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新詩史

二十年磨一劍──台灣新詩史的新篇章／孟樊

話得從頭說起。千禧年六月我拿到台大的博士學位，兩個月後我如願進入甫成立的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即現在的佛光大學）文學系，順利應聘專任教職，從任職十幾年也筆耕十多年的媒體界轉換跑道到學術界，開始在大學黌宮執起教鞭。翌年（二○○一），文學系設立博士班，一年後宗翰就進來了，也因此成就了我們一段師生緣。那時系上除了校長龔鵬程坐鎮外，還有馬森、楊松年等幾位大咖老師穩住門面，這也是那時宗翰捨輔仁比較文學研究所而就佛光文學所的主要原因。
宗翰寫詩，更寫得一手好評論，進入博士班專治新詩，自是順理成章之事。我後來在佛光成立現代詩學研究中心，他出力甚多，在二○○三年年底更共同擘劃於台大校友聯誼社主辦了一場盛大的「兩岸現代詩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他本人則於研討會上宣讀了論文〈台灣新詩史：一個未完成的計畫〉，宣告我們要共同合寫的《台灣新詩史》正式開跑。
但這合著的構想和計畫到底是怎麼來的？我本來就有寫作詩史的想法，特別是在讀了海峽對岸的學者古繼堂的《台灣新詩發展史》之後；但礙於詩史架構龐大，以一人之力難以剋期完成，曾想和林燿德一起合寫來拚拚看；怎奈燿德英年早逝，計畫因此無疾而終。與宗翰的合作則源於一次的閒聊，我問起他未來博士論文的寫作方向，他說打算研究新詩史，並以寫作一部新詩史為目標。我一聽之下恰好正中下懷，說我也有此意，建議他說不如我們來一起合寫，想不到他欣然同意。可這樣的合作計畫，卻讓他的博論主題非轉彎不可，後來證明，他轉向詩論評的研究，確實讓論文進度耽擱了多年。
如前所述，在我們合寫的計畫誕生前，對岸學界就率先出現一部《台灣新詩發展史》，而稍後出現的包括公仲與汪義生的《台灣新文學史初編》（一九八九），劉登翰、莊明萱、黃重添與林承璜的《台灣文學史》（一九九一，一九九三），以及王晉民等人的《台灣當代文學史》（一九九四），甚至是洪子誠與劉登翰合著的《中國當代新詩史》（一九九三），也都特闢有台灣新詩史的專章，不說因兩岸的隔閡而造成的訊息舛誤，光是渠等所持史觀以及對於台灣詩人的月旦與詩作的品評，我們就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這樣的慨嘆卻也於事無補，因為此間台灣確實欠缺一部由自己人執筆的完整的台灣新詩史或台灣現代詩史。
在台灣詩壇與學界，識者咸信，自己的詩史自己寫！詩史的寫作關乎話語權的競逐，茲事體大，確實不可等閒視之，台灣人更不應缺席。但一部詩史或文學史的寫作，工程浩大，要由一人獨自完成確屬不易，也因此一九九五年與二○○一年才有由文訊雜誌社與世新大學英語系分別主辦的「台灣現代詩史研討會」與「台灣現當代詩史書寫研討會」，企圖合眾人之力，以集體撰述共譜一部詩史。那兩場研討會論文的合輯自然不構成一部新詩史或現代詩史，除了體例不一，各篇論文的撰述者南腔北調，史觀齟齬，終究只是論文的湊合，各自表述。正是出於這樣的體認，我和宗翰才有志一同地認為此事刻不容緩，應該有人努力來完成這部由台灣人自己撰述的新詩史，在二○○三年藉由那場「兩岸現代詩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宣告我們要開筆向台灣新詩史挑戰了。
忽忽數年已過，我們撰史的進度卻呈牛步走狀態：在我這邊，進入學院體制，除了備課教學，更面臨研究和升等的壓力，遂把新詩史的寫作一擱再擱；宗翰那邊，除了投入他繁忙的媒體工作，最初還得先把博論完成，後來轉進學術界，一樣要面臨與我相同的備課與升等壓力，難以兼顧詩史寫作。何況，閱讀入史的詩人作品是詩史寫作的基本功，而那些作品不管之前有無讀過，在下筆之前都須全部重新閱讀，甭說蒐集所有詩人詩集就令人頭痛，就說光是花在讀詩的時間便難以估計，以我自己而言，寫作這部新詩史，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時間都花在閱讀詩作上。
兩人合著，尤其是有關文學史的寫作，前提要件是彼此要有共同的史觀，包括品評詩人及其詩作的理據，絕對不能南轅北轍，而這也是我們可以合作共寫的最重要的基石——一部新詩史總不能寫成兩個半部詩史的合輯吧？也因此在寫作的過程中，光是體例設定以及何人可以入史的篩選，便來來回回討論、調整，前後不下十多次，所幸我們都有相當的共識，罕見出現爭議情形。兩人共識既成，寫作架構與體例乃定，奇數章由我執筆，而偶數章交宗翰完成，分量各負一半，責任也均攤。
春去春又來，忽忽再過數年，我們的寫作更數度停頓，雖然進度已至半途。就在這期間，料想不到兩岸竟陸續出現相關的詩史著述，包括：張雙英的《二十世紀台灣新詩史》（二○○六）、古遠清的《台灣當代新詩史》（二○○八）、章亞昕的《二十世紀台灣詩歌史》（二○一○）以及鄭慧如的《台灣現代詩史》（二○一九）等，而當中張和鄭二書，無庸贅言，更是出自台灣學者之手，誠如李瑞騰戲言，當初我們大張旗鼓宣稱要為台灣交出一部自己人撰寫的新詩史，敲鑼打鼓，唯恐兩岸詩壇不知，迄今卻一直難產，最後則讓人後發先至，終不免慚愧。
痛定思痛——這是晚出的鄭書所給出的正面回應。我們互為惕勵自勉，同感新詩史的寫作勢必加快腳步；尤其再數年我將自學校退休，時不我予，期勉在卸下教職前能將這多年未償之願戮力完成，也算給自己交代。
撰史者各持不同史觀，可謂皆有其一偏之見，我們撰寫的這部《台灣新詩史》自然也不例外。本書從寫作架構、分期擘劃、體例編排，即可看出與現有之新詩史或現代詩史著述顯有差異——所持之寫作立場可從導論見之。我的老東家聯經出版公司願意在鄭書之後再添一部新詩史，支持「孟／楊版」的一偏之見，萬般感激。隨著歷史向前滾動，一代新人換舊人，本書未來或有再版修訂的可能，畢竟這是當代人寫當代史無可迴避之事，我們的寫作也得跟著時間滾動。

第一章
一、前言
自一九二○年代初迄至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台灣新詩從初起開始一路走來，不僅早逾一甲子，更堂堂跨過百年大關。一百年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縱然如此，從歷代史書的撰述來看，通常都是由後代人撰寫前代史——若是當代人來寫當代史，很少不被質疑的——這個「通例」也涵括文學史的書寫，儘管文學的生發與演變自有其自律性（autonomy），不必追隨改朝換代的腳步。正因為如此，余光中為一九七二年出版之巨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大系（詩選）》撰寫〈總序〉時，尚感惴惴不安。該詩選選輯的是自一九五○至一九七○年二十年之間台灣詩人的代表性作品，惟二十年的光陰委實太過短暫，遂有余氏此言：「一位作家的創作生命，往往還不止二十個寒暑，何況一整個文學運動？」的確，「在文化上要形成一個獨立自足的時期，二十年似乎嫌短」（一九七二：一），而在這麼短的歲月中便要藉詩選為詩人定位，實在說不過去，余光中為此感到不安，自有道理，畢竟主其事者很難避免患上「時代的近視症」，詩選既如是，況乎詩史之撰述？
雖然余光中有上述那樣的疑慮，然而《中國現代文學大系》仍照計畫如期出版。為此，余氏引用艾略特（T. S. Eliot）在論葉慈（W. B. Yeats）時提出的說法：「時至今日，詩似乎以二十年左右為一代。」並特別加上註解說明：過去這二十年來「我們的詩人……確乎創造了一種異於五四及三○年代的新文學，而且隱隱然呈現了一種近乎運動的共同趨勢」（一九七二：二）。一九五○至一九七○年間的台灣詩壇是否出現過誠如余氏所言的「一種近乎運動的共同趨勢」，在此表過不談；如果說現代詩二十年的「發展」可以編選一部（上下二巨冊）詩選集，那麼古繼堂的《台灣新詩發展史》於一九八九年始出版也算順理成章了，畢竟此時台灣新詩的腳步已經走過一甲子的時光。
一九八九年中國大陸著名詩人艾青在為古氏該書寫的〈台灣版序〉中劈頭第一句話：「古繼堂先生所寫的《台灣新詩發展史》，目前在海峽兩岸還是第一部。」（一）橫跨二十世紀仍是「絕響」。雖然仍是「絕響」的這部著作，由於作者隔岸觀「詩」的視角，加上地理位置（人在北京）拉遠的結果，顯得問題百出，不談其疑點重重的史觀問題 ，光是最基本的資料與分類處理，就被張默指為「偏頗、錯置與不實」，包括：「詩人分類歸屬，張冠李戴」、「評介詩人標準，南轅北轍」、「全書校勘粗疏，錯誤百出」（一九九六：三七—四五） 等。本乎此，始有孟樊與楊宗翰合撰的《台灣新詩史》的寫作計畫。
一甲子時光之後忽忽又是三十個年頭。在古繼堂該書出版之後，台灣新詩史的著述似乎衝破擋關的柵欄，半甲子的時間之內，兩岸竟陸續出現相關的詩史著述，包括：張雙英的《二十世紀台灣新詩史》（二○○六）、古遠清的《台灣當代新詩史》（二○○八）、章亞昕的《二十世紀台灣詩歌史》（二○一○）以及鄭慧如的《台灣現代詩史》（二○一九）等，這些詩史相較於古繼堂前著，文獻舛錯之處雖已大為改善，但或過於凸顯其意識形態，或架構太過龐大，或詩史分期稍嫌籠統，或寫作體例標準不一……而且各自呈現相異其趣的史觀，若再多一本「早發後至」的《台灣新詩史》，或可提供另一種視野，並將詩史回歸到詩本身（下詳） 。
歷史學家處理的對象是過去，所謂的「過去」，今天只能依靠一些殘存的跡象或碎片來再現；然而文學史家所處理的對象雖然也是過去，但這過去並不像一些檔案文件、皇室法令，或者營建帳單那樣成了化石一般，死氣沉沉，跟今日的生活無甚關係，李白、杜甫的詩作，就像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的戲劇、魯本斯（Paul Rubens）的畫作一樣，迄今依然栩栩有生氣，依然在美學上感動著我們，激勵著我們，依然擁有取之不盡的可能性。所以法國上世紀初著名的文學史家朗松（Gustave Lanson）在〈文學史方法〉一文中始指出：「我們〔文學史家〕的對象也是過去，但這是今日依然存在的過去：文學這個東西既是過去也是現在。」（拜爾，四） 台灣新詩史的撰述者現在面臨的也是類似的情況；不同的是，其所處理的對象，除了少數（詩人及其詩作）已成過去，大部分都還在「現在」當下，也因此《台灣新詩史》的撰寫就要面臨當下還在感動的時刻，而這和面對已經「過去」的詩人及作品最大的不同是，你很難避免受到既存對象的干擾。所謂「干擾」並不意味某某詩人指著你說：「怎麼沒把我寫進去！」或者以嘲諷的口吻說：「看來，你實在不了解我！」等等；一個時代所形成的文化氛圍，對於撰史者的期盼，甚至於撰述者自己預期的批判回音，都可能令撰述者下筆之際動輒得咎，造成「干擾」。
這樣的「干擾」，對同時代的撰史者來說，平心而論，是難以逃脫的，譬如《台灣新詩史》寫作大綱向外公開後，就遭到若干「異音」的「干擾」。然而，有時這樣的「干擾」，竟也有醍醐灌頂的效果，提醒撰史者的疏忽與偏頗，未始不是一件好事，雖然詩史的撰述從來就不可能是客觀的、公正的，或多或少都帶點史家的偏見。其實，所謂「偏見」正是立場的一種宣示，而每一部文學史都有撰述者所站的位置，即便有人宣稱他博取諮諏，採「綜合」立場撰史，類此看來自失立場或沒有立場的「立場」，仍然也屬一種立場。在盡量剔除同代人的人情干擾（你可以說是六親不認）之外，《台灣新詩史》的撰述者並不自欺欺人地說：「我們絕無偏見。」或者說：「我們毫無立場。」
在我們看來，寫作這部《台灣新詩史》，所持觀點有破有立。首先在「破」的方面，本書認為新詩史要達到「真正的可能」，必須率先破除歷來相關的四個「迷思」，分別是起源說、進化觀、國族論、作者論——這些史觀涉及意識形態的抉擇、歷史進程的看法、變遷動力的主張、詩人與作品的定位、詩作的詮釋及評價等問題。其次在「立」的方面，本書一反前衛理論的主張，認為新詩史的主角既是新詩文本本身，所以就應該把歷史還原為文學，如此至少可以免去著重社會脈絡（context）所帶來的意識形態上的轇轕。基此觀點，《台灣新詩史》所持之史觀不妨可稱之為「文本主義」（textualism）的史觀 。以上正是《台灣新詩史》一書的撰述立場，此一立場也是我們所持的「一偏之見」。面對「台灣新詩史如何可能？」此一大哉問，底下即按上述「破」與「立」的立場分述之，並以之作為對此一問題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