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原住民文學選集．散文【三冊套書】

總序／文學做為一種民族防禦

孫大川 paelabang danapan

介入書寫世界應該是臺灣原住民近半個世紀以來，最突出的文化現象。藉由文字書寫的形式，原住民終於能以第一人稱主體的身分說話，與主流社會對抗、溝通甚而干擾、豐富彼此的內涵，這實在是整體臺灣千百年來最值得讚嘆的事。我們終於能擺脫「半調子」的本土化口號，與島嶼的「山海世界」面對面的相遇。原住民嘗試使用文字符號進行書寫，當然並不是現在才開始，早在和西班牙、荷蘭接觸的時代，即以拉丁羅馬拼音符號翻譯、記錄自己的族語。清代的漢語、日據時代的假名，甚至戰後初期國語注音的使用，都曾經是原住民試圖介入臺灣主流社會，渴望和外來者彼此認識、溝通的手段。可惜這些努力，都沒有形成一種結構性的力量，讓原住民的主體世界真實敞開。

對原住民或所謂少數民族而言，「介入」之所以困難，主要是因為介入的行動是兩面刃，是藉由離開自己來找回自己的一種冒險。原住民或少數者的聲音要被聽見，必須用主流「他者」的語言或符號來說話才行。說它是冒險，是因為這樣的介入極可能要付出自己文化、語言和認同流失的代價，清代的平埔族群就是明顯的例子，當代臺灣原住民面對著同樣的挑戰。不同的是，清代「土牛」界線的漢番隔離，以及日據時代特殊化的理蕃政策，使廣泛的中央山脈一帶和花東地區的原住民各族，即使到戰後，雖面對許多同化力量的衝擊，但仍大致保留了各自的族語、祭儀和風習。「介入」的風險雖然巨大，但底氣猶存。如何掌握臺灣內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意識型態的變遷，以及國際大環境總體趨勢的發展，在夾縫中找回自己民族的能動性和創造力，正是這一代原住民族人共同的使命和實踐目標。

「介入」牽涉到許多不同的方面，也包含著各個不同層次的問題，文學創作當然是其中重要的一環。主體說話了，它是原住民自我的直接開顯，宣示自己的存在與權力。我們曾經說過，對原住民或少數民族來說，真正的介入是一種冒險，一種離開自己朝向他者的路。從目前有限的資料來看，具民族主體意識，藉他者語言說話的例子，並不是現在才開始，早期受日文教育的泰雅族樂信．瓦旦、鄒族的高一生、卑南族的陸森寶、阿美族的黃貴潮（Lifok ‘Oteng），以及戰後以漢語寫作的排灣族陳英雄（Kowan Talall）、鄒族的伐依絲．牟固那那、泰雅族的游霸士．撓給赫、魯凱族的奧崴尼．卡勒盛等等，都是藉他者的語言來說自己的故事。一九八〇年代，原住民運動興起，接受比較完整漢語教育的原住民知識青年，有了更大介入書寫世界的實力。文學方面胡德夫、拓拔斯．塔瑪匹瑪、瓦歷斯．諾幹、莫那能、利格拉樂．阿和夏曼．藍波安等人，在文壇漸露頭角。不過，這段時期原住民的文學書寫大致上是零星的，也比較是伴隨政治運動的產物。一九九三年「山海文化雜誌社」成立，原住民文學的運動與隊伍，才逐漸以組織的型態集結、運作與成長。這種語言混用的情況，在部落即興歌謠或所謂林班歌曲中，有著非常豐富的創作傳統，至今不衰。

我在一九九三年《山海文化雙月刊》創刊號的序裡這樣說：「語言文字的問題，也是《山海文化》必須克服的難題。原住民過去沒有嚴格定義下的『書寫』系統，因此『雜誌』的呈現，對原住民原來的『言說』傳統，其實是一個極大的挑戰。通常，我們可以嘗試兩種策略：或用漢文，或創製一套拼音文字來書寫。《山海文化》的立場，願意並同時鼓勵這兩種書寫策略；而且為尊重作者本身所習慣使用的拼音系統，我們不打算先釐訂一個統一的拼音文字，讓這個問題在更充分地實踐、嘗試之後，找到一個最具生命力的解決方式。漢文書寫方面，在語彙、象徵、文法，以及表達方式的運用上，我們亦將採取更具彈性的處理原則。因為，我們充分理解到原住民各族皆有其獨特的語言習慣和表達手法；容許作者自由發揮，不但可以展現原住民語言的特性，也可以考驗漢語容受異文化的可能邊界，
豐富彼此的語言世界。」

鬆開族語的顧慮，大膽介入漢語書寫，目的不是要拋棄族語，而是想激發原住民創作的活力。從現在的眼光來看，當時對語言使用的彈性策略，應該是有效的。《山海文化雙月刊》雖因經費困難而於二〇〇〇年停刊。但自一九九五年起至二〇〇七年止，「山海」共籌辦了七次原住民文學獎，其中兩次與中華汽車合辦，另五次皆由「山海」自辦。二〇一〇年之後，由於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政策性支持，每年皆以標案的方式由「山海」承辦「原住民族文學獎」、「文學營」與「文學論壇」三項活動，至二〇二二年止共十三屆。二〇二三年之後，則由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續辦。這一連串的文學推動措施，深化了原住民文學創作的質量，不但培育了三十多位成熟的作家梯隊，也拓寬了原住民文學的內涵和題材。作家們的成就，受到多方的讚賞，迭獲各大獎項的肯定。教學和研究的現場，文學外譯的挑選，都有我們原住民作家活躍的身影。

二〇〇〇年以後，之前的關注焦點雖然仍是作家們持續反省的主題，但觀點更深入了，寫作的技巧與手法也更加細膩。尤其值得欣慰的是參與的作者不但增多了，而且陸續有年輕的世代加入了寫作的行列。巴代大部頭系列的歷史小說，奧崴尼．卡勒盛或霍斯陸曼．伐伐的《玉山魂》，有著完全不一樣的風格，毫無疑問的，歷史的原住民詮釋，是原住民文學二〇〇〇年之後，以不同的筆法、角度和切入點，思考歷史對原住民的意義。他們明顯受到線性時間系列的影響，對事件的解釋，徘徊於神話傳說和歷史考據之間。前輩作家夏曼．藍波安，二〇〇〇年之後其創作力更為雄健。大作陸續出版，將海洋的書寫推向極致。同樣地，瓦歷斯．諾幹也不遑多讓，他的《當世界留下二行詩》和微小說，不但是一種新的寫作形式之嘗試，也作為他推廣文學教育的實踐手段。年輕世代的乜寇、Nakao、沙力浪、馬翊航、程廷、黃璽、林纓，以及參與歷屆原住民文學獎的寫手，有些作者雖還未集結出書，但都有亮麗的表現。他（她）們創作的興趣和關心的議題，已與主流社會共呼吸，性別、科幻、政治、醫療、生態、族語、部落變遷與都市經驗等等，都是原住民作家要去面對、處理的課題。因為族群的特殊視角，對這些議題的理解和想像，自然與主流社會有著不同的判斷。

簡單地回顧這半個世紀以來，臺灣原住民介入文學世界的情形，特別著重二〇〇〇年前後的對照，是想讓讀者對原住民文學發展的能動性能有一個概括的掌握。從集體到個人、時空環境的變化，都反映在原住民作家的作品中。不同於以往，這些作品一篇篇串連成一道民族的防禦線，取得另一種客觀的存在形式。為保持原住民文學歷史發展的完整性，本選集盡可能收錄有明確作者掛名的最早作品，如鄒族高一生的〈春之佐保姬〉、〈獄中家書〉、阿美族黃貴潮的〈日記選粹〉和卑南族陸森寶的〈美麗的稻穗〉、〈思故鄉〉等。但，為避免和二〇〇三年印刻版選集重複，我們不得不對若干作家的精彩作品割愛。

此套選集分《小說》四冊、《詩歌》二冊、《文論》三冊、《散文》三冊，共十二冊。《小說》由蔡佩含、施静沂負責選文，蔡佩含撰寫導論；《詩歌》由董恕明、甘炤文負責選文，董恕明撰寫導論。《文論》由陳芷凡、許明智負責選文，陳芷凡撰寫導論；《散文》由馬翊航、陳溱儀負責選文，馬翊航撰寫導論。編選的過程，經過多次的討論，考慮文章的代表性、文學性、主題的開拓與篇數的平衡等等，為容納更多作品，小說以短篇為主，長篇則徵得作者的同意，做精彩片段的節選，並節制選錄。為鼓勵創作新手，我們也大量選錄參與各類文學獎的作品（包括山海及其他單位舉辦的獎項）。

編輯的過程中，我們都驚嘆於原住民作家創作的熱情，短短的幾十年，卻能生產出這麼多質量兼備的作品，原住民多麼渴望訴說自己的故事啊。感謝原住民族委員會夷將．拔路兒主委的全力支持，沒有他的首肯，我們根本無法進行這項工作。感謝聯經出版公司的林載爵兄及其編輯團隊的盡心協助，能與像聯經這樣具有學術聲望的出版公司合作出版，是原住民作家的福氣。謝謝山海的林宜妙以及所有參與選文、撰稿、校對、編輯的老師與同學們，你們的辛勞成就了這個有意義的工作。我們將這一切都獻給每一位原住民作家朋友，你們創作的無形資產會是原住民未來文化的活水源泉。

導論／家書與故事，危崖與險灘――寫在《臺灣原住民文學選集．散文》之前

馬翊航

本次選集的散文卷則選入了五十位作者，共一百二十七篇文章。此次散文卷的編選過程中，編選小組也加入了幾個原則：選入作品與印刻版選集不重複；以二〇〇〇年後出版、發表的作品為主，但並不以此為限；選入部分書信、日記、評論文章；選入報導文學作品，分別於三冊依序排入。本此選集中的散文卷，因為這些原則的納入，增添了入選文章的多樣性，呈現原住民作家在主題、風格、文字美學上的變化與擴張。

選集在編排順序上，大致以作家的「出生年」為依據，進行順時性的編排，選入作者較過去選集有更大的時間跨度，從高一生（1908-1954）到李真理（1998-），橫跨日治時期到千禧年後，或可見到寫作者世代記憶、生命經驗、文學環境的漸變與推移，形成一線性的、有「文學史」視野的概觀。然而，族群經驗、文學表達、歷史記憶的斷裂與銜接，並不只存在年表、列隊式的閱讀順序中；我們同時值得留意資深作家的嶄新拓展，青年隊伍裡的「古典」心靈。甚且，原住民族的文學創作中，也反映了個人與族群，在多重「時間感」下的遭遇、反應。書籍、選集雖有其必要的「體例形式」，若能在此小文中，與讀者一同在順時性的編排下，引發出選集內的多重線條，應該有其任務與樂趣。

臺大人類系的謝世忠教授，曾針對印刻版選集各文類分卷撰寫評論，他將印刻版散文卷中的五十一篇文，閱讀為多樣的「世界」論述，其中包含了「山、海、父、母、生、老、史、傷、女、我」世界，且彼此之間也交叉穿透。謝世忠教授的分類，若置放在此次的一百二十七篇作品中，其實同樣適切，讀者同樣也可從這十一個大主題來閱讀此次的選集，且也以原住民作家的視角，反映了族群、社會的變遷與印痕。

接受現代化教育、掌握書寫能力，進而以書面文字創作，對原住民族作者來說，是一件不可逆的、不得不的工程，也在此過程中，不斷反射外來文化與母體文化間的糾纏互動，流動於「舌尖與筆尖之間」。從族語到漢語的斷層、銜接，不只是符號的運作，同時也是地理、心理、生理的位移與重置。

關於「正名」（從「山胞」、「山地人」到「原住民」；從漢名到傳統命名）的記憶，向來是原住民族文學中重要、必要的論題，散文有其貼近個人體感經驗的優勢，散文也因其著重個人表述的特質，成為了作者現實經驗的一種分身或分擔。幸光榮〈我在博愛特區的這一天〉，寫下了特殊的經驗：身為執勤員警，如何面對族人在博愛特區的陳情抗議？在他細微的觀察與造境下，有重重的痛楚與荒謬。
「往日重現」在族人的生命經驗裡，畢竟還蘊藏另一層含義：「逝去」（斷裂？消失？）的「傳統」文化的復振。「逝去」或「傳統」可能是相對性的概念，但「重建」（物質或非物質）的心願與行動，卻有機會與散文的寫作互為見證。

諸多論者、創作者，都提示了閱讀原住民文學史時，不應輕易忽略口傳文化、說故事傳統，在當代以書面文字為主流的創作形式中，所占有的位置與角色，「討論原住民文學的發展，就得兩面作戰：一方面要贏回悠久的口說傳統；另一方面要掌握一個新工具，全面介入書寫世界，活化民族說故事和創作的能力（孫大川）。」因此，當夏曼．藍波安以「古典」來定義達悟的「海洋文學」時，我們乃有了相較「作家文學」、著重「個人」記憶、情意、思辨的散文風貌之外的選項。

本次的散文選集中，也選入了數篇白色恐怖相關作品，然而白色恐怖、原住民族政治受難經驗，乃至於戰爭記憶，並不只是一些「待挖掘」的題材。一如吳叡人所言，探詢絕對不只是需索英雄的悲劇、美麗的詩歌，而「就是一次試圖重建『作為被保存到現在的殘餘的過去』的努力。」利格拉樂．阿𡠄近年投入原住民族政治受難者的紀錄影像拍攝工作，在紀錄片鏡頭之外，她同樣也以散文捕捉當事人、親族、部落間飄蕩的記憶遺痕。阿𡠄的〈那個年代〉，寫出父親生前，未能盡數化解的政治創傷；在〈活著，就是為了等這一天〉裡，寫下了風聲鶴唳的年代，徘徊於部落的隱晦創傷與汙痕，以及遲來的正義。

因此說故事、寫作、理解「我們」（原住民？全人類？）的天性，總是一件未竟的工程。文學的未來在回顧之中。回顧伴隨著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