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100：文化，思想，歷史

沒有五四，何來晚清？／王德威
「沒有晚清，何來五四？」是我論晚清小說專書《被壓抑的現代性》（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997）中文版導論的標題。長久以來，文學和政治文化史上的晚清一直被視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面，集頹廢、封建於一身。相對於此，五四則代表現代性的開端；啟蒙與革命，民主與科學的號召至今不絕。
這樣的二元史觀其實早已問題重重，但因學科建制和政治論述使然，學界始終不能攖其鋒。在《被壓抑的現代性》裡，我重讀太平天國以來的小說，企圖藉此重理晚清文學文化的脈絡，並挖掘「被壓抑的」現代性線索。我處理了狹邪、公案、譴責、科幻四種文類，視之為現代情感、正義、價值、知識論述的先聲。我認為在西學湧進的前夕，晚清作家想像、思辨「現代」的努力不容抹煞。
始料未及的是，因為「沒有晚清，何來五四？」這一命題，《被壓抑的現代性》中譯本在大陸出版後（二○○五）引起許多討論，至今不息。爭議最大的焦點在於，五四所代表的中國「現代」意義空前絕後，豈容與帝國末世的晚清相提並論？更何況「沒有」、「何來」這樣的修辭所隱含的邏輯先後與高下之別。批評者或謂此書譁眾取寵，解構正統典範，或謂之矯枉過正，扭曲五四豐富意涵；等而下之者則刻意羅織線索，謂其反毛反黨反馬列。論晚清而反黨反毛，如此學術文章果然證明「厲害了，我的國！」
晚清文學一向被視為現代邊緣產物，如能因為一己並不算成熟的研究引起矚目，未嘗不是好事。但另一方面，部分論者所顯現的焦慮和敵意暴露「文學」在當代中國作為政治符碼，畢竟不能等閒視之。無可諱言的，直至今日中國官方歷史仍然在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框架下展開，因此近代、現代、當代的劃分有其意識形態基礎，不容逾越。在這樣的論述下，五四具有圖騰意義，它必須是「新的」文學和歷史的起源，是啟蒙和革命的基礎。
我在書中強調，「沒有晚清，何來五四？」與其說是一錘定音的結論，不如說是一種引發批評對話的方法。我有意以在前現代中發現後現代的因素，揭露表面前衛解放者的保守成分，更重要的，我期望打破文學史單一性和不可逆性的論述。五四和晚清「當然」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從政治、思想到文化、生活範式都有天翻地覆的改變。但這不必意謂兩者之間毫無關聯，更不意味歷史進展只此一家，別無分號。回顧每一個歷史節點，我們理解其中的千頭萬緒；必然與偶然，聯關與突變都有待後之來者的不斷思考定位。
對《被壓抑的現代性》的爭論多半集中在史料史實的辯駁，而忽略更深層次的批評動機。論者往往強調晚清的「發現」是由五四首開其端。但以此類推，五四的「發現」豈不也總已是後見之明？在過去與現在之間不斷折衝，正是歷史化「歷史」的重要步驟。我使用「時代錯置」（anachrony）、「擬想假設」（presumptive mood）方法看待晚清與五四的公案，目的不在解構傳統而已──那未免太過輕率虛無。恰恰相反，我希望以此呈現現代與傳統異同的糾纏面相，以及「俱分進化」的動力。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有言，革命歷史的神祕力量恰恰在於召喚過去，以古搏今，爆發成為「現在」（jetztzeit）的關鍵時刻：「呈現過去並不是將過去追本還原，而是執著於記憶某一危險時刻的爆發點。歷史唯物論所呈現的過去，即過去在歷史一個危險時間點的意外呈現。」
這帶向第二類批判：晚清是否果然具有現代性，或如何被壓抑和解放，也成為討論熱點。事實上一九三○年代嵇文甫、周作人分別自左右不同立場，將中國現代性上溯到晚明；日本京都學派更將宋代視為中國現代的起點。這類追本溯源的做法可以無限推衍，但也恰恰是我希望打破的迷思：我們不再問晚清或五四「是否」是現代的開端，而要問「何以」某一時間點、某一種論述將晚清或五四被視為現代的開端。倡導托古改制、微言大義的「公羊派」經學曾經沉寂千年，何以在晚清異軍突起，成為維新者的托詞；百年之後，「公羊派」又何以成為後社會主義論述支柱之一？換句話說，我們的問題不再是發生學的，而是考掘學的。
除此，識者亦有批評：小說作為一種文類，是否能承載被壓抑的現代性？我認為梁啟超一九○二年提倡小說革命，不僅是文學場域的突變，也是一場政治事件，一次敘述作為歷史載體的重新洗牌。梁啟超認為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改變人心。如果穿越時空，他或許可以與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產生共鳴。鄂蘭強調敘述──說故事──是構成社會群體意義的根本動力。她更認為革命的精神無他，就是激發出前所未有的新奇力量（pathos of novelty）。馮夢龍《古今小說》序曾有言，「史統散而小說興」。斷章取義，我要說相對於大言夸夸的大說，是小說才承載了生命的眾聲喧譁。晚清如此，今天更是如此。
《被壓抑的現代性》出版已逾二十年。許多未必完備的論點已有後之來者的補強，而曾經被視為末流的晚清現象，居然引領當代風潮。二十一世紀以來科幻小說勃興，甚至引起全球注意。回顧晚清最後十年的科幻熱，彷彿歷史重演。而歷史當然是不重演的。將過去與現在或任何時間點做出連接比較，劃定意義，本身就是創造歷史的行動。
延續「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命題，我們甚至可以推出又一層辯證：「沒有五四，何來晚清？」五四的意義坐標如此多元，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許多新舊知識分子的掙扎問難，從而理解他們來時之路的曲折。也正是因為五四所帶來的啟蒙思想，我們才得以發揮主體「先入為主」的立場，重新看出埋藏在帝國論述下無數的維新契機，被壓抑而復返的衝動。五四可以作為一個除魅的時代，五四也同時是一個招魂的時代。
梁啟超在五四前後歐遊，之後轉向情感教育與倫理美學，比起當年倡導小說革命的豪情壯志，他的思想是退步了，還是以退為進？魯迅的變與不變一樣耐人尋味。曾經號召以文學「攖人心」的摩羅詩人歷經五四，轉而成為死去活來、「自抉其心」的屍人。這是徬徨頹廢，還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召喚？歷經哲學美學轉向的王國維此時傾心考古和文字學，最終自沉而亡；眼前無路，他以此調動了反現代性的現代性。而晚清的章太炎在革命與保守之間劇烈擺盪，並以唯識佛學作為超越起點。五四之後章成為風雲時代的落伍者；五四百年之後章證明他才是「鼎革以文」的先行者。同樣的，沒有對五四的期望或失望，我們何來對晚清或任何其他時空坐標的投射？
當代學者與其糾結於「沒有／何來？」的修辭辯論，不如對「文學」，或「人文學」的前世與今生做出更警醒的觀察。在五四百年以後的今天，如果我們仍然希望發揮五四啟蒙、革命的批判精神，豈不應擱置天天向上的樂觀主義，見證啟蒙所滋生的洞見與不見，革命所帶來的創造與創傷？這是和諧歲月，也是維穩時代。我們奉五四之名所嚮往的眾聲喧譁是否實現？抑或我們不得不退向晚清，重新想像魯迅所召喚的「真的惡聲」？
在眾多質疑「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論述裡，似乎未見對問號這樣句式的討論。事實上新式標點符號就是五四的發明。一九一九年秋，馬裕藻、周作人、胡適、錢玄同等提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次年教育部頒行採用。在眾多標點符號中，問號的語義學其實複雜多端，可以是詮釋學式的求證、哲學式的探索、解構式的自嘲、政治式的先發制人。在不同的情境和時期裡，問號指向疑問、詢問、質問，甚至天問。面向過去與未來，五四是一個提出問號的時代。一百年以後紀念五四，我們仍然有前人的勇氣和餘裕，對新時代提出百無禁忌的問號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