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原住民文學選集．散文【三冊套書】

▉胡德夫／〈為什麼〉

 

胡德夫，Parangalan，一九五〇年生於臺東縣金峰鄉的嘉蘭部落（Buliblosan），母親為排灣族人，父親為下賓朗部落的卑南族人。初、高中時，因參與教會詩班與同學組成四重唱而展開音樂表演之路。胡德夫考上臺灣大學外文系後，在哥倫比亞咖啡館擔任駐唱歌手，並與李雙澤、楊弦等人開啟民歌運動，被譽為「臺灣民歌之父」。

 

胡德夫為原住民社運先驅，曾任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副會長，其音樂創作攸關原住民知識分子的心路與對原鄉的思念。二〇〇五年發行首張音樂專輯《匆匆》，其中〈太平洋的風〉獲得金曲獎最佳作詞人獎、最佳年度歌曲。二〇一二年發行的《大武山藍調》英文專輯，獲得華語傳媒大獎的「最佳爵士藍調歌手獎」及金曲獎「評審團大獎」，並曾參與《練習曲》、《很久沒有敬我了你》、《阿莉芙》等電影演出。

 

〈為什麼〉

 

一九八三年，我在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的時候，整個編聯會裡面只有我自己是原住民，而其下屬的少數民族委員會裡面也只有我自己在工作。那時候我簡直是校長兼敲鐘，也就是兼打雜的。所以當我想了解同胞的事情，或者他們有事情發生的時候，也就只有我一個人在奔波忙碌。

 

兩個月以後，一位曾就讀於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的學生童春慶，在他當兵退伍回來的那天打電話給我，問我能不能到我這邊來工作。我當然願意，總算有第二個人來工作了。在他讀書的時候，我便與他有過交往，他知道我在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為自己的同胞發出一點聲音，因此想與我一起做這些事情。後來他改名為丹耐夫．正若，一度做過原住民電視臺的副臺長。

 

在他來了以後，我負責跟聯誼會這邊其他委員會的聯繫，也負責聯誼會所組織的各種大型活動，原住民的這部分工作交給他去規劃。而在這之外，我們面臨的另一個事情就是找到第三個加入我們的人。臺北縣是原住民居住人數最多的地方，在我們去造訪那裡的時候，阿美族或其他比較熱心的人都會幫我們做計畫，帶著我們尋找我們所需要的（黃文忠），這才算是找到了第三個願意與我們一起工作的夥伴。

 

他常常帶我們去阿美族朋友不同的工作場所和他們居住的地方，比如新莊附近的磚窯，遠洋出海的八尺門，猴硐的建基煤礦和海山煤礦，還有翡翠水庫，在這些地方工作的人們大多都是原住民。我們最初的工作就在這些地方開展起來，正因為看到了這樣的工地與工人，我們才對原住民的社會問題有了具體的了解。

 

我們在社會運動中常會提到勞工問題，而勞工問題當中的原住民勞工問題是大家比較不了解的，於是我們提出了一些看法，尋找了一些調查資料，也請「中央研究院」給我們一些對勞工問題田野調查的資料，慢慢也就對這些問題有了初步的了解。而我的那位朋友黃文忠，他雖然不是礦工，但他就居住在海山煤礦附近的永寧巷。他的老家在臺東，自然與那些原住民礦工比較熟悉。他常常帶我到永寧巷，在我們工作完了以後，會到他的家裡聚聚，那些在理髮店、煤礦工作的朋友與我們坐在一起，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樣。但誰也沒想到的是，因為一件事情的發生，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從此與我們陰陽兩隔。而他們在工地的居住條件，收入水準以及被社會所對待的狀況等問題，也全部浮到了檯面上來。

 

一九八四年的夏天，海山煤礦爆炸了，罹難的同胞幾乎都是原住民，而且幾乎都是阿美族。爆炸以後，那些礦工的家屬憂心忡忡，不知道礦井裡面的情況如何。住在永寧巷的黃文忠第一時間打電話給我，我馬上跑到他那邊去等消息。我們聯繫了臺大社會系教授張小春，此前也一直在關懷原住民勞工及一般勞工等社會問題，那天他帶著自己社會系的學生也趕到了現場。由於我們沒有專業裝備，不能到達事故煤礦的最裡面，只能在裡面差不多五、六十公尺的地方等遇難同胞的屍體上來。一具一具焦黑的屍體被運上來，瓦斯氣充滿了他們的身體，肚子脹得非常厲害。我們把那些遇難同胞的屍體運送上來，家屬哭成一團。

 

我們分成了兩個工作組，一組留在那邊等屍體，我跟黃文忠這一組趕快護送屍體到殯儀館進行整理。殯儀館裡的屍體非常多，大概八、九十具的樣子，這些罹難同胞的屍體被帶到殯儀館清洗的時候，居然被人直接用水去沖，跟我們洗車沒什麼兩樣，我終於忍不住怒火與殯儀館的館長吵了起來。怎麼可以這樣對待他們？難道就因為他們是原住民勞工？我不是第一次來殯儀館，我從沒有看過殯儀館是這樣清洗屍體的。我要求他們不要這樣來清洗遇難同胞的屍體，我要他們尊重這些遇難的同胞。

 

那一天的工作讓大家感到非常辛苦，到了夜晚，我們拖著疲憊的身子各自回家。回家以後，我的前妻、當時我的太太，煮了飯給我吃。我打開電視機，裡面全是這件事情的報導，不斷播放著還有多少遇難同胞的屍體沒有找到，殯儀館對屍體進行整理這樣的消息。這時候，白天那些遇難同胞家屬哭泣的畫面又在我的腦中浮現出來，我沒有辦法安心吃飯，便讓太太拿錄音機過來，想錄下這首在心中醞釀已久的歌。那個時候我一直在搞原住民的社會運動，想唱些什麼其實心裡面早就有譜了，在這樣悲痛的衝擊下，之前的一些感覺立刻匯聚起來，充滿在我的腦子裡面，我知道我在這第一時間即興地能夠唱出那種感覺。
我太太是學音樂的，她是位很有名的大提琴手。她把錄音機打開，放在床沿上，我並沒有寫下歌詞，而是直接唱出了這首〈為什麼〉。

 

阿美族人在海邊唱歌的時候，最高的音調都是他們在唱，而在社會的最底層，最深的地下卻是他們在挖礦，最遠的遠洋也是他們在出海。想到我們共同的命運，我不禁想問一句為什麼，為什麼那麼多的人，其實也包括了我，離開碧綠的田園，飄蕩在都市的邊緣。為什麼那麼多的人爬在最高的鷹架，打造出都市的金碧輝煌。他們所打造的大型建築物或是大型橋梁，每次落成的時候都要燃放煙火來慶祝，但那煙火掉下來的地方，卻是這些同胞所居住的角落裡的工地廠房。繁榮啊，那個時候臺灣真的很繁榮，我們那個時候的年輕人一個月賺上兩、三萬塊新臺幣是很容易的事，現在卻倒退了。但繁榮啊繁榮，你為什麼遺忘了燦爛的煙火點點落成了角落裡的我們。

 

這些原住民同胞對臺灣發展所做出的貢獻被大家漠視，大家覺得原住民勞工是舉無足輕重的「莫蝦米」（臺語），其實在社會的各個方面，包括能源、海資源、森林資源，甚至十大建設，他們的功勞是非常大的。

 

我在家裡這樣唱出來，唱完以後我發現太太在哭，而我也已經泣不成聲了。這一剎那，我覺得我們之前的努力都還不夠，為同胞寫歌當然是我該做的事，但是我覺得假如能夠為他們受苦的話，那才是我的願景。所以我要求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各個委員一起來開會，要針對罹難原住民的家屬做些事情。

 

我們這個組織的經濟本來是很拮据的，很難募到款，商人通常不會幫助我們。但拮据有拮据的辦法，我提議在當時的新公園，也就是後來的二二八公園那裡，為罹難同胞及家屬露天舉辦一個「為山地而歌」的紀念會和募款活動。那個時候海山煤礦發放的撫恤金根本不夠用，我們也聽到一些消息，事故發生以後，這些礦工家裡一下子連購買油鹽醬醋、孩子讀書都有了問題。

 

由於募款大會是為罹難原住民的家屬舉辦，雖然這樣的活動在當時的臺灣社會並不合法，但治安單位並不會驅散我們。我當時在社會上發了一個邀請函，我們這裡沒有音樂家的表演，全部都是來自於在都市漂泊的原住民孩子們想為同胞唱歌，唱出他們互相激勵的歌，請大家來聽。

 

那次的演唱會，我請了阿美族的「北原山貓」陳明仁來唱，我在當時還只認識他們。有兩位泰雅族的學生也過來唱，我自己當然也要唱。其實那些節目非常貧乏，而且大家唱得並不是很好，更沒有想要表現樂器與唱功，只是覺得我們心裡面有很多的話想說，要趁有很多媒體在的機會講述心裡的話，所以從我開始，每一個唱歌的人在演唱以前都有一段演講。我從核能廢料問題一直講到土地問題、歴史問題，後面的人也一個接一個地說，其他民族也都講了各自的困難。

 

我告訴大家自己寫了一首歌紀念罹難的同胞，尤其要紀念這次海山煤礦遇難的兄弟們，然後將這首〈為什麼〉唱了出來。這首歌在當天是有錄音的，但我唱到一半就唱不下了。這首歌本來有兩段歌詞，我只唱了前面的一段，後面的一段實在我沒有辦法唱出來，幾乎是用說的方式，透過眼淚講出來的。在舞臺的後面，寫著這次活動的主題─―為山地而歌，這是我真正地為原住民同胞所唱的第一首歌。

 

那天我在臺上的時候，看到臺下有幾個和我年紀差不多的人，看到他們的臉色，我便知道那一定是情治單位派來的便衣，而且派來的全部是原住民。看得出來。憲兵和軍中的情報官員都在裡面，但也看到一個我們村莊的人位列其中。一開始我以為那人是來給我們捧場的，但後來與他聊天，他才對我說：「大哥，我們是來蒐證的。」我只好讓他們請便。但我在唱歌的時候，在講自己同胞處境的時候，我發現他們每一個人都在偷偷地抹眼淚。

 

找到那扇門，走進那扇門，找到自己的田地，走進自己的田地，這在我的歌裡面占據了很重要的分量。這扇門是很深沉的。

 

我在當時被禁止出國，但有很多留美的學者聽到了我們的聲音，回國的時候幾乎都來捐錢。後來我們成立了原住民權利促進會，我決定在當年的十二月底離開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因為我們在那裡同樣被邊緣化，所有的委員會編制預算的時候，卻發現我們幾乎只能靠我太太錄音和幫人家代班唱歌的錢來維持。

 

一九八二年，我和楊祖珺開始關懷雛妓這個社會問題，也唱了一些歌，這對社會來說無疑是件好事，但被一些政客認為我們是在搞政治、搞陰謀。因此蔣孝武禁止我的聲音出現在廣播裡面，也禁止我登臺演出。我從臺灣演出價格最高的歌手一下子變得没有人敢邀請我，我和所有的朋友斷絕了來往，尤其是經商的朋友們。從活動的開始，我的朋友們就偷偷捐款進來，但都不敢說是什麼公司在捐款。我全部的電話都被監聽，像臺灣美國運通公司的嚴長壽，來來百貨、中興百貨董事長蔡辰洋，這麼好的兄弟，他們很有錢，也想幫助我，但我連他們的電話都不會接，我怕他們因此而被查稅遭到牽連。在黨外編聯會裡面有很多機構就是這樣子被關掉的，一旦被查起稅來，生意根本沒法做下去。後來連我媽媽也開始被約談，家裡其他人也受到了一些牽連。

 

我決心這樣去做，苦就苦下去好了，更何況與那些真正受苦的同胞比起來，我們這又算什麼苦呢？那些原住民同胞從家鄉出來，最後卻因意外從高空墜下，或在出海時沉沒於海底，或不幸地被瓦斯灌進去。比起他們來，我還讀過一點書，不做這些事情做什麼呢？

 

也許我輕輕轉過頭，一樣可以回到一個小時兩萬五千塊臺幣的舞臺上面去，一樣可以過比較好的生活，就像死。」但這樣下去，還會有多少同胞就這樣死去呢？

 

在我控訴為什麼的時候，其實自己的苦難也跟著到來了，這是必須要去承擔的事情。投射什麼東西出去，自然也會相應地反射回來，那本來就是我人生大部分的樣子，直到我又回來唱他們所謂的歌。

 

其實我一直都在歌唱，但多數人不知道，他們以為我不會歌唱了，以為我離開了舞臺，以為做了逃兵逃掉了。如果我一直留下，永遠也學不會，更寫不出、唱不出〈為什麼〉裡面所講的東西，自己也不可能真正地從心裡面覺醒過來，只不過會另外變成在政治方面比較有名的人。

 

但，那又有什麼用呢？