界中「發現」書寫的一種行為。它將書寫的源頭追溯到歷史與宇宙自然，將文字想像成包羅、理解歷史與宇宙秩序的再現。中國文字起源的這一觀點，影響了其後若干世紀裡文學、書法、繪畫的宇宙論。文學即自然秩序的觀念，居於文學理論的核心，見諸陸機（二六一─三○三）的〈文賦〉、劉勰（約四六五─約五二二）的《文心雕龍》，甚至還包括唐宋的「古文」觀。
許慎的描述，不僅根植於古代神話，也扎根於作為早期中國哲學核心文本之一的《繫辭》（或曰《繫辭傳》）。《繫辭》又名《大傳》，大約成於西元前三世紀。這篇宇宙論是對《易經》進行哲學論述的所謂「十翼」之一。到了漢代，「十翼」被認為是孔子（前五五一─前四七九？）所作。然而在《繫辭》中，「結繩」、「書契」這些書寫的最初階段，不過是農業、交通、商業等諸多文明成就之一，並未與上古時代的文化英雄聯繫在一起，也未與八卦宇宙論聯繫在一起。前期與後期的這兩種不同描述，表明了中華帝國最初幾百年間文本文化的發展變化，其間，書寫與文學逐漸被確立為文化最高級的表達。「文」在早期中國意為「作為文化的書寫」，最初指自然界、人類活動各種形式的「紋」。帝國時期之前，「文」不僅用來指「文章」，還廣泛用於指稱「文化成就」，特別是用來指禮儀舉止、儀式表演，包括音樂與物質裝飾中的「紋」。只是到了西漢後期，即西元前一世紀中期左右，「文」才主要用來指稱「書寫」。這種轉變不僅在於詞義的變化：它象徵了文化核心從儀式性向文本性表達的整體遷移。它導致了書面文本的文化史的產生，並同時伴隨著維繫這種書面文本的機構，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帝國的官僚體制與文官考試制度；帝國王朝不斷興衰更迭，卻無損這些機構的始終在場。在這種連續性中，書寫傳統構建了自己的王國，不僅與現實的帝國統治並行發展，甚至還略勝一籌；書寫顯然被賦予了一種能力，不僅能夠表達人類的思想情感，而且能反思社會秩序、宇宙秩序的性質及狀況。儘管後來的傳統對「文」的起源做了強有力的闡釋，但我們絕不能把後世對「文」的理解投射到西漢後期文化轉型之前一千兩百多年來的書寫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